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冰心以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却少有人知，在冰心之外，还有一个人，同样把太太的客厅当了素材写进小说里，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钱钟书。1946年，钱钟书完成了一篇题名为《猫》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李健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上。小说借一个年轻人颐谷的视角进入一个虚荣无聊的“太太沙龙”，由此见到一个荒诞、可笑的北平知识分子的世界。作为一篇讽刺小说，有心人很容易在里面认出沈从文、徐志摩、林语堂、朱光潜、周作人，至于小说里那位“李太太”，自然被对号入座为林徽因，《猫》也因此被认为是清华版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些猜测，钱钟书颇不以为然，后来特意在收录了这篇小说的《人·兽·鬼》一书的序言里说：“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唯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和时人对《我们太太的客厅》的众口一词，《猫》是否确有所指，影射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并没有定论，毕竟小说里“李太太”与“李先生”的形象和林徽因、梁思成相去甚远。不过，撇开那些捕风捉影的臆测，这篇小说里，钱钟书倒是确凿地提到并讽刺了作为群体的京派文人，比如这一段。

从“周口店‘北京人’遗骸的发现，更证明了北平居住者的优秀。‘北京人’是猴子里最进步的，有如北平人是中国人里最文明的……”到“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入籍归化的国家”，字字刻薄，句句揶揄，仿佛听得到钱钟书在文章背后顽皮地笑，而周作人、沈从文、梁实秋、朱光潜、梁宗岱以及林徽因，作为京派的代表，没有任何疑问地，集体站在这段文字的讽刺里。

所谓“京派”，就像钱钟书的描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的概念，而是20世纪30年代政治中心、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继续留在北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家形成的一个松散的文学流派。钱钟书说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却只说对了一半，除了全是南方人，他们基本上还都是学院中人。诗人卞之琳就曾说过，与其称京派，不如称学院派。他们和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的关系更多体现在和大学的联系上。他们衣食无忧，生活稳定，对现实不满，又不愿为左右所羁绊。用同为京派成员的冯至的话来说，就是“不问时事，评文论道，不辞谈笑度年华……既不触犯统治者的逆鳞，更不抨及侵略者的虎须，起着给反动政府点缀升平的作用。实际上他们正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

同样是南方人居住在京，同样无涉政治，只关心学问，上面这些特质，钱钟书身上未必就没有。但是钱钟书自命才华，对于人事从来都是无门无派，只肯如顽童一样作壁上观，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俏皮而无忌地点破人生的荒诞、虚无与尴尬。这态度，和“教母”一样义正词严地讽劝人心的冰心又不相同。因此，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颐武先生说钱钟书和他的《猫》：“这个沙龙的种种其实是三十年代有名的，在北平当时的文人圈子里是大家羡慕的所在……可以看出钱先生心理上的微妙之处。他嘲讽的同时有一点迷恋，一切都恰到火候。让人琢磨讽刺和欣赏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作为钱钟书“琢磨讽刺”又“有一点迷恋”的沙龙女主人，“李太太”不完全是林徽因，身上却真真切切有林徽因的一点儿影子。小说里，钱钟书从“李太太”的客厅轻描淡写讲到了京派的源远流长，小说外，林徽因从沙龙女主人的角色担当起京派文人的主力。旁观者钱钟书闲闲一笔，揭开文人沙龙还有沙龙女主人林徽因与京派之间的前世今生。尽管他语带机锋，连嘲带讽，然而，你能想象一个没有苦雨斋、慈慧殿和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北平吗？而林徽因，作为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女主人，沙龙的“中心人物”，在被冰心、钱钟书讥讽的“高谈阔论”“众星捧月”的后面，凭借良好的文学素养、学术背景、人脉关系，投身文学创作，创办同人刊物，积极扶持新人，为京派开拓人脉，凝聚共识，这份热心到不遗余力的实干，只怕是“独善其身”的冰心、钱钟书所做不到的。

所以萧乾有一句话，京派“前期以周作人为盟主，后期则以沈从文、林徽因的影响最大”。林徽因是“京派的一股凝结力量”，是“后期京派十分重要的一个角色。她又写、又编、又评，又鼓励大家。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

这话，联系到林徽因对萧乾的提携之情，当然带有几分感情色彩，不过，因为这个原因，这番话也有着另一重意义上的真实。身为后期京派的重要成员、沈从文之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没有谁比萧乾更了解林徽因当年对于京派的付出。毕竟，林徽因的“又写、又编、又评，又鼓励大家”，主要的阵地和依托，就是沈从文主持后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萧乾把沈从文和林徽因并列为后期京派的盟主，其深意，也正是在这里。

1933年，作为全国新闻重镇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易人，从青岛大学返回北平的沈从文、杨振声接替原主编吴宓。对于沈从文，这应该是他文学生涯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初抵京城、不名一文、饥寒交迫的1923年，到南下后再次回归的1933年，沈从文用了10年的时间，收获了文坛对他的认可，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就是对这份认可最好的证明。面对这历经苦辛而得来的肯定，可想而知，他内心有着十分的郑重、慎重和热情。而这个关键的时刻，他想到要请教和求助的对象，是林徽因。

1933年1月1日，林徽因、梁思成赴杨振声宴请，与席还有沈从文、朱自清。8月31日，杨振声、沈从文再邀请林徽因、朱自清、郑振铎，具体商讨开办《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事宜。1933年9月23日，沈从文主持下的第一期《大公报·文艺副刊》正式面世。至此，林徽因从头到尾参与了这份刊物从筹备到发刊的全部过程。这个时候，她不过29岁，才刚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并且，相较于建筑，她始终坚持文学只是爱好，是副业。

明知如此，沈从文仍执意相邀，可见他心里对林徽因的看重。

这看重，如果就寻常来论，当然是因为林徽因出众的文学眼光和文学天分。但对来自湘西、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他的这份看重，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为才华后面的文学审美和文学旨趣。在狂飙突进的革命年代，沈从文在乎的是真实的创作态度，他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始终维系在家乡的古城、山水、人情，未尝稍有离开。在湘西书信中，他曾经向张兆和吐露：

因为爱他们，又因为回不去，他尝试用自己手中的笔写他们，写真实的生命和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远离时空，不愿受任何政治意图干涉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的创作态度，为他自己建构起了一座文学审美上的“希腊小庙”，与此同时，也让他和那个散发着狂热的革命气息的时代格格不入。比如他和丁玲的决裂。北漂的岁月，他们曾经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同患难、共奋斗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这一年，丁玲被捕失踪，沈从文接连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严词谴责国民政府当局。当传言丁玲遇害后，他又写下《记丁玲女士》一文，连载于1933年7月24日至12月18日的《国闻周报》（第10卷第29至50期）。只是，这样的深情厚谊却抵不过岁月，以及彼此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彼此对文艺创作以及政治的态度。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一文里曾说过他对革命的理解。

一心追求革命并身体力行的丁玲自然听不进沈从文这内省得近乎逃避的反思。1979年，丁玲读到这篇当年为怀念她写下的文章，怒火中烧，拿起笔批示：“我真讨厌你谈论革命。你懂得什么，只是庸俗的市侩。”1980年，她又在《诗刊》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公开斥责沈从文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

两个曾经的同路人，渐行渐远，终至彻底决裂。

不过，沈从文和丁玲的分歧，换作他和林徽因，却正是彼此欣赏、认可的所在。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沈从文，和林徽因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背景，但在文学创作上，两人有极相近的机缘。说起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徐志摩当然是她最初的领路人。而沈从文在尝试写作之初，也受到过徐志摩的提携，后来又是在徐志摩的帮助下，被胡适举荐到上海公学任教。这样的因缘际遇使得他初来乍到就和林徽因所在的新月社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往来。

毫无疑问，以“乡下人”自称，曾自言“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的沈从文，从来都不是一个欧美派的自由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内心深处对新月派的认同。新月社的自由主义色彩和他骨子里的桀骜、超脱，他内心深处对文学独立性和自足性的渴望，以及与此相伴的，对文学与政治、商业结缘的反感，最大限度地彼此契合。相比同样在湘西土生土长、带着强烈的革命气质的他的老乡丁玲，那于他，反而更亲切。

这一点，丁玲当然有所察觉。晚年的丁玲曾说起过自己对沈从文的心结。

当丁玲看出她和沈从文“本质上有分歧”，从而有意“规避”沈从文的绅士朋友的时候，林徽因却在沈从文的身上看到了自己。1934年，林徽因在和爱上女作家高青子、从而陷入感情危机的沈从文做了一番长谈后，写信向费慰梅惊叹：“过去我从没想到过，像他那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如此地不同，竟然会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别的景况下我所熟知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这对我是一个崭新的经历……”而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普罗文学毫无道理的缘故。好的文学作品就是好的文学作品，而不管其人的意识形态如何……”

从人性、情感，到文学创作，他们殊途而同归，最终站在了同样的立场底下。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客厅，沈从文是常来的客人，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回忆沈从文：“瘦瘦的，鼻子尖尖的，看起来脸很清秀。”梁再冰说：“他比我父亲小一岁，但我父母叫他沈二哥，也不知道为什么。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有时也来，长得非常秀丽。”

1933年9月23日，星期三，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正式发刊。创刊号没有发刊词，同期刊登的杨振声文《乞雨》以及林徽因文《惟其是脆嫩》在某种意义上，便成为发刊词。在《乞雨》中，杨振声质疑因为政治的影响使得文艺的田园久旱，强调文学应是自由的、独立的，有自己的规律和价值。文坛需要一批踏踏实实写作、有自己真情实感的作家，不盲目跟风，不哗众取宠。林徽因则在《惟其是脆嫩》里呼吁创作界不拘一格，联合起来，丰富文艺的土壤。

“一个萌芽是一个萌芽”，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正是在这种“惟其是脆嫩”的、对未来并不乐观却执着的自我认知中，一点点摸索着前行。

从《乞雨》到《惟其是脆嫩》，杨振声与林徽因，一个力主自由创作，一个呼吁打破边界，两人虽则各有侧重，但内里是一致的观点和主张，那就是：重视作品本身，远离政治，远离商业。

当然，这也是沈从文心底所想。不仅如此，林徽因以自己的真诚、自己人本主义的立场看待文艺，超越狭隘的左右之别、门户之见，提出创作界与文艺副刊的普遍联合，这也成为之后几年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努力方向。为了广泛地取得北平作家、知识人的支持，沈从文召集聚餐、联络作者，从不拘泥于某一团体。不能说这里有几分是受林徽因的影响，但互相的启发、支持总是存在的事实。在这样的办刊思想下，《大公报·文艺副刊》突破了小团体同人刊物的条条框框。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朱自清等《骆驼草》成员与林徽因、叶公超、闻一多、朱光潜以及年轻一辈，如被称为“汉园三诗人”的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许多原本不相融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出现于同一个场合的聚会中。这也是这家报纸副刊带来的北平文坛新气象。1933年11月26日的周作人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报》‘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这以后，随着在丰泽园、慈慧殿以及北总布胡同三号的聚会成为常态，北平文坛一笑泯恩仇，一个站在独立的、严肃的文学立场，关注民族文化命运，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京派，开始露出它的端倪。

1936年，萧乾接替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对萧乾说：“我们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利编辑，专在名流上着眼，你多留意新的没人理睬的。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推动力，那就够了”。

那一点萌芽，生长成一种虽然孤单但是倔强的姿态。

这也促成了沈从文和林徽因更亲密的合作。

1934年春，由叶公超等人发起，北平的新月旧友成立了文学社团“学文社”。叶公超晚年回忆说：“当初一起办《新月》的一伙朋友，如胡适、徐志摩、饶梦侃、闻一多等人，由于《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因种种的原因已告停办，彼此都觉得非常可惜。1933年底，大伙在胡适家聚会聊天，谈到在《新月》时期合作无间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继续同心协力创办一份新杂志的问题。”1934年5月1日，《学文》月刊创刊，作为主要成员的林徽因、沈从文在学文社再度携手合作，其他成员尚有余上沅、饶孟侃、孙洵侯、孙毓棠、梁实秋等，都是一时俊贤。林徽因以汉碑图案为题材，设计了封面，线条简洁明朗、疏淡有致，令人耳目一新。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生的季羡林在《学文》创刊号上发表了散文《年》，刊物出版后，叶公超特意赠予他三本《学文》。捧读着尚且油墨飘香的杂志，季羡林第一眼就被封面吸引，在日记里感慨：“《学文》封面清素，里面的印刷和文章也清素淡雅，总起来是一个清素的印象，我非常满意，在这种大吵大闹的国内的刊物，《学文》仿佛鸡群之鹤，有一种清高的气概。”

林徽因成功地借封面传达了她想要传达的讯息，当然，那也是《学文》编者们共同想要传达的讯息。

其实，《学文》之所以得名，按闻一多的说法，是取“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的出典，因其“在态度上较谦逊”。卞之琳也回忆说：

卞之琳此处所说的《文学》月刊于1933年7月1日创刊于上海，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先后任主编，鲁迅、茅盾、郁达夫都曾经是其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它本身是《小说月报》停刊后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也是左翼文学的重要刊物。卞之琳在这里解释《学文》的得名并非有意针对《文学》月刊，与其“唱对台戏”，但在当时，它的立场的确是和《文学》大相径庭。为什么办《学文》，叶公超直言不讳：“《学文》的创刊，可以说是继《新月》之后，代表了我们对文艺的主张和希望。”“我们虽说不得不在潮流中挣扎着，但是自身的庄严和处世的常态却不能置之于不顾。”“它是唯一坚守自由纯正原则的一支砥柱。”

“不得不在潮流中挣扎着，但是自身的庄严和处世的常态却不能置之于不顾。”在一切都被政治化、商业化的年代，这句话有无奈，但更多的，还是不愿被潮流裹挟的坚持。这样的办刊理念，和沈从文主持下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脉络一致，反映的是京派知识分子素来执着的、和工具论文学观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的文学观——文学不是政治、道德宣传教育的手段和工具，它有自己独立的审美，容不得任何功利的价值。

坚守“自由纯正”的原则，坚持纯文学，听起来不过就是一种说辞，然而，又有几个人能坚持到底？《学文》创办之初，并无一分一毫的资金来源。不得已，所有成员聚在一起讨论，最后达成协议：大家来凑钱，视凑到钱的数目做决定，能出多少期就出多少期。在文学家纷纷下海经商，鸳鸯蝴蝶或者革命儿女大行其道的20世纪30年代，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要知道，《学文》在当时还是个新面孔，走的又是不迎合市场的纯文艺路线，上市后的销量、未来的发展都并不明朗，完全有可能是赔本赚吆喝，做起来很难。事实上，它创刊以后的确也就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而即使如此，他们也要坚持，用一句流行的说法，这才是真爱吧！毕竟，喊口号的漂亮话谁都会说，但要付出真金白银把它落到实处，只怕很多人就要望风而逃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文》能由一个理想变为现实，可见其成员彼此间的默契与信任——不在乎谁多谁少，只要各尽其力，这条路虽孤单，但总有同道。

在当时，以叶公超、林徽因、沈从文等为主的编刊阵容和文学与文艺理论并重的办刊理念，吸引了大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加入。撰稿队伍中不但有叶公超、闻一多、林徽因、沈从文、饶孟侃、陈梦家、杨振声、卞之琳、何其芳、废名、沈从文、余上沅等新月旧人，还有以文学新人面孔出现的曹葆华、孙毓棠、吴世昌、杨联升、李健吾、赵萝蕤、季羡林、何其芳、常风、中书君等。这些在当时还新鲜、陌生的名字，日后无一例外，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的名家。比如其中笔名为“中书君”者，正是在《猫》里面明讽暗刺过京派群体的钱钟书。当时的钱钟书才24岁，刚由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虽才华四溢，却籍籍无名，由此亦可见《学文》用稿的大胆与突破。如此不拘一格又慧眼独具的用稿风格，保证了《学文》作为一份高水准文艺期刊的质素。翻开《学文》杂志，每期都有重量级的作品。林徽因一生最负盛名的作品——小说《九十九度中》、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都发表在《学文》创刊号。同一期刊载的卞之琳译艾略特诗论之《传统与个人才能》，对20世纪30年代乃至40年代的新诗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期刊载的废名的小说《桥》堪称京派小说的扛鼎之作。第四期刊载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亦为现代散文的经典。除了纯文学作品以外，《学文》还刊载有关文艺理论的学术论文，比如钱钟书开《谈艺录》先声的《论不隔》、闻一多的《匡斋尺牍》、闻一多胞弟闻家驷的《波德莱尔——几种颜色不同的爱》、李健吾的《布法与白居谢》等，体现出学术与创作并重的学院派色彩。

1934年8月，《学文》因面临资金和市场的困境，宣告终刊。尽管只发行了一卷4期，存在了短短几个月，但它仍然成为京派文学史上重要的、不容忽略的存在。后来一手创办了《观察》杂志的储安平评价《学文》说：“这是一个最严谨最不市侩化的刊物。”

《学文》虽死，它所磨砺的艺术、理性、自由的价值却日渐明朗、锋利，作为一个集体的京派，也由从前松散的、无意识的集合，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群体。

1937年，为延续京派的生命力，“振兴京派”，以林徽因、沈从文为代表的后期京派文人决心再行创办一个纯文学的刊物，“以一种负载使命的真正‘严肃’的文学来拯救自由派文学的颓势”，这就是《文学杂志》。《文学杂志》在当时由胡适、杨振声牵头，朱光潜任主编。朱光潜回忆说：“我回国的时候，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胡适约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由胡适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诞生的《文学杂志》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从朱光潜的这段回忆可见，当时他们为了办这份杂志，还是颇费了一番苦心。一则，在形式上，他们并不愿意杂志一问世就被当作一个有派别的刊物，立场先行，从而遭到不必要的围攻、指责。二则，在内容上，他们又要坚持素来的文学理念，使《文学杂志》成为最大程度体现京派文学理想的同人杂志。刚回国的朱光潜就是在这样的反复权衡下，被推上《文学杂志》主编的位置，因为他“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与此同时，一个10人编委会也成立起来，林徽因自是重要的一分子，此外还有胡适、沈从文、杨振声、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冯至、常风以及凌叔华。10个人清一色都是京派中人，且是京派的重量级代表。在编书、出书动辄就是超豪华阵容的今天，一个10人的编委会似乎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当时，当着海派文学、左翼文学蓬勃发展的态势，这10个人在《文学杂志》里的集体亮相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就京派知识人而言，一直以来，他们的活动都只是志趣相投的以文会友，从没有有意识的结社行为，就连“京派”这个称呼，最开始也是存在于“他者的叙述”里，是被外界叫出来的一个名字。由这么多人集体编辑一份刊物，于他们，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也是他们存在以来最具自觉性的行为。对比《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时期林徽因“惟其是脆嫩”的感慨和呼吁，《文学杂志》的集结号像一个遥远的隔空呼应、一种致意，两者之间，是随着时间的冲刷而不断强化、日益清晰的自我认同。这认同，就像朱光潜在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里所说，“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使命”，应该是“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应该是“集合全国作家”，使“人人在自由发展个性”中“开发新文艺”，应该是“时常回顾到已占有的领域，给以冷静严正的估价，看成功何在，失败何在，作前进努力的借鉴……”，应该是“新风气的传播者，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诚”。

平心而论，在民族战争一触即发的1937年，京派文人涵养纯文艺、去政治、去工具，“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愿望，多少是有些不合时宜的。举一个例子，杂志筹备期间，美术科班出身的林徽因亲自为《文学杂志》创刊号设计了封面。和《学文》的封面异曲同工，《文学杂志》的封面也是极简的古朴设计：素净的底色，大片的留白，四周以彩色线条绘成边框，“文学杂志”4个宋体字横排于封面上方，页面正中一帧“双鱼抱笔”的小图，双鱼一蓝一红，每期边框颜色也随之蓝红交替。“双鱼”在东西方皆为吉祥的符号。藏传佛教中，双鱼有多种寓意：有说代表佛的双目，象征佛眼慈视众生，有智慧之意；有说鱼行水中，畅通无阻，佛以其暗指自由豁达的修行者；又有说象征复苏、永生、再生。总之，无论哪个层面，都契合着“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编刊理念。和《学文》一样，这样的封面设计也引起了有心人的关注，有人写文章感慨说：

“谢谢天，世上居然还有不肯乱跟着别人学时髦的编辑者。”你完全可以从这句本来意在褒扬的感慨里，读出林徽因、朱光潜、沈从文等人的寂寞和清冷。这一点，他们自己心里当然也明白。只是，他们虽然明白，但并不愿就此而放弃，因为“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而“编辑者实在负有一种极重大的责任”。发刊词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应该是”，就是他们自觉负担的责任，也是他们的执拗。就是这种执拗，为俯首皆是革命文学、商业文学的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提供了另一种审美维度。

为了支撑起这个维度，做到理想中的“应该是”，京派内部自上而下每一个人都付出了相当的努力。那个10人的编委会从不会为了口碑、销量而虚张声势，图一个面子上的好看。从林徽因、沈从文到杨振声、朱自清，当年那10个人中，没有一个是把自己的名字印在杂志的扉页上就万事大吉、不再过问的人，而是全都踏踏实实坐下来，约稿、组稿、审稿、讨论。沈从文就曾给一位投稿给《文学杂志》，但作品未被采用的作者复信说：

对一篇无法刊发的稿件做这样详尽、诚恳、细致的点评和回复，恐怕不是随便哪个挂名的编委都耐烦去做、愿意去做的。一封编者回信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其他的日常编辑工作。当时的助理编辑常风回忆说，每次召开《文学杂志》编委会会议，朱光潜都会从饭馆要一桌菜招待大家，有时讨论稿件完不了，饭后还继续讨论。编委们“分别将自己审阅过的稿子提出初步意见请大家讨论。讨论时各位编委一面看稿子一面谈自己的意见，都很认真，有时也有热烈的争执”。这样的场合自然是最合林徽因的脾气，她和叶公超、沈从文三位“最爱争辩。每次讨论稿件都是如此，气氛十分活跃”。身为编委之一的林徽因，不仅阅稿、审稿、设计封面，还以大胆的文学创作实践来支持刊物，她唯一的剧作《梅珍同他们》就发表在《文学杂志》上。作为主编的朱光潜在《编辑后记》中特意评价《梅真同他们》：“林徽因女士的轻描淡写是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

在所有编委的一致努力下，《文学杂志》大获成功。“杂志一出世，就成为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抗战前出版的4期《文学杂志》，“每期销行都在两万份以上”。创刊后的半月间，编辑部每天都收到十几篇来稿，可以想见读者反响的热烈。

他们在寂寞里的坚持，总算有了回报。

把战前京派社会的影响推到顶峰的活动，是1936—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活动。

《大公报》由天津天主教人英敛之于1902年创办。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成立了新记公司，合股接手《大公报》。1936年9月1日，恰是新记《大公报》诞生10周年。《大公报》主办方决定借此举办“大公报科学及文艺奖金”的评选，以此“作为一块纪念的碑石”。

报纸为文学设立奖金，在中国新闻史上，这是第一次。此时《文艺副刊》已更名为《文艺》，实际负责人也由最开始的沈从文变成了萧乾，林徽因仍是其热情的支持者。早在萧乾编辑《大公报·小公园》副刊时，林徽因就偕同梁思成主动为《小公园》设计了新的刊头，并专门给萧乾写信说明创作过程和图案的寓意：“现在图案是画好了，十之八九是思成的手笔，在选材及布局上，我们轮流草稿讨论。说来惭愧，小小一张东西，我们竟然做了三天才算成功。好在趣味还好，并且是汉刻，纯粹中国创造艺术的最高造诣，用来对创作前途有点吉利。”费时三天设计一个小小的“刊头”，在林徽因，固然是因为私人的情谊，但也是因为心底深处对京派文学发扬光大的期望。萧乾为此特致读者：“在这里，我们得向两位艺术友人道谢，因为大热的天，他们曾费许多心思为这小刊物计划‘报头’，使它能有一块漂亮的犄角。……让我们在这精彩的‘犄角’下面铺起精彩的文章，切莫使这些宠爱变成错爱。”以这样的支持为开端，林徽因成为萧乾最感念的支持者，他回忆说：“每个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副刊》支持者们的意见。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

这样的一个支持者，自然是评委的不二人选。

1936年9月1日，《大公报》公布两种奖金的审查委员名单，其中“杨今甫（杨振声）、朱佩弦（朱自清）、朱孟实（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沈从文诸先生，担任文艺奖金审查委员”。这个名单，是一份典型的京派名单。名单里除了巴金、靳以、叶圣陶3位左翼作家，其他7位均是非常具有代表性、象征性的京派作家。林徽因是声名最盛的京派沙龙“太太的客厅”的主人，朱光潜是“读诗会”的主持，沈从文、杨振声是来今雨轩、丰泽园等公共聚会的“灵魂”，李健吾是京派重要的评论家，朱自清一度是清华大学文学系的主持者。除林徽因之外的另一位女作家凌叔华在京派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已随夫君陈西滢南下武汉，但她在当地主编的《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是当时华中地区文学重镇，也有谓北方‘京派’在武汉的一个分支，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曾互称‘联号’，稿源上互相支持”。凌叔华本人在《现代文艺》发刊词中也表明了和京派文艺一致的观点：“文艺的任务在于表现那永久的普遍的人性，时代潮流虽日异月不同，文艺的本质，却不能随之变化，你能将这不变的人性充分表现出来，你的大作自会博得不朽的声誉。”就连巴金、靳以、叶圣陶这三位左翼作家，在人事上也和京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沈从文就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巴金、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理念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艺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相并提，认为是这三者合力共同成就了20世纪30年代北方文坛的繁荣。这样的一个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评委阵容，具体到评奖的过程中，在分工上有所倾斜，身在外地的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凌叔华只出具书面意见，最终结果由北平的评委反复讨论产生。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说，这场在当时轰动一时、盛况空前的文艺评选，实际上是集中代表了京派知识人文学审美、文学趣味的一次文艺盛事。这一点，在公布获奖结果时刊登的一篇社评文章里得到了证实。

救亡的时代背景底下，国家组织、集体主义大于一切的思想主流虽情有可原，但终究不是健全的现象。文学艺术的真正使命，在于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刚健人格”的个体。和前此所有的陈述、叙事相比，也许是因为身处一个特殊的纪念节点，这篇文章显得格外地无所顾忌，直抒胸臆。为什么设立文艺奖？因为社会“不尊重文士”，出版界之于文学，“每以商品目之”，政府“国务多端，无暇留意及此”，在这种情况下，“吾侪报人，不事文学，于新文艺尤为门外汉。然能认识文学与国民生活关系之重要，故以为有尊重奖励文学艺术之必需”。虽主动承担，但他们对于国民政府，也不是没有期望。这期望就是：“……保障文艺界最大限度之自由，并为之谋各种之便利。”“……关于思想著述问题，除国体国防有关之基本问题以外，可听其自由发展。”因为，中国国民精神的统一，“应如近代交响乐于复杂中得谐和，不可如乡村演剧之锣鼓一片”。

从独立思考的个人，到思想著述的自由发展，到如交响乐一样“于复杂中得谐和”的国民精神，这篇文章，最大程度地表达了京派知识人就文艺发展对国民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期望，也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他们在国难中以自由的文学“以进民德，以浚民智，以泯社会之不平，以除风俗之病态。庶几因个人与社会之一般进步，而促民族复兴之速成”的文艺理想。

这才是这块“纪念的碑石”的意义所在。

获奖的作品，正是以此为标准，层层筛选而来。

身为北平的5名评委之一，林徽因的意见在此次评选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1937年1月24日，经过几个月的初步筛选，“大公报文艺奖金”各评委在杨振声家里聚会，朱自清在这天的日记里记道：“早访杨君家，为评文学奖金开委员会。林徽因与叶公超盛赞《画梦录》。公超称之为中国最早之散文，林称之为较《日出》一剧更为成功之佳作。又谓《日出》主题及片段皆好。失败之处在于其中杂乱无关的东西颇多。”1937年5月15日，《大公报》公布获奖结果：“其得全体委员过半数推荐之当选人及其作品披露如次：曹禺（戏剧《日出》）、芦焚（小说《谷》）、何其芳（散文《画梦录》）。”据熟悉内情的卞之琳回忆说，正是由于林徽因的力荐，何其芳的《画梦录》才得以获奖。这个细节，足见林徽因此时在京派内部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从1930年返回北平到1937年出任“大公报文艺奖金”评委，7年的时间里，林徽因以极高的文艺天分，不嫌繁难，以热情而无保留的支持和天然的凝聚力，参与并且见证了京派这个群体从无到有，再到日渐蓬勃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和她的北总布胡同三号也发展成为京派的一个文化符号，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萧乾称其为“京派灵魂”的说法实在也不算过誉。

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学评奖，“大公报文艺奖金”在文坛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以及社会认同。曹禺、何其芳、芦焚因这次评奖声名远播，一时间洛阳纸贵，他们的作品为更广泛的读者所熟知。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趁热打铁，在《大公报》上刊登了出版获奖作品的公告：“敝社成立以来，于文艺书籍之刊行，不遗余力，所有作品，无论著译，均属一时上选，信誉久著于读书界，此次大公报举办文艺奖金，其第一届年度奖金之当选作品，均由敝社出版，其受批评界读书界之推重，可见一斑。”至此，“大公报文艺奖金”不但圆满地实现了一个文学评奖活动最基本的目的——评选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此次评奖的评选权基本在京派作家手中，它也几乎因此而被所有人认定为京派内部自说自话的文学评选，但实际上，京派同人并没有把它看作一次内部的小团体活动。相反，从最初的筛选，到最终的结果，整个评奖过程中，评奖委员会都坚持以作品说话，所有的论争都停留在作品本身，并没有让除作品以外的因素过多地掺杂进来。

用萧乾的话就是：“至少我们原本的出发点并不想把它搞成为京派奖金。”

举个例子，文学作品评奖委员会在初评和复评时，曾经一致议定将戏剧奖颁给曹禺的《日出》，将散文奖颁给何其芳的《画梦录》，至于最重要的小说奖，则一致同意颁给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左翼作家萧军的作品《江上》。一个被“板上钉钉”为京派内部评奖的活动，把最重要的大奖颁给一个左翼作家，只此一点，足以说明作为一个群体的京派文人的理想和抱负——和推动文学发展的初心相比，派别之争实在不是他们的关注点。他们关注的，是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是成就文学自由发展的宽容与包容，还有就是身为文人的君子风度。

遗憾的是，这个只忠实于作品的理想，在当时的环境里并不容易达到。1937年3月，在初评结果出来后，萧乾委托巴金前往打听萧军本人的意向，萧军第一时间表示了拒绝。巴金后来在给萧乾的信中忆及此事时说：“关于‘文艺奖金’，最初决定给萧军的《羊》（巴金此处回忆与萧乾、朱自清有出入），你要我去问萧军是否愿意接受，萧军不愿，这才改为给芦焚的《谷》。”萧乾也表示：“他通过巴金向我表示不愿接受，所以才改给芦焚（师陀）。”拒绝的原因，萧军虽没明说，但联想到萧军的左翼色彩，其实也不难理解。萧乾在回忆沪版《大公报》往事时，曾说：“《大公报》刚到上海开馆时，基本上是一家北方报纸，当时上海的左联作家也不愿或不屑同这家报纸发生联系。”从这个角度而言，正是左翼文学旗帜鲜明的立场，将“大公报文艺奖金”淡化文学派别的起点推向了一个壁垒分明的终点。

这个结果对评奖委员会成员来说，应该是一个初听来在意料之外，细思量又在情理之中的结果。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下，与国共两党纠结而持久的党争、政争和一触即发的民族战争同步，左右之争也随之日趋激烈，丁玲对沈从文的不解、轻蔑，萧军对文艺奖的婉拒，不过都是时代之于个人的投影。一直试图疏离政治与革命的京派自由主义文人，实则未曾有一日能离开政治与革命。在群起而追随、而仿效的普罗文学的大潮面前，他们成为无可争辩的落伍者。面对种种质疑和划清界限的表达，是站在对立面，索性不相往来，还是收拾起情绪，继续不偏不倚？是追随时髦，当文学的弄潮儿，还是忠实于自己，做一个落伍的思考者？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是摆在所有京派文人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成为追随他们人生始终的一个大命题。面对这个问题，林徽因又一次站了出来，替她的京派同人做了回答。这一次，她是借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