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对自己的情绪控制能力颇为自豪。我能从凶案现场无缝回归家庭生活。我同样自豪的是，能安抚被眼前景象弄得心神不宁的验尸旁观者，并向其提供必要的信息。事实上，我逐渐认为自己是五星级情绪管控大师，直至我见到遗属。

死者的家人往往背负着震惊、恐惧与伤悲。他们经常会看着我，问一些我回答不了的问题（“医生，他死的时候遭罪了吗？”）。遗属往往既想要了解真相，又害怕知道事实。他们的情感，有如一团硕大无比又极不稳定的海绵体，充满整个房间，将全部氧气消耗殆尽，而他们的身体则在冰冷的椅子上坐立不安，接过别人递来的纸巾，嘴合不上，眼泪汪汪，频频摇头。等待我说明情况的这些遗属，随时可能大发雷霆或变得歇斯底里，把我吓得够呛。

这是我必须学会应对的必修课，但说来奇怪，我的第一个教训，源于一个让我懂得有比与遗属打交道更糟的情况的案件。那就是没有遗属。

那是一个冬天，我被警方叫到一户住家，一位老妇人赤身裸体蜷缩在桌子底下。警方认为案件涉及刑事犯罪，现场看起来的确像是有人在翻找财物：抽屉壁橱大敞四开，东西丢得遍地都是。很多轻便家具甚至被掀翻在地。

“屋里面好冷！”我对一名警官说道。虽然前一天的气温有所回升，但这老宅大屋内依旧寒气逼人。

“湿气太重，”他表示同意，“让人感觉更冷。”

“她没有开暖气吗？”我问道。

警察摇了摇头。“没有中央供暖。”

这时一位警探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他说：“受害者或许想要生火，但还没来得及，入侵者便进来了。”

我们在房顶很高的房间里环顾四周。壁炉地面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显然没有人曾试图在这里生火。角落里放着一台老旧的双管电暖器，但并未插电。

我再次将目光对准倾倒在地的书架，以及地上散落的东西——书籍、药品、小玩意儿、纸牌——旁边的小椅子，曾经整理好如今却杂乱无章叠压在地毯上的旧报纸。我又看了一眼弯腰驼背、呈防卫姿态的女性遗体。受害者瘦得可怜。整个场景看起来令人心酸。

“她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我问道。

“还不清楚，医生。”

“有没有向邻居打听过情况？”

“有，但邻居对受害者了解不多，她总是独来独往。隔壁有人反映，她有点情绪不稳定。”

警官点了点头：“保洁员也说受害者绝对失去了理智。”

情绪不稳定。失去理智。健忘。不知道当天是周几。诸如此类。

厨房里放着几块发霉的面包。一听尚未开封的沙丁鱼罐头。一个开罐器。一罐橘子果酱。一把面包刀。果酱的盖子处留有一些奇怪的痕迹，看起来应该是有人试图用面包刀或开罐器撬开。冰箱里塞着一些信笺，大部分是传单或公共事业部门寄来的发票。

我不再拐弯抹角，说道：“痴呆。”

“我们推测，受害者可能将入侵者当作自己失散已久的儿子或者别的什么人，”警探表示，“她或许还打开门，热情地拥抱了凶手。没有闯入的痕迹，走廊里也没有厮打的迹象。”

“发现受害者的是谁？”我问道。

“保洁员。”

“对，因为保洁员早上没办法进屋，就给警方打了电话。她说这位老太太脑袋缺根弦儿，或许此时并不在家，说不定出去溜达了。”

“保洁员一般多久来一次？”

“一般一周一次，但她刚刚休了两天假。”

负责现场勘验的警官在仔细察看厨房的门。

“我们已经完事了，你想移动尸体吗，医生？”

“收获大吗？”警探问他。

“没有，到处都是受害者自己的指纹，没有发现入侵者的任何痕迹，他肯定是戴手套了。”

我转向那名警探。

“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入侵者。”

他吃惊地看着我。

我说：“她是被冻死的。”

屋子里的四名警官一言不发。

“我认为这位女士死于低温。她可能丧失了心智，或者不具备足够的身体条件去开电暖器，更别提点燃壁炉了。”

盯着我的那名警探拼命地摇着脑袋。

“这个季节？拜托，”他说道，“哪有那么冷！”

如果要死于低温，就必须在严寒时节跑到山里面，这显然是种误解。年老体弱者（实际上包括年幼者在内）都可能在室内温度约10℃左右的情况下死于低温，即便室内温度高于10℃，如果外面冷风呼号，或者室内有明显的过堂风，也足以致命。

如果体核温度低于32℃，人的心率及血压都会下降，并会造成意识模糊。如果体温低于26℃，则此人必死无疑，尽管有报道称，一个体温仅有18℃的人最终康复，不过此人因为冻伤被迫截肢（在法医学领域，经常会遇到所谓“孤例”，而辩方律师则会抓住这种偶发情况不放，试图将其描述为一种常态）。

令人吃惊的是，低温并不是非常罕见的致死原因。受害者包括不慎跌入刺骨海水中的失足者、在公园露宿的醉酒者，或者无人照顾的幼儿。不过，大部分受害者都是老年人。或许是认为自己无法负担供暖费用（可能真的负担不起），或者因为生理或心理原因没有办法开暖气。有时候，失温只是一个抑郁的、对温饱乃至照顾自己都漠然的人走向悲剧的最后一步。

本案中，凶案组的警察拒绝接受无人入侵这座房屋的结论。

“看看这个地方的状况，医生！鬼才知道他拿走了什么，几乎都翻遍了！”

“她为什么没有穿衣服？我可不希望你最后发现这个畜生侵犯了受害者……”

我说：“我认为她是自己脱下衣服的。”

“因为她很冷！”

“别闹了，医生！”

“我想，你认为是她把自己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但是，在我看来，这属于典型的临终末期异常综合征。这位年迈的女士显然屈从于低温所引发的怪异的反常直觉。低温受害者会脱去自己的衣服。有幸存者表示，随着体温降低，自己反而感觉很热，认为脱去衣服是完全合理的降温办法。这是低温受害者的普遍反应。另外一种不太普遍的综合征便是有些受害者会躲藏起来，例如，躲在角落里、桌子下面。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经常会推倒家具或者清空低矮抽屉里或架子上的东西。

对于这种临终末期异常综合征，凶案组的警察们将信将疑。警探坚持认为，我能在验尸时找到凶案的证据，而事实上，我知道自己的理论很难被证明。低温在死后极难诊断，因低温而死或死后失温，这两者的表现几乎雷同。某些时候，的确存在一锤定音的体表特征，例如白人膝盖或手肘处出现了棕红色的变色迹象。另外一个关键证据，则在于死者胃黏膜存在大量的细小深色溃疡。

让我如释重负的是，上述迹象在本案中均可找到。我可以确定，是低温导致了死亡。虽然我对自己的理论得到证实而略感欣慰，但同时又为真相感到莫名的沮丧。这位独自生活并去世的年迈女性，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外婆、阿姨以及她们的朋友，那些孑然一身、生活在英国北部的女性。当我小时候在那里度假，这个年老单身女性组成的世界曾代表着坚不可破的友情、亲情、社群与支持。如果她们没办法照顾自己，就需要别人来照顾，但依然处在社群中。这位死去的老妇人没有办法得到类似的支持。她实际上死于无人照料，或者是自我放逐。但无论是朋友、家人还是社群，都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怀，才导致悲剧最终发生。从梳妆台上摆放的相片来看，死者应当是某人的母亲、姑婆或祖母。这些人在哪里？为什么这些亲属似乎根本不关心她？她现在死了，他们会关心吗？

虽然一直以来我觉得很难应对遗属的情绪，但第一次，我真的希望见见死者的家属。我要告诉这位老妇人的子女，他们的母亲到底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但遗属并未主动与我联系。死因调查的时候，甚至无人到场。在采集了进一步的证据后，验尸官接受了我给出的死因认定，裁断这是一起意外死亡：痴呆导致了失温。只有我、一名年轻警官以及验尸官听到上述裁断。这个生命的终结是如此可悲，如此孤独。

等到再次需要与失去亲人的遗属见面时，我虽然还是害怕，但安慰自己，安抚他们的情绪，要好过再去思忖那些无人照顾的人所面对的残忍孤独感。但这并未完全消除我的胆怯。一想到那些遗属，我就感觉头晕，甚至考虑托病不出。但我也清楚，根本逃无可逃。我必须想办法直面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现在，我才敢于承认，这其实意味着对我长期以来压抑内心的痛苦的共鸣。

这个案件颇为疑难。死者家人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一天早上，家里的大女儿走进15岁妹妹的房间，发现妹妹昨天晚上已经死了，却看不出明显的死因。这位名叫阿兰娜的女孩，生前热爱芭蕾，面容姣好，惹人怜爱。女孩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十分震惊，同时为她的死悲痛不已，而他们的家庭医生，或者说验尸官，特地安排这一家人前来与我讨论此事。

我在停尸间的遗属休息室见到了他们。房间内的装潢温馨整洁，照明柔和，完全隔音，防止手推车发出的叮当声或者某位工作人员不合时宜的口哨声突兀地传进来。我匆匆赶了过来，作为年轻的病理学家，我刚刚上完课，马上还要去进行下一次验尸，之后还要赶回家看孩子。推开门时，我都佩服自己居然能如此迅速地调试自己。

坐在我面前的，则是依然处于惊恐状态的一家人。死者的母亲，死者的父亲，死者的哥哥，死者的姐姐。他们所呈现出的巨大悲伤，让我自己的生命几乎一下子陷入停滞状态，时间都凝固了。

我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态度变得和蔼，虽然开口试图讲话，却欲言又止。他们遭受的痛苦令人不堪承受，宛如某种无法抹去的颜色，将我一点点吞噬。痛苦袭来，将人掩埋。我该如何表现友善，该说些什么？死者的哥哥发出哽咽。姐姐的头埋在手里。父亲脸颊上流淌着热泪。突然，我想和他们一起放声恸哭。但自我母亲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也许她去世时，我也没有。无论是幼年还是成年，我都不曾有过任何流泪的记忆。职业生涯中，无论遭遇何等残忍与悲伤，我都不曾红过眼睛。不信去问我爱人，我可曾哭过。现在我却想流泪。感觉就好像是为了释放自己的情感，我必须目睹别人落泪。

当然，职业精神迫使我不能这样去做。

如此这般，他们静静地等待，等我结束哀悼，开始说话。而在此期间是一段折磨人的沉寂。

最终，有人开口说话。本来应该是我，但实际上是死者的母亲，她的面容虽难掩悲伤之情，却依然保持镇静。

“你没事吧，医生？”她问道。声音中夹杂着悲伤，同时又不失大度与热心。所谓大度，是因为当她看着我的时候，眼中充满着同情。

我向她保证自己没事，虽然语气虚弱。

“能否……你能否让我们了解一下阿兰娜的死因呢？”她随即问道。

当然！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她的话提醒了我。他们并不需要我去分担伤悲。他们也不需要我为他们溘然离世的美丽女儿献上热泪。

咔嚓。刹那间我便调整到职业模式。我掌握着他们并不知晓的信息，受害者的身体状况，特别是那个可怕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这一切都是这位死去的女孩告诉我的。尸体会说话。通过验尸，我可以了解死者的生活方式，甚至他们的性格，当然，更多的还是他们的死因。在凶杀案中，死者告诉我的，只要我听得够仔细，就可以帮助缉拿凶嫌。而在阿兰娜的死亡事件中，凭借我所掌握的信息，可以安抚遗属的心灵。

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与遗属会面，但恰恰是从这一次开始，我终于搞懂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遗属之所以希望见到病理学家，只为了一件事，这便是事实真相。

阿兰娜患有癫痫，但接受了恰当的治疗。我解释道，不出所料，毒理学检测显示，她的血液中并无任何酒精或毒品残留。至关重要的是，检测结果显示，她的用药量严格遵照医嘱，没有过量，没有忘记服药。也没有因发病而出现被褥窒息的迹象。

我在验尸时，没有从尸体表面发现任何显示其他外力介入所引发的争斗痕迹。而尸体内部的检查也没有找到先天性心脏病或其他足以致死的原因。没有证据表明阿兰娜是在夜间突然发病而死。

“那到底她是怎么死的？”死者的父亲啜泣着问道。

我向他们询问了阿兰娜的病史。当然，我已经读过相关病历，但仍然希望确定没有遗漏之处。听他们讲完后，我意识到，在完全没有其他解释的情况下，导致死者去世的原因，只能是她罹患的癫痫。

现在，我们都清楚所谓“癫痫猝死”，也就是说，癫痫患者突然去世的现象一般发生在夜间，往往不一定会伴随癫痫发作。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对于癫痫猝死的准确成因及发病机理不甚了了，更别说在当时那个年代了。这一切像是天方夜谭。

也就是说，虽然我可以为他们提供此类证据，但无法具体解释阿兰娜的准确死亡过程。或许是大脑发出了错误的脑波，这种异常放电的情况让心脏停止了工作？癫痫猝死是一个谜。遗属接受了我的说法，但我还要和他们说一些别的。

他们需要听我亲口告诉他们：“这不是你们的错。她服用的治疗癫痫药物没有问题，剂量也正好。”这是事实，我如实相告。

他们需要听我亲口告诉他们：“她的死亡，不是因为你们没有在晚上听到她的呼救所导致的。”这是事实，我也如实陈述。同时，我还补充道：“阿兰娜不太可能发出任何呼救声，即便她这样做了，即便你们听到了，即便你们马上冲了进来，你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对于很多遗属来说，这样的表述非常重要。悲伤的某个特定阶段便是负罪感。“没有任何办法”无法根除负罪感，但我希望能让一切尽快过去。我衷心希望如此。

这便是我能够给予他们的一切，这便是我所了解的全部真相，没有那些试图宽慰的话语来修饰，贵在清晰简明，其中依然夹杂着死亡带来的纯粹、剧烈的情感波动。让自己与遗属感同身受，会让真相变得复杂，结果对谁都不好，我也由此下定决心，绝不让这一切重演。

我看到阿兰娜的姐姐不再像此前那样将自己蜷缩起来，不再呈现出奇怪的防卫姿态。她的哥哥也停止了啜泣。他们的父亲拭干了泪水，虽然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但案件的真相似乎给大家带来了帮助。

这次会面改变了我面对遗属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我在接待他们时所产生的内心恐惧。自此，我不再试图将遗属从悲惨中解救出来，而是尽力平和友善地将事实真相告诉他们，尽管接受真相的过程并不都十分简单干脆。真相就像一头遍体鳞伤、支离破碎的猛兽，我们无法看清全貌。从不同角度观察，真相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有的遗属说他们想要真相，但当真相与他们的预想或预期不符时，他们又拒绝相信。

这个家庭并非如此，但他们的确还有其他问题。事实上，此前无数个家庭都曾问过类似的问题。

死者的哥哥声音低沉，听起来几乎是耳语：“死亡是一种什么感受？”

答案，我不知道。

我能够发表的评论是，即便在最为暴力的情况下，死亡最终都是一种终极放松和解脱的体验。因此，在缺乏相关科学证据的情况下，纯粹从我本人在医院急诊室和病房里观察到的经验来看，我倾向于认为，虽然几乎没有人一心求死，但当其真正发生的时候，或许死亡本身的确是令人愉快的。

当我如是说的时候，死者的姐姐，就是那天早上去妹妹房间发现情况的那个女孩，脱口而出：“她看起来平静极了！就好像是在做着美梦！”

我经常听人说起：“她看起来平静极了！”事实上，死者的面部表情并不一定代表死亡过程平和。尸体之所以看起来极其安静，在我看来，仅仅是死后面部肌肉彻底放松的结果。考虑到遗容安详对于生者的极大慰藉，一般情况下，我对此不会多加评论，当然，如果被人追问，我也只能恪守如实陈述的义务。但这次，死者的姐姐仅仅发表了评论，并未提任何问题。我想起了当年上学时父亲赠给我的蒲柏的诗句：

虽然死亡的瞬间可能是令人愉悦的放松，但在此之前的过程，或许非常可怕。此时，女孩的父亲用沙哑的声音，问了一个经典的问题：“阿兰娜遭罪了吗，医生？我希望她走的时候没有受什么罪！”

病理学家们无数次面对此类问题，他们在回答的时候可能会模棱两可，避免悲痛欲绝的遗属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再次受伤。

很多病理学家，即便自己对情况并不确定，一般都会选择告诉那些在暴力情况下死亡的受害者的家属，死者当时已经昏迷或者很快便陷入无意识状态，因此走得非常安详。但事实上，我们很难确定死者去世之前究竟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或者这个过程持续了多长的时间。通过查看伤口或病情，我大概能够猜测出其造成的病痛，在某种情况下，也能够估计出痛苦持续的时间。但单纯从尸体本身，我们很少能够找到关于死亡速度的准确指标。

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发现肺部存在大量液体——肺部浮肿——就意味着死亡过程缓慢。浮肿的现象在大多数人的死亡过程中都极为常见：随着心脏的效率变差，正常的生理反应是，液体从血管进入肺部。因此，被砍掉脑袋的死者，肺部通常不会出现任何浮肿的迹象，毕竟死亡的过程太过迅速。但反过来，情况就不一定成立了：肺部大量积液并不一定意味着死亡的过程非常漫长难挨。

那么，到底该怎么回答这家人——任何家庭——关于死亡速度及痛苦程度的问题呢？我决定凭直觉行事，沿用自己在验尸房内练就的技能，通过提供相关知识来缓解痛苦的感觉。

我告诉他们：“大多数人对于死亡都存在误解。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程。你会认为，这一刻，我的女儿还活着，下一刻她便……离我而去。但真正的死亡不是这样的。人的生命，除非是在原子弹爆炸过程中瞬间灰飞烟灭，否则不会像电灯那样，能一下子彻底关掉。大多数情况下，死亡都是一个过程。”

死亡是一个过程。如今，我已经无数次使用过此类表述。在死亡过程中，身体的不同器官，根据各自内部细胞的新陈代谢速度，以不同的速度走向终结。而这些又依次进一步引发尸体分解，最终实现自然解体，化为尘土。

很多在病榻旁送走亲人的遗属看到的，仅仅是一个短暂的、简单的死亡过程，只有几秒、十几秒或几分钟。从技术上来讲，随着细胞的逐渐死亡，死亡的过程可能会持续若干小时。某些细胞、皮肤或骨骼，则会“存活”长达一天：即便在无氧的环境下，这些细胞依然能够在储备的氧气耗尽之前维持新陈代谢。即便对已经被宣告死亡的尸体，我们也依然可以采集上述细胞，并在实验室环境下继续培养数天之久。

死后数个小时，死者可能仍会出现不规则的心跳现象。消化过程可能继续。白细胞的独立活动可以在死后继续维持12个小时左右。肌肉仍会颤搐。只是，生命已然逝去。尸体可能会出现排气，但绝对不是呼吸。

虽然死亡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每种定义都面临道德乃至科学上的难题。如果一个人永远无法与其所处的环境建立联系，进行有意的互动，陷入不可逆的无意识状态，对于这个世界，乃至自己的存在都丧失了认识，这种情况就是死亡。当然，这也可以用来形容陷入沉睡或麻醉状态的某人——但这些状态是可逆的。这也可以用来形容陷入昏迷或植物人状态下的病人。他们的确还存在心跳，至少有某种脑干活动的迹象，因此无法将其认定为死亡状态。

如果没有心跳，没有呼吸，心电图呈直线，便是真正的死亡。有时人们会告诉我，他们守候在床边，知道自己的亲人究竟是在何时离世。但可以肯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所指的是呼吸和心跳停止的时候，他们所目睹的是躯体的死亡。细胞的死亡，则要漫长得多。

聆听解释的遗属们停止了啜泣。他们一言不发，正在努力将我所介绍的知识与他们所面临的具体悲惨经历对接起来。

“我没办法告诉你们阿兰娜的死亡过程究竟持续了多久，但未经证实的经验表明，癫痫导致的无因猝死往往十分迅速。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们她经受了多大的痛苦，但尸体状况显示她走得十分平和。”

“她可能根本没有醒过来，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死亡，是吗？”死者的父亲满怀希望地问道。

我很想完全认同，但这显然不是全部真相。

“我们无法准确了解阿兰娜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只能说死者不存在痛苦的迹象。再说一次，死亡是一个生命逐渐凋零的过程。而我也的确相信，死亡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过程。”

眼看着一家人平静、放松又心事重重地离开时，死者的父亲突然发话，让我吃惊不已。“你说的这些的确让我们受益匪浅，但……我真的受不了你把我的女儿切成一块一块。”

此时，一直非常坚强镇定的母亲也痛哭不已。

“我们多想最后见她一面。但是办不到了！因为你把她切碎了！”

死者的哥哥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而她的姐姐的脸也皱成了一团。父亲又哭了起来。

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在大多数人看来，我是散发着万圣节般恐怖光芒的死亡使者，是将他们深爱的人切成碎片的罪魁祸首。而这也是我首次遭遇认为我们病理学家将美丽的尸体变成一摊碎肉的观点。尽管，此后我经常发现自己面临类似的境遇。

很多人——而且非常遗憾的是，其中包括很多警官甚至验尸官（他们本来应对情况更加了解）——错误地建议遗属，不要在验尸后选择和遗体告别，因为“病理学家做的那些事”。不能接受验尸的人，即便他们是理论上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们从来没有参观过停尸间或没有看过验尸后的尸体，就不应该在如此敏感的时候，将自己的感受强加到遗属身上。无疑，他们也想帮忙，但反而在那些希望并需要做最后道别的人心头留下了长时间难以愈合的伤痕。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迷思导致很多遗属不同意将亲人的尸体送去验尸。当然，他们也并不是始终有选择：如果死亡来得非常突然，无论是因为自然原因还是出于意外，一般都需要由验尸官接手，如果其怀疑存在凶杀的可能，就会要求对尸体进行验尸。社会享有知情权，更大的公共利益压倒了遗属的个人愿望。我们需要牢记的一点便是，遗属可能是，而且通常便是，凶手。

直到看到某次重大灾难后某位遇难者亲属的陈述，我才彻底明白验尸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她事后发现，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其罹难的儿子的尸体被解剖、检验。但在这位母亲看来，既然儿子也是灾难的罹难者，那么死因再清楚不过了：

我当然清楚，接受死亡的定局是很难的，是非常难的。今天，死者已经体会不到昨天的所思所想所为。前一天，他还可能对我在他的身体上动刀愤怒不已，但今天，他对此已毫无知觉。或许，最难理解的一点是，将手术刀深入他的体内，不是一种冒犯，而是一种尊重，甚至是一种爱护。

下面，引用一段代理愤怒的遗属群体（包括上文提到的那位母亲）的王室法律顾问的观点：

谁会不赞成这段话呢？只是他所代理的遗属，在痛失亲人之后，还要面对验尸让他们感到的巨大愤怒。

对我来说，他的批判恰恰反映出验尸的重要性。当我进行验尸时，我不仅高效、彻底、敏锐地向逝者表达了文明社会所期待的“最大尊重和照护”，还体现出对于人类同伴的拳拳爱心。我的目的是探明死因，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被人视为穿着白大褂的神秘屠夫，显然令人苦恼。我衷心希望那些和我直接交谈过，或者在法庭上聆听过我为他们死去的亲属做证的人，能够赞同我在工作中表现出了爱护，除此之外，我相信还有对人类的爱。

我尽力温和地向阿兰娜的遗属解释，遗体并没有在停尸间里遭到残忍的肢解，而是得到了充满尊重的检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这些遗属，也是为了阿兰娜和这个社会。世人没有简单地耸耸肩膀，说：“好吧，又一个15岁女孩死了。”他们需要了解个中真相。

我向他们保证，遗体被解剖后，我的同事会忠实且完美地保存好完整的遗体。停尸间的技术人员对于自己的技艺颇为自豪。阿兰娜的家人无须担心再次见到遗体时的感受。实际上，他们必须这样做。和遗体见最后一面是道别的方式，是尊重逝者的消亡，更是颂扬生命。

于是，我开始安排，让他们再见阿兰娜一次。在我告辞离开时，他们平静地对我表达了感谢。我很清楚，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他们将一直面临痛失亲人的悲苦。或许，我的若干尝试能缓解他们的悲痛。出于不同的原因，我们双方想必都会对这次会面记忆终生。

当然，对于我经手的成千上万次验尸，我不能每次都因死者感到万分悲痛。悲痛并不存在于我的情感库中。我本人对此的体验往往来自目睹遗属们因丧失亲人而受苦，或是在验尸法庭这种高度受限的公共场所，或是在没有那么正式的停尸间和办公室。我现在已经逐渐习惯管控自身情绪反应的需要。在与阿兰娜有关的那次会面之后，我逐渐开始相信，病理学家和死者的所爱之人应该更加频繁地会面。可靠、确定的信息不仅能够澄清事实，还可以提供支持、抚慰，为死者的亲属夯实继续前行的基础。

于我而言，可以毫不惭愧地说，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我十分尊重并尝试理解遗属的伤悲，同时尽量避免让自己陷得太深。善于分析的读者想必现在已经明白，工作之初我特别不愿意与遗属会面，这和我童年丧母的经历息息相关。而我后来愿意主动感受遗属的痛苦，这些读者或许会说：“啊哈！他不许自己体验巨大的丧母伤痛！所以，他一次次以可控的剂量去体验别人的悲痛。见面结束后，他就可以全身而退！”

我想，这个理论也许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