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孝恂在创办家塾的时候，他的宗旨是“求新还须知故”。对于他这一代在传统中土生土长、在西力东侵中接触外洋的士大夫，西学是理智上不得不尔的权宜之计。林孝恂也不例外。在清廷的官员中，他是毋庸置疑的改良派，此前的废八股，办新学，都证明了他的开明和通达。甚至于，对于革命，他在情感上也有相当的同情。1908年冬，清御史常徽奏请削平西泠桥秋瑾墓，同时参奏为秋瑾埋骨的石门望族徐氏之女徐自华姐妹为秋瑾余党。清廷允准，勒令迁墓，浙江巡抚增韫执意要将徐氏姐妹捉拿归案。当此关键时刻，时任仁和县令的林孝恂不惧株连，挺身而出，进言增韫：“徐自华妇人之仁，物伤其类（指徐自华与秋瑾是浔溪女校同事），徐蕴华是女孩子，少不懂事，盲目附从。”加上当时有人另外游说两江总督端方，一场风波，始得以平息。然而，对革命心怀同情，并不意味着林孝恂就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对于他而言，“中学”始终才是世界的本源，是价值和意义所在。他的知识背景、成长的土壤、情感的皈依，所有的一切，都注定了他的开明难以逸出中体西用的范畴。面对时代的天崩地裂，他积极应对，却仍不免怀有几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期许。努力的策略总是朝着补救的方向，良苦的用心也就有了调和甚至妥协的意味。“求新还须知故”，正是出于这样的立场。也是为此，当1909年他的长子、林徽因的父亲、留日归国的林长民拒绝了清政府翰林进士的头衔时，林孝恂终于还是忍不住要斥责他一声“名教叛徒”。

但是，杭州万安桥侧的林氏家塾中，林家子嗣背离朝堂、走出林孝恂视野的，何止一个林长民。关于林氏一脉，时人有言：“福州林氏兄弟，英声斐海内。”深受开明、积极的门风熏陶的“民”字辈兄弟成长为优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通中学，读西书，留学日本，接受资本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眼界更加开阔。亡国灭种的危机、腐败黑暗的政治推动他们最终立志要革新社会，救民族于危亡。以《与妻书》流传后世的林觉民、艺高人胆大的同盟会“飞将”林尹民、新军军官林肇民，无一不是旧时代的反骨、新时代的精英。林氏家塾因此被后人颇有深意地称为“林家铺子”。

林氏家塾分东西两斋。东斋授古文辞赋，即所谓旧文学，西斋授时世经世，即所谓新学。家塾对族中子弟的影响如何，塾师的作用举足轻重。林氏家塾在其时之所以名噪杭州，全赖于林孝恂千挑万选选出的两位塾师，那就是东斋的林纾和西斋的林白水，两位饱读诗书的闽中名士。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光绪举人。林纾晚年以一支译笔赢得了俗世声名，为世人所乐道。但他真正醉心的，并不是什么《巴黎茶花女遗事》。像所有的旧派文人一样，林纾的理想在最初也无非是坐读诗书、昌圣贤学，进而科举取士。无奈在现实的动荡面前，这样的理想竟屡次碰壁。几次三番，他意兴阑珊，宦情扫地，来到杭州，就任塾师，寄情山水，也是对这种坚持的放弃。在致林孝恂长子林长民的一篇文章中，林琴南细述了自己的心声：“……治制举之学，而鹄于科名，千数百年以来，虽韩、柳、欧、曾，非不颠倒于是。然亦敛其鸿笔，俯就有司之绳墨，而后可得；既得而始归宿于古作者之言，而先其疚神殚精取决于庸俗之眼，求幸于蒙昧之莸，于向道之心不为无间矣。”在这里，林纾感慨于古来大家，才思敏捷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为入仕计，也不得不舍本逐末，丢下自己的鸿文巨笔，屈服于考官的绳墨束缚，求取其庸俗之眼的青睐，遂悟出八股科举不过以功名为饵，耗人青春。一念至此，林纾顿时淡了科考之心。林氏家塾里，他传道授业，这一番人生体验，也是常念的道理。旧世家的家塾本是家族中人入科举仕途的必经所在，而讲旧学的塾师林纾则现身说法，淡出八股教育，这也是末代书香末代家塾才会有的余音。一篇《赠林长民序》，满纸旧文人的痛定思痛，它对林氏家族下一代的人生选择有怎样的影响，后人自不能妄下论断。但1909年，林长民断然放弃了翰林头衔，他的身上，依稀仿佛，还是不难发现一点其师的影子。

如果说林纾对于那个生于斯的朝代尚有一丝惆怅的惋惜与留恋，那么另一位塾师林白水就完全是一副反抗者的决绝。林白水，又名万里，字少泉，早年曾留学日本。他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仅不屑于在朝中为官，还以反清之图为一生志业。他出任杭州养正书塾、求是书院的总教习，召集学生纵论天下，灌输爱国思想、革命意识。他所倡议的“刺客的教育”，几年后成为吴樾暗杀行动的思想指导：“自阅《中国白话报》，始知革命宗旨之可贵；自读《论刺客》一篇，始知革命当从暗杀入手。”在吴樾之后，汪精卫、方君瑛无不受此影响。有这样一位老师坐馆家中，林氏兄弟的反应自然不难预期。林白水的侃侃而谈、慷慨激昂，每每引得林长民、林肇民、林尹民以及林觉民惊叹不已。偌大一座家塾，林纾让他们感受到旧时代的没落，林白水又让他们看到清王朝的腐朽、新天地的激情。

山雨欲来，已容不得个人的安静与恬然。林氏家塾中书声依旧琅琅，却遮掩不住隐约传来的理想的铿锵。辛亥年（1911年）春，24岁的林觉民作绝命书，与妻诀别，赴广州筹划黄花岗起义。25岁的林尹民从日本运送军火回国。比他们稍年长的林肇民在福建新军充当同盟会的地下党。林觉民被俘，从容赴死，留下世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的感慨。“英姿飒爽，风骨伟岸，有神力，能举石三百斤”的同盟会“飞将”林尹民，在进攻两广督署的战役中，因寡不敌众，身中数十枪，弹尽而亡，临终遗言：“第一次不成，由第二次而进，至十百千万次，最终必有放大光明之日。”在林觉民、林尹民身后，1911年11月，林肇民以福建新军军官、同盟会会员身份策划福建起义。1912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参事、法典委员，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年就读于林氏家塾的“民”字辈兄弟，无一例外地融入了民国肇始的碧血黄花，闽侯林氏世代书香，至此添上一抹激扬的革命色彩。而由波澜壮阔的历史脉理到浮沉聚散的人事代谢，林氏兄弟一脉，除林肇民以民国元勋的身份在军事参议职上寿终正寝，林天民参与实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死于肺病外，余者三人，林觉民、林尹民埋骨黄花岗，林长民命丧荒野，皆是尸骨不全，结局惨烈。那个急管繁弦的革命年代为闽侯林家写就的命运，壮怀则壮怀矣，其间种种离合悲欢、壮志未酬，也未尝不令人扼腕。到了再下一代的林徽因，一生远离政治，埋首书斋，是个人性情兴趣使然，也难说没有家族这一段血色历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