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太太的客厅》描写的是北平一座院落里的客厅，这个被称为“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地方，是女主人举行沙龙、朋友聚会的场所。作品在对“客厅”做了长镜头的描写之后，主要人物一一登场，首先当然是太太上场，太太的用人和女儿也先后进入场景，再往后，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哲学教授、诗人、外国的交际花、医生次第出现，一时间杯盏交错，好不热闹。未几，天色向晚，一群人各自散去，只有诗人留下，壁炉燃起，灯未点，微光下暧昧地倾诉情意。突然，我们的先生回来了，“我们的太太”听说“我们的先生”因为她不舒服，所以拒绝了到六国饭店看西班牙跳舞的邀约后，已梳洗打扮完毕的她决定不和诗人去看戏，而是陪着“我们的先生”守着炉火小坐。诗人告辞，我们的太太在诗人离去一那瞬间，“忽然地站起，要叫住诗人”，但诗人已由先生相送，走出小院门口，走进了逼人的暮色中，去赴另一场约会了。

若抛开复杂的人事，单纯只看作品本身，则《我们太太的客厅》无论于冰心个人的文学创作，还是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深具意义的一部作品。在此之前，冰心一直以写爱的哲学著称，讽刺并不是她的专长。正是从《我们太太的客厅》，她的思考才走出了家庭、亲子的圈子，进入更广阔的天地。在这篇小说里，冰心一改过去或温婉抒情或端庄说理的闺秀路线，处处机锋，处处讥讽，不动声色地抨击了知识分子群落好清谈，无实干，在国难日重一日的情形下依然虚度年华，虚伪、虚无、虚荣的风气。难得的是，整部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冲突，只依靠对日常里环境和人物的描写、对话完成讽刺，这于作者是很大的考验，冰心做到了。比如小说中的这一段：

“我们的太太”本想讨巧地展开一段获得奉承、表扬的话题，不承想却意外地自寻了一个难堪。然而她毕竟不是乡妇，不能因此而失了风度。只见她“稍微地怔了一怔”，就正色敛容撇清，“其实我也不十分认得他……”，跟着岔开了话题。这一段描写用笔娴熟，如信手拈来，短短两三个回合的对话、几个动作，不动声色间，就把一个聪明傲娇又有些矫情小性的太太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可说漂亮至极。像这样的明嘲暗讽，行文中比比皆是，叫人不得不佩服冰心的功力。因为这种极具探索性的现实意义的创作风格，作品本身蕴含的深刻的社会批判性，《我们太太的客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法忽略的佳作。

只是，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部惹了风波的作品，你无法忽略它和人事的牵连。小说名为《我们太太的客厅》，北平城里能称之为“太太的客厅”的沙龙本来不多，何况冰心还在这么有限的范围里描写了十来个人物，每一个人物虽着墨不多，然而出场退场，音容笑貌、一颦一怒、一嗔一叹，眼角眉梢，笑骂，正经，胡调，每一处都丰富饱满、活灵活现，叫人想不对应都难。

首先出场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名字叫美。

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时，可知这位太太的年龄是28岁。林徽因生于1904年，这篇小说完成于1933年，林徽因29岁。年龄吻合，也顺带暗喻我们的太太已经青春不再。

紧随着我们的太太出场的，是被太太调教出来的讲英语的丫头。

接着是太太的女儿。

这个宛转作态的女儿名叫彬彬，林徽因的女儿名叫再冰，平日也被唤作“冰冰”。梁再冰出生于1929年，到1933年，恰好也是5岁。

常来林家的科学家有物理学家周培源，但此处科学家姓陶，亦有可能是影射社会学研究巨擘陶孟和。

这样一个“白袷临风，天然瘦削……态度潇洒，顾盼含情”，吟哦着“一片光明的云彩”的诗人，除了徐志摩还能有谁，记不记得他在《偶然》里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文学教授应是对应胡适。胡适1891年出生，到1933年是42岁，其时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其他人等相比，胡适诸事繁杂，出现于北总布胡同三号的频率并不高，所以有“好久不见”一说。

“瘦瘦高高”“深目高额”的哲学家，除了金岳霖，想来不会有他人。金岳霖和徐志摩私交甚好，是在徐志摩的引荐下认识林徽因，“诗人悄悄过去，把他肩膀猛然一拍”，也足以见出两人的亲密。

这个团团脸的政治学者，应该是指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钱端升。

用来陪衬我们太太的袁小姐的出场，还顺带带出了“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这个特点，放在被妇女集体当“仇敌”的林徽因身上，也是严丝合缝。

如此西化的太太，府上当然应该有西洋的客人。

这一对美国夫妇，当是对应两年前来到中国的费正清夫妇。费慰梅毕业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艺术史系，对中国艺术有浓厚的兴趣，本身也是个艺术家。

接下来登场的是一位大夫。

1931年，林徽因不耐东北寒冷，染上肺病。医生叮嘱林徽因“立即停止一切劳动，到山上去静养。孩子、丈夫、朋友、书，一切都须隔绝，过了六个月再说话……”。医生这一角色的设置，加上一句“她的身子你们也知道”，正对应了林徽因的患病与休养。

最后，我们的先生出现了。“大异于我们的想象，他不是一个圆头大腹的商人，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大衣敞开着，拿着帽子在手里”，梁思成的形象，当然当得起“温蔼清癯”4个字。接着，“诗人拍了拍身上的烟灰，对我们的太太说：‘那么我走了，明天见罢。我还要回去写几封信，我也太懒，晚上屋子里又冷，总不想拿笔，总挨朋友们的骂。’我们的先生站了起来，说：‘你不是有饭局么，怎么又到冷屋子里去写信？若如此，就在我们这里用了晚饭再走。’诗人凝神看着炉火，回头笑说：‘不用晚饭了，我也吃不下。我已住惯了冷屋子，正是惭惯了单寒羁旅！’”冷屋子的单寒羁旅，再次对应了和陆小曼分居两处，独自漂泊在京的徐志摩。

随着我们的先生的回来、诗人的离去，剧情戛然而止。至此，这篇小说几乎将林徽因客厅的来宾一网打尽。基本上是人人坐实，且极尽调侃与讽刺。而所有这些调侃与讽刺，不过都还只是为了烘托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我们的太太”。丫鬟Daisy的出场讽刺“我们的太太”是个生活西化，崇洋媚外，只知道喊口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女儿彬彬的出场讽刺“我们的太太”喜欢做主角，连最爱的女儿也只能做配角；科学家陶先生的出场讽刺“我们的太太”喜欢享受他人仰视和爱慕的虚荣；诗人的出场讽刺“我们的太太”轻浮暧昧，喜欢撩拨他人；袁小姐和露西的出场讽刺“我们的太太”嫉妒心强，容不下其他优秀女人。不仅如此，就连客厅的布置，挂在墙上的画像、照片，矮书架子上的外国诗文集，也无一不在讽刺“我们的太太”，数说她的矫情、自恋、自以为是。可见，冰心对这位“太太”的反感，实在是到了极致。她不喜欢她，她读外国诗是错，书架上摆着的书是错，写诗画画是错，会穿衣是错，善应酬是错，受人喜欢是错，举手投足，无处不错。

当然，所有上面这些影射与讥讽，它的出发点，都还可以理解成一介文人于社会的使命感。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小说里对“我们的太太”庶出身份的描写。

这段文字，以女儿彬彬接的一个电话，用心良苦地带入“老姨太”一角，影射林徽因庶出的身份：“我忘记了，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说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很……”老姨太让转告外公的消息，女儿的外公是母亲的父亲，则老姨太必是太太的生母。孩子的童言无忌道破太太庶出的身份，让爱面子的太太脸上挂不住，于是“我们的太太忽然脸上一红”。至于“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很……”，则让人想到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东北的罹难。

行文至此，再说这篇小说与林徽因无半点关系，又或者说这篇小说单纯只是借了林徽因的沙龙做题材对归国留学生当头棒喝，恐怕很难让人信服。像这样由场景到人物乃至具体而微的每一个细节一一对应的写作姿态，分明就是请君入瓮，来者不善。而为了自己的看不惯，不惜以文字为刀，甚至于掀开别人出身的痛处、家族的痛处，公之于众，一向以圣洁悲悯、贤妻良母自居的冰心，这一回，怎么看，都是有失厚道。她赢了文章，而输了风度。

这一回，林徽因没有再选择沉默。冰心的小说连载期间，1933年10月7日，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附梁思成君通讯四则）》的通讯文章。文中说：

在一个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一篇和建筑相关的通讯，林徽因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给公众科普建筑学的知识，更不是为了求教于方家做学术的探讨。以垂危的民族命运、文化命运开宗明义，以一群死心眼的建筑师放弃盖洋房，卷了铺盖四处测量“祖宗传留下的家产”“惊人的伟大建筑物”来正视听，是要唤起民众对古建筑保护的意识，也未尝不是想让读者知道，国难当头，自己和梁思成到底在做些什么。这样的一篇文章，联系到它的发表时间，很难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回击冰心“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讽刺。林徽因希望借同样的地方，还自己，也还“太太的客厅”一个清白。你以为是歌舞升平，悠悠论道，实际上，是为了国难不计代价，不避艰险。

当然，以林徽因的个性，她的回击不可能只是如此。李健吾在《林徽因》一文里说，林徽因亲口告诉他，冰心小说发表后，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这是典型的林徽因的方式，只听从自己的内心，快意恩仇，不留情面，翻脸就是翻脸，从此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重要大学和机构纷纷踏上艰辛的南渡之路，梁思成一家、冰心一家也都加入了南下的流亡大军。此后，流亡西南的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近三年，且早期住处相隔很近，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徽因住巡津街9号，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再未发现二人有任何的往来。

1940年夏，宋美龄以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校友的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赴重庆参加抗日工作。同年11月，在宋美龄的安排下，冰心夫妇与三个孩子还有家里的用人富奶奶，从云南乘飞机直飞重庆，全家的行李、家具，包括冰心睡惯的一张席梦思大床垫等，则由一辆大卡车拉走。吴文藻随后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冰心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

冰心要“到重庆做官”的消息很快传遍昆明。民国文人，多以清高自诩，心里常常是学问比天大，冰心出山，难免被视为攀龙附凤。更何况，这攀附权力的形象，还伴随着随特权而来的安逸和奢侈——在资源稀缺，车辆紧张的战时，多少难民寻不到一张船票，知识精英们为了南下晓行夜宿，颠沛流离，林徽因更是因此而吃尽苦头、身染沉疴，这样的情形里，冰心走到哪里还能都带着自己笨重的席梦思床垫，只因缺了它就睡不好觉。这实在是刺激无数人神经的一条新闻。一时间，众说纷纭。沈从文1941年2月3日在写给施蛰存的信里说：“冰心作参政，实因走内，与宋美龄攀同学，宋拟利用她办文化。结果，如说与文坛有关，恐不是光彩，近于××。虽说办文化事业，末了恐不外与梁实秋、熊佛西诸老友办一杂志，装点装点而已。杂志中不外梁莎氏评论文，苏雪林、王平陵小说，老舍长诗……你想想看，将有多大意义？”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里也特意提及此事，相较于沈从文以及其他人，因为前嫌犹在，她的情绪格外激烈。

除了与大家大致相同的想法、说辞，这一段文字里，最惹眼的便是“Icy Heart”的叫法，它既非音译，也非意译，全然是字面的直译，冰心曾自言自己就是那个“冷若冰霜”的冰，同样的意思再由林徽因说出，却成了讽刺。一声“Icy Heart”，既是对冰心为官的不屑，亦可看出林徽因心里的嫌隙与在意。若不是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此事最多就是冷眼相看，何至于要大动干戈费上这许多笔墨，如此刻薄？

这是在可见的林徽因的文字里，关于冰心的最后一段评说。

抗战结束，林徽因、冰心陆续北还。这以后，她们共同面对大干快上的革命激情、连绵不断的政治风波、各自跌宕磋磨的命运，自顾且不暇，这一段芥蒂，再无暇细思，只能放在心里。

1955年，林徽因去世，时年仅51岁。或许是因为林徽因的早逝，缺少一个时间的机缘，她们的故事，始终没有走向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团圆的剧情。

她们之间，死者已矣，永远停留在逝去的年纪。而生者，却要面对一个逐渐走到人生边上，逐渐体悟世事的自己。这时候，年轻气盛时要尽训诫之意的那份心气，早已不复存在。

时间推至小说发表的60年以后。1992年6月18日，因为王国藩起诉《穷棒子王国》作者古鉴兹侵犯名誉权的事，中国作家协会的张树英与舒乙前往拜访冰心，请她谈谈对此事的看法。已然是92岁高龄的冰心在谈了原告不应该对号入座后，“不知道是她老人家因为激动，还是有意思留下一句话，忽然讲到《我们太太的客厅》，冰心说：‘《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她的照片。’”

本来一桩公案，看客们看得热闹，找出种种相似，振振有词，终究也都是莫衷一是，空口无凭，只需一句“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就可以云淡风轻，任你如何评说，也无损于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冰心偏偏要拉出陆小曼来做原型，一时，看客们看不明白了。有人急着替她回护，作者本人都说出答案了，公案大可以就此了结了；有人说她缺少勇气，敢做何以不敢担当；也有人说她老来糊涂，客厅里所有的故事、细节，哪一件是和陆小曼能对得上的，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却少有人想到，她已是92岁的高龄，这令人百般思量的、突兀莽撞的澄清——背后也许只是她行至晚年，累积已久、如影随形的淡淡的悔意和想在人生边缘了结前尘旧事与所有人事纠葛的心。不是换个陆小曼就可以不痛不痒，而是因为，“太太”若是陆小曼，除了满墙的照片类似，剩下就全是些清谈误国、浮华虚伪的嘴脸，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再没有对徐志摩、林徽因暧昧的影射，没有对林徽因庶出身份的促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人身攻击，以及没完没了的揣测……一句话，不再有伤害。

六十耳顺，七十古稀，百岁期颐，所有的人和事，隔着大半生的时光，到风景都看透，向后看，再往回看，总该是不同的心境。

只可惜，林徽因却没有机会走到她人生的这一层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