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手的第二个案件还是一起刺杀案。一天晚上，9点左右，我接到警方通报，赶往一间在伦敦再普通不过的红砖联排屋，因为警方的存在，这间屋子才与路上其他房屋区别开来。

屋子内部的装潢意外地考究。楼梯扶手沾满血迹。我一路追踪血痕，走上楼，发现在一间卧室的门内，一名赤身裸体的灰发男子头朝里脚朝外，倒卧在血泊之中。

我推开门。呆板的暗色壁纸让整个房间看起来较为压抑，沉重的大型木质家具让整个色调变得更加暗淡。尽管稍显杂乱，但一切物件各就各位。闹钟，收音机，相框。红木五斗柜上，一台小电视机正对着床铺。

一个男子曾在这个房间里，生活得井井有条。但完美的生活秩序戛然而止，这位上班族现在浑身是血，躺在地上。

尸体四周，很难下脚。他的后背到处都是飞溅或流淌的血痕，甚至还溅到了墙上。床上半铺半盖着一条羽绒被，但依然没有办法隐藏床单上的一大摊血污。地板上，在一个插座附近的血泊中，几乎“漂浮”着一把长长的木柄厨刀。

我小心翼翼地将尸体翻过来，发现胸部有一处开放性刀伤。我认为，可能还有其他伤口隐藏在血污之下。

接下来便是量取尸体温度。因为死者全身赤裸，所以这样做难度不大。要通过直肠测得体温，如果必须先褪去死者的衣服，犯罪现场很可能会出现混乱。我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尸体直接被运到停尸间，然后在那里完成温度测量。这次，受害者的尸体温度为26.6℃。

在旁边站着的警探问道：“那么，医生，他什么时候死的，准确时间？”

我的心一沉。特别是听到了“准确时间”一词。每个人最开始都会如此询问，而这也折射出公众对于法医病理学家的认知与事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在我看来，这都是因为那些破案题材电视剧的误导。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准确判断死亡时间是非常困难的。

警探在等着我的答案。

“嗯……我没有办法确定……”

对病理学家来说，尸体温度是确定死亡时间的最佳指标，但并不是十分可靠的指标。基础物理学告诉我们，人体会因为将热量传导给周围更冷的环境而体温下降。当然，事情并不会如此简单。基本来说，死亡后8小时内，尸体就会变凉。当然，这个过程也不简单。事实上，尸体最长可以在36小时之内保持温度，残余的新陈代谢活动意味着尸体温度不会显著低于室温。接下来，随着组织开始分解，尸体温度甚至会出现上升。

人死后温度的下降速度取决于诸多变量：死亡时的体温、环境温度、气候变化、集中供暖、开窗通风、衣着、羽绒被的保暖性、尸体的姿势（我们都知道，蜷缩的状态更容易保温）、体重（脂肪是良好的隔热材料）、肌肉占比（肌肉越少失温越快）以及死者的年龄（儿童的皮肤面积与体重之比更大，因此失温速度更快）……如此众多的细小因素的叠加，使得人们基于尸体温度估计死亡时间注定无功而返。

即便我们利用计算机程序，充分考量各种因素后，也依然无法对死亡时间做出准确评估。虽然据此可以得出死亡时间的某个区间，但这个区间可能有好几个小时。即便如此，其准确率也不足90%。

警探聪明地点了点头，说道：“我想你可以从尸体僵硬程度判断死亡时间。”

其实不能。这种认知同样纯属误解。人死后身体明显会出现僵硬，但这个过程同样存在诸多变量的影响，据此估计死亡时间，准确度可能还不及基于尸体温度的判断。尸体僵硬的速度和程度取决于温度。寒冷冬天暴露在室外的尸体，可能在死后一周不会出现任何僵硬的迹象，但同一尸体如果被移送到温度较高的停尸间，随着尸体温度的增加，很快会出现尸体僵硬的现象。其他影响因素还有很多。死者生前是否正在运动？生理锻炼所产生的乳酸会加速尸体僵硬的过程。死亡是不是高烧所致？这同样会导致尸体僵硬速度变快。死者是否因触电死亡？或许因为肌肉细胞受到刺激，尸体僵硬的速度也会相应加快。尸体在火炉前或热水浴缸中，僵硬速度都会加快。

事实上，当心脏停止跳动，肌肉细胞无法获得新陈代谢所需的氧气时，就会出现尸体僵硬的现象。多年来，人们一般认为尸体僵硬现象首先在尸体面部出现，任何试图对死者进行人工呼吸的人，都会意识到这点。但现在我们才了解，尸体各个部位的僵硬现象是同时出现的，只不过在肌肉组织相对较小的地方，如下颌、手指、眼部等，更容易被察觉到。一般情况下，人死后三个小时左右，这些部位开始出现僵硬的现象。接下来，从头到脚扩散开去，尽管事实上，只是不同大小的肌肉组织硬化时间不同而已。肌肉僵硬的现象通常快于失温的速度，因此可能出现尸体温热但十分僵硬的特定阶段。但尸僵现象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死后一天左右，尸体的肌肉组织便再次变得松弛。

在类似英国这样的气候环境中，死后12小时，尸体会出现“彻底”僵硬——所有肌肉组织均出现僵硬现象。但在炎热的赤道地区，死后一个小时便会出现所谓的彻底僵硬，然后肌肉再次松弛。某些时候，诸如年幼、年长或消瘦憔悴者等特定人群的尸体，因为缺乏肌肉根本不会在死后出现尸僵现象。

尸僵的强度颇为惊人。在一些著名的照片上，死者的头部被放置在一张椅子上，而脚则搭在另外一张椅子上，中间毫无支撑的身体挺得笔直。这也就意味着，对处于尸僵状态的遗体进行解剖，会遭遇某些问题，除非死者去世的时候仰面朝天，双手垂于体侧。

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等到尸体僵硬的现象消失。不幸的是，对于病理学家来说，等待不是最佳选择，毕竟就破获杀人案而言，速度至关重要。

当晚，我马上离开血流成河的案发现场，赶往停尸间，尸体随后被送到这里。死者的颈部、下颌、手臂和膝盖已经出现尸僵现象，他在死亡那一刻，一手位于背后，一手弯于胸前。死者的右腿居然被抬了起来。

为了验尸，我需要这具尸体保持平躺状态，因此，只能改变尸僵的状态。这需要花点力气。如果胳膊是弯的，我就必须用力压迫肘关节，直到打破细胞中肌动蛋白和肌凝蛋白的化学键。一旦打破这种化学键，胳膊就可以平放在解剖台上。但某些时候，尸僵程度非常厉害——例如，如果死者曾是满身肌肉的年轻人，日常工作包括托举重物，这时我就需要停尸间的工作人员帮忙。要打破尸僵现象，需要对于特定关节施加极大的压力，从而松缓肌肉组织，肌肉组织不会像骨头那样突然折断，只会逐渐松弛。

现在的这位死者年龄为62岁，尸体僵硬程度较轻，因此只需要前后活动他的手臂，便可以改善尸体僵硬的状态。

面对警探的不停询问，我选用两种不太可靠的参考指标——尸体温度和尸僵程度——得出死亡可能发生的时间段。当然，要考虑到存在诸多影响因素。在本案中，我给出的预估是死亡发生在四到六个小时之前。

“干得好，医生。”这位资深警探说道，他刚刚接完电话返回停尸间。“杀死他的家伙供认，案发时间是今天下午4点30分到5点。”

“已经抓到他了？”

“他来自首了。两个人是同性恋人的关系。凶手说自己情绪失控了。”

凶手情绪失控得的确很厉害。共有八处刀伤，其中一处伤口从外由内，刺穿心脏。每个刀伤的移动轨迹、刀柄造成的瘀伤都清晰可见，很容易便能绘制出凶手所使用的武器尺寸。这也是我本人首次基于伤痕状况绘制凶器图样，当发现其与在现场发现的厨刀完全吻合时，感觉真的十分奇妙。从现在开始，谢泼德医生成了一名缉凶追盗的行家里手。

尽管回头来看，这种感觉近似于荒诞的过度兴奋，但我认为自己可以从卧室的血泊以及伤痕本身，精确地重建犯罪现场，还原犯罪过程。而这，恰恰是辛普森教授曾经想做却没能做到的。

墙上飞溅的血痕表明凶手在这里捅了第一刀，也是致命的一刀。伤口位于尸体胸口左上方，并存在从左至右的移动轨迹，是典型的致命伤口。这告诉我，凶手是右撇子，案发时他和受害者都处于站立状态，他举起手臂，用刀从上向下用力刺入。

接下来，受害者瘫倒在床铺左侧，床单上留下的血痕清楚显示这点。从天花板上留存的线性细小血迹，即所谓“抛甩状血迹”来看，凶手举起凶器再次捅刺受害者，血液顺着刀尖飞溅出来——我们可以很容易推断出，凶手站在受害者面前，连续三次实施伤害行为。

受害者从床上翻滚到地上，蜷缩成一团。地上留下的血污可以证明这一推断。最后四刀，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完成的，而受害者早在靠近门旁边的血泊中一命呜呼。凶手本来可以不用如此费事，第一刀就足以致命，在其刺穿受害者心脏之后，死亡只是分分钟的事情。最后四刀所形成的伤痕非常近似，角度相同，表明受害者此时几乎一动不动，也许已经死亡。楼梯扶手上的血迹又该如何解释？肯定是这位嗜杀的同性男友逃离现场时留下的，在他夺门而出时，受害者已经死亡。

虽然凶手已经自首，但我依然为自己在验尸后得出的推断而自豪。我坚持要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警探。

“嗯。”他敷衍道，对此毫无兴趣。

“你看，这里显示……”我把自己绘制的验尸图示递给他，但警探并没有伸手来接。

迫不及待的我决定撰写书面说明，解释我对犯罪现场的重建过程。

警探眨了眨眼，把头转开。

“不，别麻烦了，医生。没人会读这些东西的，那家伙已经认罪了。”

我感觉冷水浇头。我头一次感觉到，警方其实并不希望我扮演福尔摩斯，甚至辛普森教授的角色。我心目中的这些法医精英乃是20世纪上半叶破案团队中的无价之宝，他们曾经参与各类杀人案的调查，向高阶警官或知名律师解释自己的理论，与犯罪现场的精英干探讨论线索，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有时，我恨不得马上将自己经过训练所发现的一切都告诉警方。但警方的破案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与杀人案有关的各个知识门类变得高度专业化，专业人士各自提出自己的发现，而警方则负责汇总，然后得出他们的结论。在警官训练有素、富有经验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的确行得通。

接下来，是否起诉的决定就落到了皇家检控署的律师身上。只要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医学问题时不感到费劲，这也没什么问题。

在我看来，如果警方和检方能与病理学家、法证科学家、血迹判读专家、毒理学家、弹道专家在案情复杂疑难的时候坐下来共同研讨，解决案件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但现在，我们已经很少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