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2日，远在美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徐志摩无意中见到报上登着“青岛已定由日本承袭，将来由日本归还中国”的消息，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换言之，即中国在和平席所有要求希望均已完全打消，日人完全胜利……然则主议者谁也，必有负责者在；但此间报纸从未提及，而国报又未读到，一团闷气愤愤何似！”6月22日，他又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对于“五四”的感想：“五月四日以来，全国蜂起情事。国内学生已结有极坚固极致密之全国学生联合会，专诚援盾外交、鼓吹民主，一面提倡国货抵制敌货。吾属在美同学要当有所表示。此职任所在，不容含糊过去也。”

这些文字，是时代的记录，也是徐志摩成长的记录。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和林长民还不相识。忧患的国运与一腔政治热忱，使这两个素昧平生的同路人无意间完成了一次隔空对话。几个月以后，徐志摩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这个后来以诗歌闻于世，没有从过一天政的诗人，成为他的朋友圈中为数不多的政治学科班出身的人。

1920年5月，林长民带着林徽因从上海登上一艘名为Pauliecat号的法国邮船，赴欧考察。船行至地中海，适逢5月4日，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一百余名学生在船上举行了一场简单的纪念活动。林长民在众人的簇拥下，发表演讲：“吾人赴外国，复宜切实考察。若预料中国将来必害与欧洲同样之病，与其毒深然后暴发，不如种痘，促其早日发现，以便医治。鄙人亦愿前往欧洲，以从诸君之后，改造中国。”

话音甫落，掌声雷动。

人群中的林徽因按捺住心里的激动，仰慕地注视着意气风发的父亲，海天一色，万里波涛，她的胸中似乎也鼓荡着大西洋的海风，从临别时胡适、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的相送，到眼前的群情激昂，她觉着自己似乎开始理解父亲期望自己了解的，他的胸次怀抱、他常年在外的忙碌。一股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热血，涌上心头。

这一年，她16岁。父亲的这篇演讲，开启了她生命里一个全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