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电话铃响了，一个愤怒的声音喊道：“你读过这段废话了吗？读过了吗？”

她的声音一听即明，是埃莉。她是一位儿科病理学家，我曾和她一起处理过某些案件。至于她所说的那些废话呢？18个月前，我们一起对一个名叫诺亚的婴儿进行验尸，给出的死因是婴儿猝死综合征。我注意到我的收件箱里有封关于这起案件的新邮件，静待打开。

埃莉一刻不停。

“我们怎么会漏了受伤的嘴唇和骨折的后肋骨呢？怎么会？如果嘴唇伤不是复苏急救时形成的，那我就是娜奥米·坎贝尔[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英国超级名模、演员、歌手。]！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肋骨骨折，放射科医生也没有。这个人怎么能只看照片就发现窒息伤和陈旧性骨折？告诉我，迪克！”

已故婴儿诺亚的父母现在又生了一个孩子。社会服务部门认为，在前一个孩子因为婴儿猝死综合征去世的情况下，这对父母相当可疑，为了保护新生儿，有必要把她从这对父母身边带走。他们向家事法院提出了这一申请。最近法院要求我们提供有关婴儿诺亚的报告、笔记和验尸照片的复印件。显然，另一位专门为该法院工作的病理学家已经审查过这一切了。我点击邮件。是的，这是他的评论。

“埃莉，他肯定不是在说我们漏了……”

“他有！”

“我看看照片再打给你。”

我觉得心烦意乱。有没有可能我检查了一个因遭到虐待和谋杀而死去的婴儿，却没能找到证据？而给孩子的死因定为婴儿猝死综合征，从而免除了父母的责任，可能危及他们将来生下的孩子？难道证据如此显著，18个月后，另一位病理学家仅仅从照片上就可以找到证据了吗？

我把文件翻了出来。婴儿诺亚案之后，我进行过多次验尸。我得努力回忆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被警察叫到停尸间，是因为孩子母亲早上发现孩子死了。在休息室里，埃莉在每个停尸间必然存在的鱼缸旁边等着我：一个死因可疑的孩子必须由两名病理学家负责验尸，一名法医，一名儿科医生。埃莉善于合作，她聪明睿智，对自己的结论表现出百分百的肯定，我对此暗自羡慕。

现在，我快速浏览自己的笔记。晚上8点，母亲给诺亚喂了一瓶奶，由于诺亚仍然鼻塞，还给他吃了一些对乙酰氨基酚。孩子睡着了，但夜里醒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凌晨2点左右，父亲轻轻摇晃孩子，哄他入睡。第二次是早上5点，因为需要上早班，父亲挣扎起身。他把孩子安顿好，早上6点离开了家，没有吵醒母亲。早上7点，母亲发现孩子死了。她尖叫着跑到街上。一位邻居曾看过电视剧《东区人》中演示的心肺复苏技术，跑进去试图让婴儿苏醒，直到救护人员赶到接手。抢救没有成功。

这家人的房子照片显示的场景不出所料，家里充满了孩子降生后引发的混乱。几乎没有家具，净是孩子奶奶出于好心在超市购买的那种大型塑料玩具。冰箱里几乎空空如也，只有一些牛奶和外卖纸盒。楼上的卧室几乎被这对夫妇的床铺和婴儿床占满，空出的地板上堆满了婴儿衣服。

对我们这些病理学家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方的温度。我们看到楼下的锅炉恒温器被调到30℃，卧室暖气片也被调到了最大值。警察也提到这间房子温度很高。当然，婴儿猝死综合征和婴儿体温过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在我们完成验尸报告后不久，出现了一些反常情况和谎言。身为穆斯林的邻居们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垃圾箱里装满了空酒瓶，他们向警方报告了这件事。诺亚的父母后来承认，是他们在晚上放了这些瓶子。毒理学检测结果推断，婴儿第一次醒来时，父亲的血液酒精浓度为200mg/100ml，已经达到了酒后驾车标准的2.5倍。同样的检测显示，两位父母都曾吸食大麻。

婴儿的父亲曾因打架被判重伤罪，但没有家庭暴力史。婴儿肩部有陈旧伤，但这很可能是难产所致。警方显然对这对夫妇持怀疑态度，但无法真正说明原因——尽管他们确实发现，因为阁楼里设有一个小型大麻农场，所以房子很热。救护人员强烈认为，婴儿已经死亡数小时，而不是像母亲坚持的那样只有一个小时。但他们对此无法确定。婴儿诺亚身上的所有痕迹，都可以用邻居未经训练的复苏技术、随后救护人员的长时间努力来解释。

埃莉和我必须就死因达成一致。作为儿科病理学家，她负责撰写报告，我则负责进行更正，然后签字。

埃莉确信自己想说什么。“婴儿猝死综合征，迪克。是婴儿猝死综合征。”

“但有太多的事情不太对劲。我宁愿说‘死因不明’。”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不是来评判他们在阁楼里种几株大麻植物，或者喜欢喝一杯。他们明显不是一对混乱的瘾君子。父亲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孩子很健康，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参加了所有的健康访客预约和疫苗接种，还有一个随时提供支持的大家庭——奶奶和姐姐。不，别让我们把‘死因不明’抛在一对穷困潦倒、尽力而为的年轻夫妇身上。”

于是，我们就这样做出了婴儿猝死综合征的死因认定。

但现在，另一位病理学家看过了验尸照片，并认为另有死因。

我在屏幕上点开照片。这是婴儿的嘴唇。它们比我记得的还红，上面的痕迹也更明显，但没有肿胀和瘀伤。这些都是在复苏过程中造成的伤害。然后我找了一系列胸部内部的照片，照片上显示出婴儿的肋骨。当然，我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变白了。这可能意味着陈旧性骨折。或者，只是摄影师闪光灯的强光反射？

我给埃莉回了电话：“在这些照片中，嘴唇看起来比原来更红，痕迹更明显，肋骨后面有些区域实际上看起来是白色的——”我能听出她即将暴怒，所以马上继续说道：“我们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仔细看这些照片，就会发现其他器官的颜色很奇怪，而且似乎有闪光反射在图像上。是照片拍摄的问题。”

“谁拍的？”她吼道，“这些垃圾照片是谁拍的？”

我依然记得一位带着相机的犯罪现场调查官羞怯地走上前去。这是他第一份“真正的”工作吗？他曾多次向前辈征求建议，后来辅助闪光灯坏了，他最终不得不依靠相机自带的闪光灯完成拍摄。

当我翻阅其余的照片时，我发现它们的质量太差了，婴儿诺亚的白色尿布呈现出一种蓝色调。为什么我之前没注意到？

“别担心，埃莉，”我说，“这肯定是闪光灯导致的技术问题，而且由于警方存储图像的分辨率太低了，这让情况变得更糟。”

“我不是担心，不不不。”她的语气非常冷静，“我非常、非常生气。这个批评我们的病理学家自己并不验尸。他当时当然不在场。其他代表家人查看尸体的法医病理学家也同意我们的说法，不是吗？他怎么敢质疑我们——”

“因为……好吧，你读过剩下的文件了吗？”

“没有，我没有！”

“因为他们现在发现了关于父母的各种事情。他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这就呈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图景。我们以为他们还年轻，还在努力，想靠阁楼里的大麻农场维持生计……但现在发现父亲和其他人有过孩子，在南方的某个地方。大约四年前。那个孩子死了。死亡原因是婴儿猝死综合征。”

这让埃莉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说：“他以前吸海洛因，直到最近才开始服用美沙酮戒毒，这对他没什么帮助。我真希望他们之前就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

“哦，继续。当一个男人尽最大努力戒毒的时候，这样做就是在欺负他。孩子死的时候他吃美沙酮了吗？”

“没有。”

“又来这套。”

“当他遇到孩子母亲然后有了孩子时，他真的是在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是这样理解警方笔录的。”

“没错，如果我们把每个正在戒毒的海洛因吸毒者的孩子带走，镇子上的某些地方，就不会有孩子了。”

“听着，埃莉，我们会上法庭，做证，解释照片有问题，我们确定孩子没有陈旧性骨折，并解释放射科医生同意我们的说法，这就结束了。”

“不会这么简单。我们给出的死因是婴儿猝死综合征，而他们不想听这个。我想他们只是想带走这对父母刚出生的孩子。很明显，他们相信婴儿诺亚是被杀死的。”

“法官获得信息，厘清真相，而不是只听他们想听的内容。”

埃莉发出了介于大笑和不屑一顾之间的声音，然后她就挂上了电话。

上庭的案子不会真的让我担心。事实上，我很好奇。家事法院对我和其他所有人来说都保留着神秘感，因为直到现在，它们只用过我的书面证据。这些法庭处理的问题十分私人、敏感，绝对不向新闻界和公众开放：这里不会让任何没有正当理由出现的人进入，就连死者的家人与近亲也不例外。

埃莉在外面等我。她看起来颇为紧张。

“你应该看看里面有多少人。”

“怎么说？事实上，除了律师和证人外，没有人被允许进入。”

“里面有无数个律师，这位母亲带了一名事务律师、一名初级出庭律师和一名王室法律顾问。父亲也是。地方当局也是。新生的孩子也是！不到3个月大，她已经有3名律师了！所以他们最开始就有12名先发问的律师，然后还有很多官员。迪克，现在他们正在削减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律师必须像觅食的秃鹰一样挤进家事法院。这里的案子都会持续几周！”

我觉得她可能是在夸大其词。

“不过，只有一个法官，”我说，“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地方让陪审团坐了。”

但一进法庭，我就发现这个地方确实挤满了律师。当然，从技术上讲，没有人在受审。被告人的席位空空如也。只有一名法官负责决定是否应该对婴儿采取监护措施，或者用其他方式保护婴儿。他会考虑很多因素，但依据盖然性权衡，父母中一人是否伤害或杀害了诺亚，就成了核心问题。那么就不需要审判了，只是调查真相。但实际上进行的是全套的对抗性陈述，律师们每次都会直接询问、交叉询问并代表各自当事人展开辩论。我记得，埃斯库罗斯曾说，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便是真相。

在埃莉做证期间，我被允许坐在法庭上，因此能够见到这对父母。他们分开坐着，彼此没有眼神交流。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但似乎并不生活在一起：当然，他们各自的法律团队都在玩互相指责的戏码。

这名母亲看起来很生气。她体重超标，几乎一动不动，脸大得像肿了一样，她总能在周围制造噪声，或者对着她律师的耳朵发牢骚，有时还在安静的法庭里大声喧哗。父亲很瘦，不停地吸鼻子，显得坐立不安，好像诉讼程序让自己无暇从事更为重要的事情。这像是一个困境。如果他们真的杀了诺亚，没人会同情他们。但如果他们没有……他们两个看起来不快乐，不相爱，也许曾努力学习爱自己的孩子。

在证人席上，埃莉阵脚大乱。我越来越担心地看着出庭律师一个接一个质疑她缺乏把诺亚的死因定为婴儿猝死综合征的专业能力。当他们完虐埃莉之后，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几乎就在我完成宣誓的瞬间，第一位出庭律师就指出，事实上，婴儿穿着一件蓝色的婴儿服，上面有绿色的兔子——令人恼火的是，埃莉在验尸报告中弄混了颜色，而在我检查报告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兔子不是蓝色的。她还在记录方面犯了一个小错误，颠倒了日期与月份，我再一次没注意到这一点。这些不是重大错误，但这是交叉询问开始时经常出现的吹毛求疵，旨在挑战我的能力，削弱我在大战前的信心。当然，这场大战将会围绕死婴的嘴唇受伤和所谓后肋骨骨折展开。

“谢泼德医生，你是否同意，在死者短暂的一生中，后肋骨骨折算是遭受虐待的一个强有力的标志？”

“我同意，如果骨折愈合了，可能存在虐待。”

“你在婴儿尸体上发现了这样的骨折吗？”

“所有的肋骨都做了非常仔细的检查……”

我指出，相关照片质量很差，无法代表我们实际看到的真实情况。这一点被对方抛在一边：“我们都能在照片中清楚地看到肋骨骨折属于陈旧伤。谢泼德博士，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判明？”

围绕唇部留存的伤痕，我们之间也有类似的对话。

“看看照片，谢泼德医生！很明显有伤口！”

我解释说，由于图像的存储、传输和打印质量较差，因此我们无法绝对信任图像。不过，很明显，我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们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我不接受这一点，或者是盲目的，或者是愚蠢的，而且我显然是故意混淆，以逃避我——我们（埃莉和我加起来有70年的病理学经验）把窒息伤害当成了抢救伤害的事实。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我遭遇到了此前在任何法庭的证人席上，包括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在内，都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更糟了——不是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出庭律师，而是面临代表各方的许多律师从不同角度发起的攻击。我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承认我们有可能犯错，但同时表示，两位经验丰富的病理学家不太可能错过如此明显的虐待证据。

“你是骨病理专家吗，谢泼德医生？”

“不，我不是。”

“但你曾担心婴儿的肋骨，前肋骨存在明显的骨折？”

“担心骨折是可以解释的，是的，但是考虑到一个未经训练的邻居做的强力心肺复苏……”

“你担心，但还没有担心到把肋骨问题交给骨病理专家，让他发表专家意见的程度？”

“在我看来，谁也无法对肋骨方面的问题提供更进一步的看法。我们已经看到哪些肋骨出现了断裂，我们知道……”

“你认为自己和骨科专家一样了解，是吗？”

“放射科医生表示，在她看来，后肋骨没有骨折。我们很容易看到前肋骨骨折。我认为骨病理学家的进一步介入不会有任何帮助。”

“谢泼德医生，这种态度不是很傲慢吗？”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傲慢的人。如果我如此表现，那么十分抱歉。”

亚历山大·蒲柏的诗句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好像我父亲刚刚把它们刻入我脑海。

“你承认你给出的死因婴儿猝死综合征存在错误的可能性吗？”

“在这样的案件中，对死因的‘评估’总是非常困难的，界限细若游丝。据我们撰写报告时所掌握的证据，应优先考虑婴儿猝死综合征。如果我们得到关于婴儿生死情况的更全面的信息，我认为我们可能会选择‘死因不明’来代替。”

在家事法院度过的那个下午，我遭遇的意料之外的事情，不仅仅是对我的专业，还有对我个人的攻击。第二个“意料之外”源自几周后收到的书面裁定。我从中了解到，在审理这起案件的几周内，多名证人出庭做证，列举种种事实，证明诺亚的父母是如何疏于照顾自己的宝宝。死婴的母亲现在成了酒鬼，父亲则经常吸毒。母亲的妹妹和一位阿姨一直在帮忙照顾婴儿诺亚，无意中给卫生巡访员和其他人留下了母亲有能力照顾婴儿的错误印象。据法官说，是妹妹和阿姨确保了婴儿得到照顾，并带他去预约接种疫苗。

法官表示，婴儿诺亚完全遭到父母的忽视，他对两位病理学家拒绝承认或无法接受他们错过了如此明显的虐待痕迹而感到震惊，任何人都能在照片中看出来。事实上，他认为，两位病理学家似乎仍然认为婴儿猝死综合征很可能是死亡的原因。法官没有提到这些照片往好里说也是质量不稳定的，也不关注我们在验尸时，并未获得关于孩子死亡当天父母情况的充分信息。他也没有谈到警方获得进一步信息后，未能及时告知我们的事实。

法官接着表示，依照盖然性权衡——这是他必须应用的检验标准，他得出结论，父亲杀死了婴儿诺亚。经交叉询问发现，婴儿死亡当晚，父亲曾大量饮酒并吸食了一些毒品，当婴儿哭泣时，父亲做出了反应。法官认为他可能是通过按压婴儿的胸部或脸，使其窒息，并可能因此折断了孩子的肋骨。法官表示说，有证据显示，从婴儿的后肋骨状况来看，类似的事情以前就发生过。在此情况下，母亲明知孩子的父亲对孩子的行为十分粗暴，依然要求其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孩子继续哭泣，且没有做任何干预。因此，这对夫妇的其他孩子，都不应该由他们照顾。他们刚生出的孩子，将被带走送去领养。

我无法想象诺亚的父母在接受这一判决时的感受。我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来。法官对内政部注册病理学家的严厉批评，肯定会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我已经快60岁了，毕生都在努力通过医学践行正义。现在，我似乎失去了衡平与正义。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些批评意见必将引发调查，作为内政部的注册病理学家，我必须向内政部报告。内政部会调查我吗？会让我去医学总会吗？如果发现医生有严重不当行为，医学总会可以剥夺他们的执业资格。

蒙受此种不公的可能性，让我不由得翻身坐起。人们根据糟糕的照片，指控我做出错误的判断。嘴唇上的伤痕和后肋骨愈合的裂缝可能是此前虐待的证据，但嘴唇和前肋骨的损伤都能用心肺复苏来解释，后肋骨根本没有任何裂缝。我肯定，埃莉肯定，放射科医生也肯定。我们在报告中说，虽然前肋骨的损伤可能是由复苏引起的，但我们不能排除是故意造成的。但是，当然，我们最终还是将婴儿猝死综合征作为死因。

我肯定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而被除名，对吗？

我终于能够睡着的时候，梦到的全都是奇怪的法庭和婴儿。第二天，昨晚的思绪仍然笼罩着我。尽管我没有直接考虑法庭审理的案子，但它依然支配着自己的一举一动。我内心充满恐惧，脑海里开始出现危机感。那天下午，我坐在办公桌前，被莫名的焦虑折磨着，不得不停下了手边的工作。我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最近我在亨格福德上空飞行时，它开始发作。在巴黎爆炸案之后，我学会了握紧拳头，用强大的意志力量使自己远离深渊，我几乎成功了。但现在，它就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我闭上眼睛。它在等我。尸体堆得很高，腐烂和高温引发的恶臭，炸弹爆炸时正在跳舞的年轻人，船沉没后失去双手的年轻人，棺材里挖出的孩子，婴儿无助的幼小尸体证明了人类的不人道，烧焦的尸体，淹死的尸体，在铁轨上被切成两段的尸体。人类苦难的深渊。

我抬起头来，眨了眨眼，环顾了一下办公室。电脑、桌子、图片、文件、爱犬，一切正常。这又是一次快速的地狱之旅，就像癫痫发作一样突然且骇人。

不管怎样，我又回到了当下。我打算继续工作，向内政部报告法官对我在诺亚案中的评价。

不久后，内政部回复说，他们已经获悉此事，并且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不过他们没有费心让我知道。参与此案的警官向他们报告了我的情况，他们决定把档案交给医学总会。他们说，我可能需要和律师讨论此事。

我当然和律师讨论了，她一再安慰，但我不放心。晚上，我的梦变得更加可怕。白天，我醒着的时候也在办公室里做噩梦。

终于，来了一封信。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了它。我多么希望它告诉我，整件事被驳回，一切都结束了。

但来信的内容是，我正在接受医学总会的调查。因为我在诺亚的验尸报告上签了名，我的专业能力受到了质疑。

然后，所有的快乐都戛然而止。那些我没有称为惊恐发作的事？好吧，就连我也不得不承认那正是它们的本来面目。

我的整个工作生涯都在审查别人的案件。现在，我自己成了身涉其中的当事人，正在接受审查。医学总会本质上是一个私人法庭，会以自己的节奏进行闭门调查。它没有说解决问题需要多久，除了发布公告，没有其他沟通——而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回应。

我知道医学总会正在悄悄地联系我的同事、验尸官、警察以及任何与我共事过的人，征求他们对我和我的能力的意见。医学总会没有说明是否或何时可以将我的案件推进到下一个步骤，即提交给裁判庭审理。他们届时会通知我。

裁判庭，即医务人员裁判处，它独立于医学总会，负责判决医学总会向其提交的案件。裁判庭听取经宣誓的证据，允许出庭律师进行直接及交叉询问，并就医生是否适合执业作出裁断。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法庭。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另一位为家事法院工作的病理学家认为我犯了错误，漏掉了明显的伤害情况，并对诺亚给出了他认为不正确的死因。病理学是事实、经验和判断的结合。但裁判庭有权忽略这一点，并根据指控得出结论：我不值得信任，我无法确定一个孩子是如何死亡的，因此也无法确定其兄弟姐妹是否有危险。他们可以决定我应该被“除名”，也就是说，从被认为适合执业的医生名册上除名。

医学总会调查一开始，我就以不断令人感到警觉的频率，开始体验到越来越多的惊恐发作症状。一系列令人心惊甚至心碎的画面，完全占据了我的脑海。

我试着用一种超然的医学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当我有一天飞过亨格福德时，伏击开始了。它为什么会开始，为什么会停止？显然，医学总会的调查促使这种丑陋的症状强势回归。公开怀疑一个本不该犯错的人，是否打开了隐藏着恐惧的潘多拉魔盒？这些恐惧，现在已经彻底失控了吗？

没有答案。只有那些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的画面。我只是在琳达的饮料里加点冰，然后，突然回到巴厘岛，盯着在融化的冰袋下腐烂的年轻人的尸体。我完全不能打开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文件。因为里面藏着照片，而我脑子里已经有太多的照片了。恐惧感使我无法自拔，我内心充满了不可战胜的恐惧。死亡的恶臭从未离开我。

这样的袭击抢走了我的睡眠，剥夺了我的快乐，用忧虑折磨我，让我充满了自我怀疑。我失去了休息的能力，很快我的阅读能力也丧失了。因为我不能决定要不要拿起一本书，打开它。我根本不能做任何决定。想喝杯茶吗？我不知道。我几乎不知道早上该不该起床，更不用说费心穿衣服了。未来？根本不存在。我以为我知道或关心的一切，都突然失去了意义。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努力尽量不眨眼，因为这会让我注意到那些盘旋在我身上、伺机绑架我心灵的画面，当我闭上眼睛时，它们很快就会扑过来。

一个炎热的夏日早晨，我的头脑被腐烂的身体碎片紧紧纠缠：肠子、海绵状的肝脏、停止跳动的心、断手，其中还有一只手戴着结婚戒指。我得把戒指撬下来看铭文，这样才能知道是谁的手。腐烂的恶臭使我喘不过气来。

我认为，死总比这样活着要好。

但是，要怎么做？

卧轨让人死得痛快，但很自私。突然出现在火车前面的自杀者，会给司机造成创伤，留下难以忘怀的混乱，永远折磨亲人。上吊可能行不通，或者因为不够麻利。有把枪就好了，但我怎么才能弄到手呢？把我的车开下悬崖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我得找一个合适的、可以接近的悬崖。但考虑到我几乎没有办法在不弄坏变速箱的情况下挂上二挡，这样做也很难。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能看到脑海中的世界，而这是一个没有人想继续活下去的世界。我的一切行为让琳达大为警惕。我丝毫没有任何反抗，就被带到了急诊室，在那里，我被转介给了一个精神疾病治疗小组。神志清醒的高级病理学家理查德·谢泼德博士坐在那里，颤抖着，一位精神病科医生语调轻缓地让他分享所看到的图像。我试着描述，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诊断起来并不困难。我敢说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都已经诊断出，我患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显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意识到它的症状。

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不是由我解剖过的2.3万具尸体中的任何一具造成的。这并不是原因所在。也不是我参与善后的任何灾难造成的。它们都不是原因。从整体上说，这是由一辈子代表所有人——法院、亲属、公众、社会——亲自见证人类对人类实施的不人道行为造成的。

诊断的结果？

2016年夏天，停止工作。

两种治疗方案：谈话治疗和药物治疗。

还有这本书。

我原计划在秋天回归验尸，却不知道如何再次出发。我不知道怎么能再把动脉切成小块，把大脑从头骨里捧出来，再检查一下面部的内部，抑或在一场灾难之后站在一个人满为患的停尸间中，一排排的死者在等着我检查。想了一次又一次，我作为法医病理学家的未来，似乎已经变得难以想象。

后来，事情有了变化，尽管发端极其微弱。我开始说话了。我记得多年前，珍和我一起坐在克拉珀姆的心理咨询室里，我的思想是游荡的，但我大部分时间都守口如瓶。现在，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我和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专业人士待在一起，我让自己的思想四处游荡——一开始只有一点点——然后告诉专业人士我的体验。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让我的头脑在它想去的地方溜达。因为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我不牢牢控制它，会是什么后果。但由于有专业人员在场，我一周又一周地慢慢控制思想的释放。我发现，通过叙述自己的地狱之旅，症状发作的次数一点点变得越来越少。

最近有一天，我感觉好多了。医学总会仍然没有消息，我真的不知道何时已经夏去秋来，但是，突然，几乎和第一次在亨格福德的恐慌来得一样突然，我的急性焦虑解除了。随时都会从我身上滚落的巨石，突然停止不动。恐惧之重，曾让我的脚无法行走，让我的头脑无法思考，现在，它像一团放射云一样浮起来，轻轻地飘走了。

此前的生活乐趣，也许还只是一个暗示或一个幻影，但它们取代了恐惧。我知道这不会长久，只是片刻的正常，但现在这已足够。我想抓住这一刻，坐上飞机飞起来，感受起飞的刺激，超越渺小、平凡和日常。当然，在我夏天变得疯狂之后，我就被迫暂时交出了自己的飞行员执照。

我突然出现在琳达面前，她当时正在桌旁办公，为一个马上就要开庭的虐待儿童案件微微皱着眉头。

“我们去散散步吧！”我喊道。可能声音太大了。她奇怪地看着我，但立即停止了打字。

于是，我们把那条老狗和那条小狗放进车里，在我看来，秋天的阳光比整个夏天的都强烈得多。乡村的美景使我吃惊，仿佛我以前从未出过城一般。我们抵达一处荒野，树叶金黄，沙沙作响，像极了点亮在山坡上的路灯。小狗兴奋地绕着圈子跑来跑去，汪汪叫着，那条老狗也撒开了欢。世界是可爱的，身着华服，好像是为了参加某个派对。整个夏天，它都如此美好，而我未曾留意或欣赏。

琳达说：“你看起来……”

“好多了？”

她点了点头，我看到她的脸一动不动，却改变了，仿佛所有细胞根据某种秘密法则，非常微妙地改变了位置。现在，她甚至不必笑就显得很开心了。对于那些不得不目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来说，这一切是多么困难。

我试着去吸纳山坡、树叶、爱犬、琳达和世界的美丽，像男人畅饮啤酒那样尽情享受，在黑暗再次降临之前，我尽力吸纳一切。因为我知道这是必需的。不幸的是，“治愈”并不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词汇表。但是，瞥见一个没有疾病的世界——它一定持续了两三个小时——足以让我渴望更多，给我力量去追求更多。下一次，回归正常的暗示将持续更长时间。最终，一次可以持续一整天。渐渐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就像一个拼图，在我周围开始重塑。

当然，过去会（现在依然会）出现故态复返的情况。如果琳达想喝一杯，她一定要自己把冰块放进去。律师反馈的关于医学总会调查的任何信息，即使她只是说没有消息，也让我一天无法行动，就好像被推倒在地一般。在办公室里，我仍然需要尽可能避免触及某些文件，里面有一些我见不得的图片。就连这本我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两年的书，最后也被放在一边，其中的某些章节我宁愿暂时不去重读。但这个夏天的经历告诉我，我想完成它，我不希望自己一辈子从事的法医病理学工作成为公众眼中的幽灵，成为一个可怕的秘密。因为讨论文明社会需要文明人去做的事情，会使我们所有人变得更加健康。

接下来的某一天，电话响了，是我的律师打来的。她还没有正式收到回函，但有人告诉她信正在路上。对我不利的案子已经撤销了。这件事颇为突然，未经协商，也没有解释，如它开始时那样，甚至都没有被送到裁判庭。

我不能说这是真正值得开香槟庆祝的时刻。我为此跋涉了太久，太痛苦了。但我的确如释重负。世界看起来更清晰，更锐利，好像有人重新调整了我的镜片。有几分钟，我不知道该做何感想。无论有没有医学总会的调查，我的心已经裂开了一道伤痕，它永远都会在那里。

当我告诉琳达这个好消息时，她脸上的宽慰和幸福又映照在我的脸上，我开始感受到她的快乐，也许还有一点我自己的快乐。这么多年的执业生涯，不会以一连串不公正的指控而告终。我可以继续，如果我想的话。

回去工作真是太可怕了。我定了重新开工的日期，但随着日期的临近，我觉得自己其实无法做到。心理学家提醒我，我一直在学习如何管理糟糕的记忆。她是对的。我可以把记忆拿出来，想看就看，不想看就放回抽屉里。这些记忆挥之不去，但可管可控。我可以回去工作。

第一天走进停尸间的时候，曾有片刻，我闻到了这个地方的味道，门在我身后关上，我失去了动力。

我停了下来。

我进退两难。进去是无法忍受的，逃跑是无法想象的。我徘徊不定，头脑一片模糊。就在那一刻，警察来了。

“你好，医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你好吗？”

我现在不能回头了，但也不必再往前走了，我们要在这里互相问候和交谈。我一动没动。

那是一位我认识并喜欢的警探。他说：“今天有一个很奇怪的案子给你，期待看看你能发现什么。”

一个很奇怪的案子，嗯？一定是那些话在推我前进。五分钟后，我坐在沙发上，一手拿着一杯热茶，一手拿着一块饼干。

警探翻阅着他的笔记。

“死者已经五十多岁了，当时已经完全喝醉了，坦白说，还有些难搞。她的女婿借了一些钱，然后把她的女儿甩了，也没有还过钱，所以，有一天，这位女士喝了几杯，决定去女婿家和他对质。当时两人大吵大闹。女婿说自己轻轻地把她推开了，但她当时因为喝醉，所以摔倒了。这位女士也说女婿推了自己。不管怎样，她最终死了。”

这听起来一点也不奇怪。在我的世界里，稀松平常。

“女婿推了她吗？”我问。

“我们认为他推了。虽然刚开始嫌疑人的新女友说他没有，她是唯一的证人。”

但现在还没什么奇怪的。

当尸体在冰柜里进进出出的时候，我能听到冰柜门的叮当声。我咽了咽口水。这声音让人想起了许多灾难、许多尸体。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位警探身上。

“在你看来，医生，问题是：如果他把死者推倒在地，这是杀死她的原因吗？”

“那她摔倒后多久死的？”

“过了好几天。她当时躺在地上，站不起来。他叫了救护车。院方告诉她骨盆骨折了，对此他们不能做什么。继续吃止痛药。这是正常的治疗方法。事实上，她对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骂骂咧咧的，他们没法足够快地摆脱她……”

这会变成医疗过失案吗？我喝了一口茶。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

“她搬去和女儿住在一起，在那里，她喝了很多自己最喜欢的烈酒，但依然感觉很痛苦，再多的酒和止痛药也帮不了她。最终，几天后，女儿叫来了救护车。这次是不同的医院。这次，医院方面说她骨盆有五处骨折，而非一处，需要住院治疗。但她喘不过气来，骨科小组认为她应该去住内科病房，因为她的哮喘实在太严重了。”

“医疗小组同意了吗？他们真傻。所以，死者患有哮喘，酗酒，骨盆严重骨折？”

“实际上，我认为她还患有癫痫。”警探把住院记录递给我，我看了看档案，上面写着：骨质疏松症、哮喘、酗酒、癫痫……

“哦，还有糖尿病。”我说。

“这位女士早就是在等死了，”其中一名警官说，“她听起来像一本医学词典。”

警探的反应很快：“但那并不意味着她是自然死亡的。”

“的确如此，”我认同，“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嗯，在内科病房，他们注意到这位女士伴有剧烈的咳嗽，于是开始着手治疗她的哮喘和胸部感染。她咳嗽不止，然后晕倒。大约五天后，她又出现了一次剧烈的咳嗽。只是这次她彻底垮了，一命呜呼。”

“院方是怎么做的？”

“当然是心肺复苏。他们以为这是……呃……嗯……嗯……”

我说：“肺栓塞？骨盆骨折，她躺在床上好几天了，这是显而易见的诊断。”

“对，就是这个。不管怎样，他们还给病人用了一些东西来……”

“来溶解血块。”

对此我很抱歉。这当然是正确的做法，但并没有救回病人的命，也无法帮助病理学家。因为，如果我本来能找到一处血栓，现在也早就溶解了。

“我们一直在等她好起来，可以讨论对女婿的重伤罪指控，当我们打电话问医院是否可以进行询问时，护士说：‘哦，我们忘了告诉你，她已经死了。’所以，突然间，罪名不再是重伤，而是非预谋杀人。”

我此时已经喝完了茶。现在，这个案例变得非常奇怪了。我刚刚被告知了五种可能的死因，但死因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事。只有现在正等着我们的尸体，能告诉我们她为什么死了。我站了起来。我对这个谜团很是好奇。

“好吧，我们去看看她。”

在通往验尸房的路上，我对警探说：“虽然这是你负责的工作，不是我的，但你没有足够证据能证明女婿推倒了她。如果她喝醉了，她甚至可能在到他家之前就摔倒受伤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嫌疑人的新任女友。她和他分手了。现在她改变了自己的说法，说曾看到他把那位女士推倒在地，使劲推她。”

好吧，证人180度大转变，不会给任何陪审团留下好印象。

“而且，”他补充说，“我们找到了死者去女婿家之前大约五分钟的闭路电视录像，当时她走路没有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要起诉，真正需要的是你的证据，医生。”

我会寻找证据。但我始终意识到根据非预谋杀人罪的指控，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入狱。在我向警方陈述之前，必须确信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

这位女士年仅56岁，看上去却足有96岁。

“你确定她的年龄是对的吗？”我问。

警察点点头。

我检查了死者臃肿的身体外部。上面布满了擦伤和瘢痕，酗酒者的身体经常如此。每一处伤痕都必须被测量和描述。我做了笔记，让摄影师忙个不停。

“你在相机上设置了什么质量的图像？”我问他。

他看着我，惊讶地说：“最低的，医生。”

这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什么是最低的——你当然想要尽可能高质量的图像？”

“是的，”他说，“但警方的计算机系统不能处理大文件，所以我们必须使用低质量的文件类型。”

就算无法解决这种被迫接受不精确的情况，我也听不到他声音中明显的苦恼。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简单而合理的结论，因为计算机系统很差。他拍的照片被用来给数千人定罪，这一点似乎并不重要，而这差点结束了我的职业生涯。我只能叹了口气。还能做什么呢？

是时候切开第一个切口。我站在病人右侧，手里拿着PM40手术刀。距离上次我站在一具赤身裸体的尸体旁边，感觉像是过去了好多年。我真的想这么做吗？把更多糟糕的记忆储存在我脑海里那本恐怖的剪贴簿里，任它随时毫无征兆地打开？

我逐渐打开死者的身体，用独特的切口进入腹腔。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我发明了它，我们可以称其为谢泼德切口。我没有沿着中线切开肌肉，而是沿着肋骨底部和腹部两侧切开。然后我把腹壁的肌肉折起来，就像打开盒子的盖子一样。整个过程整洁、有效。我发现，在骨折的骨盆周围，肌肉和组织中积存大量的血液。

“看起来很有希望！”警探高兴地说。

“她肯定有出血。”我同意他的看法，把血清除干净，然后看了看在胸腔和腹腔里的身体器官，“但没有一处是最近才造成的。”

我盯着面前的尸体，挖出器官，戳了戳，死者的生活路线图就摆在我面前。

“那是她的肝脏吗？”一名警官指着她腹部上方的一个灰色小器官问道。即使是一个外行也能看出，它在很久以前便已不是一个健康的器官了。“看起来像只死鹦鹉。”

“你不需要腌制它，医生，她已经为你腌制过了。”另一个警官说。

警探在摇头。他说：“医生，请不要告诉我是她的肝脏杀死了她。”

我说道：“我同意，它看起来很糟糕，但只有在显微镜下观察后，才会知道到底有多糟糕……她的肺也不太好，肺气肿很严重。”

死者或者在一条十分繁忙的主路旁度过了一生，或者在一家肮脏的工厂工作，或者她吸了很多烟。她的肺很黑，有些地方特别黑，而且有很多大洞。

“我不想听到她是因为哮喘去世的，”警探沮丧地说，“如果你说她也有心脏病，我会哭的。”

“她很可能有这个问题。我得把她的心脏掏出来好好看看。”

“医生，别给我自然死因。我真的很想逮捕他。这位女士可能只有56岁，但她看起来很老很虚弱，而她的女婿是个大块头，并用力推搡她，她的骨盆摔断了5处，然后就死了。他不应该逍遥法外。”

我说：“她的家人可能会对第一家医院提起诉讼，因为在骨盆骨折5处的情况下，仅仅让她服用了对乙酰氨基酚就打发了。当然，除非她后来去女儿家时，又摔断了4处……”

“女儿没有那么说，但我们会检查第一家医院的X光片。”警探说，并做了一个记录。“不过，我对针对医院的诉讼并不感兴趣。她一开始骨折，是因为女婿推了她。”

“她怎么会死于骨盆骨折呢？”另一位警官问道。

“骨盆骨折的间接死亡原因可能是肺栓塞：她躺在病床上好几天了，这意味着腿部很容易形成血栓，并通过血管进入肺部。不幸的是，医院在复苏过程中给她开了药，帮助分解血块，所以我不太可能找到血栓——如果它曾经存在过的话。”

“哦，上帝，”警探叫道，“我们需要证据。”

“嗯，骨折后死亡的另一个常见原因，是另一种叫作脂肪栓塞的栓塞现象。我们还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也许骨折处骨髓中的脂肪，通过受损的血管进入肺部。一旦抵达那里，就可以通过肺到达心脏、肾脏、大脑……这通常是致命的。奇怪的是，从创伤到死亡，大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啊！”警探的脸上露出了喜色。“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她有没有这种栓塞？”

“她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得了栓塞，很多人在骨折后，经历过各种事情之后，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我需要知道她有多少脂肪栓塞，如果这个数字有意义，我才能说这是死亡的原因。”

“你什么时候能知道，医生？”

“大概一周吧，但我们还是要等毒理学检验结果。”

警探看着我。他说：“我告诉过你这是个奇怪的案子。”

我对他笑了笑。“是的，”我同意，“是这样的。”

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案子。但不是在验尸第二天。因为我刚拿回自己的飞行员执照，现在就要驾机起飞。独自一人，我被虚空托起，无挂无碍，目睹了一场惊艳的盛宴，那就是在飞机下面展开的英国乡村景致，在远处，是深蓝色的大海。飞机腾空而起。我翱翔天际。我的思绪像天空、像大海一样纯净。

大约一周后，我在另一场验尸中遇见了同一个侦探。又一个奇怪的案子。

一个男人从酒吧出来后，被发现死在河里。死者家人确信，他被一名袭击者击昏，然后被扔进水里。

“怎么样？”解剖台对面的侦探说，“找到那个被推倒的女士的死因了吗？”

我正盯着河里的那个人。我对他的死亡有一个想法。

“我一直为此而苦恼。那位女士的案件真是复杂。我确实在死者的肺部和脑部中发现了一些脂肪栓塞，但根据研究，还不足以百分之百确定它们是致命的。”

警察抱怨了一声。

“我要把骨盆骨折导致的出血和脂肪栓塞作为死因。第二部分——相关的发现——我将把肝硬化、糖尿病等作为潜在的原因。”

他看了我一眼。“所以！是骨折！”

“我给出的是我对死因的看法。其他人可能不同意，最终将由皇家检控署决定是否起诉。我认为他们应该起诉。但是，想想现在皇家检控署……”我翻了翻白眼。“当然，最后还是要由陪审团来决定是否排除合理怀疑。”

“如果他没被起诉，陪审团就无法决定。谢了，医生。我告诉你，我要以非预谋杀人罪逮捕那个女婿。”

“只有在能够胜诉的情况下，皇家检控署才会让你那么做，显然，现在他们还无法决定嫌疑人是否该被起诉。”

“他们遇到了什么障碍？”

“他们希望我更强调骨盆骨折。”

他紧紧地盯着我。“好吧，你会吗，医生？”

我隔着溺毙的尸体盯着他。“我已经尽我的良心所能了。”

“但是……”

“我给出的死因说明了一切。她死于骨盆骨折的并发症，但她已经是一个患有多种慢性病的病人。找到受害者，你就需要照顾他们，对吧？如果皇家检控署的某个助手不明白我写了什么——我想他们也不明白——如果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当面向他们解释我的发现和理由的请求，我还能做什么呢？”

“医生——”

“我尽量公平。保持公平，这是我的工作。”

在这种时候，警探们会对病理学家感到非常恼火，所以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我面前的尸体上。我怀疑这属于那些解小便时不慎死亡的案例。我们知道醉汉会变得步履蹒跚，摇摇晃晃。这通常不会有太大问题，哪怕在他们小便的时候，尽管确实会造成盥洗室内脏乱不堪。然而，如果醉汉在回家的路上停下来到河边或湖边解手，摇摇晃晃就会成为一个问题。然后，如果摇晃得太厉害，情况就会突然变得十分危险：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浸泡在冷水中。

我仔细检查了这名男子的尸体，看是否存在死者家人确信其遭人击打的痕迹。只找到一些轻微的瘀伤……有几处裂伤，看起来好像是在河里造成的。最重要的发现是：前裆纽扣被解开，阴茎暴露出来。当检查他的骨盆时，我确信自己能找到一个充满的膀胱。他的嘴和鼻子里渗出很多泡沫，这是典型的溺水迹象。所以，他下水时还活着，然后……我太专注了，差点忘了那个愤怒的警探。

“医生……？”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我真的很佩服你。”

我使劲眨了眨眼。以前没有，从来没有警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这些年你做了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的工作。你仍然对此深深着迷，我通过观察你的工作就能发现这点。有个白痴死了，可能是因为在撒尿时摔倒了。那位女士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无论如何都快死了。你仍然关心他们。不管怎样，你真的在乎要对他们公平。”

在我们身后，停尸间里叮当作响，推车载着尸体四处走动。附近，在灯光柔和、粉刷一新的遗属休息室里，有人在大声哭泣。一群警察围着我们，等待着，看着我手里的手术刀。我看着面前的尸体。超重，秃顶，手指皱白，皮肤有些滑脱，尸体开始分解，他的运气十分糟糕。他是我的同胞。

我试着轻松、随意地回应警探的话，大概想说40年后我仍然喜欢解谜之类的。但我说不出口。因为我知道刚才那位警探说得没错。我真的在乎。我现在仍然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