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林徽因避居西南后方，李健吾蛰居沦陷的上海，其间因为音讯阻隔，李健吾一度误以为林徽因已经病故。后来得知林徽因尚在人世后，他激动不已，以《林徽因》为题撰写了一篇小文。文中说她“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又说“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尽管和林徽因相交匪浅，李健吾的文章并没有因此而一味地堆砌溢美之词。相反，他的笔下，短短数言，写出的是一个才情固然出众，却也有诸多瑕疵，缺点和优点一样突出的女子。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通常太过聪明的人，对于人事，都会少些依赖和耐心，也因此，在人群中总会显得相对出离和清冷。比如金岳霖的另一个红颜知己、才貌连林徽因都钦羡不已的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就被金岳霖形容为“不入世，也不出世，她并不见得特别地要求超脱。她只是对于大部分的事体站在旁观的立场”。从这个角度看，林徽因显然是个例外，她傲则傲矣，却从来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女神的模样。非但不是，她还情感剧烈，爱憎分明，热心于人际间的交往。她的聪明和高傲，如李健吾所言，“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对于她欣赏的人，她是踏实、可靠、充满温情厚意的存在。她对他们的付出，热情周到而无微不至。这里有一件事，1945年9月，英国国家博物馆馆长捷因在费慰梅的陪同下到李庄的中央博物院参观访问，饮食起居都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及其夫人亲自过问，费慰梅则住在林徽因家中。李庄气候潮湿，蚊虫极多，李济家中没有多余的蚊帐，因此专程向林徽因借蚊帐用。林徽因由此想到中秋将至，李济家里三代同堂，并且，李济的老父曾为朝廷命官，是个重传统礼节的旧式文人。中秋阖家团圆，兀自多出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老人家内心的别扭可想而知，她于是主动写信提出把捷因接到自己家里过中秋。

写完之后，犹觉不够，她又写了第二封信，托营造学社的小伙子送去。信里说：

不过是一顶蚊帐这样琐细的小事，林徽因第一时间找出来，亲自动手连洗带晒带补，并在李济夫妇表示已经向其他人借到后，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客气……小姐帮着洗出，毫不费力，只因未大干故未送来”，这是何等样的体贴和周到。当然，这两封信的重点还不在此，其重点在于，为了让李济一家过一个其乐融融的中秋，林徽因不但主动提出把捷因接到自己家里，还用心良苦地找出许多理由让李济夫妇心里释然。在人群里，做个热心人并不难，难得的是你的热心还能设身处地，不着痕迹，润物细无声地，让接受者觉着舒服而不是尴尬。林徽因做到了。信里的她，就像林语堂笔下的姚木兰，有着谙熟人情后的热忱、体贴，春风化雨，善解人意。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她一并，都替你想到了。

就这样，她成为朋友圈里最是嘘寒问暖、知冷知热，最贴心的那个人，成为无常世事里，那个从不言倦的、恒定的有常。

比如她对沈从文。人人都知她和沈从文友情匪浅，却不细知他们之间的渊源。1923年8月，20岁的沈从文揣着7块6毛钱，由湘西赴京。初抵京城的冬天，沈从文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湖南酉西会馆一间潮湿发霉的小亭子间里，天寒地冻，下着大雪，连一件棉衣都买不起。实在走投无路，他给正在北京大学任讲师的郁达夫写信求助。接信后，郁达夫冒雪前往探望，见沈从文用棉被裹着双腿，流着鼻血，瑟瑟发抖，仍坚持写作。郁达夫见状，解下自己的围巾替他围上，领他去街上吃饭，并把衣兜里剩下的几块钱全给了他……这样困顿的坚持里，幸亏徐志摩慧眼识珠，在一大批稿件中发现了沈从文的文章，接连发表于自己任主编的《晨报副刊》，沈从文这才算在文坛立住了脚跟。20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经徐志摩引荐，结识了在香山养病的林徽因，不出意外地，他的才华也得到林徽因的激赏。沈从文对林徽因自然也是推崇有加。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中，他把林徽因喻为“诗”一样的存在。

还有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是，一次沈从文去香山看望林徽因，随身带着一本自己的作品，原准备题赠予一位女诗人，扉页上写着“送给诗人……”，还没写完便被林徽因见到，沈从文看出林徽因极想得到这本书，随即将没写完的题词改成：“与其送给诗人，不如送给诗一样的人。”拘谨羞涩的沈从文，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林徽因的欣赏。其时沈从文的名篇《边城》尚未问世，他在创作上虽已崭露头角，却仍是穷书生一个，经济十分拮据。林徽因有意接济，又顾虑会伤害沈从文的自尊。适逢堂弟林宣由南方到京，用心良苦的林徽因便让林宣向沈从文借书，还书时悄悄把钱夹在书里一并送去。人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沈从文和林徽因这一借一还，又是另一种痴。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一向清贫的沈从文坚持不接受安徽张家的任何财物，大婚之日，张兆和着浅豆沙色普通绸旗袍，沈从文穿蓝毛葛夹袍，新房内四壁空空，还是林徽因送去一双锦缎的百子图罩单，才算添上一点办喜事的气氛。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文章斥责沈从文是专写“桃红色文艺”的“反动作家”，北京大学的学生随之也在校园里贴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不堪政治压力，对未来迷茫恐惧的沈从文患上严重的忧郁症，被家人视为“落后，拖后腿”。几近崩溃之时，林徽因把沈从文接到家里，一日三餐，无微不至，悉心照料。

他们的情谊，经历过识君于微时的雪中送炭、穷愁相助，繁花似锦里的彼此识得、互相珍惜，也经得起忧患里的不离不弃、仗义相随。

所以才格外让彼此信赖，托付。

再比如她的另一好友——政治学家钱端升，当年钱端升和夫人陈公蕙结合，就是林徽因做媒。林徽因热心为他人做媒，这个画面，怎么想都有些违和，林徽因却做得认真而投入。金岳霖回忆说，钱端升和陈公蕙在商议结婚时突然发生矛盾，陈公蕙负气离平赴津。钱端升请求梁思成开汽车追。于是，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钱端升4人开车一路追往天津，钱端升和陈公蕙和好如初，一同到上海去结婚。这一段往事，他们二人一直记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要几辈子感谢林徽因”。

这是林徽因之于平辈的知交好友，对学生晚辈，她的周到关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学生、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汪国瑜回忆说，自己当年刚有小孩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林先生由保姆陪着慢慢来到我家，她还带来一包礼物，里面有小孩用的毛毯和衣服等。……她不时地对我爱人问寒问暖，并嘱我爱人产后如何注意身体。她仔细端详刚出生的孩子后，对我说：‘为钊给你生了个漂亮的女儿。’”汪国瑜和妻子对此十分过意不去，因为那是20世纪50年代，林徽因病体不支，“走这条不近的路，对林先生来说是非常吃力的”。还有一次，林徽因对汪国瑜的妻子说：“你们年轻，生活条件都不算好，刚成家，需要衣箱，这箱子放在我家也不常用，你就挑一个拿去用吧。”汪国瑜遂感慨，即便是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林徽因心里还处处想着别人。再比如后来的林洙。1949年，林洙携一封父亲的推荐信找到同是福建老乡却素未谋面的林徽因，林徽因给林洙提供了她能给予的最大的帮助。林洙和第一任丈夫程应铨结婚时，林徽因送了这对新婚夫妻一套贵重的清代官窑青花瓷杯盘，考虑到这一对年轻人身无分文，她还把梁思成的存折拿给林洙急用，并借口说是营造学社资助年轻教师的专款。日后林洙要还钱，林徽因故意摆出长辈的样子说，营造学社不存在了，以后不要再提了。蒙在鼓里的林洙这才知道，所谓专款，只是林徽因私人的帮助。

这就是林徽因对朋友的方式。1937年，北平沦陷，林徽因和梁思成拉家带口南赴昆明，临行时最恋恋不舍的，不是北总布胡同的宅院、家当。林徽因当时对沈从文说：“东西全弃下倒无所谓，最难过的是许多朋友都像是放下忍心地走掉，端公太太、公超太太住在我家，临别真是说不出的感到似乎是故意那么狠心地把她们抛下，兆和也是一个使我顶不知怎样才好的，而偏偏我就根本赶不上去北城一趟看看他。我恨不得是把所有北平留下的太太孩子一块走出到天津再说。”

在看似孤傲清冷的外表底下，她是如此眷恋着这些人间的情谊，把他们放在心上，珍重宝爱，情深意切，无微不至。

只是，这样一个暖友温贫、悉心悉意的林徽因，在现实中，毕竟还有她心高气盛、咄咄逼人的另一面。所以她的好友李健吾在写了她“一副赤热的心肠”后，紧跟着马上就说，“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回忆林徽因时说：“……二舅妈林徽因是‘刀子嘴豆腐心’，别看她嘴巴很厉害但心眼好。她喜怒形于色，绝对真实。”就连她的公公梁启超也在给梁思顺的信里说，“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这评价虽然是拉来梁思成一起，但以梁思成与林徽因二人的比较，梁任公想要表达的，当然是对这位儿媳的看法。

这才是大众所熟知的林徽因。她的热情周到，不是人人有福气消受，李健吾笔下描述的她种种瑕疵的另一面，却是任凭谁，只要见到过她，第一时间便有感受。

众所周知，林徽因心直口快，出言无忌。她早年执教东北大学时的一个学生，提起自己这位老师的个性脾气时，只说了一件事。一次林徽因给学生上素描课，画石膏头像。一名男学生翻来覆去老是画不好。林徽因才气和悟性都高，教学生不免急于求成，恨铁不成钢，急得脱口说：“这简直不像人画的！”谁知那学生自尊心极强，听后说什么也不在建筑系了，强烈要求转到其他系。梁思成知道后，赶紧去安慰那学生，说“林先生就是那样的人”，希望学生不要计较。但那学生去意已决，转系成功，后来成了另一个专业的教授。李济的儿子李光谟也回忆说：“小时候，我经常跟梁思成家的小孩玩……林徽因我是有印象的。她漂亮是漂亮，但那时候，应该已经过了最漂亮的时候。她老生病，非常挑剔的人，很挑礼数，有一次我还得罪了她。在李庄的时候，有一次我过生日，请梁再冰来我家玩。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就送到门口。后来，林徽因很不高兴，还专门跟我父亲说了，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这太没有礼貌了，你请了别人家的小姐，竟然不送人家回家。’后来，我们离开李庄，去了南京，他们家去了北京，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以李济和林徽因、梁思成的交情，林徽因也并不留情面，中秋提出将捷因接到自家时可以极尽周到贴心，李济爱子礼节有失时也并不含糊了事，一定要追究到底，问个清楚明白，可见她说话做事直截了当，想到就说，说了就做，绝不婉转迂回，模棱两可，也不会有任何顾忌。

这样一种心直口快、喜怒形于色的脾气秉性，背后是林徽因的心高气盛、要强与自负。说起林徽因的自负，坊间流传着一个故事。1932年前后，林徽因去胡适家拜访，到了胡宅门口，见门上贴着张纸条，写着“工作时间，恕不会客”的字样，扭头便走。恰逢胡适从外面回来，问林徽因因何过门而不入，林徽因指着门说：“你看看。”胡适当即撕下纸条，笑着解释：“那是对别人的，不是对你的。”林徽因这才气消。胡适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对林徽因也礼让三分，由此亦可见林徽因的倨傲之气。一位西南联大教授的夫人提到林徽因时，就颇意味深长地说：“相识不一定相知，人家还未必看得起我们。”

生活中，林徽因的要强与倨傲无所不在。西南联大时期曾和林徽因为邻的陈公蕙说：“林徽因性格极为好强，什么都要争第一。她用煤油箱做成书架，用废物制成窗帘，破屋也要摆设得比别人好。其实我早就佩服她了。”再比如她被演绎得近似传奇的美。林徽因自己，一方面不愿别人只注意到她的外在，另一方面却又自负容貌。1931年她在香山养病作诗时，点一炉香，一袭白衣坐于花旁，美得惊动世人，她自己也得意至极，甚至顺口对梁思成说了句：“我要是个男人，看一眼就会晕倒。”这句话，半是玩笑，半是骄矜，说出去，是真的不够谦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这就是她的个性。她长得美，自以为美，也爱美。陪她一起在香山养病的她的堂弟林宣回忆，为了保持自己穿着的高雅、体型的优美，林徽因就连进出香山也踩着一双高跟鞋，香山虽山势不险，毕竟不比平地，高跟鞋上坡容易下坡难，轮到下坡的时候，免不了要徐志摩和林宣两个人左右搀扶托举着下来。中年后，林徽因因病日渐消瘦，容颜憔悴，这给她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和忧愁。外出时，她总是会穿上几重长筒袜，以便显得丰满一点，掩饰瘦骨伶仃的腿脚，可上衣又穿得单薄，怕臃肿难看。肺病忌受寒咳嗽，身边至亲见了不理解，她照样不管不顾，他们也就不便再劝阻。

林徽因的坚持足见她对自己的要求。对于她，美和才华，就是她存在的方式。她自己显然非常享受这种人群中的出类拔萃，以及随之而来的另眼相看与关注。她的堂弟林宣就说她，“喜欢热闹，喜欢被人称羡”。这样的一种风格，难免有些恃美而骄的味道，美则美矣，却少了叫人如坐春风的亲和力。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同为女性的大多数人，这并不是一种让她们觉着舒服的方式。能让身为女性的同类赏心悦目，心生亲近和喜爱的美，大多都是温润、谦虚、不摆架子的。比如林青霞，人人都说林青霞是“五十年才出一个的美女”，美貌是林青霞立足于世的资本，可她自己并不把这美当成一回事，所以大家都喜欢她。曾有作家回忆自己第一次遇到林青霞的情形时说，林青霞给自己最深的印象，就是没有明星架子，像一个邻家妹妹，“……当你是美女，又没有那种大美女的自觉时，哇！这个人就打开了一扇让你爱她的门”。

林徽因的恃美而骄，恃才自傲，随时随地的强烈的存在感，不懂得掩饰，也不觉得应该掩饰，当然无从打开这扇门。“十宝九裂”又如何，“无纹不成玉”又如何，这些理由都不足以让广大的女性毫无芥蒂地爱她。她的直性子、急脾气、爱出风头、掐尖要强、牙尖嘴利，在当时，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以致和太太的客厅里那些知识精英“围绕着她转”的盛况相对的，是“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

众所周知，林徽因和沈从文交好，对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也颇为体贴关照。然而，九如巷张家四姐妹中的小妹张充和却并不买账，当自己的姐夫沈从文坐在昆明的草地上“眯着眼”含笑倾听林徽因高谈阔论的时候，她明确向人表示：“大家都喜欢的，我未必喜欢呀，就像林徽因，大家都喜欢她。在昆明的时候，她爱说话，永远是众人的中心，只要有她在，大家就得都听她的，没有别人说话的时候……”

张充和和林徽因交往不多，也谈不上什么恩怨，尚且看不惯林徽因的做派，那些在林徽因身边，和她有着密密匝匝人事重叠的各路女性朋友心底的不平、怨怼，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比如凌叔华。

早在北平知识界迎接泰戈尔，媒体赞叹林徽因是唯一一个“千金丽质”的时候，凌叔华就曾经忍不住撰文反驳：“中国女子与泰氏周旋者，确不止林小姐一人，不过‘丽质’与否，不得而知。但是因她们不是‘丽质’，便可以连女子资格也取消吗？”可见林徽因的风头以及众人对林徽因的追捧，已令凌叔华深感不快。待八宝箱事件之后，两人公开交恶，凌叔华对林徽因再无好感。直到1987年，林徽因已是故人，凌叔华也是87岁高龄的老人，饶是如此，凌叔华在英伦回忆起林徽因，言语间还难掩一股酸醋之意：“至于林徽音，以外国语法写小说，倒是别出心裁，可惜因为人长得漂亮又能说话，被男朋友们给宠得很难再进步。”这个芥蒂，存在于凌叔华心里，大半生都无法消解。

再来看陆小曼。以陆小曼万般受宠，颠倒众生，年纪轻轻就撑起“南唐北陆”艳名的经历，论理原本不该有姿容平常的凌叔华的感受。然而，恰恰是这个风情万种、才貌俱佳，连女性都惊呼迷人的社交场上的明星，在日记里提到林徽因时，是这样的打开方式：“歆海讲得菲（林徽因）真有趣，他亦同他（指徐志摩）一般的痴，她果真有这样好么？一个女人能叫人在同时敬爱，那真是难极了，有一种人，生来极动人的，又美又活泼，人人看见了能爱的，可是很少能敬的。我的人的本性是最骄傲的，叫我生就一种小孩脾气，叫人爱而不敬，我真气极了。看看吧，我拼着我一生的幸福不要，我定要成个人才。”这番话里，“生来极动人”，“又美又活泼，人人看见了能爱的，可是很少能敬的”，多少让人联想到陆小曼自己。虽然在北平上层社交圈风头无两，在林徽因的被人“敬爱”面前，这位极有男人缘、让无数人拜倒在其石榴裙下的京城名媛也不免既羡又妒，说出“我真气极了。看看吧，我拼着我一生的幸福不要，我定要成个人才”这般赌咒发誓的话。而这样的言辞，在陆小曼的日记里，还只是冰山一角。徐志摩的八宝箱里，装着两册陆小曼日记，据凌叔华说，之所以不能将八宝箱交给林徽因，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日记里很有些闲言碎语，其中又以“骂徽因最多”，可见陆小曼心里的不平之意。

娇艳如红玫瑰的陆小曼对林徽因尚且是如此的态度，更不用说徐志摩的前任张幼仪。张幼仪从来都自认为“做人严肃”，因为是“苦过来的”，“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在她的眼里，林徽因是一个“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形容起来就是心机俱全。作为徐志摩曾经的结发妻子、自认为最爱徐志摩的那个人，张幼仪一生不怪徐志摩，不妒陆小曼，对知情者的解释充耳不闻，坚定地活在自己的判断里，相信徐志摩之所以和她离婚，必定得到了林徽因的某种鼓舞。她的理由是，一个“连看部电影都没法做决定”的人，怎么会有办法做出离婚的决定？林徽因的性格，成了张幼仪有罪推论最主要的依据。

当然，从凌叔华、陆小曼到张幼仪，虽脾气秉性各有不同，但都因为一个徐志摩，在人际交往，尤其是感情际遇上，和林徽因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瓜葛，由爱而生忧，由爱而生怨，也是在所难免。值得一提的是，在她们之外，还有一个人，与林徽因过从并不密切，却在20世纪30年代与林徽因之间爆发了一场公开的、几乎涉及大半个京派文人圈的冲突。这个人，便是其时文名正盛，有“静如止水，穆若秋风”之称的女作家冰心。

从1933年9月27日开始，冰心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小说后被收入北新书局1935年出版的小说集《冬儿姑娘》。小说中的“太太”，被描写成一个忸怩作态、浮华虚荣、自恋、矫情，以撩拨男人为乐事的女性。整部小说从人物设置到情节发展，无一不让人联想到林徽因和她的“太太的客厅”，其细节描述，更是极尽讽刺之能事。不难想象当年的林徽因看到这篇小说的心情。以林徽因争强好胜、直截了当的脾气，她和冰心的结怨，自然是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