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林徽因和表姐王孟瑜、王次亮、曾语儿一起，进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读书。大宅门里自幼一起成长的四姐妹，此时皆已出落得容颜姣好、亭亭玉立。她们穿着统一的培华校服，上身是中式偏襟立领琵琶扣短袄，弧形下摆，略有翘腰，衬出纤细的腰身，衣袖过肘，一律的白色袖口，下着西式及膝百褶裙，配以黑色丝袜，黑色带襻皮鞋。这一袭新式学堂流行的文明新装，衬得四姐妹越发清新素雅，行走在街上，总有轻薄男子尾随而来。四姐妹于是常找来身材高大、身手矫健的表弟同行，充当护花使者。

对于林徽因，培华女中的意义，自然不仅仅在这一套统一着装里的姐妹亲情。林徽因曾说：“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林家大宅里长大的林徽因，足迹所至，总不免在新与旧、南与北、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从专业兴趣的萌发到个人职业的确定，从士大夫式使命到现代知识人的担当，甚至私人领域中的婚姻、情感与交友，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于林徽因，是成长的背景、思想的背景，也是无所不在的生活的背景。她的一生，正是由双重文化的相互对照，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而若论双重文化的教养，真正的开始，其实是这里。从这里，她开始正式接受西式教育。她日后的人生，冥冥中的机缘和指引，也和这所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切的源头，在这所学校的创办人——英国人苏慧廉以及他的妻女。

苏慧廉，原名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年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工作之余为所在的教会从事布道工作。家族的信仰使得他小小年纪即立志以传教为一生志业，并且在听闻了一个传教士徒步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穿越雪山往非洲冒险传教的故事后，萌生了前往异域传教的强烈愿望。

1881年夏，英国基督教组织偕我公会派驻温州的唯一一位传教士李华庆去世。地球的另一端，夜阑人静中的苏慧廉在手边的杂志里看到“招募一个年轻人去温州接替另一个年轻人”的消息，他突然感到“自己就是那一个人”，于是他跪下来祷告：“主，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除了中国！”

为什么“除了中国”？因为当时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是拥挤的、愚昧的、地狱般的异教世界。如何想象一个传教士，竟然到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面前出售一个纯粹的理论？

这是1881年，苏慧廉的时代，两个彼此隔阂的世界，互相之间的观望，谨慎而充满提防。

苏慧廉还是被命运选中。1883年的早春，这位年轻的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位于中国江南的小城——温州。尽管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然而，眼前的一切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当时的未婚妻、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苏路熙（Lucy Soothill）留下一段文字，记录了他们关于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

1883年的春节，当沿着苏路熙笔下狭窄、拥挤、脏乱无比的街道回到冷清的家中时，苏慧廉备感孤寂：“不会说当地人的语言，前面的生活也许是死亡，谁又知道呢？”年关时节，温州举城燃放爆竹，这个年轻的传教士在给父母的家书里抱怨，自己的身边甚至没有一个壁炉，看不到前方的半点曙光。

45年之后，67岁的苏慧廉以自己对中国文化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教授。这一年，学成返国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在火车上偶遇一对迷恋中国文化的美国夫妇，4个年轻人一起踏上漫长的归途。他们从莫斯科一路东行，经过鄂木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贝加尔，终于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黄昏，从天津登上一列漏着雨的慢火车。这一对从美国来的小夫妻从没想到，他们心目中“通向其艺术和哲学久已深深吸引他们两人的地区的伟大旅行”，竟然和想象大异其趣。一路上，只见到“车顶上坐满了乘白车的旅客。尽管如此，雨水还是漏进来”，落到他们用报纸折成的帽子上，落到立在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上。他们“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混合着人力车夫和乞丐的叫喊声……”

45年，一个人大半生的时间，于蹒跚转身的中国社会，只如一梦。醒来，还是旧时场景，旧的人群。只不过，人群中依稀开始有林徽因、梁思成的出现。45年前，异乡人苏慧廉苦恼于前路的黯淡、融入中国社会的艰难；45年后，满载着美国的体验回国，并急于要把它们付诸实践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他们血缘的故土，感觉自己就像美国作家欧文笔下与时代、环境格格不入的“瑞普·凡·温克尔”，迎接他们的，同样有异乡般的陌生。

文化的启蒙和传播艰难而缓慢，苏慧廉和林徽因，各在一个因果的两头，各是一个因缘的开始。

1883年，困惑中的苏慧廉最终决定效法耶稣门徒保罗，“和犹太人在一起就做犹太人，和希腊人在一起就做希腊人”。到了温州，就和温州人一起做温州人。在举目无亲的温州城，他开始尝试穿清朝的服饰，吃本地食物，克服空气中的恶臭，习惯路边的乞丐和狗。这样过了仅仅半年，苏慧廉已经可以用温州本地话传教。一年后，他的未婚妻苏路熙追随而来，他们入乡随俗，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生命里最好的华年，也逐渐找到了他们认为最奏效的传教方式：医疗和教育。他亲手创办了温州第一所西式医院——白累德医院，用西医西药为民众医治疾病，还亲手创办了温州最早的新式学校——艺文学堂。分班教育，学校周日放假这种今天看来极平常的管理方式，都是由苏慧廉和他的同道们开一时先河。1903年，艺文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苏慧廉请来孙诒让和李提摩太一中一西两大宿儒参加典礼，寓意明显——他期望通过教育，把学生塑造成汇通中西、心智健全的人。“重要的是要头脑清晰，心胸坦荡，对人生有精神上的追求。”

苏慧廉在温州生活了26年。当他离开时，已是一个讲一口流利汉语，熟研中国经典的首屈一指的教育家、汉学家。1906年，苏慧廉受邀前往李提摩太创立的山西大学堂就任西斋总教习。一战后，他受聘牛津大学，成为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在苏慧廉之前，担任这个席位的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托马斯·朗兹·布勒克（Thomas Lowndes Bullock，1845—1915年），无一不是如雷贯耳的名字。苏慧廉之后的继任者，牛津大学看中的是来自中国的陈寅恪。

从温州的传教士，到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中西之间，他化身为一座桥，渡了许多人。林徽因便是其中之一。

他们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是培华女中，这所由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Dorothea Hosie，1885—1959年）创办的学校。

谢福芸毕业于剑桥大学。因为父亲的耳濡目染，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返回中国。她期望像父亲一样，在这片待启蒙的土地上做一番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我要尽我所能去满足中国人的需要。如果我能，我愿意把剑桥移到中国去。”1911年，26岁的谢福芸下定决心要在北京办一所面向贵族、如母校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一般的女校。兴学重教，这是家庭的耳濡目染。至于为何要面向贵族，谢福芸感慨说：“通过帝国最后一位皇太后慈禧的作为，人们可以了解到这些贵族妇女对国家命运所起的影响。慈禧太后如果对科学真知和现代历史有哪怕最肤浅的一点认识，她怎么能去支持义和团？”……“我们希望她们的古典气质和新知识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

中西合璧，不是一份华丽的装饰，它是声嘶力竭的讨伐与流血之后，是价值的苦痛冲突当中，对去路艰难的摸索和找寻。

谢福芸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1911年9月，在她和她的剑桥大学校友包哲洁（A. G. Bowden Smith）共同的努力下，北京培华女中正式开学。不同于19世纪中期以来以使婢、弃女、贫苦儿童为生源的识字班性质的教会女学，培华女中的定位完全是按照谢福芸最初的设想——面向贵族阶层招生，所收的第一批学生清一色来自士大夫家族。就连校址的选择，她也颇费了一番苦心——设在石驸马大街。这条街紧靠着紫禁城，家长们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离皇宫近一点。

1916年，学校创办5年以后，林长民将林徽因送进这里接受西式教育。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物是人非，谢福芸已离开培华女中，苏慧廉也已在大洋彼岸，然而，他们的教育理念并没有随革命的炮火而灰飞烟灭。这便是教育的传承。在林徽因的时代，培华女中延续它一贯的贵族路线，仍是北京最好的中学，有着极高的门槛、不俗的口碑。或前或后，和林徽因做过同学或校友的，有梅贻琦的女儿、历史学家洪业的女儿，还有瞿同祖的夫人——出生于“四代翰林”之家的赵曾玖。

对于林徽因，12岁的年纪进入培华女中，显然意味着一个新天地的开始。对自然科学、历史、地理的涉猎拓宽了她的思维，使她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而全面的知识结构；音乐美术的修养陶冶了她的性情；英语的学习为她展开了一个迷人的文化世界。不仅于此，谢福芸创校时说：“我们梦想中国的女孩子们能够学会知足常乐，学会务实有效，学会勇敢直面真理。”因此，培华女中对于林徽因的意义，还在品格的塑造和行为的训练。坐在培华女中安静而宽敞的教室里，林徽因拥有着健康乐观、绝不过激的人生态度。那些壮怀激烈的革命口号与她无关，对女性、对出身的歧视与她无关，苦难和贫穷与她无关。她只是被教导要“受严格之训练、人格之感化，养成个人及社会的健全良好习惯”，只是从容地完善着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并学着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去思考。

1924年，林徽因从培华女中考取了半官费留美资格，和她同为培华女中校友的赵曾玖日后则从培华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

苏慧廉在兵荒马乱中埋下的种子，一点点生根、破土、发芽，在满地焦土中孕育出一点青翠的生机。

林徽因和苏慧廉的因缘，到这里，却还不算结束。

1929年，一个意欲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年轻人从哈佛大学远赴牛津大学，学校指定汉学教授苏慧廉为他的文学学士论文导师。“苏博士是宽厚长者，他向我解释，他刚巧在校对他的《汉语佛教术语词典》，但乐意在午茶之际的任何时间接见我……”苏慧廉为这个年轻人开启了汉语的大门。“我自学汉语始于苏慧廉博士送我的第一本布勒克《汉语书面语渐进练习》……这是一本内容充实的自学手册，使初学者通晓简单的古典文学语句，附加逐词（或逐字）的英语译本。……布勒克没有谈四声，只解释部首，并且列举了214个部首。”从这些部首的形状和结构，他“开始熟记部首和其他汉字，这是新颖的切身体会，汉字的美学形态开始产生魅力”。

1931年论文完成，年轻人说服苏慧廉为他进行一次布勒克的古汉语书面测试。之后，他听从苏慧廉的建议，前往中国调研考察，学习中文。他在北京结婚，成家，在北京和他的妻子一起认识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从此开始了一段横跨中西，长达半生的、绵长而深沉的友谊。

这名年轻人的名字叫John King Fairbank，他的妻子名叫Wilma Canon Fairbank——后来，林徽因和梁思成据其谐音，分别为他们取了中文名字，叫作费正清、费慰梅。梁思成告诉他，“费正清”的意思是“费氏正直清白”，有这样一个中国化的名字，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实上，这也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之于费正清最大的影响。在中国的日子，他们为费正清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精英阶层的大门，使他从中国社会的一个旁观者，变为亲历者。费正清日后说：“我们在中国（或者在别的地方）最亲密的朋友便是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他们是两个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人。中国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林徽因、梁思成，一点点融入北京的生活，费正清和他的导师苏慧廉当年一样，把这个遥远的地方变成故乡般的精神寄托的所在。在离开以后，他成为全球最权威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美国泰斗、美国学术界的“头号中国通”。

这个中国化的名字深刻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乃至他们身后的西方中国学界。

1935年5月14日，苏慧廉在牛津布隆伯格街去世。去世以后，他创建的功业在他倾注最多心血的土地上逐渐被遗忘。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大陆中文世界有关他的生平，只留下不过三百字语焉不详的记录。“苏慧廉”成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又过了几十年，来自温州的沈迦无意中在1937年出版的一份名叫《宇宙风》的杂志上发现了一篇署名华五的文章《英国的汉学家》。文章以身边人的视角记录了苏慧廉的生平，以及临终一幕。由这篇文章的线索按图索骥，不断打捞，不断拼贴，经历6年的时间，这个曾经受惠于苏慧廉功业的温州人最终以近30万字的篇幅、千余条的注释，还原出苏慧廉的一生和他的时代。

在那篇提供了最初线索给沈迦的文章里，华五写道：

华五本名郭子雄，1927年入光华大学就读，成为在光华大学任教的徐志摩的学生。彼时距离徐志摩从英国返国，刚满5年。对这一段留学时光追念不已的徐志摩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建议郭子雄前往剑桥大学继续求学，并为他写了三封推荐信，一封给伦敦的拉斯基，另两封给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狄更生和雷蒙赛。1929年，郭子雄听从徐志摩的建议，远赴英伦，攻读政治经济学，由此得以和牛津大学的苏慧廉结下一段师生之谊，并见证了苏慧廉临终前对大洋彼岸的中国的一番寄语。

从苏慧廉到林徽因，到费正清，再到徐志摩，那个亦中亦西、亦旧亦新的大转型的时代，文化的冲突、碰撞，以及彼此间的吸引，有如神秘的因缘和连接，穿起环环相扣的命运，穿起他们互为因果的一生，命中注定的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