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热爱马恩岛的生活状态，但几年后，我就开始怀念法医病理学日常工作中的切切割割。我怀念停尸间和犯罪现场的友情，怀念一个紧密合作的团队在一起工作的感觉。我回忆起同事们所展现出的伟大仁爱，尽管我们面对的是关于残忍、凶恶、不人道的惊人证据。

委员会的工作逐渐填补这个空白。特别是，我参与制定指导方针，帮助警察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对因快克可卡因[快克可卡因（crack cocaine），又称快客可卡因、霹雳古科碱、克拉克可卡因，是可卡因中最危险的毒品。]滥用带来的全新挑战。这种毒品会让某些吸毒者产生一种异常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变得像公牛一样强壮，同时人身危险性是公牛的两倍。如何对这些强健有力的危险人物采取强制措施，以保护公众——同时又不会真的杀死他们？协助解决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但这不同于在停尸间里解决问题。现在，我似乎始终被排除在尸体、犯罪现场以及法医工作第一线之外。

然后，在2004年，我全身心投入当时最有意思、最引人注目的公开调查之一。而其发端于七年前，在千里之外发生的某起事件。

1997年8月31日，周末，我不再是内政部随时待命的病理学家：这份工作落在圣乔治医院的同事罗布·查普曼手上。当天清晨，在巴黎一条隧道内，戴安娜王妃和多迪·法耶兹遭遇交通事故，后者当场死亡，前者则在医院接受手术后不治身亡。尸体当天被空运到诺索特皇家空军基地，时任伦敦西区验尸官的约翰·伯顿碰巧也是负责王室的验尸官，因此，由他负责查明死因。当晚，在高阶警官、取证人员、犯罪现场管理人员、验尸官、伦敦警察厅警察摄影师和停尸间助理的簇拥下，罗布在富勒姆完成了验尸，停尸间外有大量警察忙着阻止公众入内。验尸结果显示，两人都在事故中受伤而死。

对这起死亡事件的质疑，从未消失。为了阻止不可避免的阴谋论浪潮，警方于2004年展开调查。这项工作由时任伦敦警察厅厅长约翰·史蒂文斯爵士，也就是后来的史蒂文斯男爵领导，其目的在于确定是否有理由将这起死亡事件，定性为交通事故以外的其他案件。负责王室的新任验尸官迈克尔·伯吉斯建议，由我担任这项调查的法医病理学家。当然，因为此时这两具尸体都已埋葬了很长时间，所以我的工作主要是审查同事们1997年提供的相关证据。

众所周知，人们对事故原因多有猜测，但我认为以下事实没有任何疑问：多迪和戴安娜从后门离开丽兹酒店，坐上由亨利·保罗驾驶的奔驰汽车，在狗仔摄影师的追踪下，高速穿越巴黎，他们的车以超过60英里的时速撞上了阿尔玛隧道的第13根混凝土立柱。

如果汽车在受到这种撞击后突然停住，车内人员如果没有系安全带，他们的身体不会随车而停。他们的身体会继续向前，撞到挡风玻璃、仪表板或前面的人。坐在后座的戴安娜和多迪没有系安全带。司机也没有，他撞上了方向盘，他的伤势反映出这一点，同时，他还遭到来自身后的多迪的撞击，多迪是个大个子，而且当时的移动速度仍超过时速60英里。亨利·保罗有效地充当了多迪的安全气囊，前者当场死亡。多迪也未能幸免。

戴安娜稍微幸运一点，因为多迪的保镖特雷弗·里斯——琼斯坐在司机的右边，也就是她的前面。保镖通常不系安全带，因为这样会限制他们行动，但里斯——琼斯也许对亨利·保罗的驾驶感到惊慌，也许意识到可能会发生撞车，他在最后一刻都系着安全带。安全带的设计原理是在束缚的同时逐渐受力。因此，戴安娜的身体从后座向前弹射时，这位保镖则被安全带拉住，身体的一部分垫在汽车的安全气囊上，安全气囊现在已经弹出。戴安娜比多迪轻得多，里斯——琼斯的安全带会吸收一些额外的力。对她来说，这稍微减少了撞击的力道，因此，比起多迪，她受到的保护更大，她实际上只有几处骨折和胸部的小伤。

救护车到达时，多迪·法耶兹和亨利·保罗已经死亡，医护人员明智地选择先抢救伤者。他们没有认出戴安娜，据说她当时一直在说话。特雷弗·里斯——琼斯承受了双重打击，惯性迫使他向前冲，而戴安娜又从后面撞到了他，因此他的伤势似乎重得多。当然，他被最先带离现场。实际上，在这名保镖被运走之前，戴安娜一直被困在前排乘客座椅后面。

里斯——琼斯作为伤势较重的一方，被送上了第一辆救护车。戴安娜随后被从车里救出，送往医院接受急救。当时没人知道她一侧肺部的静脉出现了一个细小裂口。解剖后发现，这个部位隐藏在胸腔中心的深处。当然，静脉并不像动脉那样受到心脏高压泵吸作用的影响，流血的速度要慢得多，事实上，正因为流血的速度太慢，因此很难识别出问题，即便发现问题，修复问题将更加困难。

在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看来，戴安娜乍看起来似乎受了伤，但状况很稳定，特别是她还能够与人沟通。然而，当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里斯——琼斯身上时，戴安娜的胸腔在慢慢地流血。在救护车上，她渐渐失去了知觉。当她出现心脏停搏时，医护人员尽一切努力使她苏醒，一到医院她就被送去做手术，他们确实发现了问题，并试图修复静脉。但不幸的是，为时已晚。她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意识期，也是她的最后生存期，这是主静脉撕裂的典型特征。戴安娜遭遇的特殊伤情非常罕见，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应该还没有见过另一例。戴安娜的伤势不重，但位置致命。

我们会在人死后说“要是……就好了”，戴安娜之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要是她撞到座位的角度稍微倾斜就好了。要是她能以低于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被推到前面就好了。她要是马上被送上救护车就好了。但像戴安娜这种情况，最大的希望就在她自己手上。她要是一直系着安全带就好了。如果有安全带的保护，两天后她很可能会出现在公众面前，可能会是乌眼青，肋骨骨折可能会让她喘不过气来，撞断的手臂也许打着吊臂带。

我相信，对戴安娜死亡的病理学分析是无可置疑的。但围绕肺静脉那一小处致命的裂口，有人编织了许多其他的事实，其中一些极其不透明，让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

阴谋论者，特别是多迪的父亲穆罕默德·法耶兹，认为撞车不是意外，而是处心积虑之举。最普遍的观点是，这对情人之所以被杀，是因为戴安娜即将宣布怀孕，而这会让英国当权派难堪。由于我没有亲自对戴安娜进行验尸，无法明确断定她是否怀孕。罗布·查普曼在这一点上遭到法庭交叉询问，他解释说没有怀孕的迹象：受精两周后，是否怀孕就可以检测出来，而孕后三周的结果更为准确，甚至在被检测者自己意识到怀孕之前就能鉴定出这一身体变化。

有人问我罗布是否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撒谎。我的答案斩钉截铁：“不会。”他决不会放弃那些刻进生命的原则，决不会同意在验尸时掩盖真相（如果是我，我也不会这样做）。

然而，阴谋论并不完全建立在所谓戴安娜怀孕这件事上。有人提出了许多理由来解释当晚撞车的原因，而这一案件的各种反常现象也助长了这些理论。

首先，出现了第二辆车，一辆白色菲亚特Uno，在丽兹酒店的奔驰汽车撞上柱子之前，这辆车似乎就与前者发生过碰撞。然而，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这辆车和它的司机——尽管在法国和欧洲进行了广泛的搜索——都没有被找到。

然后是关于司机亨利·保罗的异常情况。他的血样检测显示当时他已经喝醉了，但这引起了保罗的家人以及一些在车祸前不久和他在一起的同事的激烈反对。有人指责说，保罗的血液样品被替换了，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样本中含有治疗儿童肠道蠕虫的药物。而保罗既没有虫子，也没有孩子。然而，这种药物也常用于在可卡因中“掺假增重”——但保罗显然没有服用可卡因，至少在当晚甚至几天前都没有。此外，保罗的血液中一氧化碳的含量非常高，尽管还没到致命的程度，也没有人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一点。

异乎寻常的是，戴安娜的尸体接受过防腐处理。一位法国殡仪业者来到医院做了这件事，但从来没有人真正解释过为什么有人给他打电话，或者是谁打电话叫他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电话不是巴黎医院的病理学家打的。可能的解释是，防腐是王室成员去世后的常规程序，但由于尸体将被立即空运回英国，罗布会在死后24小时内进行验尸，法国人完全没有必要向戴安娜的尸体内注射防腐剂。这样一来，所有的毒理学检测结果将被污染破坏。有些人认为上述行为实属可疑，但由于戴安娜和多迪当时都不是驾驶员，很难看出下毒有什么意义。

经过多次外交争论，英方警察团队和我带着许多问题奔赴巴黎。法国当局没有热情欢迎我们，甚至不是非常帮忙，但我们还是看到了撞车地点，最终甚至看到了发生事故的汽车。其他专家试图解释保罗血液中的一氧化碳，他们立即开始检查气囊，当然，我所担负的角色让我去了停尸间。

在那里，我遇到了多米妮克·莱孔特教授，这位魅力四射的病理学家不幸在当晚值班。她负责亨利·保罗的验尸。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等我开始讨论验尸以及记录系统是否可能出现失误时（而这意味着血样可能属于亨利·保罗以外的其他人），她收起了话匣子，坚持只通过翻译发表意见，还经常向坐在她旁边的律师寻求建议。

我希望她能理解我对她有多么感同身受。周六晚上，在大城市的停尸间里，人们会看到奇怪的交通事故、不幸的醉汉、突发的犯罪和斗殴的受害者。在巴黎，病理学家通常不会在周末处理这些问题；他们一般周一早上才开始验尸。莱孔特教授那天晚上正在家里睡觉，她被拽入这个压力重重的突发事件中。全世界出镜最多的一个人毁于一场车祸，司机和男友也一同被运到停尸间。而在停尸间外面，各国政府、死者家人和国际媒体，都在大声疾呼，要这位教授快下结论。

当面对备受瞩目的死亡事件时，一般做法是暂时搁置。做什么事都要慢慢来。正确、严格执行各项程序。遵循上述规则是值得的，因为名人之死意味着病理学家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在公开和私下里被质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事件过程中，你会面临马上完成任务的压力，时间只有通常的一半，而你所掌握的信息，还不足平时的二分之一。你需要针对复杂的医学问题立即给出简单的答案。我吃过这种苦头，明白没有人会对你的付出表示感谢，永远都不会有。如果有评论，也肯定是批评性的——你或者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你没有做一些回头来看可能应该做的事。

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病理学家有时会屈服于巨大的压力，迫使自己匆忙行事，走捷径，止步于“显而易见”。他们做事不再循规蹈矩，可能会表现得异常随意。我并不是说莱孔特教授的验尸工作随随便便。我认为她做得很好，虽然后来我发现了一些错误，但我对她毫无批评。一位英国病理学家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一个劲儿询问七年前某个晚上，她突然被叫醒，之后忙了一个晚上所完成的要求极高的验尸工作，是否遵守了程序要求，如果是我，也会态度抵触。

史蒂文斯主导的这项调查总计花费了400万英镑，最终形成了一份900页的报告，2006年年底提交。报告认为：“我们的结论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所有证据，不存在谋杀车上任何人的阴谋。这是一次悲惨的事故。”

报告对阻止阴谋论者无济于事，当然更不可能阻止穆罕默德·法耶兹。2007年，在巨大压力下，有关方面宣布对此案进行全面调查。我作为专家证人再次被传唤，这次法国人终于被说服拿出更多的档案文件。当然，我已经看过了亨利·保罗的完整验尸报告。接着，在9月底，调查即将开始前，法国当局终于公布了亨利·保罗的验尸照片。

1997年时，警察摄影师使用的还是胶卷相机。底片上的编号被复制在印刷品背面，这意味着可以很容易地遵循在停尸间拍摄的照片顺序。第一张照片清楚地表明，保罗在验尸开始时面部朝下。在病理学的学习过程中，你会被教导要查看显微镜下的整个玻片——在某个边缘地带，总是存在一点点癌症细胞的可能。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照片。首先应该忽略显而易见的地方，看看背景。所以我看了保罗照片的背景，在尸体后面解剖台旁的水槽上，放着一排空玻璃瓶，等候盛放抽取出来的血样。

莱孔特教授的报告描述了保罗后颈存在大面积出血，这可能是多迪的身体撞击造成的。这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很奇怪的是，根据照片拍摄的先后顺序，我能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采血瓶被装满。在尸体被翻过来准备打开胸腹之前，已有很多采血瓶满了。

这本来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但莱孔特教授在她的报告中表示，自己提交的血液样本是从心脏，而不是从脖子上采集的。

当然，她可能会先从颈部采集样本作为预防措施，然后在将尸体翻过来后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她发现可以采集心脏血液样本（心脏样本是可以被接受的；事实上，股骨样本才是最好的）。那本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要是她把自己的这些做法记录下来就好了。

或者，她可能把颈部的血样贴上了心脏血样的标签。重要的不是从哪里取样，而是写清楚从哪里取样。取样部位会显著影响毒理学家对结果的解释，错误的标记会导致极大的不准确。

你可能会把这当成一个无心之失，将其认定为记录保存不善的表现。但是，在这样一起每一个小问题都很重要的案件中，它可能会引发更多关于取样点、瓶子标签和转移安全的问题，这无疑助长了人们指控这些不是保罗的血样。我们对样本中的残余血液进行了检测，证明样本属于亨利·保罗的血液，但这并没有终结一切，因为还会有丢失的样本、溢出的样本、与其他实验室共享的样本……这些都给那些真的想提出问题的人留下足够的怀疑空间。

我所提供的证据是否重要，需要由陪审团决定。这个庞大的案件由最高法院法官斯科特·贝克主持，他被特别指定为本次死因调查的验尸官。他由三名出庭律师代表，穆罕默德·法耶兹由三名出庭律师代理，巴黎丽兹酒店派来了两名律师，亨利·保罗一家也聘请了两名律师。此外，伦敦警察厅则由三名出庭律师代表，情报部门和外交部由两名律师代表。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戴安娜的儿子和姐姐，也派律师参与了调查。

当然，虽然在某些时候媒体对此案的关注度相当高，但大多数日子，在法庭上，律师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媒体和公众的总数。

像往常一样，首先询问证人的是验尸官的出庭律师，但经常会紧跟着一个或多个其他律师的交叉询问。事发当晚，以及此前几个月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被仔细审视。我自己的贡献微乎其微，但我认为，它对结果至关重要。有人问我对这些事件的总体印象如何。我的结论？一起简单的、涉及高速驾驶的、与酒精有关的道路交通事故。

陪审团的最终裁断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惊讶，也让许多人感到满意：

我希望莱孔特教授没有那么抗拒谢泼德医生的魅力攻势，希望她能够多说一点：她的沉默确实意味着，从病理学上讲，验尸过程存在某些不透明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支持阴谋论。我不相信那个疯狂的夜晚在停尸间发生的事是一个更宏大的计划的组成部分，而这个计划的内容，便是以如此随意的方式谋杀一个女人，然后隐藏罪证。简单地说，莱孔特教授在重重压力下犯了微小错误，在没有那么多人为他们各自的阴谋论寻找素材的情况下，这本来无关紧要。我完全同意陪审团的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