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林长民欧游归国。他先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合上书，向政府建议恢复国会，完成宪法。得黎元洪采纳后，林长民被任命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长，直接参与制宪工作。游欧之后的他，眼界又自不同。他试图将自己在欧洲考察所得一一实践于中国的政治，比如，将劳工制度定入宪法草案以预防过激社会主义思潮。林长民说：“十九世纪世界，各国争宪法，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争生活……谁能保证过激社会主义不至泛滥于中国？”

说到底，他心心念念的，仍然是他的宪政梦。

不出意料的是，这一次的结果和以往并没有任何不同。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成功。10月8日，曹锟宪法公布，林长民为之费尽心血的劳工制度、生计制度与地方制度被搁置，他的政治理想再次成了镜花水月。痛心之余，他返回福州，把自办的法政学堂改为私立福建大学，自己担任校长。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徐世昌、曹锟，林长民的“国务大臣”生涯几经更迭，每一次都无一例外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而未来，允许他再败、再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24年10月，段祺瑞复出，设国宪起草委员会。林长民随之复出，一步步走向不可更改的宿命。

1925年8月3日，国宪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70人在北海颐年堂集会，公推林长民为委员长，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主持宪法制定。从8月初到10月11日，国宪起草委员会凡开会47次，制定宪法草案5部14章共计160余条。林长民晚年的政治观点在这中间得到集中的反映。他自己也想把这部凝结了毕生心血的宪法当作从政生涯的终结，他对徐志摩说，政治生活自己已经尝够而且厌倦，这50年算是一个结束，来年起就打算谢绝俗缘，亲自教课膝前的子女，用功书法，打磨艺术的天才，沥一生的心得，淘成三两篇不易衰朽的纯晶。

到底是书生。林长民心底固然有强烈的立功意图，然而立德立言也没有一日不萦绕在他脑海。不仅林长民，文章与事功，“为往圣继绝学”和“为万世开太平”，二者之间孰轻孰重，素来是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其间的去留取舍，并不是一个令人轻松的话题。徐志摩在林长民身后发表他当年写给自己的情书时，就曾坦言：

身为旁观者的徐志摩尚且如此想，林长民心里的纠结更可想而知。到底孰轻孰重，几十年后，以文人之身从政的蒋廷黻做了一个颇为经典的回答。蒋廷黻晚年时，李济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曾一手创立南开大学历史系且做过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以外交辞令式语言反问李济：“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若论司马迁和张骞的后世影响，只怕未必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蒋廷黻的答复并不令人满意，他用这样一个巧妙而又含混的反问将问题推回给李济，也可见他内心的犹疑和不确定。

在这样的心理中，除去这个似是而非的反问，实在也没有更好的回答。

再回到林长民。徘徊在所有的书生大抵都曾经面对过的两难之间，林长民果然也不出人意料地找到了那条大家都曾经以为是出路的、最理想却也最中庸的路：“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功成身退，然后著书立说。

其实，以林长民的性情与个性，混迹官场并不容易。他令人称道的书生逸士的姿态、“其秀在骨”的气质，若遇知音，如徐志摩，自然是如沐春风，彼此欢喜，但落在政坛，便是一副不合时宜。众人皆知他绝顶聪明，连一向自负的章士钊也称誉他：“长处在善于了解，万物万事，一落此君之眼，无不涣然。总而言之，人生之秘，吾阅人多矣，惟宗孟参得最透，故凡与宗孟计事，决不至搔不着痒，言情，尤无曲不到，真安琪儿也。”然而，乱世里的“参得最透”并不代表游刃有余，只有可能是痛苦最深。唯其如此，他平素常以“厌世人”自称。人群中，他广于交游，却不会逢场作戏、虚与委蛇，对于“虚伪、矫情、顽老以及乡愿的面目”，从来是发自内心的厌恶，再加上自负才华、锋芒毕露，以及爱憎分明，眼里容不得沙的个性，几乎注定了林长民的处处树敌，处处受制，难以作为。比如，曹锟贿选之后，一度联省自治之说甚嚣尘上，福建各界力倡闽人治闽，举代表进京请愿，推林长民做省长。林长民本人回乡任封疆大吏的心情也很是迫切，第一时间托人向段祺瑞亲信曾毓隽带话。曾毓隽婉言劝告林长民：“老总素性，宗孟所知也，凡事只有由上而下（谓由中央自行选任），决不肯由下而上（谓由各省情愿或举人）……勿入旋涡，反致害事。”林长民对此充耳不闻，执意向前。孰料此时执政府秘书长却是和林长民不睦的梁鸿志。之所以不睦，只因梁鸿志在此前任段芝贵秘书长期间，所拟通电电文被林长民当众指出诸多问题，结果自然是此文未得采纳，梁鸿志也因此衔恨在心。待到有机会可以报昔日一箭之仇，梁鸿志便百般作梗，致使林长民封疆大吏的愿望最终落空。类似事端，在林长民一生中，不胜枚举。所以，徐志摩说：“这世界，这人情，哪禁得起你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抉剔？你的锋芒，有人说，是你一生最吃亏的所在。”说穿了，还是书生意气。以这样的性格周旋于军阀政客间，能及时抽离、挂印封金已是最好的结局。只可惜，林长民放手得太晚。再回首，已是回不去的江湖。

1925年秋，北平又起政变。冯玉祥的部下鹿仲麟以卫戍京城之名，意图囚禁段祺瑞。段政府的法制局局长姚震、亲信幕僚曾毓隽于光天化日之下被擒，秘书长梁鸿志夤夜出走，一时间，京城政界，人人自危。林长民也不例外。他一介书生，除了一肚子宪政学说和心里的政治理想，别无所有。然而，在军阀的权变兵变下，林长民非但不能“拨乱反正”，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全。一天，日本公使请他吃饭，他的朋友、民初名画家金城也在座。席间有人暗地里对金城说：“像宗孟这样一把瘦骨，满脸死灰色，真活该干掉了事。”金城听到后又私下告诉林长民，本就恐惶的林长民越发不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他下定决心要尽早离开北平。

1925年，张作霖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兵分四路进攻北平，意图击败华北军阀，自任总统，统一全国。11月，奉军将领郭松龄将原奉军第三方面军改称东北国民军，以“清君侧”之名向全国发表《反奉通电》，反对张作霖在东北拥兵自立、穷兵黩武。郭松龄起兵后，身边急需一个有政治谋略的名人相助，他久闻林长民之才，心向往之，于是托幕下和林长民熟识的萧叔宣、李孟鲁两个福建人前往游说，许诺事成以后，郭松龄主军，林长民主政。林长民一则正想摆脱北平困境，二则感念郭松龄知遇之恩，以为万一能让郭松龄言听计从，举东北之兵力、财力、物力，善为运用，不仅可造福地方，更有可能左右中央的政治局势，实现多年政治理想，于是顺水推舟，出走关外，应邀做郭松龄的高级幕僚。

1925年11月30日晚，林长民乘郭松龄专车秘密离京。临行前，他修书一封向段祺瑞辞行，并交代身边人，此行“实无意于奉天，只望安稳出京，不受鹿仲麟部下侮辱而已，出京后自当与郭一见”。在林长民心里，当此风声鹤唳之际，出走关外实在不啻为万全之计，“见了郭之后，如无可作为，便往天津，郭也无奈我何，这是金蝉脱壳之计。再不然，那里到营口精盐公司也近，或且去到那边休息些时候也好”。因此，出京后两日，他还托人传口信给梁启超，说此行是以进为退，请梁启超放心。

梁启超一颗心却就此悬了起来，事后在给梁思成的信里，他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在梁启超看来，林长民这一去实在是凶多吉少，他为自己没能及时劝阻林长民而追悔不已，为其此去生死未卜的前程捏一把冷汗。

结果果然像梁启超的预测，为了这貌似周全的以退为进，林长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郭松龄起兵之初一路凯歌，7万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由山海关杀回关内，夺取绥中、兴城，冲破连山防线，占领锦州，奉军节节败退。12月15日，郭军前锋部队进抵新民屯巨流河畔，已能望见沈阳满城灯火，只待主力部队一到即可强行渡河。张作霖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得到日本关东军支持，调集了大批人马反攻。寒冬的巨流河，风云变色，两军大战三日，郭军腹背受敌，终于兵败。郭松龄见大势已去，于12月24日晨携夫人韩淑秀、林长民以及200多名卫士从巨流河西岸亡走，逃到新民县西南老大房村时，遭奉军王永清骑兵旅的追击。和郭松龄同行的林长民毫无战场经验，眼见追兵杀来，仓皇躲到车底。等到枪声停止，同行的李孟鲁回头唤林长民，毫无回音，再一看，林长民的胸前早已被血染透，才知他已被流弹击中身亡。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藏于一居民的菜窖中，被搜出押往辽中县老达镇，25日被枪杀，尸体在小河沿暴尸三日，奉天城为之震动。

林长民之所以离京远赴关外，原意只为避祸，却不料反而仓促遇祸。初抵新民屯，他也曾想按原定计划，渡巨流河入营口，返天津，然而河水尚未冻合，他不得已自白旗堡郭军司令部发电，称“河水未合，车不得渡”。眼看着近在咫尺却被一条河隔成天涯的沈阳城，他也曾踯躅楼前，拍遍阑干，口中念着“无端与人共患难”，忧心兵事可能会不利。甚至于，他也做过最坏的打算，设想一旦兵败后的遭遇。只是，尽管如此，他仍旧没有想到，横亘在他眼前的这条巨流河竟然真的成为永隔，不留一丝余地地截断了他的去路。往日沉重得压得他无法喘息的立功庙堂还是归于江湖的疑问、那些循环往复的纠结与挣扎，在这条严寒的大河前，缥缈、虚无得如同轻烟。那一时间，楼前白茫茫一片冰天霜地，绵延到奉天城的满城灯火，照得他心中雪亮。只是，他再也回不去了。

在这一起反奉的兵变中，郭松龄为平息内战，推翻军阀政权，专力建设东三省而战，虽然兵败身死，也是以身殉志，死得其所。而林长民壮志未酬，功业未就，“无端与人共患难”，却是死得不明不白，糊里糊涂。郭松龄兵变之后，赞赏者有之，嗟叹者有之，更多人是不予谅解的诟病之词。他们以成败论英雄，将失败的郭松龄打入人情世故的讨伐。在这个逻辑下，郭松龄是张家父子委以重任的股肱之臣，张作霖提携他为张学良的行伍老师，以示托孤，更将奉军精锐尽数交予他统率，足见信任。郭松龄身受张家如此大恩而不思回报，“以下犯上”，理由再正当，也难逃“叛逆”一词。

至于林长民，无端投身素不相识、亦非同道的郭松龄军中，身陷军阀权势之争，招致杀身的悲剧，时人的评说，更是不尽一致。

有人惋惜。陈宝琛作挽联道：“丧身乱世非关命，感旧儒门惜此才。”章士钊在《甲寅周刊》上哀叹，“如此美才，竟死于飞弹之下，伤哉伤哉”，并撰一挽联：“处世惟不说假话最难，刻意存真，吾党之中君第一；从政以自殉其身为了，无端共难，人生到此道宁论。”胡适感慨于林长民风流多才，竟而死于非命，遗憾道：“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逸书了。”

有人心痛。早就奉劝林长民“趁早回航”、退出政界的徐志摩听闻噩耗，急痛大呼“如此灵秀，竟遭横折”。凭着自己与林长民的相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林长民这一步的选择：“徐佛苏挽联，有‘冲锋陷阵哪用书生’之句，说得真是，像林先生这样的才学声望，在天津卖字也过得下去，偏给郭松龄看上了……”这番话，明明白白写着徐志摩的不甘与不解，林长民未来得及打磨的“艺术的天才”、未来得及斟酌的“三两篇不易衰朽的纯晶”、未来得及发现的“文艺的新土”，也就此成为徐志摩心里再也解不开的心结。

有人快意。以林长民的性情，宦海多年，见罪之人并不在少。比如曹汝霖，“五四”时因负责对日外交事务而大节有损，此后不问政事，终身茹素，一心向善。抗战军兴，曹汝霖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然而，对于林长民街头携棺演说一举，他始终不能去怀。站在自己的立场，曹汝霖始终以为，正是林长民挟私报复，无中生有，蛊惑青年，才使他蒙上卖国的恶名，从此抑郁偷生。对于林长民的意外丧生，他淡淡地说，此君“热中过度……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这一副置身事外的冷眼旁观，背后到底是意难平的怨愤。

有人责难。章士钊为林长民扼腕之际，不忘留下一句：“又恨其死，无过鸿毛。”只此一句，立场立见。梁敬錞做《双栝行》，全篇凡数十韵，哀林长民同时，也兼感时伤事，其中“关外忽传佛肸使，急足蜡封走千里。回戈本为民涂炭，让政敢从公鞭弭。中车羽币日数驰，公今不出苍生死。主人对客初踌躇，中夜推几忽长吁。自古陪臣叛大夫，春秋义战今有无”隐隐露出责问之意。与林长民亦师亦友，关系曾颇亲密的福建同乡林白水更是直截了当，他以为林长民的贸然出关、为郭松龄所用，既有悖理想，又有违道义。为此，林白水在自己主持的《社会日报》中撰文，痛击郭松龄所为，更痛惜林长民不自贵重，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位激烈的报人末了毫不原宥地尖锐追问：“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奈何做贼？林长民欲辩无能，已然是面目全非。

幸好还有梁启超。作为林长民经年的同僚、老友，曾与其一起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惨淡经营的梁启超，对林长民显然多了几分惺惺相惜的理解与看重。因着这份不足为外人道的甘苦自知，梁启超在漫天非议、责难中，在遍地“又恨其死，无过鸿毛”的叹惋声里，以一段知己之论替林长民做了回应。梁启超在挽联中写道：

这一副挽联，祭故友，悼亡灵，驳众议，字字千钧。梁启超回顾旧事，百感交集，直叹自己与林长民的过往、那些试图引导当权者入正轨的努力，恰如愚公移山。十年艰难补葺，却不知“天所废，孰能兴”。语中的悲凉、无奈，是梁启超自己久居宦海的写照，也道尽了林长民一生的苦衷。而对于1925年寒冬林长民的出走关外，梁启超压制着心里的痛楚，提醒那些凡俗的、以己度人的心肠，尽可以猜疑，尽可以讨伐，只是别忘了，这世间有一种举动叫作“感激义气”。

人世艰难，困顿里的知遇之恩，有时哪怕只是些微，便足够叫人以身赴险。

至于生死，固然在一念之间。然而这一念，何尝只存于决断那一刻。“均是死，容何择”，出生时的大厦将倾，三千年未有的西力东侵，浸入身心的四书五经，扑面而来的海雨天风，还有飘摇动荡的故土山河……这一念，早就埋藏在幼时的家塾、远渡的重洋、湍急的时事、动荡的时局。

这一念，于林长民，是救亡图存、弃学从政，这半生的宦海，也是耗尽心血、意兴阑珊的宦海。以林长民的才华，如逢治世，原不难一展抱负，大有所为。怎奈生于乱世运偏消。兵荒马乱、黄沙遍野的年代，主义和主张都成为无法施展的屠龙术。无权无势，手无寸铁，仅仅凭借满脑袋的政治理想和一己读书人的力量，如何可能力挽狂澜，扭转政局于不败？

早年留日时，有人不解身为立宪派的林长民何以和同盟会的黄兴、宋教仁交厚。林长民答：“凡政治家首贵气度恢宏，黄、宋皆当世美材，岂可以政治主张不同，遂并私交而废之？且现今国中局势瞬息万变，安保两派无殊途同归之一日，则维系私交，预留他日彼此沟通折冲之地步，未始非切要之图。”这番话自然有他的智慧。现实中的林长民也一直努力这样去做，然而总是力小任重，偾事多而成事少，全无想象中的折冲樽俎、制胜两楹。于是，世人见到的林长民，一次次力图改造军阀，盼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却一次次反被武力绑架利用，翻覆于股掌。他辛苦经营的国会做了当权者的“政治竞技场”，他一心要实现的“宪政”成了争权夺势的工具，连他自己也因为和军阀的合作，久久不为世谅，最后命丧军阀的权势之争——他辜负了惊世的才华，搭上一己性命、半世清名，于学于政，却均未能有大成，以至身后几近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为世人所遗忘。

就这个结果来说，还是他生前熟识的一位老先生说得通透：“政治这件东西，是可玩而不可玩的，自清末至今，因为玩政治而送却老命的，又何止林宗孟一个？不过这回玩得不大高明罢了，求仁得仁，又何怨焉！”

这一念，于他，已是全部。

1923年，梁启超五十大寿之际，林长民曾专门赋诗一首，笔意倜傥，称颂一时，诗中道：“西郊矮屋穷研诗，出门一笑看残棋。残棋急却听生死，画枰捡子心自怡……我生丙子公癸酉，岁数相差才几时。生天成佛孰先后，两不敢计惟师资。愿公长健作山斗，寸舌椽笔终相追。”

林长民心里，未尝没有一幅“西郊矮屋穷研诗，出门一笑看残棋”的神仙画面，也未尝不盼着“画枰捡子心自怡”的化外智慧、江湖逍遥。在那里，他和梁启超一个“长健作山斗”，一个“寸舌椽笔终相追”，快意终老。谁曾想，他自己生年才将届50，便撒手人寰。

50岁，知天命，渡不过的巨流河，到达不了的彼岸，像未完成的理想、未实现的夙愿，停摆在现实的严寒。

莫非，这也是天命。

林长民遇难后，尸骨为当地乡民所焚。林长民的弟弟林天民出关为兄长收敛尸骸，他自新民县日本领事馆取得骨灰，并取林长民旧衣冠，整理骨骸，扶柩福州。这个曾经期望衣锦还乡的游子、昔日再造共和的功臣、民主宪政的推动者，留给家乡的，只是一座寂静的新坟。

林长民一生居官廉正，两袖清风，身后积蓄，寥寥无几。1926年，梁启超出面请人为林长民遗属募集赈款，并计划林长民生前所任中国“国际联盟”会长一职由汪年伯接任，每月两千的职薪则归林长民遗属，接济家用。（此事后来未成。）

1926年1月，林长民亲友在雪池林宅设奠开吊，吊客数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