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林徽因而言，如果不是11月19日的噩耗，1931年的冬天将会是一片和煦的温暖与宁静。

这一年9月，林徽因病体初愈，9月29日下山，当日与徐志摩等同吃午饭。10月1日，徐志摩写信给陆小曼说：“星二徽音山上下来，同吃中饭，她已经胖到九十八磅……我看样子，徽音又快有宝宝了。”

恢复健康的林徽因，把家安置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一个四合院内，开始投入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以及她素来兴味浓厚的文学创作。徐志摩也频繁与林徽因、梁思成参加各种文化活动。11月上旬，林徽因连续数日与徐志摩同去戏院观看京剧，并热烈讨论。许地山还曾在北平前门街头偶遇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和徐志摩。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家几乎成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家。他是林徽因，也是梁思成最宠爱的客人。每次北上讲学，这里都是他的居处。奔波在生计线上的徐志摩，在这里，又开始闪亮发光，开始才华横溢，以诗人的姿态回到他原本的位置。他的表弟吴其昌在日后追念他的一篇文章里，就专门描述了这个时候的徐志摩，吴其昌说：

从梁思成、林徽因到徐志摩，三个人迎接客人的对话，默契感十足的俏皮和幽默。而徐志摩本人，无论是“跳起来的声音”，还是“从沙发上跳起来，旋了一转，吐出一缕白烟”，“亲手辟开一只蜜橘”分给吴其昌，一举手、一投足的肢体语言，都可见他的惬意、轻松和快乐。这样的氛围，当然感染了所有的来客。一位经常进出梁家的亲戚描写那个时候的他们说：

只是，这一幕到了1931年11月19日，就已经永远不可能复现。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死。噩耗从天而降，高山流水失知音。之前的一切，唯其温暖，更添心痛。生命中的这一次失去，令林徽因悲痛欲绝。

其实，悲剧的因素早在它发生之前就已经露出了端倪，即便是在林徽因家中散布着浓浓友情的客厅。徐志摩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三番五次苦劝陆小曼离沪赴京：“再说到你学画，你实在应得到北京来才是正理。一个故宫就够你长年揣摩。……人家都是团圆了。叔华已得了通伯（即陈西滢），徽音亦有了思成……就是你我，一南一北。你说是我甘愿离南，我只说是你不肯随我北来。结果大家都不得痛快。但要彼此迁就的话，我已在上海迁就了这多年，再下去实在太危险，所以不得不猛省。我是无法勉强你的；我要你来，你不肯来，我有什么法想？……我真也不知怎样想才好！”对此，陆小曼充耳不闻，继续着上海铺张挥霍的生活，不肯同来京。徐志摩不得已，只能在京沪两地来回奔波。为了维持陆小曼庞大的开支，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两所大学授课，北京大学的月薪是300块大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是280块大洋，加起来580块大洋，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级别最高的教授月薪也就400块大洋，一般家庭20块大洋便可养家糊口。徐志摩的收入已是非常之高，每月除留下30块大洋零用外，他全部寄回上海，即便如此，仍是债台高筑，入不敷出，不得不到处借钱和预支薪水。亲朋好友们因为陆小曼的挥霍无度，骂得徐志摩词严义正，他无言以对。但是，“烟虽不外冒，恰反向里咽，那不是更糟糕更缠牵？”11月上旬，陆小曼接连十几次发电报催徐志摩南返。徐志摩再一次离京返沪，终于踏上了不归路。

11月10—19日，诗人生命的最后10天，每一天都被最后相见的友朋千遍万遍地想起，每一天都在仔细忆及后发现一语成谶的哀痛。

11月10日，林徽因和徐志摩出席欢迎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的姐丈——柏雷博士的茶会。这是他们的最后一聚。

11月10日晚，自茶会告别的徐志摩再去林徽因家中，适遇林徽因夫妇刚走。徐志摩自己坐了一会，喝了一壶茶，最后留字而去。林徽因到家，见到写着“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未卜……”字样的留条，心里不安，忙打电话给徐志摩。“你放心，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这对生命充满诗意信仰的回答作为徐志摩最后的声音，成为林徽因忆起徐志摩时一份永难释然的心结。在徐志摩身后，林徽因一遍遍追问：“谁相信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忠实于‘生’的一个人，会这样早地永远地离开我们另投一个世界，永远地静寂下去，不再透些许声息！”

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专机南下南京，登机前专程到燕京大学看望冰心。冰心问起他过去的一些情况，徐志摩心灰意冷，提笔写道：“说什么以往，骷髅的磷光。”

11月12日，徐志摩因陆小曼所费太靡，回到上海，打算帮蒋百里出售上海愚园路的房子以赚取佣金。一到家，见陆小曼又在吞云吐雾，夫妇间大吵一架。据王映霞转述郁达夫的话，徐志摩苦口婆心劝陆小曼戒鸦片：“眉，我爱你，深深地爱着你，所以劝你把鸦片戒掉，这对你身体有害。现在，你瘦得成什么样子，我看了，真伤心得很，我的眉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陆小曼听了，大发雷霆，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的脸上掷去。徐志摩赶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徐志摩心中苦闷，负气出走。11月14日，徐志摩到刘海粟家，看他海外归来的新作，中午在罗隆基处午餐，下午又到刘海粟处。此后，为了房产交易，多留了几日。直到11月18日，他方才乘早车到南京，往朋友何竞武家。

按徐志摩的原计划，他本打算再乘张学良专机返北平。其时，张学良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身份驻扎北平，顾维钧帮张学良办外交，常乘坐张学良的专机，徐志摩与顾维钧友善，常借机一道前行。但此次临行前，顾维钧因事改期。为了参加11月19日晚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所做的演讲——中国建筑艺术，也为了节省旅费，以敷家用，徐志摩决定于19日早上免费搭乘中国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北平的“济南号”邮政班机。

11月18日晚9点半，徐志摩到张歆海家。不久，杨杏佛也赶来。徐志摩与张歆海的夫人韩湘眉讨论着人生与恋爱，这时，大家注意到徐志摩穿着一条又短又小、腰间破着一个窟窿的西装裤子。他还像螺旋似的转来转去，寻一根久已遗失的皮带，引来满屋大笑。

说笑间，韩湘眉似乎有感：“Suppose something happens tomorrow（明天会不会出事），徐志摩！”

徐志摩顽皮地笑着说：“你怕我死么？”

“徐志摩，正经话，总是当心点的好。司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不知道！没有关系，I always want to fly（我总是要飞的），我以为天气晴朗，宜于飞行。”

韩湘眉半晌又说：“你这次乘飞机，小曼说什么没有？”

“小曼说，我若坐飞机死了，她做merry widow（风流寡妇）。”

杨杏佛接嘴说：“All widows are merry（凡是寡妇皆风流）！”

说罢，大家都笑起来。他们谈朋友，谈徐志摩此后在北平的生活，谈国事，不觉已是深夜。杨杏佛和徐志摩告别，韩湘眉本想说，“徐志摩今后不会常来”，话到嘴边，竟成了“杏佛还来，徐志摩是不来的了！”临行时，杨杏佛在前，徐志摩在后，他转过头来，极温柔地、似长兄地轻吻了韩湘眉的左颊。韩湘眉又说：“Let us hear you before the week is out（不出这周就来信）。”不料，这竟是与徐志摩的永诀。

11月19日，有雾。想到林徽因的演讲，徐志摩还是决定赶回。起飞前，他由中国航空公司给林徽因、梁思成发了一封电报，请他们当天下午3时派车到南苑机场去接。上午8时整，“济南号”飞机准时由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10时10分抵徐州。徐志摩在机场发信给陆小曼，说头痛不欲再行。最终还是又走了。10时20分，飞机再行北飞，午后2时在济南附近党家山时遇上大雾，误撞开山，“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一切沉入永远的静寂。

林徽因没想到，她这一次是无论如何也接不回徐志摩了。派去的车等到4时30分仍无结果。胡适听说，怀疑途中有变。第二天，北平《晨报》刊发了空难消息。

胡适看到，大叫起来，断定徐志摩遇难。他马上打电话告知林徽因。当日12时，徐志摩死讯被证实。下午，林徽因、梁思成、张奚若、陈雪屏、孙大雨、钱端升、张慰慈、陶孟和、傅斯年都到胡适家里，大家拭泪以对，默然围坐，张奚若甚至恸哭失声。

21日，梁思成、张奚若、张慰慈以及新月派诗人于赓虞同乘津浦线火车赴山东处理徐志摩后事。车抵济南，从青岛大学乘夜车先赶到的沈从文已等在车站。经打听，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张幼仪兄长张嘉璈已托付中国银行济南分行经理何象百置备棺木，将徐志摩的遗体从飞机残烬中拖出，洗涤，装殓，由党家庄运回济南，就停放于馆驿街西头路南的寿佛寺。

沈从文于是与梁思成、张奚若、张慰慈一齐赶到寿佛寺，于微雨中，在这座挤满了坛坛罐罐的古庙里见到了静静地躺在棺木里的徐志摩。

躺在棺木里的徐志摩让沈从文心痛不已：“徐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檐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

稍晚，徐志摩生前好友于赓虞也赶到寿佛寺，看到徐志摩“微微浮肿之面颜上，有些微红白相间之痕……大概是被烧伤洗后之状。两眼并未完全紧合，尚微露着眼珠，似痴视观看之人。从长方覆着面部的玻璃看来，除有些浮肿外，与生前无大异”。一位中国银行派来看守灵柩，同时也是去飞机失事现场成殓洗涤徐志摩的工作人员告诉于赓虞，徐志摩“腿已摔坏，两手烧伤较重，其他不十分重”。想到徐志摩死时惨状，见眼前“一棺横陈，寂无一人……黯淡凄凉的境况”，于赓虞心中难过，忍不住黯然神伤。

下午5时，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和张幼仪八弟张嘉铸赶到济南。晚上8时半，灵柩被装上铁篷车，由徐积锴、张嘉铸护送回沪，停放在万国殡仪馆，吊丧的人极多。灵边哭倒两个人，一是陆小曼，一是张幼仪。5年婚姻，铸成大错。陆小曼的母亲长叹说，小曼害了徐志摩，徐志摩害了小曼。爱是一场相互的包容和妥协，于徐志摩和陆小曼，却成为相互的毁灭。徐志摩死后，陆小曼青灯守节，素服终身，潜心整理徐志摩遗稿，再不去游宴场所。对于和林徽因的情感纠葛，陆小曼说：“他若不是为了要瞒住我去私会林徽音，就不至于搭乘这趟飞机而送命了。我不怪林徽音魅力之大，也不怪徐志摩对她倾倒之痴。徐志摩死后，我早已失去了醋意，只是怀着深深的忏悔，永恒不断。”

12月6日，上海文化界在静安寺设奠，追悼徐志摩。同日，北平文化界也举行了追悼会，会场由林徽因、梁思成布置，胡适、周作人、杨振生、陈衡哲、凌叔华等250多人到会致哀。为了怀念，《新月》月刊第4卷第1期编刊《徐志摩纪念号》，刊登了陆小曼、胡适、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杨振声、储安平、何家槐，赵景深、张奚若等人的纪念文章。另外，《诗刊》第4期也编有《徐志摩纪念号》，刊登了方玮德、陈梦家、梁镇、朱湘等人的纪念文章。

在一片哀悼声中，林徽因听任着心痛蔓延。没有人比她更了解徐志摩对生命诗人式的热情与留恋，而这一次，徐志摩之所以匆匆赶回，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出席自己的学术报告。莫测的命运仿佛注定要给她更为尖锐的哀恸，她只有承受。她与梁思成共同赶制了一个用碧绿铁树叶做主体缀以白花的小花圈。梁思成把它安置在徐志摩的棺盖上，按着林徽因的嘱咐，又捡回“济南号”飞机残骸木板一块，林徽因亲手用黄绫包扎，存放于家中。

1931年12月7日，林徽因的《悼徐志摩》一文发表于北平的《晨报》。人生第二次的伤逝，林徽因无限感怀，一拍三叹。

墨迹尚未凝干，徐志摩想飞的愿望又浮现于脑际：“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