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年底，费正清夫妇离开中国。回顾这段岁月，费正清总结说，“我们获得华北、长江下游和沿海一带当地情况的印象。我们跟外国的机构接触联系……”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朋友，在具有现代思想的中国学术界领导层中间结识了许多人”。这个对费正清而言最重要的收获，很大程度上，应该得益于林徽因家中高朋满座，时人名之为“太太的客厅”的沙龙。

“沙龙”这个词是法语Salon的音译，原本指的法国上流社会名门贵族家里的豪华会客厅。17世纪，巴黎的贵族们热衷于把自己的客厅开辟成社交的公共空间，进出者多名流政客、文人雅士，他们或浅斟低吟，或高谈阔论，不到兴尽不能返，话题更是从文学、艺术到思想、政治、学术，无所不包。可以想象，在一个报业受到监视，人们需要自由言论的国家，这样一个不受官方管辖，远离教会约束，和学术庙堂也有所区别，可对谈、可倾听，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公共空间，自然是受到极大追捧。到了18世纪，沙龙之风风靡整个欧洲，全欧洲的权贵闻人，想进入法国上层社交圈，都须以沙龙为途径，巴黎也由此成为欧洲文艺活动的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知名的沙龙，它的名望首先不取决于沙龙中的达官显贵、文豪或者思想家。和这些人相比，那些出身名门、受过高深教育、生活优裕、充满才情的沙龙女主人，才是一个沙龙能否成功的关键。她们以其个人魅力，营造出一个兼有素养和格调的场合，吸引着哲人、艺术家、文学家、开明的贵族以及富豪共聚一堂，她们自己无形中也成为文艺界不可或缺的引导者。比如，朗贝尔侯爵夫人的沙龙，孟德斯鸠是座上客，沙特莱侯爵夫人的沙龙，俘虏了文学大师伏尔泰。再比如尼侬夫人之于莫里哀、埃皮奈夫人于狄德罗，内克尔夫人于布丰……皆是佳话。

以这些西方名媛对比林徽因，她出身世家，美丽风雅，精于鉴赏，博学宏论，为人又活泼开朗，热情坦诚，本身就是再理想不过的沙龙女主人。16岁时，她在父亲的伦敦客厅充当女主人，进入社交圈，家中冠盖云集，著名史学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小说家托马斯·哈代、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新派文学理论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以及旅居欧洲的张奚若、陈西滢、吴经熊、张君劢、聂云台等，都是座上客。林徽因作为沙龙女主人的基础，自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奠定。以这样的眼界、历练和智慧，成年后定居北平，她家的客厅成为城中最吸引人的文化沙龙，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沙龙作为一种社交方式，在国内的落地、生根、生长，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北平。这一时期，伴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一方面，大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作家纷纷离京南下，北平文坛显得空前寥落清冷，风头一度不敌以摩登之势崛起、盛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上海。然而在另一方面，脱下了政治权力的“乌纱帽”，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可以无官一身轻。1928年之后更名为北平的北京，反而得以以纯粹的文化、教育中心的面目示人，以它国立九校、部立五校、私立五校、公立和教会大学两校，共计20多所大学的学术重镇的姿态，静静地在乱世为文人们提供一方自由呼吸的空间、自由言论的阵地。各种文化沙龙和聚会也在这样一种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下应运而生。

细细数来，北平较早的沙龙，最闻名的当然是周作人在八道湾的寓所“苦雨斋”。新文化运动退潮后，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章由“凌厉浮躁”转向“冲淡平和”，开始经营“自己的园地”。他与徐祖正、张定璜一起组织了名为《骆驼》的纯文艺杂志，后来成为1930年刊行的文学周刊《骆驼草》。彼时，“苦雨斋”经常高朋满座，相约而来的俞平伯、废名、徐祖正、冯至、梁遇春等皆被冠以“骆驼同人”的戏称。他们希望把有限的力量集合起来，埋头于学术，向深处挖掘，作为“沙漠地区生长的骆驼草，给过路的骆驼提供一点饲料”。实际上就是不问世事，专注于纯文学的研究。恰如周作人本人所言：“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不足怪的。”“骆驼同人”由此也为久经动荡的北平文人树立了一个在左右羁绊之外，谋求自己的话语空间、生活方式的典范。

与“苦雨斋”聚会同时，还有1926年前后设于闻一多家中的诗歌朗诵会。闻一多时居西京畿道34号。因家中书斋和客厅四壁皆敷贴无光黑纸，被称为“黑屋”，又因壁楣处画一道金圈，走进屋内就如同见一位脚踝套细金环的裸体非洲女郎。经常往来“黑屋”的是当时被称为“新月四子”的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刘梦苇，此外还有徐志摩、朱大柟、蹇先艾、于蹇虞等。这些年轻诗人聚在一起，吟诗作赋，逐渐形成了一个新格律诗派，他们一起还顺手创办了大名鼎鼎的《晨报·诗镌》。这样一个谈诗论艺的好地方，连徐志摩都艳羡不已，1926年在《诗刊》弁言中特意把它称为“别有气象的所在”，“手造的‘阿房’”。

徐志摩的羡慕，一半是真心拥护，还有一半，是因为此时自己以及新月派的困境。20世纪20年代，新月社南迁上海，创办了《新月》月刊。不过，作为左翼革命文学的大本营，上海的文学气质和新月派格格不入，政治方面又受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南迁后的新月社日渐窘迫，刊物和书店也难以为继。1929年，周作人致书远在上海、受国民党抨击的胡适，劝他回北平来，“回大学仍做一个教授，当系主任，教书做书”，“抛开了上海的便利与繁华，回到萧条的北平来——在冷静寂寞中产生出丰富的工作”。胡适大为感动，回信云：“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时隔不久，胡适便举家迁回北平。胡适重回北京大学后，又在1930年年底安排徐志摩回北京大学任教。此后，林徽因、梁宗岱、李健吾等先后回到北平，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再加上之前即留守在北平的以周作人为中心的“骆驼同人”，一时间，北平的文化环境再度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到20世纪30年代，最知名的沙龙场所莫过于两个三号，一个是慈慧殿三号，另一个当然是北总布胡同三号。前者指朱光潜家中的读诗会，后者是林徽因家里的太太的客厅。1933年，结束8年海外留学生活的朱光潜，正值盛年，意气风发，被胡适邀请至北京大学任教，住在慈慧殿三号的一处宅院。所谓的“慈慧殿并没有殿，它只是后门里一个小胡同，因西口一座小庙得名”，院子空旷，日久不修，杂草丛生，破墙荒园的景象，与北总布胡同三号的草木清雅成鲜明对比。初时，朱光潜与梁宗岱同居此处，梁宗岱长得高大健壮，脾气火爆，朱光潜则矮小瘦削，脾气温和。这一高一矮、一火爆一温和的两个人，成慈慧殿三号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不久，梁宗岱即因故离开北京大学。自此，这里便由朱光潜独居。因为园中荒凉，树木苍老，常年有乌鸦栖居，凌晨时分扰人好梦，有朋友形容这里颇类《聊斋志异》中常见的故家第宅，“旷废无居人，久之蓬蒿渐满，双扉常闭，白昼亦无敢入者……”1933年，朱光潜就是在这样一个荒凉冷清有如古庙的院落里，办起了城中规模最盛的读诗会。

朱光潜发起这个活动的初衷，一是因为留英时见大英博物馆附近一个专门卖诗歌书籍的书店每周四都会举办一场朗诵会，受此启发，他认为诗要有音律、节奏，能朗诵才是好诗，于是也发起诗歌朗诵会。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说明，但是他在《北平杂写》里有一段文字：“人生第一乐趣是朋友的契合。假如你有一个情趣相投的朋友居在邻近，风晨雨夕，彼此用不着走许多路就可以见面，一见面就可以毫无拘束地闲谈，而且一谈就可以谈出心事来，你不嫌他有一点怪脾气，他也不嫌你迟钝迂腐，像约翰逊和鲍斯韦尔在一块儿似的，那你就没有理由埋怨你的星宿。这种幸福永远使我可望而不可攀。”

有“情趣相投的朋友居在邻近”，“一见面就可以毫无拘束地闲谈，而且一谈就可以谈出心事来”，这是朱光潜深盼的幸福，虽然可望不可攀，至少可以向它靠近。

所以才有了荒凉如聊斋古庙的慈慧殿三号里的书生夜读。

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每月集会一到两次，主要朗诵中外诗歌、散文，一来二去，“开始逐渐成了北平文艺小圈子中的一个无形的沙龙”。沙龙的成员，用沈从文的话，“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被视为京派成员的学者、作家、诗人基本集体亮相。“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究竟有无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

作为一个京派成员集体参与的沙龙，读诗会本身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诗歌的探讨。当长于填词唱曲的俞平伯，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善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习德文诗的冯至，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再加上唯独的一个才女林徽因齐聚一堂，当朱光潜和周作人用安徽话，俞平伯用浙江话，林徽因用福建话吟诵新诗、旧诗，这样的盛会，算不得绝后，也有些空前的意思了。京派文人齐集一堂，有大家，也有新秀。林徽因则被一致称作“小姐”，称呼里是明白的亲密、爱护与看重。慈慧殿三号的“林小姐”，绝不只是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她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是语言锋利的批评家，对于好恶从不模棱两可，争辩时态度坚决，据理力争，绝不让步。一次在沙龙上，林徽因对曼斯菲尔德日记中的一句话“坦普尔（Temple）先生，你太多心了，我想买一块腌肉”做了一番阐述。朱自清不同意林徽因的看法，认为她从这短短一句话里悟出的言外之意似乎太多了些，两人为此争论一番。读诗会上另一个有着好辩之名的是诗人梁宗岱。“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烧起来。”他曾在一封长信里问徐志摩：“这种问题（即诗）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吗？两年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吵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他说朱光潜是他的畏友，“可是我们意见永远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他挖苦他的朋友梁实秋：“我不相信世界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还有美国——能够容忍一个最高学府的外国文学系的主任这般厚颜无耻地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这还不算，温源宁直称：“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齐参加……”辩论到激烈时，他揎拳捋袖，最后免不了打一场架才算完。翻译家罗念生曾撰文回忆与梁宗岱那一打的风情：“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梁宗岱还曾跟同在复旦大学的一个中文系老教授打架，据当时一名旁观学生回忆：“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

像梁宗岱这样一个人，遇到好胜心强、直言快语的林徽因，一场舌战自然是在所难免。一次在读诗会的一角，林徽因当面数落梁宗岱一首诗不好。心高气傲的梁诗人并不服气，二人竟当众抬起杠来，直辩得难解难分，在场的沈从文、萧乾都印象深刻。下午进城，沈从文还将此事告诉朱自清。朱自清在当天的日记里特意记录了一笔：“下午进城。沈从文告以林徽音与梁宗岱间之口角。”但学术的批评，没有人会记仇。争论之后留下的，只是坦荡荡的批评精神，如烟如缕的文字因缘。

和慈慧殿三号的只为读诗不同，北总布胡同三号“太太的客厅”没有主题、形式的限制，参与成员也不仅限于文学圈。一切都是随性而为，相较也更多了几分自由、随意。林徽因是1930年冬天自东北回京养病，彼时梁思成还在东北大学建筑系教书，一家人借住在梁思成大姐梁思顺家里。次年秋天，也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才租下这个院子住进来。回顾林徽因一生，北总布胡同时期可以说是她人生中最好的年华，物质生活优裕，精力充沛，创作力旺盛，再加上她的热情好客，北总布胡同三号常常是雅事不断，学者鸿儒川流不息。每到周六下午，总有一排洋车停在院外的树荫下，车夫们眯着眼睛打着盹，或是拎起茶壶聊闲天儿，打发等候的无聊时光——沙龙进行到了黄昏，他们的客人常常还会移步到一墙之隔的金岳霖家，接上饭局。因为金岳霖是湖南人，他家的客厅就被戏称为“湖南饭店”。按金岳霖的说法：“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美食、咖啡，伴着自由的高谈阔论，一来二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北总布胡同三号一时间也名声大振，成为北平城里人气最高的文化沙龙。

从往来成员看，“太太的客厅”连同金岳霖的“星（期）六碰头会”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会。这当然是梁思成与林徽因主动选择后的结果。梁思成后来就曾经说，从美国回来至1937年，他有意识地避免和政治人物接触，故来客大部分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教授，如胡适、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周培源、陈岱孙、叶企孙、吴有训、邓以蛰、陶孟和、李济、沈从文等。其中不乏人喜欢偕夫人双双而至，比如张奚若和夫人杨景仁、钱端升和夫人陈公蕙、周培源和夫人王蒂澄、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陶孟和和夫人沈性仁。与林徽因相识不久的美国年轻学者费正清、费慰梅也是重要的成员。陈岱孙说，他在这里就遇见过费慰梅的父亲——哈佛大学校长坎农博士。胡适也曾经在日记中记录过自己参加“星六碰头会”的情形：“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得太早了，与金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琼斯小姐）、Mrs. Swan（斯旺夫人）、Prof. & Mrs. James（詹姆斯教授及其夫人）、徐志摩、叔永、莎菲、擘黄、奚若夫妇、端升……”

除了学界精英，还有文坛新人及在校的年轻大学生慕名而来，前者如萧乾、卞之琳，后者则有梁思成就读于燕京大学的妹妹梁思懿以及侄女周念慈，她们常带着燕京大学的同学来凑热闹，这些同学中便有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龚澎，以及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韩素音。可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足见林徽因的魅力。在国事蜩螗的20世纪30年代，她以留学欧美的知识背景，出众的才情、智慧，一流的知识品味、沟通力和洞察力，于偏处一隅的“私人空间”建构出一个品格不凡、超然独立的“公共空间”。和朱光潜的慈慧殿纯为诗歌的读诗会相比，林徽因和金岳霖的沙龙，因为超越文艺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质和属性，谈论的话题要广阔得多：从文学、艺术、诗词书画到时局政治、国家社稷，无所不包。朱自清就曾经在日记里记录了其中一次茶会的内容。

金岳霖自己也大略描述过自己家的沙龙。

天南海北的聊天，被比作“业余教育”，沙龙则成了“学习集团”。在这里，金岳霖的幽默固然有几分戏谑，却也道出了沙龙于他们的意义。就“太太的客厅”里的一众学院派文人、学者而言，长期浸淫于西方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崇尚独立和自由，他们在精神上需要这样一个相对公共且气类相从的场合，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就像1956年梁思成对一个同行晚辈所说的：“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的知识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与听课或听学术报告不同，常常是没有正式发表的思想精华在进行交流，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的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不同学科的人常在一起喝酒、喝咖啡，自由地交换看法、想法。……聊天之意不在求专精，而在求旁通……”

“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当这些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把相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专业阅历摆在一起谈天说地，有多少随机的灵感、磋磨的智慧，已经很难说清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方学术的自由。在它的天地下，费正清可以随意宣读海关档案里清朝官员的笑话，张奚若可与费正清探讨西方的民主政治，林徽因、梁思成可以描绘建筑意的愉悦，邓叔存可以浓渲淡抹山水国画的意韵。古今中西，都在咫尺。沙龙的魅力，是学术的魅力、思想的魅力。“太太的客厅”也成为那一代民国知识人最经典的回忆。

就林徽因个人而言，沙龙则为她的个性与才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点。她是沙龙里当仁不让的主角，她的锋芒毕露、坦诚率直，甚至咄咄逼人，在沙龙中，都成了利器，把她对艺术的领悟、见解发挥得淋漓尽致。由此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及众星捧月般的情景，也可以说是一时无二了。

来看“太太的客厅”里的林徽因。

20世纪30年代常是林徽因家中座上客的费正清夫妇曾一再地提起沙龙中的林徽因，费正清说：“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在围绕着她转。她穿一身合体的旗袍，既朴素又高雅，自从结婚以后，她就这样打扮。质量上好、做工精细的旗袍穿在她均匀高挑的身上，别有一番韵味，东方美的娴雅、端庄、轻巧、魔力全在里头了。”费慰梅说：“其他老朋友会记得她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实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们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

费氏夫妇的点评，并不夸张。沙龙里的林徽因，谈锋之健、锋芒之露，凡来客无不有极深印象，比如当年还青涩的文学青年萧乾。1933年11月，萧乾第一次走进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是因为自己的处女作《蚕》。林徽因对萧乾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这篇作品极为欣赏，特意写信给沈从文代为邀请。

沈从文接信后即转告萧乾，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蚕》，请萧乾到她家去吃茶。在这一则“以文会友”的轶事中，萧乾才只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一名默默无闻的学生。接到林徽因的邀请，他兴奋得坐立不安，老早就把蓝布褂洗得干干净净，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直到第一次走进这间闻名已久的客厅，眼前所见一切无不新鲜。多少年后，萧乾名满天下，写下回忆的文章，从自如而练达的萧乾式幽默中，依然能看得到他当时的激动、新奇与钦佩。

萧乾细致地记下了这一场会面。

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林徽因不与病体相称的生气和活力。去之前，他听说林徽因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萧乾说：“……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见到萧乾，林徽因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见其人，闻其声，林徽因的个性形象，立刻表现出强烈的感染力。

接着就转入正题。萧乾记得，林徽因说起话来“又多又快又兴奋”，“别人几乎插不上嘴”，不仅是自己和沈从文，就是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赞赏”。第一次见面，在萧乾的印象中，林徽因完全没有提到一个“病”字，比一个健康人精力还旺盛、还健谈。萧乾形容此次茶会，就如同在刚起跑的小马驹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那以后……我也跟着大家称她作‘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对文章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萧乾由此和林徽因结下了一生的友谊。林徽因去世多年后，已是两鬓斑白的萧乾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仍兀自感念她当年的知遇之情：“在我心坎上，总有一座龛位，里面供着林徽因。”

和萧乾一样作为文学新秀被林徽因提携鼓励的还有卞之琳。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卞之琳晚年回忆沙龙里的林徽因时说：“她和我相知，开始于1931年同在《诗刊》第二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她年龄比我只大六岁，因为师辈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有点像过去靳以和我一些人随早夭的方玮德称方令孺为‘九姑’，她们确是同一代人），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她在全家迁来北平后，和我第一次相见。那好像是在她东城的住家。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谈吐爽快、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

李健吾和林徽因结缘也由文字而起。1934年，留法归来的李健吾在新创刊的《文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据李健吾回忆：“这篇论文引起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注意。从未谋面的林徽因女士看后，给我写来一封长信，约我到梁家见面。我的老师金岳霖住在她家的后院。我每次去，总是到他老人家房间坐坐。”对于沙龙里的林徽因，李健吾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是：

林徽因和梁宗岱悬而未决的辩论在李健吾的这一段回忆里有了了结。好辩爱斗，从不服输，甚至于要打一场架才算了的辩论界“勇士”梁宗岱，再遇林徽因，变成了抿嘴不语、洗耳恭听的谦谦君子，林徽因的锋芒，到底还是胜了一筹。

1937年9月，施蛰存赴云南大学任教，因为沈从文的关系，在昆明认识了林徽因，她的谈锋让初相识的施蛰存感慨不已：“林徽音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她会海阔天空地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上一二句，转换话题。”

这是沙龙上的林徽因。她顾盼生辉、光彩照人、思路洞开、妙语连珠，总能适时地提起话题，控制场面，调动情绪。她的客厅里常常是笑语欢声，迸珠溅玉。这样一个林徽因，让没经过世事的文学小青年们听得又惊又佩，恨不得她是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自己就化作她身边的鲍斯韦尔，把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成一部奇书。这个林徽因，也让那些见惯大场面的学界精英们缄口不语，他们甘心情愿听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由衷赞叹她“交际起来洋溢着的迷人的魅力”，并且在她需要的时候，坚定地站在她的一方。比如他们中的老大哥胡适，八宝箱事件里说是主持公道，实际上在林徽因和凌叔华几次三番的交锋中，他考虑的，都是林徽因的立场。胡适如此，更不用说和她一墙之隔的金岳霖，每日里无微不至地护她安好。

这样一致的偏重、回护，难怪费正清感慨：“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作为后辈的费正清的弟子李欧梵也不无向往地说：“我们听见，他们那高朋满座的起居室里夹杂着杯盘之声的欢笑。”

只是，这样的盛况，并不是人人都会喜欢和欣赏。尤其是对于林徽因这样出身优越、自负美貌、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人，这样的盛况，难免被视为鲜花着锦，在遭到种种诟病的同时，也给予了旁观者极大的猜测空间。林徽因于是成为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话题人物，一边是她的爱慕者，或推崇或欣赏，“全都围绕着她转”，而另一边则是朋友圈外的旁观者，或明或暗，或讥或讽，“把她当仇敌”，甚至于，闹出种种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