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徽因的婚姻生活中，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世人皆知的金岳霖。关于林徽因和金岳霖的情感纠葛，坊间有各种传言，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则故事是：金岳霖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梁宅后院时，一日，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对他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梁思成听闻痛苦至极，一夜未眠，把自己、金岳霖和林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第二天，他向林徽因表示，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金岳霖，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金岳霖，金岳霖说了一句：“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果然退出。此后三人毗邻而居，终身为友。

这则关于三人的故事出自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1990年，林洙在《人物》杂志发表的《碑树国土上，美留人心中——我所认识的林徽因》一文里首次披露此事，并说明是梁思成亲口所言。2004年6月，她又在新书《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中，再次将这段私密的爱情对话呈现于读者面前。身为梁思成的遗孀，林洙的文字言之凿凿，一经发表，立时成为证明林徽因与金岳霖之情的铁证，几乎所有撰写林徽因传的作者都必引此据，更有好事者添油加醋，演绎出诸多如肥皂剧般花样百出的情节。那么，这段描述究竟是否确实？目前来看，恐怕还难下定论。一则，抛开所有的感情因素、主观因素不论，这一事件中的当事人均已谢世（林洙文发表时，金岳霖也已去世），在缺乏更多相关文字材料佐证的情况下，林洙的转述就成了孤证，而孤证不立，是公认的原则。二则，仔细推敲，不难发现，林洙的描述在细节上不乏存疑之处。

最大的矛盾是时间。关于此事的记录，林洙在一前一后两个叙述版本里，提到的时间并不一致。1990年的《碑树国土上，美留人心中——我所认识的林徽因》一文提到的时间是1931年。在2004年的回忆录中，时间又变成1932年。这前后的出入，我们姑且当作是记忆的偏差。但问题是，1931—1932年，金岳霖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都不在国内。据金岳霖自己回忆：“1931年我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一年，就到哈佛大学的谢非先生那里学逻辑。我告诉他，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他大笑了一阵。……无论如何，我走上了比较着重在分析的哲学了！”关于此事，金岳霖的弟子刘培育在《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一书里也有提到。彼时清华有个规定：凡教授在校工作5年，即可获一年的学术休假，公费去国外访问进修。显然，金岳霖是在1931年的某个时间，启程去了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至于往返的具体时间，不妨参看金岳霖的好友徐志摩的说法。1931年7月4日，身在北京的徐志摩给远在上海的陆小曼写信说：“……老金他们七月二十离北平，他们极抱憾，行前不能见你。小叶婚事才过，陈雪屏后天又要结婚，我又得相当帮忙。上函问向少蝶帮借五百成否？”隔几日后的7月8日，徐志摩再写一信，信中说：“……你的鞋花已买，水果怕不成。我在狠命写《醒世姻缘》序，但笔是秃定的了，怎样好？诗倒做了几首，北大招考，尚得帮忙。老金、丽琳想你送画，他们二十走，即寄尚可及。”

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里透露了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金岳霖赴美学习的出发日期是1931年7月20日。为期一年，自然该在1932年暑期归来。第二，同行赴美之人，尚有他当时的女友——美国姑娘丽琳。这说明，1931年7月之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金岳霖断无可能向林徽因做出这样石破天惊的表白。至于1931年7月20日之前，徐志摩在信里说得很清楚，金岳霖还和丽琳同居在一起，向林徽因示爱的可能性似乎也微乎其微。

1931年既然已无可能，再看1932年。林洙的描述虽在时间上不一致，但是两文均提到此事是在金岳霖搬进梁宅后院，梁思成赴宝坻考察期间。梁思成赴宝坻考察的时间是1932年6月11日，林徽因因病未能同行，与他一起前往考察的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王先泽和一名仆人。这里，我们权当金岳霖已在6月返国，并已搬入北总布胡同（金岳霖曾说自己是在1932年迁往梁宅后院）。接下来需要确定的是梁思成返程的时间。对此，梁思成在调查笔记《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一文中有明确记录：“十七日清晨三点，我们在黑暗中由宝坻出南门，向河西坞出发。……过了武清不远，我们便走进蒙蒙的小雨里。越走雨越大，终了是倾盆而下……在车站上我们冷得发抖，等到四时二十分，时刻表定作三时四十分的慢车才到。上车之后，竟像已经回到家里一样的舒服。七点过车到北平前门，那更是超过希望的幸运。”也就是说，梁思成是在6月17日回到北京的家中。那么，这个时间前后，林徽因在做什么？据陈学勇先生所编的林徽因年表记录，1932年5月1日，林徽因住香山疗养。6月14日，林徽因由香山致信胡适，信中说到离世不久的徐志摩，沉重已极：“我今年入山已月余，触景（香山）伤怀，对于死友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咽梗牢结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碾进，这不自然的缄默像个无形的十字架，我奇怪我不曾一次颠仆在那重量底下。”可见林徽因仍旧为徐志摩的死而伤痛，心情难以平复。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林徽因此时还有孕在身，8月4日，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在北平协和医院出生，由林巧稚助产。我们如何能想象，沉浸在悼亡的悲伤中，且有孕在身，两个月后即将生产的林徽因，仅仅在三天之后便对梁思成表示自己“苦恼极了，同时爱上了两个人”？而梁思成痛苦地思考一夜，竟然丝毫想不到即将出世的孩子，甘愿做出有一种爱叫作放手的牺牲和成全？

于情于理，都难解释。

可见，已经深入人心的这一段爱情对话，它的真实性，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不过，林洙女士的文字虽然存疑，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情感却毋庸置疑。说起金岳霖与林徽因之情，费慰梅曾明确表示，金岳霖“当然是爱林徽因的”。既如此，金岳霖是不是就如传言所云，为了林徽因一生不婚？按林洙的说法，自己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身不娶的故事”，才想起向梁公求证。可见，围绕林徽因和金岳霖，已经是浮言四起。漫天的流言中，金岳霖凭什么可以不急不愠，不离不弃，安之若素，一生逐林而居？他和林徽因、梁思成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仅靠坊间流传的花边故事远远不够。就感情的寻踪而言，在缺乏更多材料的情况下，与其就事论事，纠缠于细枝末节的考据，倒不如暂且放下，从一个人的生平、为人和性情中寻找答案，也许更接近事情的本来。

金岳霖，字龙荪，湖南人，中学就读于长沙雅礼学校，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后留学美国、英国及其他欧洲诸国，曾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他感慨于国内政局之黑暗，遂弃绝政治，转而执鞭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三四十年代以现代的逻辑方法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知识论哲学体系，为海内外学界所一并推重。

从年龄上看，金岳霖出生于1895年，在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圈子当中，1891年出生的胡适是众所公认的大哥，金岳霖小胡适4岁，但在林徽因、徐志摩、梁思成面前，足以称得上兄长。从教育背景看，金岳霖和梁思成、林徽因以及活跃在“太太的客厅”的大部分人一样，有相似的求学轨迹，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都接受过系统而正规的西学训练，无论知识、思想还是情感，都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传统。只是，若论特立独行、简单真纯，则无论是治学为文，还是做人行事，似乎都以年长的金岳霖最为突出。

首先是治学。关于金岳霖的学问，眼界极高的张申府有一句话：“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此言并不夸张，在中国哲学史上，金岳霖是真正懂得并引进近代逻辑学的第一人，也是哲学知识论领域的拓荒人。1926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后，他单枪匹马，将逻辑学系统地引进中国，短短几年间，便在学术界确立了难以撼动的地位。他的代表作《论道》《逻辑》《知识论》，无一例外都是业内的经典。以《论道》为例，其原创性思想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罕见其匹，冯友兰称许《论道》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贺麟评《论道》为“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胡伟希以为，这是“一部立意宏远，体大思精的奇书”。不过，在另一方面，罕见其匹，自然也意味着少人了解，尤其是逻辑学这样专门的领域。有人就曾以“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运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这样的话评骘金岳霖，可见其治学之专门和精深。为什么会选择如此冷僻艰深的学问，推究其因，还是金岳霖的性格使然。金岳霖自认是天生的哲学动物，即使被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也是满脑袋的哲学问题。留学期间，金岳霖有一次和张奚若等在巴黎逛大街，忽听得一群法国人站在街头激烈辩论。几人听得过瘾，也参与其中。从此，这位政治学博士就热爱起逻辑学。抗战时，西南联大的学生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陈蕴珍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岳霖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我觉得它很好玩。”如此随意的回答，于金岳霖，却是再诚实不过的心声。为此，他还专门在自己的书里做了解释。

“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力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的动机。”金岳霖的性格，就是要让自己的学问成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纯粹的存在，就是要一个人在阁楼上，全心全意地游戏。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一个恰当的时候遇到冷僻艰深的逻辑学，对于禀赋极高而心思简单的金岳霖，未尝不是上天的眷顾和成全。有生之年，他无时无刻不以逻辑为乐事。徐志摩描述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少年时他听到“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马上就感到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因为它们可推导出“朋友如粪土”的结论。中年时南渡，他在西南联大的讲堂讲逻辑，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金岳霖上课好提问，有时一到教室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既紧张又兴奋。为此，西南联大的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时风气。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比如一个叫林国达的学生，非常喜欢提刁钻怪异的问题。一日，林国达提出一个古怪的问题，金岳霖稍思之后反诘：“请问‘林国达垂直于黑板’是何义？”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丝毫错误。晚年时，金岳霖主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家艾思奇的报告。艾思奇开场白火力十足，声言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要与形式逻辑做坚决的斗争。一番话讲完，金岳霖带头鼓掌。艾思奇有点意外，但很高兴，不想已过半百之年的金岳霖慢悠悠地说：“你骂了形式逻辑之后，所说的话完全合乎形式逻辑，没一点错误。”一旁的张奚若见状拼命扯金岳霖的衣服，金岳霖也并没有因此而打住。

从不谙世事的少年到饱经动荡的老者，他心无旁骛，以身载道，逻辑已内化于他的生命。

这样一种治学的态度和风格，也决定了金岳霖思想上的独立与自由。虽一向以知识人自居，金岳霖对于政治也不是没有一点兴趣。1914年他官费留美，所学就是政治学，且是由商业科改为政治学。在给家中五哥讲起改专业的理由时，他说：“簿计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其志向不可谓不大。彼时，他最喜欢的课是“美国宪法”和“政治学说史”，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同学，如胡适、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也都是一时俊彦。只是，他的这种兴趣与志向，终究只是停留在对政治学的关注，而非亲身参与政治。并且，归国后在目睹国内黑暗得一塌糊涂的政局后，他便转投逻辑学的怀抱，决绝得没有一丝留恋。所以，自始至终，金岳霖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知识人，他向往的是思想上的独立见解，行动时的朋而不党。西南联大时期，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则拒绝阅读这本被要求必须阅读的书。一次，他的学生殷海光随他散步时，说起现在各派的宣传“正闹得很响”，不知哪一派是真理。金岳霖深思半晌，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海光接着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金岳霖答：“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一生的明灯。他感慨说：“我突然碰到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殷海光后来曾一度短暂加入国民党阵营，然而他毕生提倡“认知的独立”“思想的独立”。1949年，殷海光脱离国民党组织，创办《自由中国》杂志，成为台湾传奇般的自由主义启蒙者，培养出了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一干弟子。

这一切，源头其实在金岳霖。

关于自己对政治的态度，金岳霖写过一篇后来被广为流传的文章，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文中说，知识分子“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要“独立进款”，不做政客，不把当官做职业，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在一起。

这篇文章写于1922年，写这篇文章时，金岳霖28岁，还在留学时期。他期望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差不多10年后，他遇到了以林徽因、梁思成为代表的那个群体，几乎是一拍即合地融入其中。往后的人生，从北总布胡同三号开始，他们意气相投，互相辉映，彼此帮扶，一起走过冷暖酸辛的人生旅程。

当然，金岳霖和林徽因能够保持一生的亲密关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朋而不党的文人风范，甚至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学问共同的狂热的喜好。这些特质，在他们所属的群体中，并不罕见。在人群中，他们能够一见如故，继而长久地彼此认可、支持，还在于他们性情里那些一致的东西。林徽因的真诚、直言、不世故、不逢迎、爱憎分明、喜怒形于色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生活中的金岳霖，也同样是一个不伪饰、不乡愿，天真烂漫、特立独行的人。凡是和他有关的故事，没有一个不是生动趣致，又简约玄澹，叫人在捧腹之余，回味无穷。

众所周知，他酷爱养鸡，对中国的大种鸡如数家珍，曾在北京东城隆福寺庙会买过一对专供玩乐的大黑狼山鸡，养过大斗鸡。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长脖子啄食桌上的饭菜，他不驱不赶，安之若素，待斗鸡如家人。再比如，他爱冬日饮奶，时至盛夏，饮量大减，却又弃之可惜。于是他邀友人前来，为每人盛上一碗滚沸的牛奶，并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他内心深处也许以为订奶有如“订亲”，要“从一而终”，不得变故。殊不知奶之定量可随时增减。当友人指点迷津，他大为赞赏说：“你真聪明！”

他喜欢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西南联大教授的孩子们比赛，看谁的石榴和梨大，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这种较量不止一个回合，他乐此不疲。

他简单素朴，既“憨”且“直”。一次，他的好友吴宓按捺不住爱情的折磨，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一时舆论大哗，认为吴宓有失师道尊严，不成体统，便推举金岳霖去劝吴宓。金岳霖于是跑去对吴宓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且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宓闻言大怒，拍着桌子说：“你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听罢，不知如何是好，任凭吴宓骂了半天。这件事流传颇广。金岳霖自我检讨说：“我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他专注学问，常到忘我的地步。西南联大时期，一次跑警报，别人都如惊弓之鸟，四处奔逃，只有他浑然未觉，安坐桌前。所幸他住的宿舍楼幸免于难，待警报解除，大家奔回废墟寻人，只见他提笔而立，一脸茫然。更有甚者，他时而忘记自己的姓名。他曾跟冰心说，一次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门铃，朋友家女工出来开门，问金岳霖“贵姓”。他一时间忘了自己“贵姓”，怎么也想不出来。没有办法，他对女工说，你等一下，我去问问我的司机。惊得那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众口相传的这个金岳霖，和阁楼上游戏的金岳霖，两相对比，没有一丝一毫的出入。一样地天真烂漫、率性而行，一样地素朴诚笃、冲淡深粹。就像他的老友冯友兰所说，“雅人深致”，“晋人风流”，越名教而任自然。

这样的金岳霖，不由让人想起林徽因的诗《别丢掉》里的一句话：“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持着那真！”金岳霖身上，无疑有着林徽因所欣赏并且始终在意的“真”。在圆熟、中庸，随时随地准备着妥协、退让的人群里，他们不小心，都属于那个忠实于自己性情、我行我素、不囿于世俗成见的小部分。林徽因不理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对女生说“不”的戒律，一心一意坚持对中国建筑学的研究。金岳霖为一次街头辩论获得的启发与乐趣，放弃苦修数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的金字履历，重起炉灶改治逻辑学。林徽因不顾文坛从钱钟书到冰心各种或明或暗且不算太善意的议论，大张旗鼓地写诗，办沙龙。金岳霖超然物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和斗鸡同桌，与逻辑学共眠。他们的人生，任性而纯粹，简单而明净，就像一首蓝调歌曲里所唱：I love the life I live，I live the life I love（我爱我过的生活，我过我爱的生活）。

这些同质性，让他们最大限度地站在了一起。再加上，较之林徽因的急脾气，金岳霖的性情里，明显少了咄咄逼人的锋芒，多了些温缓冲淡的智慧，永远不疾不徐、不紧不慢。这样的两个人遇到一起，高山流水，彼此赏惜在情理之中，彼此包容，一生保持如家人的亲密在情理之中，不被俗世理解，乃至百般揣测、种种曲解的近似于传说的故事，也在情理之中。

说到底，俗世的不能理解乃至曲解、误解，只因为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想不到，这世上还可以有金岳霖这样的人，这样一种活法，自然也就想不出，这个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和处理自己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