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北京，景山后街。

徐志摩轻轻叩响了雪池林寓的大门。原本安静的院落顿时热闹起来。林徽因的几个幼弟浪一般地涌向徐志摩，有的抱住他的腰，有的牵住他的手，有的跳上去攀着他的头，把他挤挤拥拥地迎进客厅，迎进林长民和林徽因的等候。

这样的等候对于徐志摩，就像在伦敦的日子林长民客厅里的下午茶，既浓又淡，总在每一个安静的午后吸引着他的造访。一切恍如昨日，一切难如昨日。徐志摩隐隐觉得，曾经拥有过的静谧的充实与喜悦，再也难以找回。他又感觉到了那窒息般的心痛。

那是在刚下船时就曾有过的体验。徐志摩不能相信，当他冒尽天下之大不韪与发妻离异时，自己视若灵魂至爱的心上人早已罗敷有夫。这未婚夫不是别人，正是恩师梁启超先生的长子梁思成。这劈面而来的残酷现实让一心幻想着和伊人携手重返康桥的诗人瞬间从云端坠入深渊，他急忙给林徽因去了一封长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但以徐志摩的心性，当此意料之外、剧痛之时，情绪的剧烈可以想见。12月1日，结束南京行程的徐志摩匆匆赶到北京，甫抵东板桥妞妞房胡同瞿菊农家的落脚处，风尘未洗，便收到林长民的来信。

徐志摩读信后当即回信，林长民隔日再修书一封。

从“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之”到“从此友谊，当益加厚”，这一前一后两封信，既是林长民的回复，也有林徽因的态度。离开伦敦回国以后，林徽因继续在培华女中读书，有一段清净的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对于康桥奇异的月色，她当然不会忘记，天性中的浪漫与热烈也许还鼓励过她大胆呼应。但是冷静下来，现实的诸多约束实在是让人寸步难行。家族中的几个姑姑对徐志摩极不欣赏，她们出身名门大家，家中往来不乏国学前辈，耳濡目染，习与性成，对白话诗根本就不屑一顾。虽然徐志摩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但在她们心目中不甚入流。当然，她们反对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徐志摩是有妇之夫，休妻弃子另求新爱，实是作孽，万万不能应允。家中是众口一词的强烈反对，林徽因自己心里又早有层层障碍难以逾越：父母不幸的婚姻始终是她心底难言的创痛，庶出的身份提醒她要自尊自重，还有一贯的家学教养的约束，这种种力量加在一起，她实际上已经是别无选择。徐志摩的悲苦也增加着她的负疚，她无法承诺，所能做的，只是在父亲的信里加一句善意的、试图抚慰的问候。

信中同样可见林长民的为难。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他唯恐因为徐志摩的闯入，破坏了他和梁启超筹备已久的亲事，在他心里，那才是对女儿终身最好的安排。站在朋友的角度，他又怕处置不当，因此伤害乃至失去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知交，抱憾终身。在这样的权衡中，林长民一改从前的风流洒脱、不拘小节。他放低姿态，小心解释，周到维护，且不嫌啰唆，反复强调“友谊长葆”，内心深处，就是盼着徐志摩能就此放手，知难而退，彼此皆大欢喜。这想法本没有错，只是未免失于急切，它由始至终，都是站在林长民自己的立场，对于徐志摩，少了些同情，自然，也少了些理解。

林长民的担心和为难，以徐志摩的剔透，不会不知。因此，即便在痛苦的煎熬中坐立不安，不能入眠，他仍然善解人意地回复了一封措辞温文，让林长民“感公精诚，佩公莹洁”的信。但是，在1922年的寒冬，他的欣然应约，并不仅仅是为了林长民的一句“友谊长葆”。感情的事，毕竟不是说放就放，想收就能收的。尤其对于诗人气质的徐志摩，这样不顾一切地爱上一个人，要他就此认命放手，仓促间哪里能做到。

他的赴约，更是为了尽最后的努力去挽回。

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苦恋终于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远在上海的梁启超听说之后，一颗心顿时悬了起来。他怕徐志摩泥足深陷，自毁前程，更怕由于徐志摩的介入，影响家声，伤了爱子的感情。1923年1月2日，梁启超“夜中思此，不复成寐，披衣起”，直到深夜三时，草成一封七页长信，寄往北京丞相胡同晨报社陈博生处，由他代转徐志摩。信中，梁启超以老师的身份痛劝徐志摩。

句句是掷地作金石声的醒世良言，徐志摩却不为所动。在俗世的理性面前，他直抒胸臆，理想主义的执着和义无反顾全部化成急切而滚烫的文字。

徐志摩被自己诗意的信仰燃烧着。林徽因尚未正式订婚，那是不绝如缕的忧伤中一线最后的希望，他无路可退。

实在是不能退，也不想退。

1923年5月，徐志摩求学康桥时期的译作《涡堤孩》作为共学社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倾注了他情感体验的作品，从译成到面世，前后不过一年。然而这一年于徐志摩，已然是物是人非，徒增伤心。在译者自序中，徐志摩说：

序言中口口声声要将此作品献给母亲。但在旁观者看来，当此情感的波折当中，“母亲”一说很难不令人产生联想。比如，夏志清就曾经推理：“他把《涡堤孩》译成中文，明说是译给母亲看，其实是借他人之笔，写了他自己和林徽音的一段宿缘，虽然徐志摩1922年10月回国想同林徽音结婚的时候，她已正式和梁思成（梁任公长公子）订了婚了。译文引子里好多次提到‘母亲’，我敢断定是影射了林徽音本人。”

文末，徐志摩写道：“所以胆敢将这段译文付印——至少我母亲总会领情的。”

只是，以林徽因的处境、心境，领情或不领情，又能如何？

这一年春天，徐志摩经恩师梁启超推荐，进松坡图书馆当英文秘书，滞留北京的他还在盼望林徽因回心转意。可林徽因这时已接受了年少英俊又儒雅沉稳的梁思成。北海公园快雪堂松坡图书馆成了他们约会、读书的地方。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雅洁的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因特殊关系自备钥匙，可以出入。徐志摩于是也常常找去。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了梁思成的反感。他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大书：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侣不喜被扰）。徐志摩只得怏怏而去。

这是他们三个人的关系里，最微妙、最紧张的时刻。换作旁人，接下来，十有八九只怕都会因爱成仇，不欢而散。

可是，他们的感情不是这样的走向。对于徐志摩、林徽因和梁思成，即使结果所有人都猜得到，过程也远远不在旁观者谙熟人情的预期。

1923年，世界知名小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应北京外交使团的邀请，前来为驻华的外交人员及眷属演奏。消息传到徐志摩处，他激动不已，世界级的小提琴大师到京，怎能只演奏给外国人听？一念及此，他再也不能安坐，第一时间就跑去找梁思成、林徽因商量对策。

那时的北京人称小提琴为“洋胡琴儿”，听不懂也不爱听。真正懂得欣赏的也只有受过西方教育的清华学校（以下简称“清华”）学生。梁思成是当时清华音乐团的指挥，会黑管、横笛、小鼓等乐器，堪称乐团的灵魂人物。他和林徽因也希望在北京的中国人能有机会一睹世界大师的艺术风采。可昂贵的门票显然不是清华的学生所能支付的。于是，徐志摩便和梁思成、林徽因一起策划了一场小小的“阴谋”，由林徽因和梁思成出面向北洋政府的达官显贵推销贵宾票。这一对金童玉女，一个是前财政总长梁启超的公子，一个是前司法总长林长民的女公子，他们借着父亲的名号，很顺利就兜售了所有的贵宾票，支付了小提琴大师的演出酬劳。演出当天，坐在剧场池中的林徽因回头一看，包厢座位里坐的全是姨太太和老妈子。北洋政府的高官们碍于前总长的情面不能不买票，自己又不想去看，最后只好请姨太太们代附风雅。回过头，林徽因忍俊不禁，露出得意的笑容。

这是他们三个人的相处，清澈、透明、生动，在局促而敏感的爱情关系外，穿过理不清的千头万绪，他们仍然让友情开出了花。

还是在1923年，受挫的爱情并没有磋磨掉理想。徐志摩仍是少年时志向高远的徐志摩，即便在恋爱的忧惧与折磨中，也没有放弃他关于文艺的理想。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各种文学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以留日学生为主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更是锐不可当，风头正健。与此同时，欧美留学生群体却一直缺乏一个相应的组织。徐志摩深以为憾，和胡适等人相约，轮流在各人家中吃饭聚会，以联络同好，互通有无。到1924年，人数渐多，就由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和一位银行家黄子美出资，在松树胡同七号租了一所房子，正式成立了一个同人俱乐部。徐志摩由印度诗哲泰戈尔的《新月集》心生联想，取新月象征圆满之意，为俱乐部取名为“新月社”。他认为，新月“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从内容看，新月社起初的活动更像是文人雅聚，从定期的聚餐到年会、灯会、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读诗会以及演剧活动，无所不有。沈从文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徐志摩，就是在新月社的一次小型读诗会上：“我头一次见到这个才气横溢的作家时，是在北平松树胡同新月社的院子里，他就很有兴致当着陌生客人面前读他的新作。那时节正是秋天，沿墙壁的爬墙虎叶子五色斑斓，鲜明照眼，他坐在墙边石条子上念诗……环境好，声音清而轻，读来很成功。”

熊佛西记录了梁启超在新月社读书会上讲解《桃花扇》的往事：“新月社在北京成立的时候一般文人学者常到松树胡同去聚谈，或研讨学问，或赋诗写文，或评论时事，颇极一时之盛。先生（指梁启超）亦常去参加。某日，同仁请先生讲述《桃花扇》传奇，先生热情如火，便以其流利的‘广东官话’，滔滔不绝地将《桃花扇》作者的历史、时代背景以及该书在戏曲文学上的价值，一一加以详尽透辟的解释与分析。最后并朗诵其中最动人的几首填词。诵读时不胜感慨之至，顿时声泪俱下，全座为之动容。”

还有灯会。1925年2月7日，正值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新月社举办灯会，胡适制了几条贴有灯谜的花灯，大概他的灯谜不怎么好，应者寥寥，胡适颇有点气馁，又不甘心，便写了篇《新月社灯谜》在报上刊布。他说：“这一晚灯会，我的灯可落选了。我只好写出我做的几个灯谜，给我自己解解嘲。”

以及听戏、唱曲。陈西滢记得有一回去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还有一回去看陆小曼排演的《尼姑思凡》。和徐志摩曾同住松坡图书馆的他的表弟蒋复璁回忆，新月社每月有同乐会，李清之弹过古琴，他和陆小曼还唱过昆曲。

真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一年四时，风花雪月，赏心乐事，就像《红楼梦》里的海棠结社。

不过，徐志摩的初衷和野心，当然远不止大观园式的赏风弄月、烹茶赌书。在给新月社同人的信中，徐志摩说：

以新文艺为己任的徐志摩希望能够联络同人，光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在政治、思想、学术、文艺方面尽一己的努力。在他的推动下，新月社周围很快集结了一批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常到会的包括徐志摩、胡适、张君劢、丁文江、陈源、林语堂、余上沅、丁西林、凌叔华、林徽因，此外还有和徐志摩私交甚笃的作家诗人，如沈从文、饶孟侃，政坛研究系成员，如梁启超、林长民、蒋百里等。一时间，旧雨新知，满座一堂，浓酒清谈，在动荡的政局下，辟出一方文化的自由与宽松。

新月社成立以来，最引时人关注的活动，是参与了民初文化史上的一次盛事——接待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

中国人最早知道泰戈尔还是通过西方的引介。1913年，泰戈尔以英译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和泰戈尔一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还有辜鸿铭。在一战后西方关于文明的创伤和反省中，辜鸿铭、泰戈尔一时间成为东方圣哲的代表，受到热烈的钦慕和追捧。由此，泰戈尔也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转而被介绍到中国。

泰戈尔本人一直对中国充满兴趣。1920年，他在纽约接受冯友兰访问时，就曾经表示：“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从前到日本，没有到中国，至今以为憾。”1924年，梁启超、林长民以他们主持的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来华巡回演讲。对徐志摩信任有加的梁启超将一切欢迎招待事项委托给徐志摩办理。对刚刚张罗起新月社的徐志摩来说，这自然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为此，徐志摩做了极为详尽而周到的准备。林徽因与梁思成也参与接待。泰戈尔的访华为新文化史留下了一段佳话。而对于林徽因和徐志摩，他们的感情变奏在接待泰戈尔的短短数日内因为两个人极具默契的合作从抑到扬，留给外人不尽的想象空间。最终却是曲高弦切，难以为继。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如约乘“热田丸号”抵达上海。黄浦江边，早有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以及郁达夫组成的迎接队伍。徐志摩陪泰戈尔畅游沪杭，游赏西湖、西泠印社、灵隐寺。杭州一行，泰戈尔还专门往净慈寺拜见了隐居当地的诗人陈三立。维新运动失败后，陈三立不问世事，自称“神州袖手人”，隐居于净慈寺对面的庄园中。彼时，自由体新诗成为潮流，旧体诗词受冷，泰戈尔专程拜访陈三立，亦可见新诗人对旧体诗人的尊重。离开杭州前一天，泰戈尔在浙江教育厅发表了“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的演讲，到会有3 000多人。4月18日晚，他离沪沿津浦路北上，在南京、济南各有一次讲演，在南京由徐志摩任翻译，在济南由王统照任翻译。两场讲演，反响都很热烈。“其在南京讲演，会场为东南大学图书馆楼上，听者三千余人，楼几塌落，然已坠板四次。至济南时，亦受各界热烈欢迎，在省议会会场演讲，听者拥挤不堪，几重演塌楼之事。”

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赴站欢迎者有蒋百里、林长民、陈源、林语堂、张逢春等，此外，尚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各校多数教授学生，各团体代表及英、美、日各界人士，共计约有四五百人。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在欢迎行列中。“泰氏穿青色长袍，戴绛色冠，苍髯满颊，令人望之肃然起敬。”欢迎者群拥而行，途为之塞。

4月26日，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到法源寺赏丁香，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源寺遍种丁香，丁香之盛闻名遐迩，有“香雪海”之美誉。徐志摩陶醉于丁香之美，竟在树下作诗一夜。梁启超得知，在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以八尺巨幅宣纸，集宋人吴梦窗、姜白石词句，题赠徐志摩。

全联不仅对仗工稳，饶有意境，且气韵隽永，浑然天成。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附录中颇为自得地说：“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此联极能看出徐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宵。”

4月28日，泰戈尔在先农坛与北京的学生见面并讲演，徐志摩任翻译。泰戈尔讲演的地点原定于天坛的圜丘，但考虑到天坛门票太贵，恐怕学生作难，临时改在先农坛内的雩坛。“坛之四围布满听众，即有二三千之多……至三时零五分泰氏始到，乘坐汽车至雩坛门前下车，林长民为导，同来者为其秘书厚恩之、葛玲女士及林徽因、王孟瑜两女士并梁思成等。”王孟瑜是林徽因的表姐，亦貌美有才，时人称两人为“姐妹之花”。演讲开始，须发如银的泰戈尔由林徽因搀扶登上主席台，徐志摩担任翻译。当时情景，生动再现于吴咏的《天坛史话》：“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志摩的翻译，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泰戈尔须发皆白，长髯飘拂，恰似一棵不老松。林徽因搀扶老诗人登台，红颜白发相映成趣，再加上面容清癯、身材颀长的徐志摩，“松竹梅”之喻，可谓传神之笔。

林徽因和徐志摩的珠联璧合，一时间传为京城美谈。接下来的日子，参观松坡图书馆、北平画界招待会、庄士敦私宅茶会，泰戈尔行踪所在，总有林徽因、徐志摩相伴左右。至此，生命的律动突然一变而为急管繁弦，嘈嘈切切之间，隐约可辨理想的深远寄托，情感的大起大落。

5月8日，泰戈尔64岁生日。新月社同人替泰戈尔做寿，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聚会。胡适作主席，400多位名流出席，送给泰戈尔的寿礼，是十几张名画和一件名瓷。最让泰戈尔高兴的，是在生日之际获得了一个中国名字。命名仪式由梁启超主持，胡适翻译。梁启超说：

梁启超的演说精彩绝妙，将祝寿会推向了一个高潮。四座掌声雷动。

生日晚宴结束后，徐志摩还特别准备了一项重头戏，用英文演出泰戈尔的爱情剧作《奇特拉》（Chitra）。

剧本的故事是由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情节衍化而成。奇特拉是马尼浦王的独生女儿。公主生来不美，从小受到王子应受的训练。邻国英俊的王子阿顺那发愿苦行，12年不娶。一日，王子路经马尼浦，在山林中入睡，被入山行猎的奇特拉唤醒，一见钟情。奇特拉生平第一次感到，没有女性美是最大的缺憾。失落的奇特拉向爱神祈祷，希望其赐予自己青春美貌，哪怕只保留一天。爱神为奇特拉的诚心所动，答应给她一年的美貌。奇特拉得到爱神的帮助，艳丽绝伦。阿顺那对她一见倾心，竟破誓求爱。可是，奇特拉不甘冒充美人。恰巧王子又表示敬慕那个平定了盗贼的女英雄奇特拉，他不知自己的妻子就是那位女英雄。于是，奇特拉祈祷爱神收回了自己的美貌，在丈夫面前显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剧中饰演奇特拉公主的是林徽因。印度画家纳尔达尔·博斯（Nandalal Bose）为林徽因化装。印度男女眼睛又大又圆，林徽因的杏眼化装起来有点困难，印度朋友于是打趣说她像印度阿萨姆的曼尼普尔人，因为曼尼普尔人是蒙古人种，很像中国人。除林徽因外，其他参与演出者也无一不是名流。张歆海饰阿顺那，徐志摩饰爱神，林长民饰春神。王孟瑜、袁昌英、丁西林、蒋百里等饰村人。张彭春担任导演，梁思成担任布景，发售演出说明书的则是时为王赓太太的陆小曼。有人描述当晚的陆小曼说：“在礼堂的外部，就数小曼一人最忙，进来一位递上一册说明书，同时收回一元大洋。看她手忙脚乱的情形，看她那瘦弱的身躯，苗条的腰肢，眉目若画，梳着一丝不乱的时式头——彼时尚未剪发——斜插着一枝鲜红的花，美艳的体态，轻嫩的喉咙，满面春风地招待来宾，那一种风雅宜人的样子，真无怪乎被称为第一美人。”这一段文字，生动地刻画出一个红玫瑰一般娇艳欲滴、妖娆无比的陆小曼，只是当时在徐志摩的眼里心里，只有一个林徽因。他全没有想到，茫茫人海中那个发鬓斜插着一枝红花的女子，会成为他的下一个“灵魂伴侣”。

等了好久，紫幕微启，钻出来的却是胡适，大家一阵拍掌，胡适含着微笑，一面道歉，一面报告大家戏就开演，但是希望大家安静一点——其实已经安静了，并且每张椅子不得坐超过6个人。胡适是用英语说的，大家听明白了立即遵命调整座位。

帷幕徐徐拉开，协和大礼堂的舞台灯光亮起。林徽因饰一古装少女，服装别出心裁，奇美夺目。黄子美的三公子（6岁）饰一幼童，乖巧可爱。两人恋望新月，宛如图画。全场鼓掌，叹未曾见。新月社倾情出演的爱情剧作《奇特拉》拉开序幕。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对爱情的诠释中。陪伴泰戈尔期间，和林徽因的频繁接触使徐志摩冷却的感情迅速升温。他曾私下对泰戈尔说，他仍热恋着林徽因，老诗人也代为求情，却并没有使林徽因回头。这样的同台演出，心无旁骛，倾心尽力，也许一生都不会再有。

作为新月社成立后的一项重要活动，《奇特拉》的演出邀请了许多文化名流观看。比如，日后与新月社交恶的鲁迅，在当天日记中记下：“逮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演《契忒罗》（即《奇特拉》）剧本二幕，归已夜半也。”京剧名角梅兰芳也赫然在列，并在5月19日观赏过《奇特拉》之后于开明戏院演出《洛神》招待泰戈尔。

演出圆满结束。有观众赞赏“里面华丽高大的神座，坐着两位庄严伟大的春爱之神，不用听戏，光这些布置，就叫人瞧着肃穆起敬，另有一种说不出的静美。林徽因一口流利的英语，清脆柔媚，真像一个外国好女儿”。5月10日，《晨报》以“竺震旦诞生与爱情名剧《奇特拉》”为题做了详细报道，文称：“林宗孟君头发半白，还有登台演剧的兴趣和勇气，真算难得。父女合演，空前美谈。第五幕爱神与春神谐谈，林徐的滑稽神态，有独到之处。林女士徽音，态度音吐，并极佳妙。”林徽因还为此登上了当时国内的时尚杂志——来自摩登的大上海的《图画时报》的头版。编辑选取了林徽因饰演奇特拉公主的一幅造型照，并在旁边配文盛赞林徽因：“明慧妙丽，誉满京国。精通中英文，富美术思想……将来女士学成归来，必可贡献于国人者。”

由于在泰戈尔访华活动中突出的表现，特别是排演《奇特拉》时表现出的戏剧能力，初成立的新月社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彼时远在美国的一批正做着戏剧梦的留学生，如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等，回国后均加入了新月社，成为新月社在文艺方面的中坚力量。

《奇特拉》余音不绝，剧中人意犹未尽。可协和礼堂的帷幕由起到落，已经是曲终人散了。

整个5月，离别开始以各种形式提前铺垫。

梁启超和林长民最终商议，让梁思成偕林徽因于1924年6月赴美留学，待完成学业再举行婚礼。做出这一决定后，林长民特地约徐志摩一道游湖，将内情相告，并加以开导、劝慰。

5月17日，林徽因与徐志摩见面。这次的相见，林徽因明确了自己的心意，说好从此“分定了方向”，“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5月20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离京赴晋。送别当天，站台上熙熙攘攘全是送别的人群，林徽因也在其中。访问期间，林徽因一直不离泰戈尔左右，使他在中国的逗留大为增色。临行前，泰戈尔为她留诗一首。

徐志摩在车厢里看着前来送行的林徽因，心如刀割。想到此去各分东西，相见无期，他急忙掏出纸笔，想在火车开动前写一封信交给林徽因。

但书未竟而车已行，徐志摩失去机会，更增伤感，眼泪顿时涌了上来。他终于失去了林徽因，他彻底失恋了。坐在一旁的恩厚之看在眼里，拿过这封没写完的信，放在自己的文件包里。这样的离别有如刀刻的印象，隔着浮沉的人事，再远的时间，回忆起来，也仍然心有余悸。1925年，在给新恋人陆小曼的信里，徐志摩说：

人影远去。

这一别，就是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