这时大海变成了紫色，看起来很黏稠，海浪的咆哮和城市的噪声融为一种愤怒的二重奏。我避开汽车和水坑，穿过了马路，还好身上没有溅上泥水。我停下来看着在拥挤而猛烈的车流的另一面，那些大酒店一字排开，每扇门窗都关得死死的，抵御着交通的噪声和大海的喧嚣。

我坐车去了平民广场，在那里遇到的每个电话亭，里面的电话都是坏的。我又去咖啡馆里，问他们有没有电话，找了几家之后，终于找到了一部能用的电话。我拨通了菲利波舅舅的电话，没人接。我沿着托莱多大街向前走，商店正在拉开卷帘门，路上行人很多。在小巷入口处，人们成群结队站在那里，巷子里黑乎乎的，两边的建筑竖立在阴暗的天空下。到了但丁广场，我买了一些巧克力，那只是为了呼吸一下店里带酒味的空气。我其实什么也不想吃。我漫不经心，甚至忘了把巧克力放进嘴里，最后它在我手指间融化了。我没有在意那些盯着我看的男人。

天气很热，阿尔巴港没有风，光线也不好。在母亲家楼下，我看到有人在卖车厘子，看上去饱满而鲜艳，非常诱人，我买了一斤，毫无兴致地溜进电梯，去敲德利索寡妇的门。

那女人像往常一样，很谨慎地打开了门。我给她看了看车厘子，说那是给她买的。她眼睛瞪得很大，马上把门上的链子松开，请我进去，明显对这意外的礼物，还有我对她的示好感到高兴。

“不了，”我说，“您来我这儿坐吧。我在等一个电话。”我说了一些关于鬼魂的话，我确信并向她保证，几个小时之后，鬼魂就会失去自主性。“一段时间后，他们会很听话，我们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会做什么，让他们说什么，他们就会说什么。如果我们希望他们保持沉默，他们最后会保持沉默。”

“沉默”这个词，让德利索寡妇对我产生了某种敬畏，她用一种和我的意大利语匹配的语言，表达了她接受我的邀请。她把家门锁上了，而我打开了母亲家的门。

公寓里特别闷热、让人窒息。我急忙打开窗户，把车厘子放在一个塑料盆里，让水哗哗地流着，冲洗着。而老太太用怀疑和惊恐的目光，看了一下屋子四周，有些机械地走到厨房的桌子前，坐了下来。她解释了她为什么要坐在那里，她告诉我，我母亲总是让她坐在那里。

我把车厘子放在她面前，她等着我请她开始吃。当我邀请她的时候，她用一种孩子气的姿态，把一颗车厘子送到嘴里，我觉得很可爱。她拿着果柄，把它送到嘴里，水果在舌头和上颚之间转动，她没有咬它，绿色的果柄在她苍白的嘴唇上跳舞；她又用手指抓着果柄，轻轻把它扯下来。

“很好吃。”她说。她放松了下来，开始赞美我身上的裙子。她强调说：“我说过，这件蓝色的比另一件更适合你。”

我看了看身上的衣服，又看了看她，以确定她说的就是那件衣服。她很肯定，她说，这件很适合我。阿玛利娅给她看为我准备的生日礼物时，她马上觉得，这件裙子特别适合我，我母亲也很确信它会很合适。德利索告诉我，我母亲当时很高兴。在厨房里，在同一张桌子前，她把那些内衣和裙子放在身上比画，不断地说：“这一定会很适合她。”而且，她对得到这些衣服的方式很满意。

“怎么得来的？”我问。

“她那个朋友给她的。”德利索寡妇说。那人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他想用这些新衣服，换取她所有的旧内衣。他们以物易物，她简直太划算了，几乎什么都不用出。他是沃梅罗一家奢华商店的老板。阿玛利娅年轻时就认识他，知道他特别擅长做生意。她怀疑，他想根据那些打着补丁的旧内衣内裤，研发什么新款式。但德利索寡妇对这个世界还是有一定的认识，她告诉我母亲，男人嘛，不管是好是坏，是老是少，是富是穷，对他们最好保持警惕。我母亲太高兴了，没有听她的劝告。

我感觉到了德利索寡妇故意含糊其词的语气，我想笑，但克制住了自己。我好像看到了卡塞尔塔和阿玛利娅在一起，在这所房子里谋划了一个又一个晚上，基于那些老古董，他们想重新推出五十年代的女性内衣。我脑子里浮现了一个充满说服力的卡塞尔塔、听得入迷的阿玛利娅。他们年老而孤独，都没什么钱。他们在那个简陋的厨房里，离那个同样年老而孤独的寡妇只有几米远，她在那里侧着耳朵听。这一幕在我看来是有可能的，但我说：

“也许，那不是真正的以物易物，也许她的朋友只是想帮她一个忙。你不觉得吗？”

寡妇又吃了一颗车厘子，她不知道该把核放在哪里，就吐在手掌心里，那样握着。

“可能是这样，”她承认说，但并不是相信我说的，“他很体面，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有时他们出去吃饭，有时去电影院，或者去散步。我能听到他们在楼道里的声音，他总是在不停地说话，而你母亲总是在笑。”

“这没什么啊，笑是好事。”

老妇人犹豫不决，咀嚼着车厘子。

“是你父亲让我产生了怀疑。”她说。

“我父亲？”

我感觉，我父亲已经在厨房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在那里了，我压抑自己的不适感。德利索寡妇解释说，我父亲暗地里找了她，说是如果发现阿玛利娅做了什么轻率的事，就告诉他一声。这不是他第一次突然出现，并提出这样的要求，但那次他特别坚决。

我想知道，对我父亲来说，什么是轻率，什么是不轻率，它们有什么区别。德利索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用自己的话向我解释：轻率就是不假思索，让自己暴露在生活的风险中。我父亲担心他的妻子，虽然他们已经分居二十三年了，那个可怜的男人仍然爱着她。他是那么客气，那么……德利索寡妇试图寻找合适的词汇。她最后说：“那么悲伤。”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他像往常一样，试图给这位寡妇留下个好印象。他表现得深情款款，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但事实上——我想——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听到阿玛利娅的笑声。我父亲无法忍受她笑，他认为她的笑声是逢场作戏，很虚假。每当家里有陌生人（例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委托他画画的人，画吉卜赛女人，或长满松树的维苏威火山），他都会奉劝我母亲：“不要笑。”那笑声在他听来，就像精心撒出来的糖，是用来羞辱他的。实际上，阿玛利娅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像四十年代海报或杂志上的女人。那些拍摄或画出来的女人，看起来很快乐：她们涂着大红嘴唇，牙齿洁白醒目，眼睛炯炯有神。这就是她想象中的自己，她就是应该那样笑。对她来说，要选择丈夫能够容忍的笑声、声音、手势，一定很困难。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有人在街上经过看着她，一句玩笑话，她会不假思索做出回应。最后会听见有人敲门，就这样，玫瑰花送来了，她没拒绝。她不但没拒绝，还笑着选择了一个天蓝色玻璃花瓶，将玫瑰花散开来，放在装满水的花瓶中。那些神秘的礼物，匿名的礼物，隔一段时间就会送过来（但我们都知道，那都是卡塞尔塔送的，阿玛利娅也知道）。她还年轻，好像是在自娱自乐，没有恶意。她捋了捋额头上的黑色鬈发，眨了眨眼，给了店员小费，允许那些东西在我们家放一段时间，好像那是合情合理的。最后，我父亲注意到了，会摧毁一切。他也试图毁灭她，但总是在杀死她之前停下手，我母亲流的血就能证明他的意图。德利索寡妇和我说话时，我脑子里想着那些血，从阿玛利娅的鼻子里淌出来，血流在水槽里，一开始是红色的，后来被自来水冲淡了颜色。血还顺着她的手臂，一直流到肘部，她试图用一只手捂住鼻子，但血还是从手掌上流下来，在手臂上留下红色的痕迹，就像划痕一样。在我父亲看来，那不是平白无故的血，阿玛利娅的任何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他那么怒火中烧，充满敌意，同时又那么渴望快感，爱争吵。他那么爱自己，他无法接受我母亲与世界存在友好，甚至是欢乐的关系。他马上就能察觉出背叛的迹象，不仅是性方面的背叛。我相信，他不只是害怕性方面遭到背叛；相反，我觉得他最害怕的是被抛弃，害怕我母亲进入敌人的阵营，害怕她听了卡塞尔塔的话，接受他的理由、言辞、品位。那些人都是背信弃义、奸诈的人贩子、肮脏的引诱者，但他不得不向他们弯腰。我父亲试图让她遵从一种恰当的社交礼仪：保持距离，但又不带敌意。但他很快就会破口大骂，在他看来，阿玛利娅的声音听起来太容易被说服，她的手势太柔媚，目光太闪烁，以至于有些不知廉耻。最重要的是，她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取悦于人，她甚至都没有取悦人的想法。即使她不愿意，那种事情也会发生。啊，是的，他用耳光和拳头来惩罚她招人喜欢这一点。我父亲把她的手势理解为秘密的交流、隐秘的勾搭，她的眼神也是为了和别人眉来眼去，为了排挤他。我很难从眼前抹去那些血迹，如此痛苦，如此暴力。我父亲的暴戾使我感到心如死灰，他一边大喊大叫、一边蹂躏玫瑰花的样子，在我脑海中喧闹了几十年。我父亲烧掉了她的新裙子，因为她没有把裙子退回去，却悄悄地穿上出去。我无法忍受布料燃烧的气味，尽管我把窗户打开了。

“我父亲来这里后，打她了吗？”我问。

老妇人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一天早上，他一大早出现在这里，那时还不到六点，威胁要杀死她，说了很多难听话。”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五月中旬，你母亲离开前的一个星期。”

“那时候，阿玛利娅是否已经拿到了新衣服和内衣？”

“是的。”

“她高兴吗？”

“很高兴。”

“我父亲来了，她有什么反应？”

“她总是这样，你父亲一走，她就把这事忘了。我看到他从门里出来，脸色惨白，跟一张纸似的，她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她说，他一直都是这样，老了也没有变。但我意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直到她离开前，直到火车上，我一直对她说，阿玛利娅，你要小心。她丝毫不在意，她看起来很平静，但在路上，她很难正常行走，她故意放慢了速度。在车厢里，她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开始用裙子下摆扇风。”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问她。

“当着大家的面，怎么能那样呢。”寡妇回答说。

我拿起两颗果柄连在一起的车厘子，让它们挂在我伸出的食指上，左右摆动。在阿玛利娅的生命中，她可能放弃了很多东西。像任何人一样，放弃那些可以明里暗里做的事，但也许她只是假装没做。或者说，她只是装装样子，这样我父亲就会觉得她不可靠，随时担心她的背叛，并为此而痛苦。这也许就是她的反应方式，但她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我们三个女儿也会一直这么想。尤其是我，我无法重新塑造她无辜的形象，这是到现在我也无法做到的事。有可能，卡塞尔塔在寻求她的陪伴时，只是在追求她年轻时的影子。但我确信，阿玛利娅仍在自娱自乐，带着少女般的邪恶为他开门，捋一捋落在眉毛上的鬈发，眨着眼睛。有可能，那老头装出一副成功商人的派头，只是想谨慎地向她展示他恋物癖倾向。但她没有退缩，以物易物的提议，只能让她心领神会地笑起来。她利用我的生日做幌子，来满足她自己，还有卡塞尔塔的老年冲动。可能事情不是这样，也可能是的。我意识到，我正挖掘出一个肆无忌惮的女人，在我的记忆中，她就是这样无畏。甚至当我父亲举起拳头打她，就像她是一块石头或木柴，想让她顺从，她没有因恐惧而睁大眼睛，而是很惊奇。当卡塞尔塔提出以物易物时，她一定以同样的方式睁大了眼睛，带着一丝惊奇和兴趣。我也很惊讶，就像面对一个暴力场景，两人按照惯例玩的游戏：一个不让人害怕的恶棍和一个无法被消灭的受害者。我突然想到，阿玛利娅一定是从小就觉得那双打人的手，就像手套一样。先是用纸剪好样子，最后做成皮革的手套，她裁剪缝制了很多副手套。后来她又为那些将军的遗孀、牙医的妻子、行政长官的姐妹做衣服，测量她们的胸围和臀围。这些尺寸都是用裁缝用的黄色软尺测量出来的，软尺谨慎地拥抱着各个年龄段的女性身体。她根据这些尺寸剪出纸样，纸样用别针固定在布上，在布料上画出乳房和臀部的样子。她紧张而专注地裁剪布料，沿着纸样的边缘裁剪。在她活着的所有岁月里，她把身体的不适，转化成了图样和布料。也许，她内心深处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她默默揣摩这些尺度，思忖着如何打破尺度。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到了，但我再也无法问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面对着正在吃车厘子的德利索寡妇，我觉得她和卡塞尔塔之间，最后以物易物的游戏，将他们过去的私情变成了用新衣服换旧衣服，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尾。我突然心情大变，我很高兴，我相信她的轻浮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轻浮。我喜欢这个意外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我母亲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把自己编造的故事玩到底了，她用空荡荡的布料自己玩。我想象着，她并没有带着怨恨死去，我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同时也觉得意外。我把在手上把玩到那一刻的车厘子挂在耳朵上，笑了起来。

“我看起来怎么样？”我问德利索寡妇，在此期间，她手心里至少已经攒了十几个果核。

她做了个疑惑的表情。她说：

“很好。”我的奇怪表现，让她有些忐忑。

“我知道。”我得意地说。我又找了两颗连在一起的车厘子，正准备挂在另一只耳朵上，但我改变了主意，把它们伸向德利索。

“不。”她避开了。

我站起来，走到她身后，在她摇头苦笑时，我把她右耳上的灰白头发拨开，把车厘子挂在了那里。我退后一步，欣赏着这景象。

“太美了。”我惊叹着说。

“才没有。”寡妇尴尬地嘀咕说。

我又选了一对车厘子，回到她身后，想装饰她的另一只耳朵。我从后面抱住她，双手交叉放在她丰满的乳房上，用力挤压。

“阿姨，”我说，“是你告诉了我父亲这一切，对吗？”

我亲了亲她布满皱纹的脖子，她扭动着身体，在我怀里挣扎，我不知道是不自在还是想挣脱。她否认了，说她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她问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想这一定是她干的：她充当间谍，就是想听到他叫喊、甩门、砸碗，而她躲在自己的公寓里，激动不安地享受着这一切。

电话响了，我狠狠亲了亲她灰色的头发，然后去接电话，那时已经响第三声了。

“喂。”我说。

电话那边一阵沉默。

“喂。”我平静地重复说。同时观察着德利索寡妇，她有些困惑地盯着我，同时正挣扎着要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挂断了电话。

“您再待一会儿吧，”我想挽留她，又恢复了尊称，“您要不要把手上的核给我，再吃点儿剩下的车厘子，再来一个吧，或者您带回家吃吧。”

但我觉得，我无法采用一种令人放心的语气。老太太这时已经站起来了，向门口走去，车厘子还挂在她耳朵上。

“您生我的气了吗？”我放低姿态问她。

她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一定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她停在半路。

“那条裙子，”她不安地说，“你怎么拿到它的？你不应该穿上它。它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在行李箱里，而那个箱子一直没有找到。你从哪里找到它的？谁给你的？”

当她说话时，我注意到她的瞳孔很快从惊讶变成了恐惧。我并不希望是这个结果，我没打算吓唬她，我不喜欢吓唬人。我用一只手向下拉了拉裙子，使它变长。我穿着这条很短、很紧身的裙子，优雅但不适合我的年龄，感觉很不自在。

“这只是一块没有记忆的布料。”我小声说。我想说，它不会伤害到我，也不会伤害到她。但德利索寡妇一字一句地说：

“那条裙子不干净。”

她打开门，并迅速关上了身后的门。这时电话又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