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是一座有方砖铺地的四合院。院内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樱花。中式平房里，摆放着几件从旧货店里买来的老式家具，一两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残破石雕。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木格子，木格子里面都糊了漂白的稻草纸，窗户宽阔的下层是明亮的玻璃，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有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来。

这里是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第一个家。干净、明亮、整齐，像一切新生活的气息。1931年，林徽因、梁思成辞去东北大学教职，入中国营造学社，全家搬到这里。这时候，林徽因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他们的女儿于1929年8月出生，取名再冰，以纪念已故的祖父梁启超。生活从1931年秋，从北总布胡同开始，突然变得纷杂、繁忙起来。所有年轻的储备与精力，都释放为新起点的能量。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刚刚开始，百废待兴，林徽因还要应付繁重的家事，常常忙得不可开交。费慰梅这时进入林徽因的生活，提起这段日子时她曾这样记叙：“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妈妈。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她的妈妈、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仆人，还得看清楚外边来承办伙食的人和器物，总之，她是被要求担任法律上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女神大概都有这样的一天，在一个华丽的转身之后，嫁作人妇，相夫教子，从此被贴上一个泯然于众人的标签，叫作“主妇”。耐人寻味的是，就是这个再寻常不过的身份，费慰梅字斟句酌，使用的措辞是“法律上家庭经理”。这个说法，乍一看，难免有些煞有介事，同为主妇，何以到这里，就变得如此端然而郑重。然而，仔细体察费慰梅与林徽因之间的交往，对照林徽因的家庭生活，这一份郑重，与其说是不肯放下身段的矜持，还不如说，是一份同性兼同类之间同此甘苦的默契、细致入微的体察和了解。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体察和了解。林徽因离世几十年之后，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起她，诸多赞誉。然而，谈到家庭时，林洙略略沉吟，犹疑着说：“林徽因不擅长家务。”

这结论最合常理，也最符合世人的期待。顶着那么多耀眼的光环，林徽因被寄予了无限想象，在这诸多的想象当中，就是没有人认为她可以是一个好的主妇。在他们的臆测中，她理所应当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子，天生只适合那些宏大高蹈、不染烟火的景象。并且，这样的推测背后，还有一句潜台词是没有说出口的——这样的女子，可远观，可欣赏，可爱慕，但是，即便如此，她千好万好，也不能算作一个理想的主妇，你终归无法与她柴米油盐。

这样的潜台词，多少带着普通人下意识里自我保护的逻辑，一个容貌、家室、才学都出类拔萃，被父亲期望要“改良社会”的女子，也许唯有如此，才能让人在奉上极致赞美的同时，内心找到一丝安慰和平衡。

只是，林徽因是否真的如同人们世故的经验？穿越重重的臆想和揣测，身为主妇的她，真实的样貌到底是什么样子？

费慰梅将她比作全家人的“囚犯”，这位贴心的闺蜜目睹她高朋满座，谈笑风生，也瞧见她疲于奔波，忙得分身乏术，焦头烂额。费慰梅说，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不过，原因却在她自己——“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所以，家庭里的林徽因，其实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主妇，对于日常的发生、人情百态，从来都不是无动于衷、木知木觉，而是充满了作家式的敏感、探究、好奇，也不乏和好奇心匹配的，乐于担当、解决的热情。“在梁家起居室的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特别是那忠心耿耿的女佣人陈妈经常要出出进进，把一些麻烦事告诉徽因，要她做决定，每一件麻烦事，不论是发生在家里还是在隔壁人家，都要以这种方式提交徽因去想办法。”林徽因的“想办法”，则带着她强烈的个人特色，想办法的同时，这些所谓的“麻烦”都转化为梁家客厅的故事，引来满堂喝彩与掌声。

生活是感知、寻找和发现不同的人，见到不同的风景。林徽因的视角、热情和活力，使她总有新的发现，并由此而成为梁家亲朋眼中魅力无穷的一个“妙想家”，吸引他们去接近。费慰梅说：“徽因的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常常……挤满了人，而来的人们又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外，还有各个不同年龄的亲戚。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们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日后也回忆：“当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数还是青年学生，他们都爱这位长嫂、长姊，每逢假日，这四合院里就充满了年轻人的高谈阔论，笑语喧声，真是热闹非常。”

刻录在回忆里的这些热闹场景，是林徽因家庭生活里的一个侧面。有女作家说，嫁一个人就是嫁给这个人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抛开因为观念的冲突曾被婆婆李蕙仙、梁家长女梁思顺排斥的经历，从公公梁启超，到梁思成的其他兄妹，乃至再下一代的梁家孩子们，林徽因在梁家显然得到了上下一致的欢迎和肯定。由当年的不被接纳，到婚后亲友不断，她以自己的方式成功融入梁家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这转变，一方面归功于时代，她生机勃勃的向上姿态，平等、自由、独立的现代意识，在一个于碰撞中不断蜕变的年代里，逐渐得以被认可，被追随。然而，另一方面，这一份融洽无间的相处背后，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日常生活的细碎琐杂，自然也难免操持家务的劳心劳力——须知梁家亲戚众多，往来频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两个子女及林老太太外，还有五六位亲戚朋友常住梁家，再加上包括厨师和黄包车夫在内的6个佣人，也算得一个大宅门。高峰时期，常常是十几个亲友同时住宿。林徽因为此曾向费慰梅自我调侃：“当一个‘老爷’娶了一个‘太太’，他们要提供十七张床和十七套铺盖，还要让黄包车夫睡在别人家，不然他只能在院子里站着……住这里的人会一个接一个地要吃早点，还要求按不同的样式在她的或他的房间里喝茶！！！下次你到北京来，请预订梁氏招待所！”

以“梁氏招待所”自喻，这背后的烦琐冗杂可想而知，若没有对柴米油盐、车马饮食井井有条的打理，何来梁府中各得其所的高朋满座，人来人往？所以，林徽因其实从来都不是人们臆测中娶回家只能供着、养着的女子。她更像是《红楼梦》里的探春，在复杂的大家庭里，以庶出的身份长大，加上长女的排行，十来岁的年纪便已开始学着治家理家——对客人迎来送往，为仆人分配工作，照顾年幼的弟妹，平衡两位母亲间的关系，千头万绪，家里家外，全由她一力承当。她的父亲林长民还在日记里记述：“徽女，节之自烹饪豉油煮笋、红烧鸡，皆颇精美。徽女厨两试，皆有好成绩。”可见厨艺也是她必备的功课。

这样的成长过程历练了林徽因，她不仅能治家、理家，需要时，也可以随时放下架子，“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抗战时期在大西南，生活前所未有地清寒，梁思成因早年车祸后遗症，“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她拖着孱弱的身体一个人扛下所有家务，不是不辛苦。梁从诫说：“母亲很朴素，抗战时代的生活也过得很苦，我看得最多的就是她披散着头发，在厨房里挽起袖子洗衣服的样子，哪是照片中那么穿着光鲜，细心打扮？”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她也诉苦：“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我赶巧生病了，或者说由于多日在厨房里奋斗使我头疼欲裂，只得卧床休息。”但是，在这些不为人知的辛苦之后，她仍是铆足全力，用她妙想家式的热情去拥抱和热爱生活。南迁昆明后，梁思成和林徽因为自己设计了一所房子。她的女儿梁再冰说：“（昆明时）妈妈和爹爹为此拿出了全部积蓄，连外婆的一些首饰也搭上了，妈妈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铺了粗木地板，在靠窗的墙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小书架，下面的木凳上铺上一些饰布……在家里陶质土罐中插大把的野花。……当时我就感觉那个房子非常温馨，舒服极了，那个时候我是不太注意这些事，什么建筑、装修，但是觉得我妈真神，怎么一下子就把这么一个破房子搞得这么舒服，这么可爱。”金岳霖回忆：“有一次在九个欧亚航空公司的人跑警报到龙头村时，林徽因炒了一盘荸荠和鸡丁，或者是菱角和鸡丁。只有鸡是自己家里的，新成分一定是跑警报的人带来的。这盘菜非常好吃，尽管它是临时凑合起来的。”而林徽因自己，在所有这些惊叹的后面，不无幽默地调侃自己是“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想尽办法“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

1953年，林徽因肺病已重，多数时候缠绵病榻。陈从周前往拜访，她和梁思成在清华园家中设宴招待陈从周与刘敦桢，陈从周后来回忆：“那时她身体已不太健康，可是还自己下厨房，亲炙菜肴招待客人，谈笑仍那么风生，不因病而有少逊态。”

1954年，梁思成、林徽因把家从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搬至胜因院12号，这也是林徽因生前最后一处居所。梁思成当时忙于公务，孩子们都各有事做，像小时候从杭州搬家到上海一样，林徽因又一次一人担起了搬家的担子。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后来惊叹：

所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是随手奉送的人情，不假思索的轻飘飘的点赞，它是沉疴中的生趣不失，是困厄清贫中依然绽放的审美的人生态度，是因陋就简、在尘埃里都能开出花的精致的生活艺术。

身为主妇，治家而外，更重要的角色是妻子和母亲。为人妻，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同道、知己、伴侣；为人母，她是挚爱自己孩子的妈妈。在梁再冰和梁从诫的心里，妈妈年轻时“很美，脸颊上有一个酒窝，很爱笑，笑起来时眼睛眯成一条缝。皮肤很柔和……有淡淡的檀香味”，令他们无限依恋、着迷，希望她老在身边，哪里也不要去。她给予了他们“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细心的照料”。姐姐梁再冰说：“那时候，生活条件较好，我和弟弟的卧室在北院的一排西厢房（朝东）中，有保姆照顾日常生活。但每当我生病时，妈妈就把我抱到她的卧室中，自己照料我。……有一次呕吐得很厉害，连喝水也吐，最后渴得不行，但越渴，越喝，越吐。妈妈就把我抱到她房里，一点一滴地喂我喝水。晚上她把一小茶壶水放在我床边，告诉我渴时只能‘抿一口’。我夜里醒来发现她根本没睡，一直在听我的动静。……那时我生病时总觉得妈妈既是母亲又是医生和护士。她很少带我去医院，总是在咨询医生后自己护理我，她兼有医生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护士的细心和母亲的体贴。所以每到生病时，只要妈妈在身边就很安心，知道她会想尽一切办法减少我的痛苦，她不在身边就很痛苦很委屈。”这样一份嘘寒问暖、体贴入微的爱，一如这世上所有的父母，满满当当，没有一丝一毫的折扣。然而，她于他们的意义，还不仅仅于此。她于他们的重要，还在于那些相同中的“不同”。她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在他们的童年时光，从不给他们讲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故事，而是像对成人一样陶冶他们的心灵（梁从诫语），买大量的书让他们自己阅读，以自己的作品和对文学的理解代替稚气的童话，教他们李白、杜甫、王国维、沈从文、屠格涅夫，使他们不知不觉追随她的阅读范围和思索的路线，“在一片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化田野上漫游”；她是他们“最早和最特殊的朋友”，永远待他们以平等的友谊。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她在1940年画给女儿的漫画，画面上是一只憨态可掬、戴着眼镜读书的袋鼠，画面空白处，是林徽因王羲之式的秀丽字体：“鼓励你读书的妈妈很不希望这个可敬的袋鼠成为你将来的写照。喜欢读书的你必须记着，同这个漫画隔个相当的距离，否则……最低限度，我一定不会有一个女婿的！你的妈妈在病中。”以这样用心良苦、委婉含蓄、生动幽默又艺术范十足的方式教子，不要说当时，即使今日，不知有多少母亲可以做到。

很多年后，已成年的梁再冰回顾往事，无限感慨，“她给我的爱可能比一个普通的妈妈更多，更深……她以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学识留给我的精神财富，远比其他任何老师留给我的要丰富、持久。……她是一个更能给我以支持、启发和鼓励的朋友。”

字里行间，不仅是一饭一蔬的悉心照料，还是精神的守望与成长。

当然，身为主妇，处于琐碎而无穷尽的家务中，林徽因也有困惑与苦恼。她“在书桌或画板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还要分身为梁思成众多的兄弟姐妹分忧解难，疲于应付时，心直口快的她难免口出怨言。在给费慰梅的一封信里，清清楚楚写着她的不满。

信中，急脾气的林徽因失去了耐性，激烈的语气一部分是针对梁思成的大姐梁思顺。梁思顺虽然经父亲的苦劝接受了林徽因作为梁家儿媳，但以自己的眼光做评判，她总觉得林徽因太过开放。梁思顺自己又孤标高傲，因此总不能和林徽因和谐共处。与母亲相反，梁思顺的儿女辈则常喜欢把他们的同学带到北总布胡同三号舅舅、舅妈开放自由的家。梁思顺本来就对此不以为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梁思顺读大学的女儿周念慈爱上了美国青年卞成修（Josiah W. Bennett），梁思顺坚决反对并迁怒于林徽因，认为自己的女儿是从林徽因处，准确地说，是从金岳霖身上染上了“激进的恋爱婚姻观”。梁思顺的反对最终没能阻挠女儿对自由的爱情的追求，毕竟又是一代人，周念慈也许曾经从舅妈林徽因那里得到过某种启示，但实际上，她比林徽因走得更远。周念慈毕业后义无反顾地跟随爱人去了美国，一别千山万水，1949年以后更是与国内断了音讯。这当然都是后话了。而在1936年，梁思顺不顾深宵露重赶往林徽因家，也许还满心以为能劝女儿回心转意。也是在1936年，为梁家的大姑小姑劳碌奔波，反倒被梁思顺迁怒讥讽的林徽因一肚子委屈和不平，情绪剧烈、不管不顾地向大洋彼岸的闺蜜大倒苦水。

这一幕，同样也是她婚姻里的真实侧面。在生活的背光地带，主妇们大约都有这样绝望的瞬间，为复杂的人事、烦琐的家务所挫败，情绪累积到爆发的临界点，再也顾不得任何风度。只是，林徽因的激动与苦恼还不只是因为家庭纠纷。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还有一部分焦虑是为自己，为自己在家庭琐事中流失的时间。不同于寻常的家庭主妇，林徽因一生，始终保持着对美、对艺术、对文学以及学术的高度追求，她拒绝庸常，拒绝虚度时光，希望在有限的命运里做无限的努力。而这无限的努力，却常常受困于现实，受困于她主妇的角色。

有别于惯常的直截利落，这一封信中，林徽因近乎绝望地一再向好闺蜜费慰梅宣称，自己绝不会为怠慢家务而不安。这宣言，反而出卖了她的内心——当一个人反复强调他的决心，可能恰恰说明，他的内心是犹疑不定、底气不足的。所以，这宣言的意义也就只能是情绪的宣泄。宣泄过后，日子一样继续，该怎样，还怎样。抗战期间，生活水准急剧下降，亲自上阵应对家务的林徽因更是转战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把自己忙碌得如同停不下来的陀螺，希望尽最大可能地追求一个两全其美。一面是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感受、发挥，不给自己放空，不让自己浪费。另一面是回到家里，“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对于林徽因的这种生存状态，金岳霖以哲学家的话语做了最精练的概括：“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的，以至她有浪费掉她生命的危险。”而即使是如此不顾惜自己的生命，林徽因也没有取得自己认为满意的成就。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她描述自己：“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又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相同的感伤也在致胡适的信中有所流露：“……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地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又跟沈从文感叹：“文艺理想都像在北海王龙亭看虹那么样是过去一种偶然的遭遇，现实只有一堆矛盾的现实抓在手里。”

满纸的心有不甘，意有不尽，却无可奈何。隔着几十年的时间，轮到我们来读这一段文字，她的困惑，她的烦恼，甚至她不管不顾、沮丧至极的强烈情绪，无力的挫败感，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违和与疏离。身为女性，找到情感的归宿，拥有自己的家庭、儿女，人生才得以完整。只是，在另一方面，一个幸福的家庭势必意味着事业的相对妥协，甚至放弃。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尤其对于那些天分出众、才华横溢、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新女性。一次，集歌手、演员、导演、编剧、制片于一身的台湾知名艺人张艾嘉接受一位女作家的专访，当被问到最近在忙什么的时候，这位两度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享誉无数，被人称为“独立新女性典范”的女导演答：“我忙着做母亲，做太太，做女儿啊！房子要清洁，衣服要烫，哪个司机去接哪个人，很多复杂的事。”顿一顿，她又说：“你刚问我在忙什么？很多人都说我好像这几年都没有拍多少戏……必须应付的事真的太多……常常有人问我做女导演有什么条件，我说做女导演呢最好不要结婚，就算结了婚，你也不要生孩子，因为那样你就不能太自私。这个事那个事，每件事你都非管不可，要不然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女儿和老婆，最后你只有把你的时间贡献出来。”

事业和家庭之间，要如何平衡，是多给自己时间，尽量实现自我，还是把自己全部贡献，做好世人眼中的贤妻良母？新千年的开始，张艾嘉的疑问、困惑，一如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里的林徽因。对于林徽因，从过去到现在，众多围观者的臆想、猜测、质疑，不论身份，甚至不论性别，最初的依据无不由此而起。而她竭尽全力，不惜耗费自己，为的无非也就是寻找一个两全。她做到了吗？难说。身为作家，她不够多产，没有大部头的作品以传后世。身为学者，她没有独立的著述，所有署名都在梁思成之后，尽管她的夫君再三强调那是他们共同的研究，她仍然饱受质疑。身为主妇，她被众口一词，传说成过于聪明、给人压力的妻子，不会家务的母亲。她耗尽心力，也只是如她自己说，“文艺理想都像在北海王龙亭看虹那么样是过去一种偶然的遭遇，现实只有一堆矛盾的现实抓在手里”。“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的，以至她有浪费掉她生命的危险”，金岳霖的话一语成谶，她果然在55岁的盛年，被疾病拖入死亡的深渊。她的困惑，却依旧存在。

她做到了吗？也许该多些宽容，至少该多些了解，再做论断。毕竟，在生活的背光地带，时间的某个转角，哪一个家里没有住过一个绝望的主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