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秋，怀着身孕的张幼仪循着唯一认识的Paris（巴黎）字样，只身横渡英吉利海峡，投奔求学巴黎的二哥张君劢。“小脚与西服”的场景伴着离婚的记忆，成为她一生的隐痛。时隔多年，在得知林徽因的存在之后，她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样的评点映衬着她的辛酸。只是，她没有想到，或者说她不能相信，成为他们离婚的导火索的林徽因，其实从头至尾都不是她想象中的所谓的徐志摩的“女朋友”。

从时间上推算，徐志摩和林徽因相遇应该是在1921年年初。这一年1月，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徐志摩乘兴而至，结识了做演讲的林长民，并请林长民介绍自己和会议的主持者——著名作家狄更生认识。狄更生的《一个中国人通信》和《一个现代聚餐谈话》早为徐志摩所景仰。对于徐志摩的请求，林长民慨然应允，又约他改日到自己的寓所喝茶。这一次约定，有如生命之请，徐志摩依约前来，和林长民由此成为忘年之交，当然，最重要的机缘还在于——他结识了林长民的女儿，时年尚不满17岁的林徽因。

这一年，徐志摩已经24岁。一个24岁的已婚男子，加上林长民朋友的身份，徐志摩和林徽因起初的交往不过是两代人之间最正常不过的社交，客气、周到、有理有据。初次见面，林徽因甚至脱口而出，叫了徐志摩一声“叔叔”。然而，在最初的寒暄之后，徐志摩很快在林徽因身上发现了吸引他的特质，她姣好的容貌、一如其父的艺术气息，她的文学天赋、敏锐的洞察力、闪电般的灵光，最重要的还有，她逸出那些善于低眉的旧式女子的自由而大方的风度，都无一例外带给他强烈的冲击。一年后，在翻译德国作家莫特·福凯的名作《涡堤孩》时，他这样描述主人公涡堤孩和黑尔勃郎的遇见。

《涡堤孩》讲述了一个生来没有灵魂的水之精灵涡堤孩和年轻骑士黑尔勃郎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痴恋着骑士的涡堤孩为了爱情宁愿舍弃不老的容颜与永恒的生命，却遭遇骑士的背叛，最后化为泉水环绕爱人坟边。安徒生曾据此写成最具代表性的童话作品《海的女儿》。这样经典的爱情故事，于沉醉在爱情里的徐志摩，自然让他联想到他和林徽因。于是，徐志摩笔下的涡堤孩被赋予了浓厚的中国色彩，也被赋予了浓厚的徐志摩色彩。这样的译笔，若按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标准，首先没有做到“信”。因此，陈西滢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徐志摩不忠于原著，“跑野马”。却不知，徐志摩正是用涡堤孩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尤其二人相遇这一段文字，处处可见徐志摩和林徽因相见时的影子。以至20世纪70年代，夏志清读到徐志摩译的《涡堤孩》时，毫不犹豫地对号入座。

在徐志摩眼里，17岁的林徽因恰如福凯笔下精灵美丽的涡堤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情绪低迷，“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徐志摩，没有任何悬念地坠入爱河。

在这段情感的另外一边，林徽因对徐志摩也不无好感。抛开年龄的差异、已婚和未婚的区别，徐志摩和林徽因两个人，无论是个性、经历还是认识、兴趣，都有颇多契合之处。

先是个性，虽然出身于大富之家，徐志摩的脑海里从来少有阶级、等级的区别，再加上骨子里的浪漫和热情，他的身上自有一种天然而就的“自由”与“平等”的气质，这样的气质，放在暮气沉沉的中国社会，尤其出挑。徐志摩少年时，吴其昌的三姐在上坟途中曾见他和一个粪夫并肩坐着聊天，两人不知谈些什么，谈兴颇浓。此事传开，引得硖石人又气又笑：“堂堂的翰林太史公程学川先生之流，要找一个和徐志摩款谈的机会，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现在竟然和粪夫做朋友，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罗尔纲回忆说，徐志摩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和自己常去北海公园散步。一次游罢出了后门，有个老妇叫花子向他乞讨。徐志摩便详询她是什么地方人，家中有无子女，因何流落到北京，恳切有如亲人，随后把钱袋里的钱全都给了她，并陷入沉思，迟迟不走，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忘记了。徐志摩遇难后，罗尔纲哀叹，在胡适家中往来的名流们，能以朋友对待他这个尚在卑微地位的青年的只有徐志摩一人！郁达夫亦感慨：“当时的文人学者，达官丽姝，以及中学时候的倒霉同学，不论长幼，不分贵贱，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

这个让家乡人引以为傲却始终无法理解的徐志摩，这个让朋友感念颇深的徐志摩，正是徐志摩之所以为徐志摩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他心里，只有真假、善恶、美丑之分，而无贫富贵贱之别。这样一种自由、平等的气质，视礼法于无物的劲头，颇有些类似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费慰梅提到徐志摩的时候曾说：“林长民和徐志摩属于同一类人，他们相识的第一眼一定就明白了。”徐志摩和林长民，同样天赋异禀，同样有着超凡脱俗、俊逸灵秀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不囿于世俗成见，不拘泥、不世故的天然之子。徐志摩在友朋间，向来被视为一个拥有赤子之心的“孩子”，而年近五旬的林长民在徐志摩眼里，也一样是“看不见苍苍的鬓发，看不见五十年光阴的痕迹”。林长民这样特立独行、昂扬明亮的气质，自然也遗传给了林徽因。身为林长民最宠爱的女儿，在父亲小心呵护、耳濡目染下长大的林徽因，一生最重视的，既非金钱，亦非权贵，只是人格的独立和平等。她承继自父亲的不伪饰、不做作、坦率爽朗，她摒弃“三从四德”的独立、平等的意识，和徐志摩的自然洒脱、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互为气类，彼此映衬，在1921年初春阴冷寂寞的伦敦，显得格外澄净清澈。

徐志摩和林徽因的默契和投契，还在两个人的知识背景、阅读兴趣，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林徽因自幼入培华女中，紧跟着随父旅居英伦，少时的教育背景、成长背景，奠定了她西学的坚实基础，使她成年后得以在“中西地域之间、文化之间……去来自如”。不同于边缘人的文化疏离，林徽因在当时，不太费力便得到了西方知识界的认可和接纳。旅居英国时，她是父亲中西合璧的客厅里得体的女主人，留学美国后，她在新大陆同样也是旗开得胜。她和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一见如故，结下一段跨越中西、长达一生的友谊。费慰梅说：

中国科学界人尽皆知的英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在抗战期间见到林徽因，也惊叹于她带有纯正爱尔兰口音的英语，出生并成长于爱尔兰的李约瑟没有想到，他在遥远的中国，竟能寻觅到他乡遇故知的人生之乐。

林徽因身上这样一种对西方而言毫无违和感的气质，同样也为徐志摩所有。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还只是个文学爱好者，却能在英国文豪、知识界领袖狄更生的引荐下，进入剑桥大学成为特别生。这还不算，他结交的名人几乎包括了彼时英国知识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雷蒙赛在徐志摩的学生郭子雄面前对徐志摩推崇备至，说徐志摩是一个天才，赢得了大家一致的喜爱。徐志摩曾一心追随的罗素在80多岁的高龄，还专文提及徐志摩的教育经历，可见他对徐志摩印象之深。这位20世纪最负盛名的西方哲学家盛赞徐志摩“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中国籍大学肄业生，也是能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作的诗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身在异域，非但没有初来者的隔阂，反而如鱼得水，得到众口一词的肯定，不要说在古今中西之争颇为剧烈的民初，即便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张幼仪的侄女、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张邦梅，已经是第二代移民，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专业博士学位，即便如此，总难免被美国人以“清客”视之。她由此感慨说：“徐志摩的那些西方朋友一定觉得，他同时带着异国情调和唐·吉诃德式的气质：一个头脑聪明，个性浪漫，在西方发现了同质精神与传统的中国人。我认为徐志摩拥有东西方最优秀的特质，很羡慕他能如此融入西方世界，做得比我这个成长于西方的人要好。”徐志摩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特殊的、颇具观察性的样本。有旅英中国学者曾为此专门撰文。

这样的一种特质，在当时，在林徽因身上，可想而知，自然会引起深深的共鸣。林徽因和徐志摩，两个人同样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同样精读四书五经、诗词曲赋，同样热爱拜伦、雪莱、莎士比亚，再加在个性上，林徽因“异乎寻常的美丽、活泼和聪明……天生又善于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费慰梅语），徐志摩孩子般的单纯、天真、热情，使他们得以在四平八稳、年高德劭的仁人君子中跳脱出来，春风化雨般地融入两种文化形态之间。而兼容中西双重文化的生活形态，在有生之年，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习惯，生命的需求。1921年，林徽因和徐志摩相识后的彼此欣赏、惺惺相惜，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此——两人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他们的共同之处。这样的一种情谊，之于林徽因，是精神上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滋养。10年后，徐志摩遇空难身亡，林徽因痛失知己，往后的日子总感觉“茫然若失……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直到1932年费慰梅的出现。和费慰梅终生不渝的友情，在林徽因，无疑有着和徐志摩交往的影子。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费慰梅的出现，对于林徽因，像一个悖论，她适时填补了徐志摩留下的那个巨大的精神上的空缺，与此同时，也时时让林徽因想起徐志摩，更加怀念徐志摩。对此，费慰梅自然有所感知：“我常常暗想，她为什么在生活的这一时刻如此热情地接纳了我这个朋友？这可能同她失去了那不可替代的挚友徐志摩有点关系。在前此10年中，徐志摩在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方面，曾对她有过很深的影响。我不知道我们彼此间滔滔不绝的英语交谈是不是曾多少弥补过一些她生活中的这一空缺。”“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说话来思念他。……她对我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的题材广泛、充满激情的谈话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生动对话的回声，那在她作为一个小女孩在伦敦时就为她打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若干年后，费慰梅这样总结自己和林徽因的友情的开端。而对徐志摩和林徽因，正是这样一种孜孜不倦的对文化的寻求、共同的精神领域的沟通和对话，使他们在外界的多般猜测、流言四起中，仍将这份情谊延续到彼此回忆的尽头。

除却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徐志摩和林徽因的亲近还有千丝万缕的人事重合，俗世因缘的交错。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在徐志摩的家乡海宁做过多年知县，母亲是毗邻海宁的嘉兴人。林徽因本人出生于杭州，8岁才随祖父迁居上海。他们两人之间，本就有一份地缘上的亲近。此外，早在1901年，林孝恂曾资助一名外姓青年赴日，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这名青年便是后来蜚声一时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重点在于，蒋百里出身海宁望族，和徐志摩既有同乡之谊，又有联姻之亲。蒋百里长徐志摩14岁，徐志摩是蒋百里的姑丈的族弟。两人同拜梁任公为师，共组新月社。1915年秋，徐志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就住在蒋百里现位于东城区锡拉胡同的家里。徐志摩经济最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的寓所交由徐志摩出售，助其过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面长身瘦的徐志摩扛着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轰动，名流纷纷效仿南下，“随百里先生坐牢”居然成了时髦之事。

看似偶然的发生，早已有命运之手在冥冥中铺好的线索。不是有这样一句话：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这样的“久别重逢”，宿命般的相遇，对于林徽因，当然值得欢喜。她在异乡的伦敦，于一个人的寂寞当中遇到徐志摩，简直像上天最好的安排。从徐志摩，她发现并走进了和她气质极为契合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和戏剧的世界。唯其如此，多年后，当林徽因在最好的朋友费慰梅面前敞开心扉，谈到徐志摩时，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即济慈）、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即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之所以以这样的方式回忆，在林徽因，既不是刻意回避，也不是替自己隐讳，只是最郑重的感念。对她来说，“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发现，是充满了“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的启蒙，它成就了日后的她，使诗歌和文学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它们在她生命中的分量，相对比爱情，毫不逊色。而这样的启蒙，这一段生命中弥足珍贵的过去的好时光，正是由徐志摩带给她的。

所以，她心存感念。

至于情感，对于心思纤细、敏感、天生富有艺术气息的林徽因，在情窦初开的年纪，遇到行动举止都是诗的徐志摩，悸动在所难免，所以费慰梅说她“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如此敏锐的捕捉，绝对是女人之间才有的会心，17岁的林徽因面对徐志摩的追求，表现出了女孩子遇到爱慕者时通常会有的虚荣和满足。当然，更重要的，还有对这个爱慕者，对他的抱负、他的性情、他胸中的丘壑以及与此浑然天成的浪漫气质的懂得和珍惜。徐志摩生平虽交友无数，若论真正懂得、发自内心理解他的人，恐怕并不在多。而林徽因，绝对是其中之一。她曾对费慰梅说：“我知道我所爱的朋友们都有道德勇气，但是我们都缺乏天真单纯的热情，只有那种迟钝的无力感。”在徐志摩身后，她这样勾勒自己心里的诗人。

这样的话语，这样的评点，只怕比徐志摩从自己肺腑里掏出来的，还要熨帖，还要恳切，还要真实。

林徽因堪称徐志摩的知己。

只是，在林徽因心里，她的懂得和珍惜是否足以让她产生和徐志摩同等的化学反应，或者，是否足以推动她抛开一切呼应徐志摩？答案恐怕恰恰相反。

原因很简单，徐志摩已是使君有妇。纵然他千好万好，只此一条，已足够让林徽因对他所有的好感停留在友情以上、爱情不满的境地，再不向前。

从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个人素养、眼界见识看，林徽因固然是新潮的、引领风气的人物。然而，成长于亦旧亦新的家庭，身边是亦旧亦新的时代，接受的是亦中亦西的教育，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在她身上有着更加剧烈而持久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徐志摩之于林徽因，如同对镜自照，通过他，真实地折射出新旧交替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林徽因微妙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先是身世的阴影。张邦梅以张幼仪和徐志摩的家变为背景写作《小脚与西服》一书时，曾和费慰梅交流过自己对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情感纠葛的看法。在新大陆出生、长大的张邦梅，不理解为何林徽因一生对徐志摩难以忘怀，却绝不肯嫁给他。费慰梅说，林徽因“是她父亲大姨太唯一的女儿，而她父亲偏爱给他生了个儿子的二姨太……林徽因无法想象自己会卷入有个女人为了她而被抛弃的关系之中”，这让她自然地联想到母亲当年所受的羞辱。梁思成也说，不管徐志摩向徽因求婚这段插曲造成什么其他的困扰，但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作为林徽因身边最亲近的人，费慰梅和梁思成都以林徽因的身世与成长来解释她当时的选择——一边是庶出的敏感身份，一边是因失宠而幽怨、日益乖僻的母亲，在光鲜的家世、出众的才貌的后面，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伤痛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翻来覆去地存在于林徽因的成长中，直接决定了她对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其实也相当于决定了她对徐志摩的态度。

身世而外，还有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林徽因的儿子回忆说：“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陈叔通侄女、陈植之妹陈意女士在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攻读家政系营养学时，和林徽因过从甚密。林徽因每由费城到纽约，多借住陈意宿舍。陈意曾问林徽因和徐志摩有无恋情，林徽因言词明确称无，说自己决不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还说自己曾经劝徐志摩和张幼仪和好。如果说，这是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再来看旁观者的看法。晚年萧乾夫妇在看望冰心的时候，曾就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有无恋情一事询问冰心，冰心断然否认说：“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了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冰心此言其实不无与事实有出入之处，徐志摩实际上长林徽因8岁，而不是冰心所说的10多岁。这么明显的失误，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冰心年事已高，记忆出现了偏差，更有可能是因为在冰心的印象中，徐志摩与林徽因实在是差距过大，以至她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二人至少隔着10多年的成长的隔阂。冰心与林徽因虽素来不睦，但生活中有颇多交集之处。二人同属闺秀派女作家，同样沐浴过欧风美雨，同样从墨守大家闺秀规则、咀嚼旧文字的老路走过，相似的成长背景使冰心的评断多了一些知情者才能有的理解，一句“大家闺秀”，为林徽因的选择找到了最准确的缘由。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大家闺秀的行为准则里，林徽因的懂得反而坚固了她的拒绝，使她把自己和徐志摩的关系定位在“非情爱而是浪漫，更多的还是文学关系”。这未尝不是一种遗憾，对于林徽因，从新诗的创作、对文学的态度到情感的认知、修炼，人生的方方面面，徐志摩无疑都是留下最深影响的人。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重合，他独独不是她能够“执子之手，与子成说”的那个人。

面对徐志摩狂热的追求，可以想象，林徽因起初不免慌乱无措，毕竟她只有17岁，所有的情感体验都是第一次，困惑于徐志摩的已婚身份的同时，她也迷茫于自己对徐志摩的感情。不知如何处理的少女把心事告诉了与自己以知己相称的父亲林长民。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林长民再一次表现出一个通达而开明的父亲的智慧。尽管与徐志摩是极为相投的忘年之交，但考虑到徐志摩的婚姻状况，林长民不能不有所顾忌。现实的情形是，林长民早已与梁启超达成默契，要将林徽因许配给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又是林长民和梁启超的旧交，如果插足他妹妹的婚变，既有负梁启超，又愧对张君劢，两面不讨好。即便抛开这些人事的利害考量，视林徽因为掌上明珠，不肯轻易许人的林长民，怎会愿意让她的人生在刚开始就蒙上感情的阴霾。对于徐志摩的狂热，也许，回避是最好的答案。1921年夏，林长民先是安排林徽因随自己在英国的朋友柏特烈一家前往英国南部的海滨小城布莱顿度暑假。紧跟着，暑假过后，1921年10月14日，他带着林徽因不告而别，踏上了返程。

听说林家父女离开，徐志摩陷入深深的悲苦，“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只身一人的徐志摩蘸着爱的苦痛，在孤独中重新“发现”了康桥。

在一个人的孤独中，无数个清晨与黄昏，他发痴似的在康桥游玩徘徊，在星光下听水声，听临近小村的晚钟声，听河畔倦牛的刍草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淹入了他的性灵。整整10年以后，徐志摩回忆人生的这一转变时说：

10年前一场“奇异的风月”所指为何，明眼人一看便知。无独有偶，林徽因在论及新诗时也留下过类似的文字：“我们仅听到写诗人自己说一阵奇异的风吹过，或是一片澄清的月色，一个惊讶，一次心灵的振荡，便开始他写诗的尝试，迷于意境、文字、音乐的搏斗……”依旧是“奇异的风月”，昔日一段旧情对彼此意味着什么，林徽因和徐志摩一样心中雪亮。如果说，这一段文字还略显隐晦，那么，1932年初，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对此就毫不掩饰了：“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徐志摩 in a way（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

世人皆言康桥造就了徐志摩，然而，若不是遇到林徽因，“善于座谈，敏于交际”、总是社交中心的徐志摩（郁达夫语）会“孤独”吗，会重新发现康桥吗？中国还会有那个写下“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的“诗哲”吗？所谓“病蚌成珠”，人世的种种安排，总有上天的深意。

1922年1月，张幼仪跟随前来看望她的七弟景秋奔往德国柏林。2月24日，她在德国生下第二个儿子彼得。出院后，她收到了经由吴经熊转来的徐志摩的来信，信中说：“无爱之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做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完全是一己的思想，却一厢情愿地加给了张幼仪，且口口声声“彼此”“彼此”。这是浪漫主义的徐志摩、真实的徐志摩，也是张幼仪永远都不能理解的徐志摩。接信后，张幼仪百感交集。这听来慷慨激昂、字字铿锵的话，更像是对大众和史家的宣言，它大而无当，没有一丝体贴和歉疚，对于自己切身的痛苦实在太过苍白。由始至终，他们到底都不曾在同一个话语空间。她禁不住辛酸地反问：“他说我们‘前途无限’，‘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表现过这些潜力了？”

张幼仪的困惑与茫然，徐志摩并不十分在意。在徐志摩看来，和张幼仪离婚，是对她，当然也是对自己性灵的解放。对林徽因的追求，是对爱、对自由和对美的追求。他本来就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更何况，他遇到的，是那样一个推翻一切的时代，所有的价值都被重估，每个人都激进，每个人都在怀疑、在批评、在反抗、在尝试，文明离婚、自由恋爱也被赋予了仪式般神圣的意义，成为时代的风尚。1921年经自由恋爱结婚的赵元任和夫人杨步伟，在新婚不久游历欧洲时，竟也被鼓动离婚。杨步伟自然也目睹了徐志摩的离婚事件，她后来在《杂记赵家》里说：“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的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的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身孕呢。”杨步伟的回忆在罗家伦处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

在热烈的新文化的氛围中，脱离旧式婚姻，不过是和旧道德、旧伦理的决裂。“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人人都拼命向前看，没有人注意到张幼仪要面临的命运，她的无助和伤痛。

1922年3月，张幼仪把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医院，独自找到徐志摩，在场还有金岳霖。这个大家玩笑中的“替人”，没有成为“替人”，反而成了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的“证人”。并且，在徐志摩之后，金岳霖也同样爱上林徽因，从此“逐林而居”。当然，这是后话。

离婚的情景，几十年后张幼仪对张家后代张邦梅讲起时，还记忆犹新。

林徽因已先期回国，徐志摩急于追求心中的理想与幸福，不希望张幼仪再花时间征得父母的同意，找借口推脱了她的要求。张幼仪彻底失望，心痛过、哭过、挣扎过。既然所有的努力都难以挽留，倒不如平静接受。张幼仪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年6月，徐志摩写了《笑解烦恼结》一诗和《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一并刊登在1922年11月8日的《新浙江》副刊《新朋友》上。

早在张幼仪怀上长子徐积锴之前，徐志摩就曾在她面前说过：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成为旧习俗的奴隶。他要向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张幼仪当时虽听得心惊，却只当是徐志摩的梦呓，他向来爱做梦，现实中的她并不认真计较，随他去梦，随他去想。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便在眼前。他们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她被时代的变局逼入困境。

然而，尽管如此，她依然没有办法仇视这个时代。“我生长在一个有教养、有远见的家庭，家里的儿子们被送到海外读书。可是我却受到旧时代思想的束缚。我必须从思想行为方面拿出勇气。作为家里第一个没有缠脚的女性，我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恩赐。”“追寻自己承继的特质，做个拥有自我的人。”离婚后的张幼仪，带着对新思潮的向往，开始学着独立，学着用自己的双脚站起来。她继续读书，完善自己。1926年返国后，她去东吴大学教德语，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为民主党派的一大党——国家社会党主管财务。1927年，张幼仪在上海市静安寺路首创时装公司，名曰“云裳”，取自李白《清平调》中“云想衣裳花想容”，徐志摩带头入股。她引入欧美新式样，从东北运来紫貂和银狐，配合考究的裁剪缝制，“云裳”红极一时，引领上海时装业。整个20世纪30年代，大家闺秀、海上名媛，均以着“云裳”为荣。

这个徐志摩眼中“缠小脚”的旧式女子，以半生的幸福为代价，从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中漂亮地突围，稳稳地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徐志摩离婚时的豪言壮语，在她身上，统统成了事实。她说：“所以，我要为离婚而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多么痛的领悟。

1922年8月，徐志摩由康桥返回伦敦，准备回国，临行留下一首长诗。

浪漫的诗人沉入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中。他盼望此行回国能和林徽因达成姻缘，等到春暖花开，再双双西航，重到英国深造，捡起金丝银线，刺绣他们理想生活的未来。

但是将来，不久的将来，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