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在刚刚完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提笔写下这样的文字：“……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梁思成眼中，林徽因不仅是妻子，是同事，还是遥远的留学时期，晓窗分与读书灯的、最忠实的同路。最后这一重身份，梁思成如此郑重，只因为他作为建筑师的生命正是始于彼时。

没有林徽因，就没有作为大匠的梁思成。

在梁思成之前，林徽因已先期爱上建筑学。1920年，林徽因跟随父亲旅居伦敦，其间接触到许多和她年龄接近的英国女性朋友，其中之一是一个学建筑的女学生。16岁的她看着这位朋友一连几个小时画建筑绘图，引以为奇，由此得知，建筑在西方不仅仅是“盖房子”，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和艺术。宛如日久的摸索突然见了方向，林徽因豁然开朗。翌年返国，她对前来拜访的、还是一名清华学生的梁思成说，她将来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梁思成说。

若说因缘，这便是他们于彼此的因缘。她影响他，他又促成她，他们一起，成为那个年代的探路人。在国人皆鄙薄建筑不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匠作之事”时，他们已立志以此为一生最大的事业。这当然不是小说里的才子佳人，科举及第然后花好月圆。他们的路，寂寞而艰辛。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他们选定的学校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彼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在美国建筑学界声誉正隆。它的主持者、法国建筑师保罗·P.格雷（Paul P. Gret）是深得巴黎美院古典主义精髓的业界标杆，是学院派主流代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也由此成为美国建筑学界古典主义学术的大本营，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留学生前来求学，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档案记载，第一个在该校求学的中国学生是1918年来自广东的朱彬，从1918年朱彬入学，到1927年梁思成毕业，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大约有25名中国学生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建筑学界有“北有梁思成、杨廷宝，南有陈植与赵深”的说法，这一南一北的四大代表人物，全部出自宾夕法尼亚大学。

鉴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重镇的学界声望，早在梁思成、林徽因赴美之前，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就开始通过一些留学团体和驻外机构，咨询女儿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主任莱尔德（Laird）明确回复，建筑系不招收女生，理由是建筑系的学生经常熬夜绘图，女同学无人陪伴不甚方便。林徽因只好和其他女学生一起注册了美术系。性格倔强的她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从入学的第一年起，她就和梁思成选修了同样的课程，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第一个“编外女学生”，并一度担任建筑设计课的助教。

实际上，这位建筑系的“编外生”总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她的一名美国同学在1926年1月17日的《蒙塔纳报》上曾经这样描述林徽因。

与林徽因相映生辉的，是她的同学兼恋人梁思成。据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陈植回忆：“思成兄就学期间全神以赴，好学不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们常在交图前夕彻宵绘图或渲染。他是精益求精，我则在弥补因经常欣赏歌剧和交响乐而失去的时间。在当时‘现代古典’之风盛行的影响下，思成兄在建筑方面鲜落窼臼，成绩斐然，几次评为一级。他的设计图简洁、朴实无华，但亦曾试将建筑与雕塑相结合，以巨型浮雕使大幅墙面增添风韵。他的渲染，水墨清澈，偶用水彩，则色泽淡雅，明净脱俗。”

留学期间，梁思成对建筑史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余常在图书馆翻资料、做笔记、临插图，在掩卷之余，发思古之情。……考古己开始从喜爱逐渐成为他致志的方向。”他的美术天分和对建筑史的学术兴趣相得益彰，梁思成虽然学的是建筑专业，但他在音乐和绘画方面都有很好的修养。宾夕法尼亚大学常要求学生自己设计作品，梁思成一次为林徽因做了一面仿古铜镜。铜镜的正中刻着两个云冈石窟中的“飞天”浮雕，图案中间刻有“徽因自鉴之用，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的小字。当他把铜镜送往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东方美术史的教授处鉴定时，竟被误以为是北魏的文物。

和一战后在欧洲兴起的以反叛传统为特征的现代主义不同，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提倡循序渐进地改良古典主义，鼓励可以适用于任何风格的折中主义，训练方法上要求学生掌握希腊、罗马的古典柱式和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纪念建筑。古典建筑绘画技巧因此成为当年的学生反复研习的内容，一幅画作常常需要渲染5~10次，且要求反复练习。梁思成写信给父亲抱怨，这样的终日伏案绘图，怕自己以后成为一个只知绘图的匠人。梁启超回信鼓励说：“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是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事实正如父亲梁启超所言，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严谨、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对于梁思成、林徽因日后开展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而言，它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不仅如此，在最初的困惑之后，他们发现，这样一种完全来自西方、重视传统的古典主义学术理念，和他们二人，在精神深处其实有着水乳交融的契合与共鸣。

在精神深处，梁思成和林徽因首先是有着士子情怀的书生。梁思成幼时，是听着父亲讲南宋忠臣陆秀夫为保护幼主与元军奋战，失败后背着幼主跳海殉国的故事长大的。在那个急速转型的年代，身为思想领袖的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但是他说：“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作为梁家的长子，梁思成结婚时被父亲以西式习惯命名为“思成梁启超”，他所承继的，不仅是梁氏家学、梁启超的人格，还有梁启超的家国大义和他平生所未尽的匡扶大业。在父亲之后，梁思成说：“我这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于任何人。”

林徽因也同样。这个后来被傅斯年称为“女学士”的纤弱女子的身上，从来就不缺少读书人的气节。她从心里珍视传统，珍视中国，热爱这片故土山河。1935年11月，她写信给费正清夫妇说：“如果我们民族的灾难来得特别迅猛而凶暴，我们也只能以这样或那样迅速而积极的方式去回应。当然会有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握着空拳，却随时让人威胁着羞辱我们的‘脸面’。”1938年，她不顾医生的严重警告，抱着豁出命的决然，随众南迁，并在信中鼓励沈从文：“说到打仗你别过于悲观，我们还许要吃苦，可是我们不能不争到一种翻身的地步。我们这种人太无用了。也许会死，会消灭，可是总有别的法子我们中国国家进步了弄得好一点，争出一种新的局面，不再是低着头的被压迫着……”

他们是儒，居乱世，也不隐。只不过，在旅英留美，接受过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以后，他们的使命与忧患、他们的家国大义，全部都体现在他们所深爱的建筑学中。

比如林徽因，留学时期她耀眼的光彩曾引起众多关注，一份当地报纸为此专门刊发一篇对她的专访，文章中记录：这位中国女孩告诉记者，等我回到中国，我要带回什么是东西方碰撞的真正含义。令人沮丧的是，在所谓的“和世界接轨”的口号下，我们自己国家独创的原创艺术正在被践踏。应该有一场运动，去向中国人展示，西方人在艺术、文学、音乐、戏剧上的成就，但是绝不是要以此去取代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渴望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带回我的祖国。“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我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数百年不朽的良好建筑理论。”……

这样的林徽因，给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为这篇报道所起的题目叫作《中国女孩致力拯救祖国艺术》（CHINESE GIRL DEDICATES SELF TO SAVE ART OF HER COUNTRY）。

一句“拯救”，道出他们的宿命。对于他们，学习了满腹的西方建筑学理论，具备了严谨的学术眼光，但这些，永远都只是开始，只是让他们发现了价值，肯定了美。就像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夏南悉所说的那样：“梁思成来美国学习建筑，但是他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他日后做一名建筑师和建筑史学家的使命。他自己的国家正在艰难地步入近代化过程中，当他亲眼看见了西方的建筑学之后，他开始有了方向。”

正是从西方的学术视角，他们意识到，“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了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遗憾的是，“……中国金石书画素得士大夫之重视。各朝代对它们的爱护欣赏，并不在于文章诗词之下，实为吾国文化精神悠久不断之原因。独是建筑，数千年来，完全在技工匠师之手。其艺术表现大多数是不自觉的师承及演变之结果……这些无名匠师，虽在实物上为世界留下许多伟大奇迹，在理论上却未为自己或其创造留下解析或夸耀。因此一个时代过去，另一时代继起，多因主观上失掉兴趣，便将前代伟创加以摧毁，或同于摧毁之改造”。不仅如此，“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与此同时，日本学术界的许多学者已着手研究中国建筑史，并开始有点滴的成果。这让这对年轻的恋人不免焦虑，在留学时便发愿——“《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

1925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收到梁启超寄来的重版古籍——宋徽宗年间工部侍郎李诫所著陶本《营造法式》。有宋一代，文弱而文雅，宋的建筑一改唐的雄浑，以结构精巧、形式优美见长，技艺上已臻巅峰。《东京梦华录》记录，北宋都城汴京“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尤引人注目的是城外的虹桥，“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自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宛如飞虹……”一千多年前，没有现代化的工程机械，把这么大的木料横架在河道上，建筑的难度可想而知。《营造法式》则将这种臻于成熟的建筑设计与施工之法记录在案，展示了古代建筑的博大精深。在这部重版古籍的扉页上，梁启超郑重地写道：“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这一保存，就是一生。

这是一种无法言传的情愫，他们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他们的行为是更好的表达。他们把婚期定为1928年3月21日，3月21日是宋代为李诫所立的碑上的唯一日期。甚至于，他们日后为儿子取名“从诫”，也是取“跟随李诫”之意。1949年，18岁的梁从诫投考清华大学建筑系，以两分之差落榜。“我父亲是建筑系主任，但是他没说话”，许多年后，已是垂垂老者的梁从诫提起往事，仍羞愧不已，“对，我的名字是纪念李诫……但是我没出息。”

《营造法式》沉甸甸地压在三代人心上。古代的“匠作之事”第一次遇到有现代学术眼光的知音，那些静静的建筑不再是冷冰的石头。无语的对话中，风流不再被雨打风吹，人与建筑，相看不厌，彼此都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1927年，梁思成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获建筑学硕士学位，林徽因以高分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学士学位。为了更广泛地了解学术文献，研究中国古建筑，这一年9月，梁思成入哈佛大学科学和艺术研究所继续深造，林徽因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师从当时赫赫有名的戏剧舞台大师贝克教授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受业哈佛的梁思成准备以“中国宫室史”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他把计划禀告父亲，梁启超回信说：“思成的中国宫室史，当然是一件大事业，而且极有成功的可能，但非到各处实地游历不可。”不出父亲所料，梁思成在哈佛大学数月，阅读了一切有关中国建筑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依靠这些书不可能完成论文，必须回国实地调查。于是，他与导师商定回国做实地调查，搜集资料，两年后提交博士论文。这时，林徽因也结束了她在耶鲁大学舞台美术设计的学习。短短几个月，她以自己一贯的活力以及在建筑设计和绘图方面的高超训练赢得了耶鲁大学同学的喜爱。多年后，林徽因在一本戏剧美术月报上发现了当年一名耶鲁大学同学的消息，还微笑回忆：“我的斯蒂华特·切尼真的成了百老汇一名有名的设计师！想想看，那个同谁都合不来、老是需要我的母亲般的保护的小淘气鬼，现在成了百老汇有名的设计师，一次就有四部剧目同时上演。”

林徽因离开了耶鲁大学。尽管向往着戏剧和舞台，但在历史看不见的幕后，历经沧桑的艺术的精微始终才是她为自己寻找的归宿。她接受了梁思成的求婚，并于婚礼后双双往欧洲游历，考察欧洲建筑。

对此次考察，梁启超早有安排，他在信中建议说：“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城市，建筑上最有新意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一游，次则北欧更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伊斯兰教）的建筑和艺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的政治。”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欧游路线，基本上按照梁启超的设计。这一对新婚夫妻把他们的蜜月当成了实习，他们变身相约一起考察的同学，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验证一切所学。事实上，这一时期大量的照片、素描、水彩也的确成为弥足珍贵的资料，支持着他们日后的建筑史教学与研究。可惜的是，这次旅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一直到20年后，一次偶然，林徽因才向她的学生关肇邺说起这次旅行。一路之上，无数的风景、山水、建筑，她独独讲到了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的情景。

阿尔罕布拉宫位于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郊外，是伊斯兰世界中保存较好的一座宫殿。梁思成、林徽因到达格拉纳达市时天色已晚，他们包了一辆马车飞驰而去。到了阿尔罕布拉宫时，宫门紧闭，游人早已散去，他们只好央求守门人放他们进去，管理人员为这两个东方青年的诚挚所打动，破例陪同他们入宫参观。阿尔罕布拉宫坐落在一个地势险要的小山上，整个宫殿以两个互相垂直的长方形殿堂组成，南北向的石榴院用于朝觐仪式，东西向的狮子院则为后妃住地。“石榴院南北两端有纤细的券廊，正殿在北端券廊的后面，厚厚的几乎全封闭的墙，沉重地立在券廊背后，更突出了廊的轻快。院子中央一条长水池，晶莹澄澈，在月光下映出天空的星光，闪闪烁烁，如若梦幻，如入仙境。”林徽因、梁思成二人在空无一人的宫殿中如醉如痴地游荡。阿尔罕布拉宫兴建之时，格拉纳达王国已臣服于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王朝鼎革，人世浮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精巧、柔靡的宫廷也由此笼罩上了一层麦秀黍离的哀愁，绚丽而忧郁、亲切而惝恍。辞别之际，他们回头看夜色中的阿尔罕布拉宫，在淡淡的月光下，“那些高高低低的方塔耸立在蜿蜒的红色围墙上……清晰却又迷茫”，眼前分明是异国他乡，他们想到的，却是李后主的感慨：

建筑是什么？1831年，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说，建筑是石头的史诗，人类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1966年，梁思成面对铺天盖地的关于他的指控，倔强地坚持：“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书，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对于在战乱和忧患中成长的他们，建筑这本石头的史书，写的是故国故土，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血脉与传统。这个血脉与传统，“如果……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而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使命，就是找到这个客观的价值标准，“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

梁思成说：“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

或许是意识到前路的艰难，他的言语中，有几分悲壮。而未来，不管是战火纷乱、满地焦土的年代，还是大干快上、激情燃烧的年代，他们果然成为“逆时代的力量”。其中的艰辛，远超过他们当初的想象。唯一的庆幸是，还好他们有彼此，还好他们在蜜月时，在他们共同热爱的建筑学中已经最大限度地投入到彼此的人生，融为共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