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7日，Pauliecat号邮船抵达法国，林长民和林徽因转道伦敦，先入住Rortland旅馆，不久后租阿门27号。按出访计划，8月上旬，林长民带着林徽因游历欧陆，从巴黎、日内瓦、罗马，行到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一路之上，晴空如洗，长风万里。触目所见，无一不是风景。在他们走马观花的路途中，有云蒸霞蔚的雨湖、郁郁莽莽的密林，还有一重又一重皑皑积雪的远山，山与林与湖之间，久历岁月的古堡，挺直身躯，将它青黛色的尖顶伸进云端，伸向蓝宝石一样深邃沉酽、泛着幽光的天幕。古堡而下，一路蜿蜒，是人间的市镇。欧陆的八月正值最美好的季节，宛如一块绿翡翠的大地上，如锦如缎的夏花泼溅出油画一样的色彩，在风中起伏。金色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照着火焰一样的哥特式教堂，还有中世纪的广场、迤逦的皇宫、静穆的墓地、废墟、博物馆、艺术馆，处处重叠着数百年的旧时光，那种有故事却不说话的面孔，强烈地吸引着这初来乍到的、16岁的少女。这是书本里的西方，是历史、地理课里的西方，是她已经想象了千百遍的西方。然而，有朝一日，当它带着艺术、人文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她心里，仍然留下了深深的震撼。

罗马的一处广场同一天留下的两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她在陌生异域的心情变化。第一张照片中，她穿着卡其色的风衣外套，头戴黑色薄呢圆沿礼帽，站在广场的中央，她的身后是两名甘愿充当背景的西装革履的欧陆绅士。他们面带微笑，看着眼前这位来自东方的少女，只见她试探着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让广场上的鸽子降落。她脸上的表情，有新奇，但更多的，还是拘谨和矜持。这样的画面，多少有些到此一游的观光客的意味。然而，到了第二张照片的时间，这最初的游客式矜持就已经了无踪影。照片里的她脱掉风衣，摘掉帽子，露出里面穿着的英伦风黑色毛呢背心裙，娇憨地、自在地摊开双臂。那两名欧陆的绅士已由她的身后，贴心地转为站在与她并排的左右，他们一起面对着镜头微笑。这个时间，东方和西方，毫无违和感地融合在一个画面。

再回到伦敦，已经是9月。按照父亲的计划，林徽因考入伦敦圣玛丽女子学院学习，父女俩旅居英伦的生活正式开始。因为在培华女中打下的英文基础，她很快就适应了英国的人文环境，变成了林长民伦敦客厅的女主人，每天接待许多登门拜访的客人。费慰梅后来说：“这种社交活动对她的影响显然和她的正式教育同样重要。”这段经历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这个身份本身所意味的待人接物的训练，那只是一般的闺秀的养成之道。以费慰梅广阅中西的眼界，说出这样一番话，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不是普通意义的社交。这一点，从林长民的访客名单便可了然：史学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汉学家亚瑟·韦利，再加上当时旅居欧洲的张奚若、陈西滢、吴经熊、张君劢、聂云台……这样的阵容，除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实在是找不到更合适的比喻。林徽因由此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名媛——她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中西碰撞的高起点的社交活动，通过切磋学问、启迪智慧，加深了自己对西方的体验和观察，她所受的熏陶促使她成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她日后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家中那间闻名京华的“太太的客厅”，从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露出了最初的端倪。

但是，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交活动的背后，在异乡的伦敦，当欢声褪尽，细雨敲窗，这个正当花季的16岁少女，其实还有着种种不能和父亲言说的心事，以及随之而来的、排解不掉的孤单。许多年后，回忆这一段往事，她曾忍不住跟沈从文倾诉：“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

隔着重洋远在美国的徐志摩并不曾听到林徽因的孤单。甚至当穿越重洋来到英国时，他同样不知道。他哪里会想到，生命的寻求一旦停歇在这座他乡的城，从此就走向诗意的宿命，再不回头。

1921年，徐志摩在伦敦遇到林徽因，这个因“五四”而忧愤的青年，从此，如凤凰涅槃一般，蜕变为20世纪中国最彻底的浪漫主义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诗人。

然而，世人的误读，恰恰也从这里开始。

几十年后，有人在一首诗里义正词严地写道：“我不喜欢你，徐志摩。我在你诗中看不见一丝祖国，看不见一眼流血的土地，看不见一勺院墙外面的生活……国之将亡到处是兵燹匪祸，你却在那里玩弄潇洒对酒当歌，你却在那里与艺妓康桥惜别。……不是诗人充其量也就是个烟花才子……你喜欢天马行空在天上当白马王子，一架飞机陪葬了你这薄悻的过客。”

轻慢的用词、想当然的判断，没有证据，也无须索引。言情的碎片、八卦与花边，遮蔽了他的本来。

对今天的人来说，徐志摩的文名远播，多半是因为他白话诗人的身份。“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一类徐氏名句，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市井里传颂不绝，大有“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架势。不过，“歌柳词”的人大约没想到，徐志摩本人有着远较同代人深厚的旧学根基。并且，从少年至中年，他的铿锵和热血同样少有人及。

从这一点而言，这位新诗人又是一个古风俨然的士子。

徐志摩，本名章垿，字槱森，小字幼申，189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硖石小镇的首富之家。父亲徐申如，人称“浙江的张謇”，名下拥有多处产业，在江浙沪金融界和实业界颇有声望。徐志摩天资聪颖，有神童之誉。4岁入家塾开蒙，1907年硖石开办新式小学开智学堂，他随之转入该校，成绩全班第一。当时，开智学堂的国学教师为桐城派古文家张树森（字仲梧）。其人饱读诗书，治学精深，被称为硖石镇上的“两脚书橱”。这位“两脚书橱”最令人称誉的，就是教出了三位古文高足。三人中，徐志摩公认第一，第二为许国葆，第三是徐志摩的表弟吴其昌。许国葆后转攻物理学，吴其昌则以扎实的旧学根基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治古文字学与上古史研究，成为古史研究大家。20世纪20年代，陈寅恪曾写信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向其推荐吴其昌任该校教职，信中说：“吴君其昌……高才博学，寅恪最钦佩……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能让陈寅恪如此力荐，足见吴其昌的学术功底绝非等闲。但是，回忆起当年求学张树森门下的这一段少年往事，吴其昌说：“第三位，他们硬说是我；这真是使我惶恐到万分的事情！”接着他话锋一转，又说：“徐志摩的诗，已经普遍到天涯海角，徐志摩的散文……不在他的诗之下……徐志摩少年之擅长桐城古文的这个秘密，恐怕由我造孽，刚才揭开的吧。”推崇之情，溢于言表。与徐志摩自小极为熟稔的蒋复璁也说：“徐志摩之语体诗文，自为一代宗匠，而于旧文学造诣亦深，于文好龙门（指司马迁）与蒙庄（指庄子），尤工骈文，为新会先生（指梁启超）所赞许，而推于康南海（指康有为）也。”徐志摩的才学，他的古文根基，由此可见一斑。

就读于开智学堂时期，徐志摩写过一篇《论哥舒翰潼关之败》的作文，其中一段后被他的表弟陈从周收入《徐志摩年谱》，得以留存至今，文中说：

这一段文字，笔力奔放、法度谨严，行文如行云流水，有理有据且气势恢宏，更难得的是其中的识见与抱负。相较之19世纪70年代生人的梁启超和林长民，晚出生20余年的徐志摩，无论是对西学的理解，抑或知识结构、教育背景，都有明显的不同。然而，从晚清延至五四时期，始终迫在眉睫的“救亡压倒一切”的民族危机，未尝稍有改变。徐志摩也因此和身为末代士大夫的梁启超、林长民一代同样，和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内忧外患的家国命运、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刺激着成长中的徐志摩日夜关注国事。1911年，黄花岗一役，徐志摩眼见“革命军羽翼之已成，而中道摧阻”，“不禁为我义气之同胞哭，为全国同胞悲痛”，在日记里留下一首又一首热血激昂的诗歌。

再比如：

“白铁有灵剑比光，杀尽胡儿复祖邦”，“不死疆场男儿耻，抛却美妻及爱子，披衣上马去如矢”，这样的词句，比起“看不见一丝祖国，看不见一眼流血的土地，看不见一勺院墙外面的生活”，相距何止千里。写这首诗时的徐志摩不过十四五岁的年纪，俨然已是一副中流击楫的士子之风。这风度，随着年纪渐长，历练渐增，随着他去往北京大学求学，越发淋漓张扬。1918年6月，经张君劢介绍，徐志摩拜梁启超为师。“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1918年8月，已是任公弟子的徐志摩赴美留学。舟行太平洋上，他修书一封，给南洋中学盛情相送的亲友。

满纸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一副忧国忧民的书生心肠。远渡重洋的徐志摩盼望以西学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地走向科学、民主、独立与富强。这样的愿望，和他的老师、前辈梁启超与林长民，乃至他的同时代人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相比，并无二致。不仅如此，他最初期望走的路，和他们也没有根本的不同。写下这些文字的十几年后，已经成为一名诗人、学者的徐志摩，在他人生最后一部诗集《猛虎集》的序中，忆起最初的留学时光，还不无感慨地说：“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他和华盛顿一起，在美国立国之初，起草宪法、奠定国基、厘定制度，可谓功业显赫。徐志摩以成为汉密尔顿为人生的目标，足见他对政治的浓厚兴味并不比梁启超、林长民少半分，更不用说他的朋友胡适对政治“不感兴趣”式的兴趣。相比胡适“谈政治”的意愿，徐志摩最初的表现要直接和主动得多，他要研究政治，亲自参与政治，以实现少年时便树立的救国理想。留美时期，他潜心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斯（即马克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即罗伯特·欧文）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这题目够我的发泄了：我立定主意研究社会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一片以苏俄为师的浪漫主义革命激情中，有几个人能耐得住寂寞真正尝试去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更遑论分清马克思前后期。徐志摩可算是凤毛麟角。他也因此被中国留学生称为“鲍雪微克”（即布尔什维克）。留英之后，他师从英国工党及费边社的理论活动家拉斯基，工党的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左翼色彩，“对劳工的同情益发分明……在报纸上看到劳工就好比看《三国演义》时看到诸葛亮、赵云，看《水浒》时看到李逵、鲁智深，总是‘帮’的”。对苏俄革命，他当然也抱有同情之心。1924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时还盛赞苏联国旗：“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在那旗子抖动的声响里我不仅仿佛听出了这近十年来那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我也想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热，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那天，巴黎市民攻破巴士梯亚牢狱（即巴士底狱）时的疯癫。自由、平等，友爱！”

这时候的徐志摩，是一个从富裕家庭走出来的理想主义者，铿锵、忧患、热血，心底深处期望着一场刷新民族命运，挽救民族危亡，为劳苦大众带来平等的改良。只不过，他的留学经历、专业熏陶，使他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超越了普罗大众理解的革命，而更倾向于独立的学人式观察。1925年3月，徐志摩去英国见泰戈尔，途中特意在莫斯科逗留三天，在目睹苏联的现状之后，他对苏俄革命的看法产生了根本性转变。“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大火烧毁了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旧俄国，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也化为灰烬。他去参观列宁遗体，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地球模型，“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这场景让他动容不已，“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节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莫斯科的景象，政治专制对思想和自由的凌虐让徐志摩开始重新思考苏俄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现代化的运动应该依靠涓涓细流的渐进改良，而不是血流成河的以暴制暴。他呼吁说：“不要因为崇拜俄国革命精神而立即跳到中国亦应得跟他们走路的结论，也不要因为不赞成中国行共产制而至于抹煞俄国革命不可磨灭的精神与教训。”

徐志摩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算新鲜。在他之前，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说过：“那些追寻天堂的人所得到的是地狱，他们正在成功地准备着这个地狱，挖掘着这个地狱；这种成功，如果他们预见到的话，可能会吓坏他们的。”比徐志摩小两岁的哈耶克曾经引用荷尔德林的话：“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徐志摩的难得之处在于，他这一番反思、预言的环境和背景。

近代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国人皆不免身陷古今中西之争。如何合理解决中西文化问题，为中国近代化探寻一条理想的出路，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苦苦思索的问题。晚清师夷长技，“以日为师”，民初“揖美追欧”，到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狂潮席卷中国大地，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对苏俄乌托邦的浪漫想象和革命冲动中。知识界纷纷转向，师法苏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国家的出路所在。以犀利、深刻著称的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受未来“黄金世界”预言的鼓舞而迅速“左转”，连篇累牍赞颂苏联，为苏联辩护。“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和鲁迅风格、主张迥异的胡适，在徐志摩访欧的第二年，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会议，中途在莫斯科停留三天。这个向来奉自由主义为圭臬的思想界先驱，在给张慰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的感想与徐志摩不同”，苏联“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鲁迅和胡适作为“五四”的启蒙精英，本来立场各异，然而在对苏联的看法这个问题上，来自思想界的这两大重镇不约而同地追逐了渐成主流的苏俄的主义，在群体的革命狂欢中站在了统一的立场，从而和徐志摩形成鲜明对比。孰是孰非，随之而来的历史，苏俄革命的巨大破坏性，特别是斯大林专政后震惊世界的“大清洗”，其实已经为他们做了评判。从这个角度而言，20世纪20—30年代知识界对苏联的态度，其实是一种考量，它考量着每一个知识人的观念与眼界。徐志摩的判断，见识之卓远，显然在鲁迅、胡适之上。相较胡适一度的摇摆犹疑、鲁迅曾经的深信不疑，徐志摩在苏联人试图建立天堂的时候就看到了地狱。他的观察，在国人对苏俄乌托邦的浪漫想象和革命冲动中，因其独立、冷静、理智、深刻而格外难能可贵。这样的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可以想象，若潜心于学，是不难在思想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的。只是，人生总难免有看似意外的必然。后来的人生中，徐志摩既没有如最初的理想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也没有继续留在思想史界一路蹈厉奋发。他的意外在于，他遇到了林徽因，那个影响他一生命运的人。

1920年秋，留学美国的徐志摩通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论文答辩，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眼看和昔日的理想又近了一步，宿缘却也尽。经历两年的苦读苦熬，徐志摩厌倦了美国，厌倦了围着学分转的美国教育、压倒人性灵的实利主义和冷漠喧嚣的大工业文明。彷徨之际，他注意到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于是，在1920年9月的一天，他丢下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突然踏上寻师伦敦的路。

然而，到了伦敦，他又一次失望了。因为战时主张和平以及自己的离婚事件，罗素早在1916年就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除名，这时早已远赴中国讲学。寻师不遇，徐志摩转而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这时，已是11月。离人心上冬。徐志摩久无定所的内心也开始眷恋。他想起他的妻子张幼仪，那个贤良精干却执礼守旧的女子总是唤不起他的热情，他们之间的沉默似乎从新婚之夜就已经开始。思乡难耐的徐志摩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盼妻的家书：“儿自离纽约以来，近两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曾得一纸消息……从前鈖媳尚不时有短笺以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鈖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概诺，犹不知何日能来？……”暗地里，他希望能改变张幼仪，使她“了解西方”，跟上自己的脚步。蛰伏的激情已经就要苏醒，既定的生活还在不动声色地进行。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唐突之处，等到有一天答案揭晓，苦痛后的恍悟才是每个人生活的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