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林孝恂斥责为“名教叛徒”的林长民，是林徽因的父亲，也是对林徽因一生影响最大的人。这一点，在坊间流传颇广的一张父女二人的合影中，可见端倪。镜头里的两个人神情端正地坐在盛大的光阴深处，一样的面目如画、姿态端正，一样的萧萧肃肃、俊美清逸，甚至于，眉宇里的执着与骄傲也如出一辙。这一份难描难画、珠联璧合的天然默契，令人不禁好奇它的养成，除了一望而知的家族基因，还有些什么是旁观者、后来人所不了解的。

作为林徽因父亲的林长民，也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说起林长民，今人只怕大多不甚了了。当年，他的名字却是可以和梁启超相并提的。他是民初闻名士林的书生逸士，也是倡言宪政、推进民主政治的法政先锋。他一生志在济世经邦，为官一度至“司法总长”，朝野无人不知，也算达到了传统士大夫仕途的高位。只是，这样一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却未能逃脱宿命的安排，最后不但遭遇杀身之祸，丧命关外，身后更是一片落寞。林长民故去近百年，其人其事，几近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若不是林徽因，人们只怕早已遗忘了他的名字。真真是一抔黄土掩风流。从这个角度看，林长民的人生堪称是一场悲剧。

林长民，生于1876年，字宗孟，自号苣苳子，亦号桂林一枝室主，晚年因门前栽有两株栝树，故又号双栝庐主人。从照片上看，林孝恂的儿子无一例外地继承了他的轮廓，其中，又以林长民酷肖其父。晚清掌故巨子徐一士描述林长民：“躯干短小，而英发之概呈于眉宇。貌癯而气腴，美髯飘动，益形其精神之健旺，言语则简括有力。”不仅如此，林长民心连广宇、胆识超人的胸襟也与林孝恂如出一辙。只不过，毕竟又是一代人，林长民走得远比林孝恂设想的更远。他自幼聪慧绝伦，被乡党宗族视作神童，少年时在自家的林氏家塾中读书，受业于林纾，与教新学的塾师林白水互称友朋。家塾的教育是新旧相兼、双管齐下的，林长民也由此获取了最初的西学知识，想做什么虽然还不太清楚，不想做的却已了然于胸。塾师林纾对自己这位天才学生的志向颇为了解，曾说过：“长民林生独未尝为制举之学，然则长民固不愿取决于庸俗之眼，求倖于蒙昧之获……世变日兹，长民不见窘于制举，长民可语也。”别人为大志走上了科举，他为更大的志向放弃了科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林长民中秀才，这是他科举生涯的开始，也是结束。这一年，他弃举业，在家苦学英文、日文。1906年，林长民赴日留学，不久回国，就读杭州东文学校，毕业后再度赴日，入早稻田大学大学预科及大学部政经科求学。

留学日本时期，林长民的各项才能都得到了全面的发挥。他是留日学生中的明星式人物，热心社会公益，一度还担任留学生公会会长。推举他的人一致认为他身兼数长：有才，学识渊博，且“善治事”，尤善应付复杂局面；有胆，遇事肯担当，绝无畏葸之态；有口才，善于辞令，滔滔雄辩；有财，“家本素封，交际所需，不匮于用”，且为人豪爽仗义，乐于为人排难解纷。相传当时中国学生在日本典当衣物换取钱财时，如有林长民介绍，典价必较寻常为高。只因当铺主人知道林长民素来慷慨，即便典当者他日无力赎回，林长民也会代为取偿。

以一身而兼数长，林长民可算得上留日学生里的翘楚。但是，日本的天地并没有把林长民变成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和林觉民、林尹民不同，林长民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立宪政治。因此，当林觉民、林尹民慷慨陈词，宣扬革命的宗旨时，林长民则更注重广泛地交游结纳。他的交际圈里充满形形色色的人：他认得日本名流犬养毅、尾崎行雄，也熟识中国名人张謇、岑春煊；他和汤化龙、孙洪尹、刘崇佑、徐佛苏等留日的立宪派志士互相引重，定为深交，也结交君宪派的杨度，同盟会的宋教仁、黄兴。不同政见的各路豪杰，都是他的座上宾。用林长民自己的话来讲：“政治家须有容人的雅量，中国前途不可知，尤须联络异己，为沟通将来政治之助。”他已经开始按一个政治家的标准来塑造自己，规划未来了。

1909年，33岁的林长民从日本留学回国。像当初放弃了举业一样，这时他又拒绝了清政府授予的翰林进士身份，只身返回福建老家。因为林长民本身才华出众，在留学生界声名在外，再加上从福建走出的老父林孝恂官声好、乡誉佳，因此福建官绅对林长民争相延纳。一肚子西洋政经之学的林长民，慨然于国民教育程度的低劣，以为从事政治教育才是根本之图，于是推却四方之聘，出任福建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其间，他厘定学则，革除积习，大刀阔斧推动变革。他的少年锐气刺痛了许多同僚上司，他们借口林长民改革失当，将他告到了当时的提学使姚文倬那里，林长民遂被罢免。心高气傲的他索性自立山头，斥资在福州设立法政学堂，自己亲任校长，自诩为“与旧势力奋斗”。一时闻风来学的，竟有百人之多。在林长民的经营下，学校很快就上了轨道。对林长民来说，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应该算是他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他始终寄予希望的所在。这以后，他远赴北京，奔波政治，但仍关注学校发展，“年筹巨费，以滋维持”。各省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成立了又关闭，只有福建的这一所日渐正规，后来还扩充为福建学院。这一切，自然离不开林长民的苦心规划。

当林长民进行他的法政教育试验时，清政府迫于时局的宪政改革也在试验之中。1908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纷纷设立谘议局。林长民极力推动宪政，先任福建谘议局书记长，与各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后与梁启超、徐佛苏等组成“宪友会”，希望通过和平请愿的形式迫使清政府开放政权，转入民主政治的轨道。然而，这温和的“忠告”并不奏效。“宪友会”成立后，清政府为示对抗，组织了一个名为“宪政促进会”的保守党。新旧之争愈演愈烈，立宪派处处受保守派掣肘。面对此景，林长民、梁启超都失望已极。一向温和的梁启超痛心之余，痛斥清政府为“麻木不仁之政府”“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而林长民则表现出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清高，他急流勇退，离开了谘议局，辞去书记长一职，前往上海申报馆谋差。无官一身轻的沪上岁月，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名士习气，整日诗酒文章，挥金如土。据传，林长民这时仅月包马车一项开支就达80块银圆之多。如此挥霍，就连同居上海、淡泊金钱的老父林孝恂也认为太过奢侈。只有林长民自己知道，整日的闲散只是表象，“千金散尽还复来”，也只是因为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林长民在等待机会。

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如星火燎原，各色人物以辛亥革命为舞台，纷纷登场。林长民一方面在上海创立《法政杂志》，普及法政，同时以福建省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临时约法会议。向来主张立宪的他，力荐黎元洪为大元帅，同盟会党人则推举黄兴。双方意见相左，争执不下，于林长民，局面已然是杀机四伏。投票数日后，林长民偕浙江省代表屈映光同赴南京，于下关火车站遇刺，多亏他有早年在林氏家塾日夜习武的底子，身手矫健，枪声乍响，往地上一趴，子弹从头顶飞过，方才幸免于难。经此一劫，林长民始而明白自己并不见容于革命派，于是漏夜出城，返回上海家中。老父林孝恂又惊又忧，将儿子关在楼上，“累日不得出”。本来林长民在留日时和黄兴、宋教仁颇有交情，立宪与共和于当时的中国，也难说先进与后进，而且，林家才有两位至亲为革命捐躯。同盟会对此一概不顾，林家两兄弟血迹未干，便对林长民痛下杀手，意图永绝后患。如此心狠手辣，在同盟会，固然是存大义而废小节，但在言之凿凿的“铁血共和”的背后，也很难说没有权势之争的私心私欲。对理想狂热，对现实麻木，抽象的抒情、具象的冷漠，林长民的遇刺，勾勒出20世纪初年中国革命的凶险、复杂。作为个体的存在，一旦被裹挟于狂飙的中心，便是步步行来，步步惊心，再难独善其身。

不过，面对如此凶险的情势，林长民矢志不悔。对科举的放弃并不意味着对仕途的放弃，林长民自认为有政治异禀，因此在政治上有远大抱负，一心欲做“治世之能臣”。这依然是中国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只不过，在林长民的时代，这“治世”被他理解成了行之有效的、实行民主宪政的政府。在政局诡变的民初，这样的抱负要想实现，谈何容易？较之“民”字辈兄弟中的林尹民、林觉民（后者为革命牺牲），这样的选择的确需要勇气，但死者已矣，还留有精神气贯人间。林长民浮沉宦海近20年，心力交瘁，最后志向未竟已心灰意冷，他为了政治理想而活着，活得，却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