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看来，林徽因的故事里，母亲的形象似乎永远是嫉妒、争吵与哭泣。而实际上，如果不割断前后的人生，没有谁会一出场就带着怨恨。当母亲的无知、守旧与琐碎被用来强调婚姻之所以不幸、家庭之所以不睦，有谁会愿意聆听她的心事？有谁会想到，这位怨恨的母亲也有过她江南女子年轻动人的美丽？而即使在最好的年华里，她也没有得到过她向往的爱情。她的美丽不是深宅大院里的闺秀风范，只悦目、不赏心，很快就失去了丈夫的欢心。她从此被当作家庭的责任——她的婚姻里只剩下了责任，她的年轻于是也只能在无人赞美中凋谢。凋谢了青春，得不到爱情，又没有琴棋书画可供消遣，作为妻子，生活的内容还能剩下哪些呢？

幸亏有女儿给了她骄傲与希望。在女儿面前，她一样有母亲的坚韧与支持。当丈夫去世，家庭的支柱倾倒，经济困窘之际，她没有太多的软弱与求助。没有人知道这一切对她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只知道她再三地叮嘱远在美国的女儿务必安心求学，她说：“……只盼徽音安命，自己保养身体，此时不必回国。”而那时候，她最是孤苦无依，也许还最盼望能与女儿相互依偎，以解伤痛。

所以，作为母亲，她还是可尊敬的，虽然她的一生都是悲剧的色彩。上半生在诗礼大家庭中被看低、受冷遇、忍气吞声，她的心里常充满了怨愤与无奈。她的女儿既要分担她内心的落寞羞辱，又要珍惜父亲与全家的宠爱，她于是也不可避免将伤害带给女儿。下半生丈夫遇难关外，她从丈夫的大家庭走到了女儿的小家庭，才发现，她已经走不进女儿的内心世界。陪伴她的，依然是她所熟悉的寂寞。

林徽因和林家的故事，这时候，就变成她和母亲的相守。林徽因与母亲在情感上骨血相连，彼此相爱。她知道母亲孤苦无依，因此一心要给母亲以安稳的现世。父亲去世后，她强忍住心痛为母亲做打算，曾试图劝母亲留在北京，又几次三番想回国安排，一颗心始终没有停止牵挂。她毕业回国自立门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接到身边。从童年到成年，母亲再次出现在林徽因的生活里，一住就是终老。母亲目睹着林徽因追求精神的独立自由，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却无法真正看懂她的内心世界。就如同林徽因无法理解“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母亲的生活。一对情深的母女处在精神的两极，烦恼于是源源而来。到了战时，物质匮乏，生活艰辛，一家人拥挤在四川李庄的一间小屋，更是留下了数不清的争吵。

林徽因曾经言辞激烈地向挚友费慰梅诉苦。

林徽因刀子嘴豆腐心的抱怨，金岳霖以旁观者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我认为，相对于调整人际关系的困难来说，住房问题就是小事一桩。最难适应的是妈妈。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本人因为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流，她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我曾经多次建议她们分开，但从未被接受，现在要分开已不大可能。”

金岳霖以清平的智慧一语中的，深刻中也透着三分无奈：毕竟母亲不能改变女儿，女儿也无法影响母亲，又分不开，只能维持现状。烦恼如果仅此而已，倒也简单。两代人之间难免会有分歧，事后的宽容与平时的爱，应该足以消解一切了。所以，金岳霖向费正清夫妇建议：“别为梁家的事烦心。”

但实际上，母女之间还有着旧的伤痕是不能触碰的。1935年，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从福建来到北京，住在姐姐家中。这个健康而安静的少年勾起了母亲所有怨恨的回忆，林徽因于是被夹在中间，她说：

母亲与女儿都受到伤害，然而伤害的内容，却不尽相同。母亲是旧式女子单纯的幽怨。至于林徽因，19世纪以讴歌生命、自然、爱情为主旨的英国浪漫派诗孕育过她诗人的性灵，新大陆的民主与自由培养了她独立的自我。而回到家中，她却依然逃不掉身世的阴影。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以如此鲜明的落差共存于她的生活，落差的互相平衡中，林徽因内心张力极大。她一心要脱离早年的家庭悲剧，偏偏伤痕太重无法平息，所以带来更激烈的抗拒；她不断追求人格的独立，然而从墨守大家闺秀规则、咀嚼旧文字的老路走过，又不自觉地以传统的礼教标准来要求自己；她向往着“浪漫的发生”，最终却难脱古典温蕴的风范。面对内心的困守与冲突，林徽因的心情，是困惑的无奈。1931年冬，徐志摩遇难，林徽因提笔写信给胡适说：“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

这些全都是女儿的心事。母亲就如镜子，照出女儿心中的落差与冲突，而母亲自己却看不见女儿充满了矛盾与苦痛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