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东北大学教职员宿舍楼前坐着一排年轻人，他们是傅鹰、蔡方荫、陈植、梁思成、陈雪屏、徐宗漱、刘崇乐。他们全都是学自美国，当他们坐在一起面向镜头，就把刚刚学成归来、急欲施展抱负的意气与风华留在了凝固的瞬间。他们后来，无一不是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早在林徽因与梁思成游欧期间，梁启超便开始为了他们夫妇的职业而多方奔走。1928年4月26日，梁启超在给他们的信中说：

在梁启超的心中，这一对儿女就职的最佳方案是梁思成进清华学校，林徽因入燕京大学。东北大学的治学条件、学术氛围毕竟无法与清华学校、燕京大学比。无奈恰逢清华学校改制，校务混乱。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和外交部就清华学校归属一事各不相让。大学院以统一全国教育学术机构的名义要接管清华学校，外交部则坚持要承袭北洋政府外交部对清华学校的管辖权，拒绝大学院干涉。一时间，各派势力明争暗斗，正常教务难以展开。双方一致协商，希望由梁启超暂代校务。梁思成此时若进清华，有蒙父荫之嫌，这是梁氏父子都不愿见到的。并且，梁启超还以为，“清华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两相对比，东北大学求才若渴，建筑系已招收一班本科生，却无一专业教授。奉天（沈阳市旧称）建筑业很发达，却少有工程师。梁启超审时度势，最终决定让儿子、儿媳前往东北大学就职。5月13日，他在家书说：

中国有漫长的建筑历史，却始终没有与之相称的建筑学和建筑教育。一直到近代，携西学归来的留学生群体才将建筑学作为一门学科引进国内。1923年9月，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的柳士英创建了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1927年，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整体被并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以此为基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大学建筑系正式成立。东北大学建筑系则是紧随其后成立的第二个大学建筑系。东北自古多武少文，1921年年初，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向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建议：“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1922年，奉天省省长王永江倡议以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文学专门学校为基础筹设东北大学，并亲任校长，在北陵前辟地五百余亩，依照德国柏林大学图纸建造。1923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分设文、法、理、工四科。1928年，接替张作霖主持东北军政的“少帅”张学良出任东北大学校长。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上任后网罗人才，实行新政，将原有的文、法、理、工四科分别改为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同时重金礼聘，广招名师。短短5年，东北大学的办校规模已成全国之最。在学科设置上，1928年改制之初，东北大学即设立建筑系并招收了第一届学生。而在此之前，偌大的中国仅有国立中央大学刚刚成立了建筑系，其他大学均无建筑专业。

对于新成立的建筑系主任人选，时任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颇费了一番斟酌。当时的中国，受过建筑学专业训练的人寥寥无几，有能力创办大学建筑系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他最初提出的人选是他的清华校友、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的杨廷宝，不巧杨廷宝甫一回国，即加盟了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毕业的关颂声等创办的建筑事务所——天津基泰工程司，无法北上赴任。为难之际，杨廷宝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习建筑，但比自己晚毕业两年的梁思成。鉴于东北大学开学在即，杨廷宝未及与正在欧洲度蜜月的梁思成商量，便直接来到梁家，询问梁启超的意见。得到梁启超首肯后，杨廷宝向学校大力推荐梁思成，认为系主任非他莫属。

1928年秋，梁思成以27岁的年纪出任草创时期的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教师只有他和林徽因两人。一边是百业待举的国内最早的建筑系，一边是刚从美国归来，急欲将所学付诸实践的一对新人，这一份一起成长的经历，当然是难得的机缘，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1928年，中国国内的建筑学教育几为空白——成立仅一年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尚在摸索中，之前的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由于其创办者柳士英的留日背景，在教学体系上明显偏重工程教育。对梁思成、林徽因而言，一切都无成例可循，他们要做的，是建章立制，筚路蓝缕。对此，他们不敢掉以轻心。早在欧游归国途中，梁思成即开始着手拟订建筑系的组织和课程草案，火车经过沈阳时，他和高惜冰就草案内容做了磋商，之后便予定稿。他们的思路很明确，参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直接将其学制、教学法和课程设置原封不动搬到东北大学建筑系。梁思成的同学童寯说，“所有设备，悉仿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科”，其程度，几乎可称为“宾夕法尼亚建筑系的‘分校’”。但是，这借鉴，也不是一味的模仿。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教育理念，是“东西营造方法并重”，为此，他们增设了“中国宫室史”“营造则例”“东洋美术史”等课程。梁思成还为这所新创办的建筑系写下办学宗旨：“溯自欧化东渐，国人崇尚洋风，凡日用所需，莫不以西洋为标准。自军舰枪炮，以致衣饰食品，靡不步人后尘。而我国营造之术亦惨于此时，堕入无知识工匠手中，西式建筑因实用上之方便，极为国人所欢悦。然工匠之流，不知美丑，任意垒砌，将国人美之标准完全混乱，于是近数十年间，我国遂产生一种所谓‘外国式’建筑，实则此种建筑作风。不惟在中国为外国式，恐在无论何国，亦为外国式也。本系有鉴于此，故其基本目标，在挽救此不幸现象，予求学青年以一种根本教育。”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而中学式微，建筑也同样，“西式建筑因实用上之方便，极为国人所欢悦。然工匠之流，不知美丑，任意垒砌，将国人美之标准完全混乱”。混乱中，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术理想是保留自己优良的传统，培养具有中国式建筑审美标准的国产建筑师。为此，他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两个人，一个系，40多名学生，烦琐的系务，辛苦可想而知。他们硬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担起所有的教学和研究任务，梁思成负责建筑学概论、建筑设计原理、建筑史，林徽因负责美术课、雕饰史和建筑设计，并开设专业英语。东北大学第一届学生刘致平回忆说：“当时最苦的是没有助教，所以先生只能在课余，利用晚上来教室为我们改图，讲授渲染技法……他和林徽因先生几乎每晚到教室来为我们改图直到深夜才回去休息。”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东北大学建筑系逐渐步入正轨。一年之后，“学生成绩斐然可见”，两年之后，“图书照片模型等，几已应有尽有”。

眼看着梁思成与林徽因事业初成，梁启超心中欣慰，但他自己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29年1月19日下午2时许，梁启超殁于协和医院，享年57岁。

早在1926年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入德国医院检查，未能确诊。后经协和医院检查，他的一侧肾有疑似肿瘤的黑点，院方怀疑是尿血的病灶，主张切除。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梁启超一住院，就写信给他的孩子们：“我写这封信，是要你们知道我的快活顽皮样子。（昨晚院中各科专门医生分头来检查我的身体，各部分都查到了，都说：五十岁以上的人体子如此结实，在中国是几乎看不见第二位哩。）”鉴于梁启超的社会知名度，协和医院相当慎重，决定由协和医院院长、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刘瑞恒亲自主刀，刘瑞恒的副手是一名美国人，本身也是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1926年3月16日，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了手术。手术很顺利，不过不幸的是，医生在术后才发现割掉的右肾与常人无异，并未有肿瘤。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后来描述割掉的右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继乃将此肾中剖之，则见中有一黑点，大如樱桃，即从照片上所见，疑以为瘤者，即此物也。”并且，梁启超的尿血症在手术后也并没有得到控制，术后20余天，尿中依然带血。一切只能说明协和医院医生术前的诊断有误。

被割掉的右肾并非导致尿血症的病因，这一点身为患者的梁启超本人自然再清楚不过。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被割掉的右肾到底有无肿瘤。直到手术半年后，梁启超才从好友伍连德口中得知真相。1926年9月14日，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病情。

彼时西医在中国尚根基不稳。梁启超病例一出，舆论大哗，坊间到处流传着协和医院判断失误，梁启超被错割了腰子的传言。一时间，西医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陈西滢、徐志摩纷纷对协和医院口诛笔伐，兴师问罪。眼看着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梁启超拖着病体写了一份声明，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此文至今仍被保存在病案中。文中呼吁：

梁启超的家人后来说：“他怕因为这件事使社会上的人们失去对西医的信任，因为他把西医看作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

这个古老帝国里革故鼎新的勇士、新时代的启蒙者，这个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追随仿效，令胡适“读了他的文字像受到电击”的思想者，把一己书生引领风气、广开民智的使命与责任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

梁启超手术失误后，便血病时愈时发。伍连德医生警告他：“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对此，梁启超并没有认真遵守，仍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事务，且笔耕不辍，熬夜写作，“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1928年6月，梁启超因身体不支辞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职，返回天津养病，然而病情终无起色。1928年10月12日下午3时，病中的梁启超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录下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没想到，这首诗竟成他的绝笔。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卒于北京。梁思成在追述父亲病逝的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梁启超殁后，“当时清华毕业各研究生全体素服，虔哀祭悼”。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其弟妹“均麻衣草履，俯伏灵纬内，稽颡叩谢，泣不可抑”。梁思成、林徽因二人亲手为父亲设计了墓碑：高二米八，宽一米七，形状似榫，古朴庄重，由大理石制成。墓碑正面刻有“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除此，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生前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如今，他果然留下了一方空白的墓碑任由后人评说。

1929年2月17日，北平各界人士与广东旅平同乡会在广惠寺为梁启超举行公祭，是日广惠寺内满布祭联、哀章。参加公祭者500余人，有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等团体代表，门人中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社会名流有熊希龄、丁文江、胡适。公祭现场，有法界名人抚棺恸哭，言先知先觉，人人得而哭之。蔡元培挽联：“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熊希龄挽联：“十余年患难深交，有同骨肉，舍时去何先，著书未完难瞑目；数小时行程迟误，莫接声容，悲余来已晚，抚棺一痛更伤心。”丁文江挽联：“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沈商耆挽联：“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1929年8月7日，各界人士以及清华师生会葬任公先生于西山卧佛寺东坡，陈寅恪赋诗（收入《聆风簃诗》卷七）以为纪念。

1929年8月，林徽因在沈阳生下长女，取名再冰，以纪念已故的“饮冰室主人”、祖父梁启超。

为使根基尚浅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更上一层楼，梁思成、林徽因自1928年接过东北大学建筑系创系重担后，便向他们在美国的建筑系同学发出邀请。在他们的影响下，1929年9月，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窗好友陈植加入东北大学建筑系。1930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并在纽约珀迪——亨德森事务所任顾问工程师的蔡方荫前来加盟。1930年，梁思成以相让系主任一职的诚意，打动已在美国康恩事务所工作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学童寯，使其不惜辞职，投入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创业阵容。至此，昔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让美国同学又嫉又羡的“中国小分队”主要成员，基本上都转战往东北大学建筑系，他们共同组成了一支宾夕法尼亚大学学院派体系的“中国版”生力军。这些有着相同学术背景、一样抱负的年轻人，在教学之余，创办了“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不仅搞研究，也承揽工程。他们的作品有吉林大学和交通大学锦州分校校舍等，林徽因参与了整个设计的全过程。她和梁思成还共同设计了沈阳郊区的萧何园。

1929年，张学良校长设奖征集东北大学校徽与校歌，林徽因以盾牌形为徽体，饰以“狼熊觊觎白山黑水”的设计，呼应了赵元任所做校歌“白山高高，黑水滚滚，由此山川之危利，故生民质朴而雄豪”，一举夺魁，她和赵元任各获得数百元奖金。此校徽后来虽历经变化，但仍保持了最初的设计思路。

设计与教学以外，梁思成与林徽因始终保持着对古建筑的强烈兴趣。空闲时间，他们专门测绘了沈阳郊区的“北陵”，并且做了图稿可以依据的记录，这也是早期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教育的内容之一。正是赖于此，中国古建筑得以从地上到纸面，有了第一批经现代学术剖析过的初始档案。

林徽因、梁思成还在沈阳开始了与中国古建筑的另一因缘，那就是为保护古建筑而奔走呼吁。在他们就职东北大学期间，沈阳市市长以阻碍交通为由，决定拆除市内的钟鼓楼。林徽因、梁思成再三建议官方收回成命，他们苦苦进言，却无人听取。钟鼓楼最终被毁。这是他们第一次为保护古建筑遭拒绝，却远远不是最后一次。接踵而来的无数次的陈情请命中，他们成了自己口中的“逆时代的力量”，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则说，他们是loyal opposite，即“爱国的反对派”。

1930年冬，林徽因不耐东北的苦寒，罹患肺病，不得不离开沈阳返回北平静养。自此之后，这个在当时被视同癌症一样不可治愈的疾病如影随形，且在旷日持久的战时，因为缺医少药、生活困顿而日益严重，直到1955年，她因此而付出生命。

关于林徽因离开东北的原因，也有说法是为躲避张学良。曾与林徽因同在东北大学执教过的萧公权晚年在其回忆录《问学谏往录》中提到张学良，认为张学良不是一个具有特殊才智和崇高理想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纨绔子，并举例说：“有一件很少人知道的事，也可以作为他品性的写真。当我在东北任教时，梁思成、林徽音也在那里任教授。‘少帅’见了这位女教授十分倾倒，嘱人向她致意，请她做家庭教师。她婉辞谢绝，等到课务结束，立即同着丈夫离开东北。”萧公权一说是否确实，并无更多资料证明。但以当时东北的环境而论，即便属实，应该也只是他们离开东北大学的原因之一。毕竟，东北大学建筑系是靠着梁思成、林徽因从建章立制开始，筚路蓝缕，发展壮大。以他们二人对事业的执着，非到万不得已，不会轻言放弃。最终促使他们痛下决心离开东北的，恐怕还有当时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1930—1931年，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围城之势越来越明目张胆，驻沈阳的关东军不断以演习为名进行挑衅，闯入校园横冲直撞。为强行修建沈阳至铁岭的铁路，日本人竟把东北大学通往沈阳城内的一条大路截断，竖起路障，上书“随意通行者，格杀勿论”几个大字。东北之大，很难再容纳一张平静的书桌。不仅如此，东北大学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几位院长之间派系斗争激烈，闹得不可开交。面对混乱的校务，张学良则以惯常的军阀作风，扬言要枪毙那些内斗的教员。这国难当头的内讧让梁思成颇感失望，他后来表示因东北大学行政方面闹宗派，自己顿起厌恶之心。1931年2月，他们的亲密老友、同学陈植离开了东北大学，到上海开了一家建筑事务所。1930—1931学年结束后，梁思成也最终决定离开他和林徽因一手创建的建筑系，举家迁往北平，系务由童寯接手。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日本人关闭了东北大学。童寯带着大箱沉重的教学用幻灯片，和建筑系的学生一起南迁上海。其中，三O班学生转学至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二八、二九班在上海大夏大学借读。国破家亡而弦歌不辍。1932年，历经种种艰辛，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届学生在上海毕业，梁思成悲欣交集，以他和林徽因的名义写去3 000字的长信。信中说：

这些学生当中，日后走出了刘致平、刘鸿典、张镈、赵正之、陈绎勤等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群体。从林徽因、梁思成当年的白手起家，到他们的学生进入建筑设计、建筑教育的各个领域，不过几年的时间，中国建筑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再不是“师徒相授，不重书籍”。东北大学之后，中国国内大学陆续设立建筑系，中国建筑学真正步入了现代化的学科体系。梁思成说：“遥祝你们努力，为中国建筑开一个新纪元。”实际上，是他们师生共同“为中国建筑开了一个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