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置身于布鲁姆斯伯里区某处地下建筑，这是一座宽敞的临床实验室，四周镶满了白色瓷砖。头顶，灯光明亮。身前，裹尸布下面的物体形状怪异，但清晰可见，那里躺着我这辈子即将见到的第一具尸体。

伦敦大学学院的所有医科生都必须上解剖课。大约70名新生都清楚解剖意味着什么。切开，肢解。此前我曾经在学校参与解剖过一条角鲨，以及一只老鼠。现在，我们即将解剖一具人类遗体。

顺着楼梯走下来的时候，福尔马林的刺鼻味道让我立刻联想起高中的生物实验室。我们这些人鱼贯而入，穿过大约40张瓷制解剖台，高年级的学长们正在上面进行解剖。大家都小心翼翼，知道这些大包布里面躺着的都是尸体。我的身体轻轻擦过一具遗体，刮开了裹尸布的一角，露出的却是一只毛茸茸的大猩猩的脚。哈哈，原来学长们上的是比较解剖学的课程。我发出了干干的笑声。大家都颇为紧张地笑了起来。每个人都很紧张。

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即将要做的事情或者让人恐惧，或者令人作呕。我内心的担忧稍有不同。我依然决意成为像基思·辛普森教授那样的病理学家，但迄今为止我只在照片里见过死者。面对这辈子的第一具死尸，我该如何反应？我知道，如果我呕吐、头晕、脸色苍白甚至踉跄畏缩（屋子里的一些同学现在就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么我念兹在兹的职业生涯还没开始，便已终结。

我们4人一张解剖台，身着崭新挺括的白大褂，我们围在尸体旁边。在未来的18个月，这些尸体将始终在解剖课里与我们相伴。最终，我们对这些尸体生理状况的了解，将远超死者生前对自己的了解，但我们对于这些人的了解，可能还不如曾和他们一起乘过公共汽车，有过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在等候指导教师到场的间隙，所有人都在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让情绪稳定下来。但毫无生息躺在裹尸布中的，是确凿无疑的人体轮廓，这改变了我们这个小组的气氛。大家开始纷纷虚张声势，为自己打气。有人开始讲笑话，其他人则觉得自己必须发出由衷的笑声。目光交汇时，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对方的凝视。有人甚至突然发出约会邀请。在这种全新的异样压力下，房间里跳动着愈发密切的人际关系。

指导教师开始施训，每个人的身体都保持立正姿势。他所讲的每字每句，在鸦雀无声间，传得越来越远。强烈的灯光照射在周围的瓷砖，我们的白大褂，闪着寒光的手术刀，以及我们紧绷着的精疲力竭的面庞之上，又反射开来。

裹尸布被揭开，他们就躺在那里。死者。尸体呈现灰白色，体态僵硬，闭嘴合眼。有些同学不敢直视，一个劲儿地盯着指导教师。其他人则盯着眼前这具赤裸的遗体或者其毫无表情的面庞。

我们面前的解剖台上躺着一位年迈的长者，口眼紧闭，面颊消瘦，下颌坚挺，双手侧握，腹部隆起，膝盖畸形，双脚朝外。他给人感觉既脆弱无比，又坚不可摧；感觉像人，又不是人。

我们被告知死者的死亡时间。我们组的这位是在一年多前辞世的。这位先生非常高尚地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用于医学研究，很显然，我们这群毫无经验的黄毛小儿也被列入医学科研人员的行列。死后不久，人们就给这具遗体做了防腐措施，在被送上解剖台前，遗体一直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稍后我才知悉，尸体表面呈现出来的独特灰色，并非死尸固有，实乃被注射福尔马林后出现的特殊体征。

但我们没有被告知遗体的姓名，以及任何有关的个人信息，或许是希望借此对其做非人化处理吧。几乎已将《辛普森法医病理学》默记于心的我，暗自希望能够在尸体上发现某处枪伤，但指导讲师告诉我们，死者均系自然死亡，解剖的目的也不是让我们去辨别死因，当然，可能会偶然有所发现。这门课的目的只是对人体构造及其工作机理进行基本介绍。我们将目睹骨肉的连接状态，寻找神经纤维，检查肾脏周围的“管道”与心脏附近的血管。

我们翻开艾特肯、考西、约瑟夫和杨所撰写的《人体解剖学手册》第一卷，翻到“第一章：胸与上肢”。指导教师解释道，我们需要在胸部中央下刀，然后开始解剖。当他逐一询问，每组由谁执刀开胸时，一时无人应答。会有人准备好在人的肌肉上划下这第一刀吗？

我，就是这个人。于己而言，这算是一次大考。我必须弄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勇气。

我盯着死者的脸，脸上毫无表情，佐证了这个身体的主人很久之前就已去世的事实。他曾经看到过什么？了解过什么？这个曾几何时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人在一年前死去，世界依旧在变，不停向前发展，他却驻足不前。我注视着死者的胸膛。他的皮肤和我的皮肤完全不同，质地紧实，却有如橡胶。

我拿起手术刀。在读书的时候我曾经接触过手术刀，但现在的这把似乎更加沉重。该使用多大的力度才能够用它切开人体？所有组员的眼睛都停留在我的身上。没有一个人吭声。

一只手将手术刀放在了死者的胸膛。我看着这只手，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所有人都凑了过来。我将刀按了下去。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使了使劲儿，才感觉到了皮肤的应力。我切开了人体，缓慢但坚决地继续向下用刀。刀锋所指，皮肉分离，我尽可能划出一条直线，从颈静脉切迹到剑突。我们即将像翻书一样，将人体切开两半，然后探查里面的奥秘！我现在希望能够切得更深，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

因为太过投入，我几乎忘记了指导教师、其他同学，甚至福尔马林味道的存在。直至听到老师说话，我才抬起头来，不由得吓了一跳。我们周围有些动静。另一张解剖台旁，一个女孩昏了过去，好几个人担心地围在她旁边。偌大的教室尽头，门被猛地推开，有人跑了出去。还有几个人正在向门口走去。其中我的一个朋友再也没有回到解剖室，甚至再也没有出现在医学院。但我们几个留下来的人之间，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通过解剖遗体，我们共同成长为专业人士，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小团体、小圈子、小部族。我们入门了。于我而言，首次执刀的初体验使我更加坚定：我属于这里。

除了解剖课之外，我还高兴地发现，对在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去世的患者进行的例行验尸，通常会在每天午饭时进行，而医科生可以到场观摩。当医师联合会的啤酒和馅饼不足以吸引我的时候，一般我都会前去见习。与我们一层层组织、一块块肌肉、一条条神经的细致解剖相比，这种教学验尸截然不同。在这里，我能亲眼见证专家的工作状态。他们也和我在解剖课时一样，但更为自如地沿中线切开尸体。然后，他们会当着我的面，运用高超的技巧，逐层揭露，探查器官，查找死因。无论是巨大的肿瘤、患病的胰腺、充血的大脑，还是栓塞的动脉，我都希望亲眼见证。

大学到处暗藏着机遇：做有趣的事情，结识各种朋友，用功读书，抑或纯粹玩乐。可以想见，离开家，踏入这个世界，是多么令人放松。因为此时，我的家出现了变化。气氛变得紧张，有时会让人感觉不太自在。

母亲去世后，父亲虽然很爱我们，尽力照顾孩子，但性情也开始变得暴躁，非常暴躁。我很清楚这一切的前因后果：他珍爱的伴侣去世了，之前可以分担的压力现在完全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现在，家里有一个幼子需要照顾，而另外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因为切身感受到了丧母之痛，变得异常叛逆。更为重要的是，我的父亲还渴望寻找一位异性伴侣。

尽管异常悲痛，但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就开始与其他女人约会。罗伯特和我对此没有异议：父亲不开心，而他早期的女友之一、此时也已成为寡妇的莉莲，有办法让他或者说让我们所有人，都感觉更好。她十分和善，充满母爱。关键是，她经常笑容满面。我们家非常安静，是一个充满阴影、回忆甚至有些空旷的所在，但莉莲总是带来欢声笑语，让桌子上摆满美食，周围坐满友善的宾客。她会主办各种聚会。我说的是聚会！在我们共度的那个圣诞节，大家傻笑疯闹，排成一行，用下颌接力传递一个橘子。

不幸的是，莉莲很快成为历史。有人——主要的嫌疑人便是莉莲本人——开始宣布小道消息，说她和我父亲即将结婚。后者一听，脚底抹油，溜之大吉。那个时候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将我的母亲神化成圣人，这样一来，如此迅速地另娶新欢，远远不符合天主教宣福礼的规格。

一年夏天，全家出动，到德文郡徒步度假。但我们的父亲突然玩失踪，声称自己要去见一位老朋友。我们发现，为了见这位老朋友，父亲特地打扮得十分时髦。

第二天，他将这位朋友带来与我们见面。她的名字叫乔伊丝，曾经和父亲在同一间办公室共事，但后来不知为何离开伦敦，返回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老家。

乔伊丝努力表现出和善。她人近中年，样子有些难以形容，对我们的态度过于讨好，让我感觉非常尴尬。但我还是选择原谅她，因为觉得她有些可怜。乔伊丝的身上曾经发生过某些令人害怕的往事。事实上，此前她一直和病重的父亲以及盛气凌人、傲慢专横的母亲共同生活。附近还生活着一位看似和善的已婚侄女。除了这位侄女、无足轻重的父亲和令人生畏的母亲之外，乔伊丝在这个世界上孑然一身。

事实证明，她和我父亲的关系绝非假日重逢那么短暂。后来，她开始在周末来我家里。虽然乔伊丝很想扮演母亲的角色，但显然不清楚如何照顾十几岁的男孩子。另一方面，她会做饭，和我父亲的风格大相径庭。她甚至会尝试烹制西班牙海鲜饭，这在20世纪60年代可谓大胆创新。乔伊丝还试图让房间变得更加整洁，让这个全然男性化的家变得稍微带点女人味。

“我们不需要女人插手。”罗伯特说。他不喜欢乔伊丝的奉承，也不喜欢她试图填补这个家庭的空缺。母亲走后出现的空缺，本来应该满是欢声笑语，但现在，言语之间，鸿沟立现。

我并未对她表现出类似的排斥，但只要乔伊丝来，我就尽可能躲到朋友家。实事求是地说，她的确可以让我父亲变得——即便不是真正开心，也至少不那么一点就着。这位和蔼可亲的父亲，身体内隐藏着一座火山，随时随地可能剧烈喷发。就在突然间，完全没办法预料。

一旦发脾气，他会大喊大叫，乱扔东西，把人吓死。这种情况虽然不会经常出现，但我知道火山就在那里，伴随他气红了脸的暴怒一下喷发，有一次，我甚至被他吓得尿裤子。

我们有时会去曼彻斯特附近朴实但异常整洁的外祖母家住上一阵。当时我大概13岁，一天早上，像往常一样，我钻进父亲的被窝，聊聊天，喝杯茶。我喜欢靠着他的枕头，盖着浆洗干净的亚麻被子，手里握着温暖的马克杯，当时他突然说：“我正在考虑与乔伊丝结婚。”

我当时想要对他大喊：“不！”

但我实际说的是“好的”。

娶了乔伊丝，他可能会更幸福。我真心希望如此。或许这样他就不会如此易怒。我也真心希望这样。

我们几个子女并没有被邀请参加婚礼。父亲只是某天开车去了德文郡，回来的时候，两个人就已经结了婚。对乔伊丝而言，她终于得偿所愿，摆脱了自己刻薄的母亲。但或许步入了另外一座监狱，毕竟现在操持家务的全部重任都落在了她的肩上。事实上，父亲像当年迅速变成奶爸那样，又一下子变成甩手掌柜。似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工作面试。而这份工作，就是管家。

我相信，乔伊丝试图充当一位贤妻。家里变得一尘不染。但现在我已经无处可逃，她一直在家。因为乔伊丝不知道如何接待客人，我甚至没有办法邀请朋友来家做客。但她人其实很好，感谢上帝，她很快便不再试图成为我的母亲，或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去看待她。

父亲、乔伊丝、罗伯特和我，只是恰好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即便是我父亲，也和乔伊丝保持距离。我没法说这段婚姻有多幸福。偶有口角，甚至冷战。一次，父亲甚至把她送回了德文郡的娘家，这多少让罗伯特和我心中窃喜。但乔伊丝后来还是回来了。之后，回头来看，白天两人口角不断，晚上似乎又和好如初。当然，第二天早上如胶似漆的爱意残留并不会持续很久。坦白讲，这实在让人捉摸不透。

罗伯特进入大学攻读法律，父亲对此专业大为赞许。我虽然想念哥哥，但他的离开，至少可以让家里的争吵和父亲的愤怒变得相对更少。

一年后，罗伯特回来了，他没有通过考试。哥哥表示，自己决计不会再学习法律，他准备转而选修心理学及社会学。

结果便是，父亲暴跳如雷。

“社会学？”他口沫四溅，“这算是什么专业？”

但罗伯特最终还是想办法研修了社会学，毕业后在法国的几所大学教授社会学，职业生涯相当成功。直到退休，他一直在法国就职。

海伦每次回家，都会指出家里有些东西不见了。我选择无视姐姐的抱怨，但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我发现她是对的。我们的母亲的一切逐渐被修改了。多年来，与母亲有关的所有物件最终都消失不见了，装饰品、画像、照片、缝纫作品、针线篮子、书籍、掸子、瓦罐，通通不见了踪影。可怜的乔伊丝或许希望用自己的东西取而代之，但无论她买的、做的、造的是什么，都没有办法填充母亲留下的空白。

等到我去伦敦求学的时候，尽管乔伊丝已经抹掉了我母亲的痕迹，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让父亲和我们疏远了。就读医学院几年后，一切都变了。父亲从以前的职位退休，来到伦敦市中心谋得了一份会计工作。现在，我和他会面不用等到我回家的时候，让乔伊丝在旁边看着我俩。我们可以在城里共进午餐，事实上，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我再次获得了与父亲独处的时间。

我们经常光顾位于希腊街的一家餐馆。这家餐馆太小了，感觉就像是谁家的客厅。餐食便宜可口，我怀疑厨房的卫生状况未必尽如人意，但并不重要：在这里，我们父子可以共享温情的午餐时光。时间仿佛回到了从前，我的意思是，回到了乔伊丝出现之前的那些日子。他显得很放松，热情洋溢，我也是如此，也许是因为不用担心他会在公众场合大发雷霆。

或许父亲开始将我当作医生，或者认为我已经长大成人，他开始敞开心扉。他告诉我，乔伊丝的侄女其实是她的亲生女儿，而孩子的生父则是一名加拿大飞行员。乔伊丝的母亲将孩子拉扯成人，而乔伊丝则扮演偶尔出场的姑姑角色，在20世纪40年代，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如此奇耻大辱，使乔伊丝的母亲将女儿看管得很严，因此，当我父亲出现时，已过中年的乔伊丝把他当成救命稻草。

现在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她没有办法对两个男孩表现出任何母爱。因为她甚至没有机会抚养自己的孩子。

父亲甚至向我描述了和她结婚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在开车前往德文郡的途中，他甚至考虑把车子撞坏，既不伤到自己，又可以逃婚。但在乔伊丝这件事上，他决定最好还是硬着头皮走下去，以防乔伊丝，或者很可能是她母亲，起诉他违反婚约。这很像我父亲的行事风格。

在父亲为自己曾经的行为努力正名的时候，我始终面带微笑，脑子里却想起了16岁时他送给我的那本字典。他在扉页上颇费辛劳地用墨水仔细画出黑框，以完美的印刷体摘抄了亚历山大·蒲柏的几句话。写的是些什么话呢？还是青少年的我曾经一句不差地背下来过，但现在，我只能想起其中的只言片语。

凡你所说，都应让真实与坦率尽闪耀。

我决定回到自己的宿舍，重温这些字句。我想起来，这首诗为人们提供了恰当的生活法则和正确的言行标准。父亲对此笃信不疑，也希望我身体力行。

也是在某次共进午餐的时候，父亲告诉我，在母亲去世后，他好几次差点自寻短见。没有办法抛下罗伯特和我，这让他最终选择活下来。为了挨下去，他开始服用安定类药物，后来，他慢慢戒除了这个瘾癖，开始通过喝酒来帮助自己入睡，让自己的情绪放松下来。我从来没有见他喝醉过：每天晚上，他大概会喝上一两品脱德文郡出产的苹果酒，这似乎可以让他所失去的，以及后来经历的这场并不幸福的婚姻，变得多少可以忍受。

在坦承自己生活的真实现状，包括犯下的错误、留下的遗憾的同时，父亲还告诉我，他为我们三个孩子感到自豪：海伦是名教师，罗伯特在大学教书，而我则是一名医生。母亲在天之灵也会感到骄傲。我发自内心感受到了来自父母双亲的祝福。即便现在，父母已过世很久，每每想起在苏豪区的简陋小饭馆里所说的这些话，我依然会被深深触动。能够和至亲之人进行如此坦诚的成人间的对话，是何等幸运。

一年后，我们的对话结束了。父亲得到了拉夫堡大学管理系的一份教职。对于一个14岁就离开学校的人来说，这是项殊荣。他和乔伊丝必须把房子卖掉，搬到英国的其他地方。我很好奇此举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造成何种影响，但事实上他们的关系变得好多了：毕竟在拉夫堡的新家，没有那位悲惨前妻留下的任何痕迹。

很多学生假期都会回家，但我很早就放弃了这一习惯。我把暑假时光主要用来工作或到处游历。1974年，我和伙伴们开着一辆福特“安格里亚”沿着意大利海岸线一路向北前往威尼斯，幸运地无视了在刚刚离开的希腊所发生的政治动荡，以及爆红的《管钟》卡带……那一刻，父亲和乔伊丝搬走导致我无家可回，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塞翁失马，有得有失。我刚刚交到一位新女友，而她看起来就是我的真命天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