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日，林徽因与梁思成辗转抵达长沙，一路“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金岳霖后来追记这次旅途：“没遇到大不了的困难，但通常的困难就已经够呛了。我们绕来绕去到了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已是10月1日了，联合大学11月1日开学。”尽管金岳霖已经是轻描淡写，但足以看出流亡途中的辛苦，而这仅仅是开始。

南迁到长沙的林徽因与梁思成暂时租住在在小吴门火车站附近的韭菜园教厂坪134号。那是一座两层的灰砖楼房，房东住楼下，后面有一个狭窄、阴暗、潮湿的天井。车站在战时历来都是最容易被攻击的目标。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里也说：“火车可以说是从我窗下过去！所以空袭时颇不妙……”不过说归说，在心里，他们并不真的以为有朝一日炸弹会落在自己家里。战争于他们，当时还只是意味着南迁路上的风尘仆仆和日渐局促窘迫的生活条件。对此，他们都给予了最积极的回应。百无一用是书生，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心里，或者这也是和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的方式。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回忆说：“过去在抗战以前，我们家里有厨师、保姆，照顾我们的生活什么的，现在她全部要承担这些工作，但对他们生活的变化，我觉得他们好像一点都没有抱怨的情绪，好像觉得这是他们应该学的。”林徽因第一次学着自己动手做饭。有一次，她烧了一壶水，等了半天不知道开没开，就去问梁思成，梁思成哈哈大笑地说：“你连水开了没都不知道。”林徽因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梁思成笑说：“我当过童子军，野营时烧过开水。”

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临危受命，共同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这时聚集起许多旧日故交，他们像往常一样出入于林徽因家中。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说：“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们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聚会散去，大家总要齐声高唱救亡歌曲。“歌咏队”里男女老少都有，梁思成这时又做回了“乐队指挥”，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梁再冰回忆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的严格要求的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我心中。”

然而，长沙的家也只维持了两个月。战火已燃遍大江南北，一寸山河一寸血，国军进行了惨烈的抵抗，仍无法遏止日军的进逼，淞沪会战、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国军节节败退。上海沦陷后，日军一面围攻南京，一面派飞机沿长江一线向西展开远程轰炸，长沙自然不能幸免。林徽因一家在长沙火车站的家，很快就遭到了轰炸。

1937年11月24日下午，大批日军飞机突袭长沙。这是长沙首次被炸，中弹地点恰在小吴门火车站附近。由于事先没有警报，梁思成误以为是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到了，这些飞机很可能是为保护人民大众和流亡的知识分子特地在长沙上空守航，于是怀着一份感动跑到阳台，手搭凉棚对空观看。只见几个“亮晶晶的家伙”从飞机肚子里喷射而出，不偏不倚，往自己住处袭来，他只感觉头顶嗡的一震，炸弹就轰然落在了身边，随着一团火球腾空而起，梁思成本能地折回屋里抱起8岁的女儿梁再冰，屋里的林徽因望着窗外的火光愣了一下，也顺势抱起5岁的儿子梁从诫，并搀扶着母亲，往楼下奔。就在这时，离得最近的炸弹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将抱着孩子的林徽因抛到空中，又摔到地上。整座楼房开始轧轧乱响，发出地狱般断裂的声音，坍塌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劈头盖脸砸向携老扶幼的一家人。“爆炸震得地板颤，墙上的白灰像面粉一样倏倏剥落”，很多年后，已是70岁老人的梁从诫对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还记忆犹新，他说：“至今我仍能听到那下雨般碎落的玻璃声，和满地五颜六色的碎玻璃。”那响声是如此刺耳，以至在那之后很长时间里，梁从诫一看到彩色玻璃就心悸。

等他们冲出旁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又一架轰炸机开始俯冲。极度惊恐疲惫的林徽因和梁思成绝望地停了下来，梁思成伸出手臂，把一家人抱在一起，要死就死在一起，省得留下孤单的一两个人活着受罪。出乎意料的是，这颗离他们只有几十米的炸弹，竟奇迹般地没有爆炸。林徽因一家死里逃生。

轰炸结束后，听说此事的教育界、学术界同人结伴前来探望。和梁思永共同主持过殷墟发掘的石璋如回忆道：“去到梁家，看见小楼的楼梯被炸毁了，还挂着东西，但是没有楼梯上不去，很惨。家眷幸好躲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事情。另外一件惨事就是在路上发现不知从哪里来的、还穿着丝袜的女人大腿断肢，真的很惨。”

当晚，无家可归的五口人挤到好友张奚若租住的房间。两家的孩子懵懂不知，立刻忘情地玩儿在了一起，林徽因和梁思成匆匆赶回被炸的房子去挖劫余的东西。当梁思成回到被炸塌的房前，发现在一块残垣断壁上，有一个人形的清晰血印。据目击者称，此人被炸弹的冲击波平地抛起后，重重掼在墙上，又摔在地上，留下这个鲜明的血色印记。可想而知，人已是血肉模糊。

战争的惨烈、残酷，开始真正展现在高门宅院里成长的林徽因和梁思成面前。

长沙是不能再待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决定前往昆明。被炸当晚，在张奚若一家腾出的狭小的陋室，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信说：“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此处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健全到可以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至至今我们还是‘战争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去呢。有朝一日连那地方也会被轰炸的，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长沙的冬季阴冷潮湿，临行前林徽因感冒了，躺在病床上时冷时热，情绪也变得低沉。在给沈从文的信里，她倾诉了自己对长沙阴冷霉湿的天气的难耐。

焦虑着久病的身体，低效率的工作、生活，甚至于让她想到生死。

她还担心旅途的盘缠，全家的开支。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北总布胡同三号的生活已经像一个遥远的梦，眼前只有病困交加，再严酷不过的现实。林徽因和梁思成又一次收拾起行装。此时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改设在湖南南部衡山圣经学校分校，相当偏僻，当日的报纸总要在两三天后才能送达。一路上要先坐车到湘潭，再渡船过湘江，然后从南岳小镇步行，随着行李担子爬上山，圣经学校分校就掩映在一片茂林修竹间。临时大学校方要求30余名教职工和大约200名学生尽快赴南岳上课。12月1日晚，吴宓与李赋宁、陈慈、张婉英、赵世燕等师生携行李冒雨赶往长沙火车站，欲乘过路火车赴南岳文学院。原定于当晚11点钟到达长沙的列车，次日凌晨5点还不见踪影。他们不得已只能回到本校，等待下一次乘车的机会。1937年12月4日，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之迈与未婚妻黎宪初于潇湘酒家宴请林徽因夫妇以及顾毓琇、吴宓。离别在即，前途不明，再不是往日的言语晏晏，推杯换盏，酒桌之上，大家并不多话，只是互道珍重，各自星散，心里皆是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的恓惶。

1937年12月6日，吴宓挤上火车赶往临时大学设在衡山的南岳分校。

12月8日凌晨，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家5口搭乘一辆超载的大巴车离开长沙，转赴昆明。在同批南下的知识分子中，他们是最先去昆明的。同路没有熟人，连最亲密的“家庭成员”金岳霖也因为组建联大哲学系而远在衡山的南岳分校，音讯阻隔——他是在长沙被炸一星期后才得知消息，林徽因一家启程往昆明后，金岳霖又在衡山滞留了五个星期。落单的老金六神无主，写信给费氏夫妇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

12月9日，启程前往昆明的第二日，林徽因一家抵达沈从文的故乡沅陵。从满目焦土的轰炸中逃离出来，冷不丁扎进这独属于湘西的、如世外桃源一般静谧的风景，林徽因满心欢喜，提笔给沈从文写了封长信。

林徽因就这样在寒冷的天气里搂着一双儿女，一路欣赏着沈从文笔下描述过的湘西美景。只是，这种美好的情绪并没能持续多久。行走到湘黔交界的湖南小城晃县时，旅程突然中止，他们被告知，所有的大汽车都已被征用，普通乘客只能无限期地等待，又赶上林徽因身体不支，肺炎发作，高烧不退。阴雨的夜晚，为了投宿，他们抱着孩子，搀着老人，沿街一家家探问。可就连县城里很脏的小旅馆全都挤满了难民，一间空房也没有。走到一家茶馆时，林徽因打起了寒战，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茶铺老板却连让他们打个地铺都不肯。焦灼的梁思成束手无策，就在这时，忽然听见附近传来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不由心中一动，寻琴声而去。在漆黑的雨夜，他贸然敲开那间传出琴声的客栈房门，见到8位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国空军学校笕桥中央航校第7期的学员，奉命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好几天。其中几位，包括拉琴的青年，都是梁思成的广东同乡。当梁思成说明来意，青年们立即把房间进行了调整，用薄木板为逃难中的梁家隔出了一块栖身之地。此时林徽因发烧已到40摄氏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幸亏旅客中有一位留学日本的女医生。因为没有抗生素，那位女医生按照病理开出一些能在当地买到的中药，让梁思成煎给林徽因吃。林徽因休养了两个星期，方才康复。那间用木板隔开的小屋子，是最好的战时底层生活的观察哨。林徽因躺卧在那里，听来了许多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有可憎的当地妓女，有骂骂咧咧的赌徒，有山东口音的军官以及气质各异的司机。那些司机很喜欢和妓女赌博喝酒，用来补偿白天在危险的长路上开车的寂寞。林徽因听不太懂他们的方言，不过确定的是，大部分谈话与战争无关。

战争将梁思成和林徽因与引车卖浆、贩夫走卒裹挟在一起，也使他们和平素从无交道的飞行员结下深厚的情谊。梁思成把他们到昆明后的住址告诉了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日后都把梁林夫妇视为他们在他乡唯一的亲人。

旅程重新开始。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信说：“……我们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点，摸黑抢着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长途车，到早上十点这辆车终于出发时，已经挤上二十七名旅客。这是个没有窗子、没有点火器、样样都没有的玩意儿，喘着粗气、摇摇晃晃，连一段平路都爬不动，更不用说又陡又险的山路了。”当这部喘着粗气的汽车行驶到以土匪常出没而闻名的贵州“七十二盘”山顶时，居然没有汽油了。那是1937年的平安夜，他们身处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梁思成和林徽因拉着孩子冻僵的手，沿着山路徒步前进。不知走了多久，才走到一个峭壁边的孤村，见到有昏弱的灯光从农户的窗子里透出，他们油然而生的念头是——“屋子里一定很暖和”。林徽因对梁思成说，这该不会就是平安夜的礼物吧？

1938年1月，历经波折，林徽因一家终于抵达昆明。原计划“十天艰难的旅行”整整用了39天时间。两个月后，当林徽因回顾这段途程时，感慨不已，她向费慰梅倾诉，一路行来，看到“玉带似的山涧、秋天的红叶、白色的芦苇、天上飘过的白云、老式的铁索桥、渡船和纯粹的中国古老城市”，“使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心疼”。“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1938年的早春，这句话道出了战时所有读书人的如焚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