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6月10日，不过是江南早夏的寻常一天。杭州陆官巷的林家大宅里，一声婴儿的啼哭却使全家上下感受到了不同以往的振奋。这个在父母婚后8年才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几乎是立刻就赢得了全家人的珍爱。他们依据《诗经·大雅·思齐》中的“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给她取名“徽音”，希望这个孩子能像《诗经》里说的，“继其（大任）美德之音而子孙众多”。

这名字一直被叫到1935年。那一年，因为总是被人和一个毫不相干的男作家林薇音搞混，她一气之下改名为“徽因”，且傲气十足，语出惊人：“我不怕别人把我的作品当成他的，我只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我的。”言语间的清高、对自我的认同，还带着一点儿小女孩的任性和倔强，依稀仿佛，看得到她的身后成长的身影。

她的身后，首先是闽侯林氏世代书香的家族传统。林徽因2岁时，父亲林长民游学去了日本。稚龄的她跟着祖父，生活在杭州的大家庭里。大姑林泽民、三姑林嫄民、四姑林丘民、五姑林子民虽然都已出嫁，大部分时间还会守在家中。一边是思想开明、满腹经纶的翰林祖父，一边是擅长书法、旧学修养颇深的才女姑姑，满庭的诗书氛围，成了林徽因教育的起点。5岁起和表姐妹一道师从大姑发蒙读书，她是最聪慧的一个，看似不经意听讲，却总能过目不忘，出口成章。大姑比父亲林长民大了3岁，对林徽因宽厚和蔼，视如己出。在她的悉心调教下，林徽因进步非常之快。6岁时，林徽因已能承担全家和在外父亲的通信事务，言辞生动，应答得体。9岁起，她开始教堂弟认字，并对家中的藏书、字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14岁，她独自一人编成一本家藏字画的目录。幼承庭训，诗书传家的耳濡目染、严谨教育在她的身上，已有了璞玉初雕后的晶莹光彩。

从这样的家族中走出，林徽因的根基和眼界，自然非同寻常。

在她身后，还有她声名显赫、不入俗流的父亲。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在短篇小说《窘》当中，写到了一段父女亲情。

父亲对女儿宠爱有加，同时也珍视女儿独立的能力，“学飞”的权利；女儿一派少女的天真与娇羞，同时又坚定地希冀着独立的未来。这是林徽因笔下父女的相处，看似随意，却真实生动，如信手拈来，无法不令人联想到她和她的父亲。

实际上，在小说的情节之外，林长民本人远比这一段文字的描写更加开明和通达，对女儿的疼爱，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实中的林长民深得西方文明熏染，行事从不囿于旧的礼教秩序。他的不拘泥、不刻板、不伪不饰，在公开演讲“恋爱与婚姻”时已可见一斑。这次演讲轰动一时，其中诸多段落汪洋恣肆，直指人性与情爱，言语之大胆、议论之深彻，实在是前所未有。

这番话，即便放在今天看也不过时，当时更可称得上惊世骇俗，直有“礼教岂为我辈设”的痛快淋漓。以如此放浪形骸的风格，林长民在子女的教育上，自然也不会扮作封建的家长。林家素有才女传统，即便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流俗深得人心的晚清，林家的教育也是不分男女。到了林长民这一代，以他的眼界、他的性情，更是没有半分重男轻女的心。林家保存着一张林徽因8岁时和胞妹麟趾、表姐王孟瑜、王次亮、曾语儿的合影，照片上有林长民的题识，细细描绘了每一个女孩子的样貌。

照片拍的是5个小儿女，题识写的是5个小儿女，然而，不出场的林长民，作为父亲和长辈的形象，格外鲜明而生动。面对“两儿俱黠，往往相争”，他以“果饵调停”，大费唇舌，连呼辛苦。但是，任谁都看得出，这热烈而大张旗鼓的诉苦背后，是对“俱黠”“皆慧”的那些女孩，忍不住的炫耀之心。这时候的林长民不再是那个叱咤政坛的风云人物，而只是一个伶俐的小女儿的父亲——闲时喜欢带她出游，爱用点心甜食讨她欢心，收到她的来信会欢喜不已。在所有生活的细节中，他给了林徽因自己所能给的、毫不伪饰、至为性情的爱。然而，如果仅仅如此，他也无非是一个对于儿女没有区别心，懂得疼爱女儿的父亲，这样的父亲在民初即便不多，也并不在少。林长民的难得还在于，在父亲的角色里，他拥有时人望尘莫及的胸次和怀抱。

先是一颗平等心。林长民曾对徐志摩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这是他对于父亲的理解，也是他自己身为父亲的方式。这一点，在他给林徽因的家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封信写于1916年5月。这一年，林徽因年方12。彼时，袁世凯在国人压力下取消帝制。供职袁世凯政府的林长民也烦恼着前途不明，信中所说，尽是赋闲的心情。也许是考虑到女儿的年纪，林长民的信写得言简意赅，然而信中的文字，从“终日在家理医药，亦藉此偷闲也”到“天下事，玄黄未定，我又何去何从”，由表及里，从内容到语气，全是一副友朋间抒发怀抱、吐露心曲的姿态。

这是林徽因最熟悉的，父亲的姿态。

漫长的成长时光里，这一对父女用这样的相处，积累起知己意的默契，年纪越长，越入佳境。比如4年后这封欧游期间的家书。

仍然是父女间的分享心情，互通有无，只不过昔日的两地书，在光阴的路途当中，已逐渐地由三五句的短简写成了长书。书信中不复有国事，也不谈家事，只有游历过的景致。然而，山水、客舍、村落、楼台，笔下的风景，纵然在万里外的他乡异域，到底还是难逃人世的伤感之情，屡仕而不得志的隐逸之思。

这一份不足为外人道的忧世伤生，若非精神和审美的息息相通，如何能体会万一？而林长民和林徽因对此，早已心照不宣。人前人后，他们相互提起对方，出言从不犹豫。因此才有了徐志摩印象深刻的记忆：“她，你曾对我说，是你唯一的知己；你，她也曾对我说，是她唯一的知己。”

这是在民初，刚经过“五四”洗礼的中国社会才开始有女性意识的萌芽，和林徽因同代的女子大多数还浑然不知平等为何物。比如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回忆自己的成长时说：“除非爸爸要求，我从不在他面前出现，而且从不在得到他许可以前离开。除非他先开口对我说话，否则我不会在他面前启齿。他数落我的时候，我就鞠个躬，谢谢他纠正。”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她脑海里最根深蒂固的一件事是：“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张幼仪出身显赫，张家几兄弟占尽时代先机，在民国政学商界皆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但她仍然难逃三纲五常的训诫，更不用说普通家庭里的小家碧玉，芸芸众生，更是淹没在男尊女卑的观念当中。即便有先知先觉、逃出群体的极少数，也不免苦苦抗争，度尽劫波。女作家庐隐在《自传》中强调自己是“一个富于男性色调的人物”。冯铿在“为人”和“为女”的选择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为人”，并扬言要“暂时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掉干净”。丁玲拒不为《真善美》杂志“女作家”专号撰文，愤激地表示：“我卖稿子，不卖女字。”还有萧红，在她写下“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这样的文字后，1938年，当聂绀弩鼓励她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时，她却回答：“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这样一个时代里，林长民护送林徽因走出宅门，“推出巢去学飞”。在恭顺的服从和铿锵的口号中，这一对父女心平气静，再自然不过地做成了知己。

平等之外，林长民身为父亲的胸次，还体现在对女儿的爱护和引导。

对林氏父女知之甚深的徐志摩讲林徽因：“她一生理想的计划，那件事离得了聪明不让她自己的老父。”在林徽因的成长中，一路以来，林长民都是那个精神世界的指引者，以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姿态悉心爱护着、扶植着女儿身上他所懂得的、所欣赏的天分。

美景当前，花开之时，期望她同在；烦冗嘈杂里，人世的热闹中，庆幸她未来。再没有一个父亲对女儿，会有林长民这般纯粹到近乎痴的心思。由此也可见林长民的苦心，他自己羁绊于庙堂之高，倥偬一生，不得自由，到了女儿身上，就绝不期望她再步自己后尘。唯其如此，在林徽因的成长中，他呵护备至，最为看重的，不是人事的中庸、周全或者妥协一路的世俗智慧，而是清水出芙蓉的天然，是她审美的天性，艺术的天性，不为俗务所扰的自然、自由的天性。

这之后，是诗书的涵养。“得汝两信，我心甚喜。儿读书进益，又驯良，知道理，我尤爱汝。”“汝读书中辍，光阴可惜。书箱到时，当拣出数种为汝讲解。……汝要笔墨纸张，我来时当带与汝。”他苦心为她营造的，是经史子集、四书五经里的岁月悠长。

还有西学的启迪。“京中亦有好学堂，我并当延汉文先生教汝。现我新居左近有一教会女学堂，当可附学。”从家书中的教会学校，延伸到以后的欧游和留美，直到林徽因确定了建筑学作为终身理想，直到英语对于她成为“一种内在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他帮助她积累的，是中西学养的彼此增益，是双重文化的兼容并蓄。

1920年，因“五四”“放野火”而辞官的林长民以国际联盟协会中国分会代表身份赴欧考察，不同于旁人的夫人随行，林长民特意携女同行。出行前，在给林徽因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身为人父的最大心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缆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游历世界，增长见识，扩大眼光，养成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在1920年，如果不做特别说明，即便是最大胆的想象只怕也想不到，这是对一个女儿家的寄望。这样的成长意味着什么，京城名媛陆小曼的一句话或许可以为注脚。有一次在感慨自己和徐志摩相见恨晚时，她特意提到了林徽因：“我处处总为他想，我又爱他，我又恨他，恨他为什么不早来，我们为什么不早遇，既然不幸在这时机相遇，为什么又踏入那千年辞不开的网里去，可是早四年他哪得会来爱我，不是我做梦么？我又哪儿有她那样的媚人啊？我从前不过是个乡下孩子罢了，哪儿就能动了他的心呢？”同样是出身优越、才貌双全、被众星捧月般追捧的陆小曼，在林徽因面前，居然自叹不如地认为自己是个乡下孩子。究其原因，多少和林徽因的留洋背景有关。民初的北京，虽不乏高门巨族的大家闺秀，比如凌叔华、袁昌英、陈衡哲、冰心、苏雪林等，她们在成年后大抵也都有过留学的经历，然而像林徽因这样在十六七岁的年纪，不为求取学历，只为增长见识，扩大眼光，养成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而远渡重洋的，却是少之又少。

林徽因也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几年后留学美国时，她对当地记者说：“我曾跟着父亲走遍了欧洲，在旅途中我第一次产生了学习建筑的梦想。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我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百年不朽的良好建筑理论。”这番话，已充分可见欧游于她的意义，她日后的人生以建筑为毕生志业的选择、她为时人所称誉的“女学士”的人生道路、她和梁思成为中国建筑学所做的筚路蓝缕之功，无一不是因此而起。

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林长民身为父亲的远见卓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欧游是林长民和林徽因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相处。对于习惯了大家庭中相处模式的父女二人，突然之间旅行在外，朝夕相对，饮食起居全要亲力亲为，未尝不是一种考验——钱钟书就曾说，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使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然而，一路的劳顿、奔波中，只见到林长民对林徽因的小心关爱、呵护备至，比如林长民日记中记述的这两段。

8月13日，林长民和林徽因进入瑞士边境，父女同游瑞士湖。林长民在日记中写：“沿湖畔行，隔岸灯火辉煌，馆舍鳞比，盖名区胜地，旅客辐辏之所，太繁盛处，客为湖山之玷。唤船欲渡，徽女惮涉，乃止。”

10月15日，林长民赴意大利开会，林徽因送至维多利亚车站。父女二人匆匆短别，林长民又记：“开车时刻一时误记较迟，一登车即开车，窗中不及与徽女多数语，殊为惘惘。”

从“唤船欲渡，徽女惮涉，乃止”，到“一登车即开车，窗中不及与徽女多数语，殊为惘惘”，客居在外，种种细节里的林长民，一片拳拳爱女之心，完全可称得上父女情长。

年少的天空优裕明亮，爱也宽广，寄望又深，林徽因轻轻松松就被送到了时代的前列。她接受旧学的启蒙，也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她认识着什么是作为人的自尊，怎样有看世界的眼光。在1920年的阳光下，当林徽因带着幼承庭训打下的中学根基，带着从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学校学到的西学知识，带着将来要改良社会的远大理想，跟随父亲漂洋过海，遍游欧洲时，她的美好开始尽情绽放，那不仅是天赋的才情与美丽。当成长过程中所有的不确定逐渐沉淀，有一些东西就永远保留了下来，那是中西合璧式“双重文化”的完美储备，是坦诚自尊、平等自由的独立人格，是自我实现的人生观念，还是全面公正、兼容并蓄的开阔眼光。这些从家世的丰厚馈赠、从后天的悉心培养中逐渐沉淀而来的内在，作为人生的底色，一旦确立，就再也未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