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待工作，我总是本着对于人性的尊重和博爱，但实际操作时秉持的还是超然的科学态度。开始工作几年后，我曾一度认为自己可以在走进家门的瞬间，抽离工作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当珍暗示我对家庭生活也仿佛置身事外时，我有些失望。难道我眼中的那个总是高高兴兴、对家人充满爱意的丈夫，原来是一个沉闷无趣、痴迷验尸的工作狂？

我？肯定不是这样的。是的，有人看见我在等待烤箱升温的过程中，用不同型号的餐刀，从不同的角度刺入周日烤肉中。可这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自己可以从伤口情况，推断出造成伤害的凶器的尺寸和形状，显然，和人肉最像的莫过于一大块牛肉了。将牛肉塞进烤箱之前，如果不做个小实验才傻透了，不是吗？

“爸爸，你的意思是，你把我们的午餐看作人肉？”安娜放下了手里的刀叉，“一个被杀的人？”

“别傻了，这显然不是人肉。”我说道，同时兴致勃勃地吃着牛排。

“我的肉上到处都是切口，”克里斯补充了一句，“快看！”

我本来还指望从家里另一位男士身上收获更多支持。隔着肉，我狠狠瞪了他一眼。但为时已晚。现在，所有人都放下了餐具。

我们的生活忙得要命。大多数情况下，我会尽量晚上赶回家接替下班的保姆照顾孩子，同时做晚饭。珍当时还在担任实习医生。不要再奢望彼此配合时间那回事了，每周都只能拼拼凑凑。

然后，某天当我们一家外出时，房子着火了。虽然没有完全烧毁，但一家人还是被迫迁出。可能因为电线短路，或者是某个被我做证指控过的罪犯干的（警方怀疑如此），或者是我的错误所致。到底也没有弄清楚原因，但珍一直倾向于是最后一种可能。

我们在朋友家借住，也租过公寓，为建筑工人瞎操心，纠结于将烧成架子的家出售后购买新宅，还是推倒重建然后搬回去住。我竭力不将这栋结构完整但内部装修被烧得黢黑且大部分荡然无存的屋子，视为自己摇摇欲坠的婚姻的象征，但即便是我，也能感受到临时暂住带来的困难和压力，不会让这段婚姻变得更加平顺。

当假期来临，大家长舒一口气。我们把孩子和狗狗塞进车里，沿着公路悠闲地一路向北。目标便是马恩岛，慷慨好客的岳父岳母在那里为我们准备了美食、派对、关爱、沙滩专用毛巾、为孩子特制的下午茶，以及为美好夜晚准备的威士忌苏打。奥斯汀和玛吉分别自嘲是死板的殖民地老古董、挂着华服嘎吱作响的旧衣橱，这老两口的朋友之多，恐怕整间房子甚至整个马恩岛都容纳不下。

在这样的假期，珍和我会休战，她的父母想尽办法给我们减轻负担，此前的压力烟消云散。只有一次，玛吉撞见我正在厨房用她的刀插牛肉，但她并未动怒，反倒被激起了好奇心。之后，倍感幸福、如获新生的我们，开车拉着后座被晒得黝黑的儿女、后备厢里新鲜的海产以及尾巴沾满沙土的狗狗，原路返回伦敦，和离开时剑拔弩张的状态完全不同。

约莫两天后，我们就故态复萌，甚至在我们完全恢复繁忙的父母和医生身份之前，紧张气氛便开始蔓延。我和妻子之间不吵架，只有勃然大怒和沉默。为了弥补热战或冷战，原因实在记不得了，我给珍买了新裙子和很多张歌剧门票。《托斯卡》，我热衷看这部歌剧。我之所以对它如此着迷是因为一名同事告诉我，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法医题材歌剧”。

从我们当时的生活标准来看，出门度过这样的夜晚显然十分奢侈，因此才会满心期待。唯一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我突然接到紧急赶往现场的电话，又找不到其他人来替班。可以肯定，当时的场景是：保姆已经就位，我们在卧室里整装待发，突然电话响起，珍等着答复。

“我是帕姆。”态度强硬，绝无废话，能把乱成一团的病理学家们组织起来的帕姆。只有一种可能。珍看着我的脸，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好吧，”帕姆说道，这是她的口头禅，“你要去一趟现场。惨绝人寰的案件。家里所有人都被射杀在床上，案发时间不详，或许是昨天晚上，但直到今天下午才发现。只有父亲幸存，伤得很重，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听起来像是需要我马上出发的案件。而我的表情看上去正是如此。珍看在眼里，转过身去。漂亮的礼服此时还挂在衣架上。她很不开心地拉开壁橱，但没有取下衣服，反而将它挂好。

“要去哪里？”我问帕姆。

“我会告诉你，但今晚你不要来。”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一般情况下，我总是需要立即赶往现场。

“你给珍置办了礼服，买了戏票，肯定没办法临时取消。”

帕姆果然是什么都知道啊。

“但——”

“如果现在跑去杀人现场，她绝对不会再和你说话了！工作可以等等。”

这句话足以让任何法医病理学家心悸。之所以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除了警情紧急，遗属们着急了解真相之外，尸体最早出现的迹象，如温度、尸体僵直，可以为判明死亡时间提供最准确的指标。

我说：“帕姆，我认为我应该去，因为——”

“我已经说过，你今晚不用来。如果你是担心死亡时间，别想了，警察已经清楚了。这位父亲自杀前留下遗书，邻居大概在凌晨1点听到了枪声。无论如何，案件发生在昨晚，警方已经忙了一下午。一共有三具尸体，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在明天之前，都不需要你到场。”

“但——”

“死者哪儿也去不了，而那个丈夫现在待在医院，所以不用着急。”

可事情总是很紧急！

“明天早上8点到就行，一切都安排好了。”

“可是——”

“迪克，没必要和我犟吧，不是吗？”

当然没必要，没有人会和帕姆顶嘴。

我们夫妻二人当天晚上去看了歌剧，珍穿了礼服，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只是不知为何，被射杀在床上的那一家人也和我们如影随形。虽然我想尽办法不去想他们，但做不到。我该从哪具尸体开始着手？那位父亲的伤势有多严重？难道是他把家人都杀死后自戕？但最后退缩了？或者没有瞄准？抑或是某个疯子闯进来，迫使这位父亲杀死了自己的亲人，然后写下遗书？无论如何，为什么父亲得以幸免？

虽然我没有直接赶赴现场，但在珍看来，我显然更想去现场，这正是帕姆想阻止发生的。在我们俩外出期间，珍只说了几句话，但等到回家，保姆离开后，我们便爆发了争吵。好吧，是珍大发雷霆。面对她的愤怒，我表现得非常非常安静，就好像蜷缩在一角，等待猛禽离开的小小哺乳动物。不知为何，我又搞砸了我们一同外出的美好夜晚。

“你总是生气又不发脾气，我忍不了了，”珍痛斥道，“我非常难受！你为什么不主动点？不安慰我？”

嗯，因为……

“所以你和尸体打交道，是吗，迪克？”

等一下。

“因为他们注意不到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冷漠？”

一针见血！

尽管珍将我一遇到棘手问题就裹足不前归咎于早年丧母，但我怀疑，这更可能是因为我父亲的火暴脾气。我完全依靠他，大多数情况下，他为我营造了一个安全、充满爱意的成长环境。但这一切时不时被他的暴脾气打破。长此以往，我变得很难释放自己的情感。

当然，有时我也会感觉愤怒、沮丧或失落。但我宁愿安静地挨过，也不愿表现出来。我很少与人争辩，绝对不会发飙。好吧，有过一次，大概在这段时期前后或更早之前。很多年后，我女儿在婚礼上表示，她只记得我发过一次脾气（新西装，孩子，洗澡，水枪）。对此，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事实上，我挺高兴自己居然能够发脾气。

本来应该非常浪漫的歌剧之夜，结果事与愿违，我认为最好立即赶赴凶案现场。但只要看一眼珍的脸，我就知道这样做很可能会让我们就此分道扬镳，所以我忍住了。然而，第二天周六早上6点半，我就起床准备赶赴发生凶案的房子，珍尚未醒来，或者，只是看起来如此吧。

我遵照帕姆的指示，在8点钟准时抵达。这注定是非常漫长的一天。虽然到处都是警察，但令人吃惊的是，看不到几个记者。或许他们来了又走了。很少有谋杀案，特别是如此耸人听闻的多重谋杀案，会无人关注。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媒体关注越少越好。时至今日，“开膛手杰克”[“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是指于1888年7月7日到11月9日期间，在伦敦东区白教堂一带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五名妓女的凶手的化名。犯案期间，凶手多次寄信挑衅，却始终未落入法网。其大胆的犯案手法，经媒体一再渲染，引起当时英国社会的恐慌。至今他依然是欧美文化中最恶名昭彰的杀手之一。]的命案依然会登上报纸的头条新闻。媒体只会规避某些涉及性侵的谋杀案细节——尽管这很可能与警方封锁消息有关，而非出于对死者的尊重。

当我走进死者一家的房屋，能够感觉到某种我十分熟知的静寂，尽管周围还有警官正在忙碌，大家在窃窃私语。屋子里看到的一切，可怕地还原了平凡家庭的一切，让人宛如置身于某个再普通不过的周六早晨。

井然有序，全然不见典型谋杀现场的杂乱无章：看不见任何啤酒或伏特加空瓶，没有污秽不堪的地毯，厨房干净整洁，浴室绝无半点血污。显然，这家人的衣食住行井井有条，彼此照料。

十几岁的女儿的房间温馨整洁，做完的作业整齐地摆放在书包旁边。她的衣服整齐叠放，本人身着亮闪闪的睡衣躺在床上，一颗子弹射穿了她的头部。

隔壁房间，女孩的哥哥仰卧倒毙，前额中枪，枪口距离头部约六英寸。看起来，死者仿佛正在酣睡。没有任何挣扎或扰动的迹象。

他们的母亲，一位面容姣好的黑发女子朝右侧卧在双人床上，双手合拢，置于脸颊下，仿佛正在祷告。她神态安详。子弹从其左侧额头射入，脸上还残留着干涸的血痕。

“毫无疑问，是父亲干的。”犯罪现场调查官说。

“他的伤势如何？”我问道。

这位调查官在这里度过了大半个夜晚，看起来灰头土脸，头发蓬乱。

“好吧，起码不会死。”

我怀疑这位父亲是否真的求死，伤害自己真的是他的本意吗？对于之前三枪，他显然再确定不过。他是对着自己的头部射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必死无疑。真是令人费解。

我和摄影师讨论了已拍的照片，告诉他我还需要什么照片。在最终同意验尸官办公室将这三具悲惨的尸体运到停尸间之前，我最后一次查看了死去的母亲和两个孩子的遗体。

他们走了之后，因为无须继续采集指纹，我开始在犯罪现场转悠，更仔细地打量。当时，DNA证据还鲜为人知，法医学还没有如今这般发达。结果就是，现在看来在犯罪现场比无心之失还要糟的行为，在那个年代却稀松平常。尽管我们会小心不去触碰尸体以外的其他物件，但如果现场收集到一枚属于某位病理学家的指纹，唯一的结果便是我们要给犯罪现场调查官买上一瓶威士忌。

后续的验尸进行得相对顺利：毕竟，眼前的三具遗体生前健康状况良好，均为头部一枪毙命。然而，这起案件却让我始终无法忘怀。整洁的房间，静寂的氛围，与此格格不入的尸体，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即便关上身后的大门，这种黑暗感也依然如影随形。下午稍晚，孩子们在房间里欢笑打闹，他们红润的笑颜如此鲜活，令我无端高兴起来。

我径直走向书桌，将正在伏案苦读的珍揽在怀里，向她忏悔自己痴迷工作，疏于照顾她和这个家庭。我知道没有什么比对家人冷漠更糟，我刚刚检查过被如此对待的那家人的尸体，于是我在妻子耳边低声呢喃，发誓自己将努力变成一个更富爱心、更加外向、更加流露真情的丈夫。

人们后来发现，枪杀全家的那位父亲，没有对着自己的头部射击。他的伤情并不致命。出院后，他被直接送入精神病院。在后来的案件中遇到的一位警官告诉我，这个父亲的辩护团队轻而易举地说服所有人相信，行为人精神失常，判处非预谋杀人罪时应减轻责任。

非预谋杀人罪的量刑比谋杀罪轻，因此更受辩方青睐。而在那个时代，减轻责任也可以轻而易举得到证明。2010年英国修改立法，限缩了减轻责任的定义。因此，如今只有经法庭认定存在医学问题，才能申请减轻责任。但是，在改革之前的很多年，对于辩护团队来说，提出这一答辩理由易如反掌，我担心他们常常滥用了减轻责任原则。当然，在这个案件中，在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看来，这个父亲一定是疯了。若非如此，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家人下此毒手？

本以为事情到此便告一段落，但在法医学界，尽管逝者已矣，案件却往往能够起死回生。数月后，我被传唤在这个父亲的庭审中出庭做证。我惊讶地发现，他被指控的罪名是谋杀罪而不是非预谋杀人罪。警官向我透露，这个父亲在精神病院里和一位女性住院医师谈起了恋爱，并亲口告诉新欢，自己其实是在装疯，家庭生活令他厌烦，因为厌倦家人，他就将他们全部杀死，一了百了。

你或许认为说出这种话完全是精神失常的结果，但当他的情人将信息透露给有关方面时，当局马上进行了深入调查，结论便是此人心智健全。检方提出了谋杀指控，这个父亲的罪名成立，被判终身监禁。摧毁表面上静谧和谐的家庭生活的，不是疯癫，而是蓄谋已久的冷血屠戮。

这次庭审时刻提醒我，要做一个更为体贴的丈夫。我认为，至少在孩子们看来，我不再是那个事不关己的甩手父亲。我早上起来帮他们准备好上学，下班后一回到家，便开始忙于给孩子们读故事、做饭，辅导他们写作业，陪他们玩耍，哄他们睡觉。但在扮演丈夫方面，我仍然不令人满意。

珍心目中的丈夫应该易于流露真情，时刻表达爱意。而我对于爱意的理解，便是在她接受医学培训的漫长时间里尽量承担照顾孩子和家庭的职责。然而，每每想起被投入大牢的那个父亲，我就意识到，他也看似极力呵护家人，同时暗地筹划谋杀。也就是说，一个人有可能看似全身心投入家庭生活中，却心有旁骛。难道，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在扮演好父亲的时候，我是否过度牵挂工作？这是否便是珍颇有抱怨的真正原因？她所要求的是不是更为专注的付出与关爱？

我思前想后，却并未采取行动。我们的生活重归忙碌，似乎根本没有办法展现彼此的爱意。两个人总有一个正要去工作。即便同时在家，也总是有无数理由让我们无法关注对方：孩子和他们的作业、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修缮房屋……

我不禁怀疑，如何才能对所有这些倾注满腔爱意？我是不是要在记事本里写“下午5点，工作例会，晚上7点，展现爱意”？我该怎么做？买束花回家？晚餐的时候点燃蜡烛？我倒是很想知道其他人如何将婚姻生活经营得温馨、幽默而又充满浪漫色彩，然而，在我的工作圈子中，绝对没人能接受这种话题。事实上，毫无可能。我们所讨论的，尽是凶杀，而非关爱。恰恰因为这样，我不知不觉铸成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