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二次接触涉及本·拉登的案子，是在“9·11”事件爆发后一年的巴厘岛。与本·拉登有关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在这座著名的印尼岛屿上人潮汹涌的旅游区内，接连引爆两枚炸弹，造成两百多人丧生，死者基本都是来此度假的西方游客，大多未及而立之年。

接到通知后数小时内，我再次登机启程。坐在我身边的尽是些大块头。想必他们来自特种部队。事实上，虽然大家可能基于相同理由一路向东，但整个过程中谁都没有吱声。我觉得他们只是把我当成游客或记者。然而，这些人注意到没有人在巴厘岛登巴萨机场接我，于是在行李传送带旁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想要搭车吗，医生？”

“你怎么知道我是医生？”

“我们一眼就看出你是病理学家了。”

“啥？”

“好吧，你在飞机上看电影的时候就没露出过笑容。”

这便是你们眼中的病理学家。一群痴迷死亡、面色阴沉的可怕屠夫。但我着实感激他们让我搭车。抵达酒店后，我首先看到了验尸官艾莉森·汤普森，她碰巧一直待在香港，闻讯后直接飞到这里。同时，我再次获知，罹难英国人的遗体运回希思罗机场后将交由她负责。我们彼此热情地打了招呼，然后决定即刻动身去存放尸体的医院，尽管此时的巴厘岛还是清晨。

在离开伦敦之前，我被告知，只需要从英国方面的角度察看这次行动。但当我走进停尸间时，此前曾共同参加过国际研讨会的其他病理学家（主要是澳大利亚人，也有荷兰人和德国人）认出了我，立即递给我一件手术服、一条围裙、几双橡胶手套和一把手术刀，然后说道：“一起干吧，迪克。”

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寻找英籍受害者遗体方面开展了令人惊讶的卓越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找到了燃料以保证发电机正常运转，为这个地区（要不就是整个国家）为数不多的具备冷藏功能的集装箱提供能源。事实上，和所有的灾难一样，我们这些病理学家只是在验尸流水线上工作，无论下一具尸体的身份与国籍究竟为何。

问题是，当地环境酷热，缺乏保存遗体的设施。我永远不会忘记放在阴凉处、被从超市里弄来的几袋冰块所覆盖的尸体以及尸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我多么渴望找到一辆装满冰块的卡车，然后底朝天倾倒在残骸上面。尸体的状态变化很快，而且是朝更坏的方向发展。许多人的身体已经支离破碎，身份鉴定就像拼图挑战，未经训练的搜救团队让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他们把在一个区域内找到的所有东西都扔进一个袋子里。一只手上戴着一枚婚戒，上面刻着婚戒持有者的名字，这让我松了一口气。这个悲伤的小物件给我们提供了一块小小的悲剧拼图。

大多数被吸引到这座享乐岛屿上的受害者都非常年轻漂亮。正当他们在酒吧或夜总会里享受人生时，两枚炸弹相继爆炸。炸弹据信是由基地组织资助的极端组织安放的。

最终查明，共有28名英国人罹难，事件共造成200多人受伤，202人死亡。那是一段艰难、疲惫和痛苦的岁月。我后来参观过伦敦和西澳大利亚珀斯关于这起暴行的纪念馆，但就算没有纪念馆，我也能回想起那些腐烂的尸体、冰块、气味，以及停尸间里唯一滴水的龙头（那是我们的供水系统），还有恐怖主义留给人们的刻骨铭心的无力感。我不确定这种感觉是否真的远离我了。

回到家，我自己的工作也面临挑战。法医学的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受到了全新的不确定性的威胁，伟大的辛普森医生从未被迫面对过这些。此前，各大学医学院一直花钱聘请我们为他们讲授法医学，但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校陆续决定不再继续资助或教授法医病理学。他们给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法医学方面的科学研究，也很少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然而，我们大多疲于奔命，忙于应对验尸、验尸官和法庭，根本来不及满足一流大学设定的这些新标准。通过研究性活动进行智识评价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法医病理学家被认为在此方面较为欠缺。

渐渐地，许多具有悠久法医病理学传统的医学院关闭了相关科室，伊恩·韦斯特去世后不久，他在盖伊医院曾统治的那个王国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圣乔治医院判了缓刑，但针对我所负责的这个新部门的处决令业已签署。

我们这个部门基本上被私营化了。从现在起，我们不再免费提供法医服务，我们的薪水也不再由执教的大学支付，我们直接向警方、验尸官或辩方律师收费。

我知道，没有薪水，就很难继续从事一些必要但没有报酬的工作。我说的是公共服务，比如，我教授有关当局如何采取安全的强制措施，以及我所参与的灾难应对规划工作。那个小组里的其他工作人员都能从警察部门或其他组织那里领取工资，在我背后不再有大学这个靠山了。

除了伦敦以外的几个专业中心，我们不仅没有了正常收入，也没有了学生，无法再授课。我此前授课的地点都是挤满了人的礼堂，我深知在医科生眼中，法医工作是多么有趣。我也觉得，法医学的基础知识至少应该成为他们专业训练中的重要部分。每一个医生，不管他们的专业是什么，都应该能够识别出可疑情况的迹象，这样他们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请专家或报警。但是，有太多“真正的”医学门类，授课的时间太少了，法医病理学现在只能成为少数大学的专业研究生课程。

我创立了一个名为“法医病理学服务”的组织，后来被广泛简称为FPS，通过这个组织，伦敦和英国东南部的病理学家能在我们私营化的美丽新世界中执业。当埋头于该机构的规划和组织工作中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并不想成为其中一员。

那年秋天，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安娜送到了大学，她终于决定学医了。所以我们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去了英格兰北部求学。当然，他们仍然需要我们，但不是以从前的方式。我们的房子看起来又大又空又安静。这就是我们在马恩岛上待得越来越久的原因吗？毕竟，和伦敦老宅相比，这处房子离孩子们更近。是不是因为，当我在圣乔治医院的教职接近尾声，这里就没什么可以留恋的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喜爱自己在岛上的小屋，想照顾珍现在已寡居的母亲——寡居并没有妨碍玛吉的社交生活——而事实上，我们现在正成为她的社交生活的一部分？

抑或……伦敦的工作开始让我厌倦了吗？我太累了，连每周五下午的飞行都不能让自己恢复。每次出庭，我似乎都会变得伤痕累累，有时我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韧性来应对这一切。当警察打电话来，把我叫到下一处犯罪现场，接触另一具尸体时，我的脚步不再轻快。我已经对他们打电话征求我对案件的意见这件事不抱希望。而且，展望未来，可以预见，病理学家最终可能会投标，争夺尸体，甚至相互压价。法医病理学属于一项服务，但不再是我曾经投身的那个学术要求严谨，有辩论、研究和社会变革空间的世界了。

珍也对她的工作失去了幻想。尽管她在不小的年纪终于成为一名医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当她作为一名全科医生开始执业时，却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想从事这个职业。她一直希望我们搬到马恩岛去，并相信在那里可以从事自己的专业——皮肤病学，住在她想住的地方。

还有什么促使我们搬去那里？我们对自身衰老的清醒认识？对玛吉和奥斯汀所享受的生活方式的渴望？如果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待在一座孤岛上，正在错失的充满爱意的交流会突然重现？

也许我——也许还有珍——正经历着一场被人们称为中年危机的阶段，没有病理学家能够在人体内，甚至在显微镜下找到它的存在。但当应邀撰写《辛普森法医病理学》第12版（你可能还记得该书第3版曾吸引我从事这一职业）时，我一方面感到无比荣幸，另一方面也抓到了急流勇退的借口。所以，我虽然称得上是“法医病理学服务”这个新生机构的助产士，但没有恋栈。相反，珍和我永远离开了伦敦。我们放弃了萨里整洁的树篱和修剪整齐的草坪，在利物浦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迎着狂风，住在一座漂亮的小屋里。同事或同辈大多认为我完全失去了理智。

我很高兴，忙着翻修小屋。我们在狂风呼啸的荒原上走了好几英里，在有时无比晴朗的苍茫天际下，可以看到莫恩山直插入海。我们坐在火炉旁，任凭外面寒风凛冽。或者，我们只是隔着原野望向大海，看它从深处召唤出猛烈的风暴。我没有再进行过一次验尸。

我和珍在马恩岛上有了社交生活。以前我们无暇社交，但现在我们有了朋友。我们比大多数人都年轻得多，但这无关紧要。我们只是融入了玛吉为我们准备的这个社交圈。如果玛吉慢慢老去会怎样？但她还在参加每一次聚会，还会在自家几乎每间卧室的每个衣柜里挂满高级时装。炉子上的美食咕咕冒泡，金汤力随时备好，她周围从来不缺乏对其敬佩有加的朋友。和他们待在一起，感觉很好，成为这个社区的一员，感觉很好。孩子们也经常来探望。

对我来说，也许不用面对更多的验尸，但还有很多有趣的工作。我在撰写法医病理学的教科书。我自己开飞机到本土参加英国法医协会的委员会会议，他们仍在整理即将与内政部签订的协议，谋划与全新的法医私营领域相关的许多其他细节。他们请我对复杂的案件发表意见。我同时忙于几个部长级工作组的工作，修改和促进更为人道的强制措施。

当然，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领域的所有有趣发展。我得知警方开始重新调查雷切尔·尼克尔谋杀案：他们现在终于开始接受科林·斯塔格以外的其他人可能才是杀害她的凶手。又过了六年，随着DNA检测技术的发展，警方终于将罗伯特·纳珀确定为凶手，这名男子以极端暴力的方式杀害了萨曼莎·比塞特，并被判决在布罗德莫精神病院[布罗德莫精神病院（Broadmoor Hospital），一家位于伯克郡克罗索恩的高警戒级别精神病医院，也是英格兰三家戒备森严的精神病医院中最著名、最古老的一家。]终身监禁。我记得自己曾对萨曼莎·比塞特残缺的遗体进行过第二次验尸，当时我对警探说，此案让我联想起了雷切尔·尼克尔的谋杀案。我现在真希望当时不是随口一说，而是给出更有说服力、更有质问力、更坚决的主张。

萨莉·克拉克案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位母亲因杀害自己两个儿子而被定罪。萨莉好像正在计划第二次上诉。此时，她已入狱服刑两年有余，但这次上诉将以新的证据作为基础——新的病理学证据。

从她第二个孩子身上采集的血液和组织样本的检测结果现已披露。病理学家以前没有披露这份证据。在一些（但肯定不是全部）专家看来，这表明第二个孩子可能死于细菌（葡萄球菌）感染。

上诉法院要评估的是，如果陪审团在审判时掌握了这些信息，是否足以影响他们定罪的决定。三位法官认为存在这种可能，因此，之前的有罪判决可能会被推翻。

2003年，萨莉·克拉克获释出狱，当时她已成为一个心灰意冷的酗酒者。四年后，她去世了。

罗伊·梅多爵士，就是此前做出惊人统计，说同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自然死亡的概率仅为七千三百万分之一的那个人，如今遭受公众的怀疑。曾因他的做证而被定罪并正在服刑的其他几位母亲，现在已成功提起上诉。他的数学模型受到统计学家的质疑，而他本人被英国医学总会[英国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 GMC），一个收费的注册慈善团体，根据《1858年医学法令》成立。主要职能为：及时更新合格医师注册信息，培养良好的医疗实践，提高医学教育及培训标准，公正、公平地处理不适宜继续执业的医生。]除名。后来，过了很久，他终于赢得了针对自己被除名的上诉，但此时他已年过七旬。一个糟糕的、即兴的、在法庭激烈的交叉询问下说出的数字，成为这位杰出医生职业生涯的悲惨结局。

曾为本案两名死亡婴儿进行验尸的那位病理学家，擅自改变了其中一个婴儿的死因，并显然隐瞒了检查结果，医学总会认定其存在严重不当行为。他在18个月内不得为内政部验尸。

戴维·索撒尔曾是克拉克案的评论员，而不是直接参与者，但是，萨莉·克拉克的获释促使人们激烈反对他的观点以及不断发展的儿童保护运动。他过去可能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婴儿死亡率的医学和道德复杂性的理解，特别是摇晃儿童综合征问题，但遭到怀疑的父母和其他同情他们的人组成了愤怒的压力团体。（对那些声称受到不公正指控的人的内心愤慨，难道我们不都是抱持同情之心吗？）

这些团体向医学总会投诉索撒尔教授。而医学总会则将这些抗议转给了下设的医务人员裁判处。索撒尔教授被认为不适合执业，遭到了除名。他花了很多年时间上诉，最终上诉法院的判决推翻了裁判处的裁断。媒体广泛报道了医学总会对他的谴责，但对他后来沉冤得雪，几乎无人提及。

萨莉·克拉克的案子也许记录了我们与婴儿猝死综合征之间的纠葛。思想潮流不应该在科学真理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事实恰恰相反。十年前，萨莉会被认为是失去两个孩子的悲剧人物。当她的第一个儿子死去的时候，婴儿猝死综合征的影响正在下降，但仍然属于一个常见的死亡原因。等到她第二个儿子死去的时候，对相关问题的思索已经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任何一名英国病理学家都会全盘考虑案件情况。本案中，当时实际给出的死亡原因是婴儿遭到剧烈摇晃，这反映了当时摇晃婴儿综合征具有的话题性。总的来说，这起案件揭露出，当孩子突然死亡时，我们对死者母亲的深刻怀疑。而萨莉上诉成功，可能反映出公众开始重新考虑这种怀疑的正当性。

事实上，尽管本案所涉及的病理学家在记录和披露方面确实犯了错，但医学证据极为复杂且富有争议，而且在两名婴儿死亡的几乎所有方面，大量专家在法庭上选边站队，相互驳斥。和许多案件一样，克拉克案的真相并不坚固，而是处于一种不可预测的流变状态。法院希望尽可能保持诚实确信，然后做出选择，针对高度复杂的医疗问题自作判定。

没有人从克拉克案的悲剧中全身而退。对于法医病理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可怕的警示，提醒我们这个职业承担的巨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