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就和至亲者乃至陌生人的死亡产生过某种关联。我出身于伦敦近郊的一户小康人家。父亲在当地政府担任会计，他和我的母亲从英国北部迁居至此寻求发展。虽然没有赚到大钱，但我们也算衣食无忧，一般可被划入社会的中下阶层。姐姐比我大十岁，哥哥则年长我五岁。我是所有家人的心头好。一切都再正常不过，只有一个例外。我们的母亲患有心脏病，这导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母亲小时候感染了风湿热，这种疾病的并发症之一便是患者的心脏二尖瓣出现慢性损伤。现在我才清楚这一点。当时，即便是轻微运动，也会导致她呼吸不畅，因此，和其他人的母亲不同，我的母亲需要经常保持静坐状态。

大姐海伦告诉我，母亲曾经充满活力、爱说爱笑，一有机会，就会不由分说硬拉着严厉又不情愿的父亲走下舞池。正是这位年轻女性，在“二战”爆发之际，和父亲共骑一辆双人自行车环游欧洲。而她同样曾是各种社交聚会的中心与灵魂人物。

我很喜欢坐在客厅，听姐姐讲母亲的故事。当时，家里的墙壁还是光秃秃的，但地毯颜色的绚烂程度弥补了这一切，甚至有点太过了。角落里，摆放着一台小型黑白电视机，关机的时候，屏幕中央出现的白色亮点会在之后的数分钟内，令人匪夷所思地继续存在。还有一台收音电唱两用机（兼具卡带及收音机功能的大型播放装置），前面罩着纱网，主要用来播放一些被冉冉升起的中产阶级认为有教育意义的古典轻音乐。

电子壁炉闪烁着温暖的光芒，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其发出的亮度远甚于其发出的热度。扶手椅已然磨损，但我们颇为机智地盖上了椅套。的确，坐在俗艳的客厅地毯上，听那位曾经充满活力的女士的故事，会令人心情愉悦。但这位女士与经常卧床、待在楼上或者住院的母亲，显然存在很大出入。

她经常住院，一住就是很长时间，至少在当时还是个小男孩的我看来，情况就是如此。我经常需要打点行装，和奶奶去莱萨姆圣安纳斯的海边度假，或者前往斯托克波特的姑姑家，直到很久之后，我才发现，这样做的目的，根本不是让我去海边玩耍或者走亲访友，而是让我的母亲有机会做手术并慢慢康复。

在家的时候，她竭尽全力扮演正常的母亲角色。每天早上她都会很早起床，将我收拾得整整齐齐，目送我上学（那是一个连很小的学童都会自己上学的时代）。直到有一天，我忘了带小提琴，回家取时意外发现，母亲瘫倒在床上，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每天我刚刚出门，体力不支的母亲都会马上卧床。她和发现这一切的我，都惊得目瞪口呆。我吓坏了，甚至还责备了这位可怜的女士。我只是希望她能有所好转，能够恢复到所有人口中的曾经的完美状态。但即便是我，也能看出母亲的生命力正在消失。

12月的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母亲不见了。现在我知道，她被送进了皇家布朗普顿医院，并在那里接受了更多的检查，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卧床休息。那一年，母亲47岁。

圣诞节的时候，家人带我去看她。那次探访的记忆，几乎被之后我在很多医院的工作经历压迫得支离破碎。我不断向记忆深处挖掘，筛查不同时代的断层信息，最终唤醒了1961年圣诞节的记忆，但此时我才发现，回首往事，一切都已成为碎片。能够捕捉到的，也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某个片段。

我意识到，九岁的孩子，其实在病房里并不受欢迎。家人告诉我，言行务必得体。清楚这一点后，我被领入了一条又高又充斥回音的走廊。身着浆洗过的漂亮制服的护士小姐从我身边匆匆走过。走廊两侧都是宽敞的病房。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透过远处的窗户，可以看到阴郁伦敦泛黄的天色。我跟在父亲后面，突然转入了一间大病房，病房内敷设地板，整齐排列的一长串病床全部被涂成白色，正在等待下一位病人。我的印象中，所有的病床都空着，只有我母亲的病床例外。现在看起来，她应该是唯一一位在这间病房里过圣诞节的病人。

我是多么希望能回忆起母亲是如何欢迎我，如何充满爱怜地注视着我。我期待她能紧紧地抱着我，拉着我的手不放。我想，她一定是这么做的。我料想自己爬到母亲的病床上，向她展示我收到的玩具，或许我和她一起拆了其中一些礼物。我想，我一定是这么做的。我真心希望我这么做过。

数周后，1月一个寒冷的清晨，我如往常那样，离开我和哥哥罗伯特共同居住的房间，来到父母的卧室，和父亲睡在一起。每天早上我都会这样。但是今天，情况有些反常。被窝里很冷。床具依旧整洁。昨天根本没有人在这里入睡。

我蹑手蹑脚来到楼梯那里。下面亮着灯。很早，房间里就亮着灯。有人在说话。他们的交谈不像是在光天化日下那般自然，有如夜深人静时的窃窃私语。人们的语调奇怪，传递出某种令人警惕的意味，但我一时无从分辨。我偷偷爬回自己的小床，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担心着。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迟早会有人来向我解释。

最终，父亲走了进来。

令人震惊的是，他在啜泣。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罗伯特睡眼蒙眬，他才刚刚睡醒。

父亲说道：“你们的母亲，曾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这种表述对于九岁的我来说，显得太过微妙。罗伯特不得不向我解释过去式的意义，现在，我们的母亲已经成为过去式。因为，她去世了。

后来，我才知道，前一天晚上，父亲和姐姐一如往常，前往皇家布朗普顿医院探视母亲。她的情况没有好转，但似乎也没有恶化。就在他们和母亲互道晚安准备离开的时候，护士将两人叫到一旁，说道：“你们看不出病人的情况有多糟糕吗？我担心谢泼德太太撑不过今晚了。”

这个消息可谓晴天霹雳，因为任何人都没想过母亲可能会死。即便父亲有过这样的担心，或者医护人员曾如此暗示过他，他也一定安慰自己这一切并不会变成现实。她被送入医院，情况正在好转，家人前来探视。这便是全部经过。没有人预料到，结局来得这么突然。

事实上，此时的母亲，已经处于心脏病的晚期，她已出现心力衰竭，之后又发展为支气管肺炎，这种病被俗称为“老人之友”，病人会因为痛苦而变得愈发虚弱。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治疗感染的抗生素，但母亲的身体禁受不住肺炎的侵袭。要是青霉素能够更早被发明出来，避免孩提时代罹患的风湿热进一步侵害她的心脏，该有多好？

很多年后，当我成为一名医科生，父亲非常郑重地从某个专门的抽屉里拿出了母亲的验尸报告，要求我解释。我告诉他，母亲童年时期感染风湿热，人体会因此在血液中分泌某种物质杀死病菌。但是这种物质不仅仅抑制感染，还会对人体组织，尤其是心脏的二尖瓣造成损害，我母亲的情况便是如此。二尖瓣主要控制左侧心室的血液流动，因为瘢痕的存在，母亲的二尖瓣出现了僵硬和阻滞的情况。每次母亲住院接受心脏手术，医生都会用手指按摩二尖瓣来疏通其尖端部分。结果便是，二尖瓣的律动再次变得正常起来，血液恢复在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流动，一言以蔽之，情况改善了。当然，只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她经常虚弱无力地去医院，然后又重新恢复生机活力，回到家里。但每一次，病情的改善程度都会变得越来越小。

这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尖端的心脏外科手术了，堪称走在医学的最前沿，但是如果身体执意摧毁这个顽固不化的心脏瓣膜，那么我们想与之对抗是根本没有胜算的。事实上，十年后，当我就读医学院时，如此传统的治疗方式已经被抛弃了。如果是现在，她可以换上人造心脏瓣膜，能再过上许多年活跃、健康的生活。

但在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对此还一无所知。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应该作何感受。所有人都眼含热泪地看着我，似乎期待着什么。但期待的究竟是什么？我去隔壁朋友约翰家。那是一个周六，全家人都在。他的妈妈态度热情、眼含热泪，而我则和约翰一起看动画片。即便十分有趣，我也明白，不能露出一丝笑容。

后来，当我放学回家，所有这一幕再次重演，家里全是亲属和他们带来的鲜花。我后来才弄明白，葬礼已经结束了。没有任何人觉得我应该去。当我走进家门的时候，他们都怜悯地看着我。他们到底想要我说什么？做什么？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或许在内心深处，我还没有理解死亡的含义。母亲生前经常消失不见，然后再重新出现。如果不看表面，或许，我相信她会再次回到我的身边。

回首人生的最初几年，关于我的母亲，我很少留下什么回忆或特殊的情感。是因为她经常住院，即便在家也十分奇怪地很少露面吗？为什么我能够记得关于祖母和外祖母、哥哥、姐姐、父亲、姑姑阿姨的很多往事，偏偏和母亲有关的记忆，却是一片空白？我想，恐怕永远都会是一片空白。

母亲死后，最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猜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母亲，因此试图同时扮演好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他一改此前的笨拙古板，变得充满爱意。我的大姐也帮了不少忙，虽然母亲去世的时候她已经年方十九，离家就读一所师范学校。尽管父亲认为姐姐应该回来照顾自己的两个小弟，但她非常明智，并没有选择这样做。即便如此，她依然是最好、最支持我们的姐姐，几年后她结婚了，也依然如此。

父亲持家、购物、做饭，同时全职工作，在那个时代，单亲爸爸很少见，购物环境更为恶劣，上班族有时间去买东西的时候，商店基本上都关门了。但他坚持认为，只要下决心，任何事都可以做好。因此，他给房子重新铺设了电线，粉刷了厨房，定期维修保养汽车，学习煮饭（这一点必须承认，成果时好时坏）。除此之外，他还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兼顾我们的需要，增进父子之间的深厚感情。每每回想起这些，我都不由得对父亲心生崇敬。

有一张黑白小照片，父亲的膝盖上坐着一个长腿的大孩子，那一定是我。我们两个人都睡着了。从拍摄的时代来讲，这张照片的意义非比寻常。战后那代男性，基本上都受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的教导，根本不知道如何向自己的孩子表达如此深情厚谊。

父亲想尽办法让我享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我喜欢上学，顺利通过了初中入学前的预考，酷爱游泳，经常去当地的青年俱乐部，参加唱诗班，朋友众多。其中一个朋友的父亲便是全科医师。我们当时13岁左右，这个家伙为了吓唬我们，从他父亲的书架“借走”了一本专业书籍，并把它带到学校。这本书便是《辛普森法医病理学（第3版）》，作者正是基思·辛普森教授。这本破旧不堪的红皮小书，外表无奇，里面却尽是死者的照片，事实上，大部分都是谋杀犯罪受害者的照片。有被勒死的，有被电死的，有被吊死的，有被捅死的，有被射杀的，有被闷死的，总之所有骇人听闻的情况，辛普森教授都没有遗漏。他记录了一切。其中还有电击后在皮肤表面留下的类似蕨类植物的图案，一个小男孩头部遭到砖头打击后颅骨内侧的照片，令人触目惊心的各种子弹造成的贯通伤照片，以及不同阶段的尸体的分解照片。

现在，我对于死亡的概念已经非常熟悉，并且目睹过许多次死亡的后果。但是，当时我对于死亡的医学表现还一无所知。母亲在离家很远的医院中病逝，所有人都觉得不应该让我去瞻仰遗容。因此，即便是最业余的心理学家，也能够推断出，我对这本《辛普森法医病理学》产生强烈兴趣是因为我想要探索死亡的存在。我不仅是感兴趣，更可以说是对此痴迷。其程度显然已经超越了性的懵懂，更超越了男孩子渴望惊吓的冲动。

我借来这本书，研读了好几个小时。反复阅读正文，同时观察相关照片。这些图片相当写实，那个时代还不存在隐私保护的问题，因此照片里的受害者面部都没有做模糊化处理。

或许，我希望借由伟大的辛普森独立超然、科学分析的双眼去看待这些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叫作死亡的人间惨剧。或许，辛普森帮助我实现了对于不可控事态的控制。或许，我仅仅是对于侦探工作和医学知识的混搭感到激动万分。

我开始考虑学医。病理学非常有趣，但法医病理学不仅仅是医学的分支，还包括其他东西。我发现，和其他病理医生不同，法医病理学家确实有病人，只不过他的所有病患都是死人。这肯定和每天需要面对一长串淌鼻涕的病人的全科医师大相径庭。

我还了解到，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出现了可疑的死亡事件，法医病理学家都会到场，这意味着他可以出现在真正的谋杀现场。他的工作（那是一个只有“他”的时代）便是对尸体进行彻底的医学分析，从而帮助警方侦破案件。辛普森说，假设有人死于枪击，法医病理学家不仅需要检查现场和枪伤，还必须立即要求查看在现场周围发现的枪支。

这个时候，法医病理学家必须问自己以下四个问题：

1. 枪伤是否由这个武器造成？

2. 射击距离有多远？

3. 从哪个方向射击？

4. 伤害是否可能是受害者自己造成的？

对于基思·辛普森教授而言，这只是一天的工作。我如饥似渴，阅读了一切可以找到的与他相关的文字，并深深喜欢上了他奔赴现场——通常情况下是搭乘蒸汽列车——利用自己掌握的医学技能，帮助警探重建凶案现场的方式，他侦破悬案，解救无辜，出庭雄辩，让行凶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此后，我的未来似乎变得分外明确。我的宏愿便是成为第二个基思·辛普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