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提起中国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曾有这样的感触：“以美英自由主义为背景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中国人都是爱国的……当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即在1942—1946年回到中国时，我们发现他们都在西南……他们历尽艰辛并幸存了下来……继续尽其全力……在内战和革命时期，为他们的祖国效劳……他们是遭受灾难的一代，但绝不是湮没无闻的一代。”

这里的“他们”，自然是指林徽因、梁思成等京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费正清的这段话其实道明了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文化的价值和爱国情感，而这两者的结合只有在抗战期间才看得最清楚。抗战的爆发掀开了他们在静好岁月中也许永远没机会展示的内心，所谓的坚韧、挺拔、民族大义以及爱国情感，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于他们，是踏踏实实的一颗中国心。就像林徽因的有感而发：“……我们对于战时的国家仅是个不可救药的累赘而已。同时我们又似乎感到我们可用的力量废放在这里，是因为各方面缺乏更好的组织来尽量采用……我们该怎样活着才有法子安顿这一副还未死透的良心？”和那些激昂的宣言相比，林徽因的感慨无疑低调了许多。但事实是，为了“安顿这一副还未死透的良心”，她心甘情愿付出她所能付出的一切，甚至搭上了半条性命。

这番话说于1937年10月的流亡途中。因为不愿做沦陷区的顺民，1937年9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开始了南迁的艰辛长途。而实际上，他们心灵的痛则始于更早的时期。梁思成出生于1901年，林徽因出生于1904年，他们自出生就遇上外辱不断、祸乱不断的时代。就像他们的老友金岳霖所说：“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朝气蓬勃的时代，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时代已是这样的沉重，家族背景更强化着他们的忧患意识。梁思成小时候是听着父亲梁启超讲南宋大臣陆秀夫在元军的追击下背负着幼帝赵昺投海的故事长大的。林长民以学者之身参政，虽是个失败的例子，但他振臂高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的情景，对年龄尚幼的林徽因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警醒。书香门第、艺术氛围可以冲淡政治，但从来不能使他们对民族危机无动于衷。后者是点点滴滴镌刻在心底的，“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亡国，怕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怕当亡国奴”，最盼望的就是“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不受列强和异族的欺压”。这是梁思成心里的声音，也是林徽因心里的声音。怎样不当亡国奴？林徽因和梁思成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念，以传统“读书人”的情感，进行着自己的理解。

首先是于1931年离开沈阳。虽然舍不得在东北大学创下的事业，但他们更不能容忍日本侵略军的剑拔弩张。日本人每年一次“攻占城市”的挑衅性演习成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沈阳岁月的痛苦经历。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最终放弃了基础初定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回到北平重新开始，同年9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

1935年秋，日军全面侵华已迫在眉睫，迫使国立大学做南迁的准备。清华大学把科学仪器打包装箱，教职员被通知归还图书馆以为重要的书，学生在书架之间进进出出，费正清伤心地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图书馆正在烟消云散。”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开始整理个人的东西，面对日益逼近北平的炮火，林徽因无法再从容谈笑，她说：“如果我们民族的灾难来得特别迅猛而凶暴，我们也只能以这样或那样迅速而积极的方式去回应。当然会有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握着空拳，却随时让人威胁着羞辱我们的‘脸面’。”

1935年11月12日，日寇下令《大公报》无限期停刊，并以《联合亚洲先驱报》取而代之。林徽因接到《联合亚洲先驱报》的约稿，又听说大约有50个中国人在为该报工作，不禁愤怒地责问：“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梁思成把报纸扔进火炉，林徽因气犹未平，写信给沈从文道：“这日子如何‘打发’？我们这国民连骨头都腐了！有消息请告一二。”

1937年7月7日，林徽因、梁思成发现并证实了佛光寺是唐代木构。山中一日，人间千年，没有电话也见不到报纸的他们，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7月12日，他们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看到旧报纸，才知道5天前，当他们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狂喜中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行4人忧心如焚，徒步到同蒲路中途的阳明堡。彼时津浦路、平汉路已被日军截断，梁思成恐平绥路一断，归期难测，又怕已获取的珍贵资料万一有闪失，于是决定让纪玉堂带上图录、稿件返回太原，向山西省政府报告考察成果，同时等候返回时机。梁思成、林徽因和莫宗江则出雁门关，坐平绥路火车这条唯一的归途，星夜兼程赶回北平。回到北平，国民党将领宋哲元的部队已经把战壕挖到北总布胡同的胡同口。林徽因用大而整齐的字体给正随梁家姑姑在北戴河度假的女儿写信：“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对梁思成、林徽因以及所有生活在北平的教授学者而言，尽管已处兵临城下、性命堪忧的危局，此前也一再权衡去留，然而他们心底最强烈的愿望仍是留守在北平。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面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学术根基初定，大师云集，往来鸿儒，对他们而言是天堂一样的所在，离开，哪里是轻易能做出的决定。吴宓就曾在日记里立志：“盖宓之意向，欲隐忍潜伏，居住北平，静观事变，置身局外，苟全性命，仍留恋此美丽光明之清华、燕京环境，故不思他去，不愿迁移，不屑逃避。”

当然，“不思他去，不愿迁移，不屑逃避”，原因除了感情上的依恋，还有道义上的不忍。个体的命运在一整座城池的存亡、在家国命运面前，实在是微乎其微的存在，相比弃城而逃，与北平城共存亡才是他们的价值归属。沈从文在1937年7月15日写信给大哥沈云麓：“目前似乎随时可以扩大至成全面战争，各城每日均关上，唯开放一会儿，入晚恐浪人便衣队起事，八时天尚未黑即戒严，大街小巷不许通过。大街上都是沙袋战壕，并有机关把守，各路交通断绝，欲离开此大城者亦苦无法可走。市面萧条，人心沉郁，但一切尚安定，似明知惊惶无益，反而坐镇不动也。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因百二十万市民与此城同存亡，个人生命殊太小也。”钱端升、周培源、叶公超、朱自清携全家大小10多口人，一起住进北总布胡同三号，与梁思成和林徽因商量决策，相约以行动支持北平守军，“与城共存亡”。

在1937年的危难之秋，“与城共存亡”，是决心，更是期望。人人都寄希望于政府和军队，盼望国民政府和日军来一次真正的正面交锋，进而将日军一举击退，赢得胜利。就像林徽因给女儿的信里所说的：“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只是没想到，几天之后，把战壕挖到胡同口、扬言要和日军对抗到底的守军悄无声息地撤走了。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日军一枪未放，占领北平。继而，天津守军、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忍痛弃守天津。日军乘势反攻，地处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校园内弹如雨下，黑烟滚滚，大火烧了一天一夜，宁静的南开园化为一片焦土。

一夜间，所有人的命运都被改变。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里记录：“北平沦陷的那一天，早上八点多钟，不少人都走出自己的小院子，来到大院子中，互相询问着，互相议论着，……大家都没有一个准主意……那个人终于来了，送到大家手中的，不是一份报纸，而是半张报纸，大标题印的是：二十九军撤退保定，张自忠代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大家心都碎了，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同院住的一位东北籍的小学女教师，立刻号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道：‘这可让我逃到哪里呀？这可让我逃到哪里啊？’”

天崩地裂，前路惶惑。“这可让我逃到哪里去？”成为很多人心头的哀鸣。

冯友兰、吴有训在南迁途中意外碰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熊佛西。熊佛西喜欢养狗，他说起许多狗的故事，北京有许多人都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忍痛抛弃。那些狗虽然已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离去。冯友兰当即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

执意要留在北平的吴宓和陈寅恪，接到日本人发来的邀请函，不得已决定别京他去：“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而他适矣。”

1937年8月25日，日本宪兵约见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日本宪兵辩驳。两天后，日人又到图书馆索取中俄划界地图，并就地图一事询问清史专家孟森三个小时。

同年8月，梁思成接到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出席会议并发表对“东亚文化共荣圈”的看法。

不愿做日军统治下的顺民，更不愿做沦陷区的亡国奴、汉奸，只能做流亡的“白俄”。不过月余的时间，走，变成大部分人唯一的选择。

北平沦陷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1937年8月28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分别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函，指定三校联合以长沙为校址组织临时大学，三校校长为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1669号令，宣布成立两所临时大学，一所设在长沙，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组成，另一所设在西安。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先后赶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三校教职员工及学生或结伴而行，或孤身一人，纷纷撤离。日军对过往行人进行严密的盘查，尤其针对学生和知识分子，三校同人间彼此相遇时也只是匆匆点头或装作不认识，擦肩而过。随着战争迅速蔓延到中国各地，空前悲壮的大流亡开始了。京、津、沪、宁、杭各地的大学，或西迁，或南渡，纷纷向后方转移。到1941年，战前114所大专院校中有77所迁往内陆。逃难的人群如潮水，向着内陆的南方地带汹涌而去。

南下大潮中，也有少数人选择了留下。

按照南京政府迁移纲要，时局危殆，政府资金短缺，整个华北地区除南开大学之外的私立机构院校，包括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著名私立大学、私立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朱启钤自己筹资建立的民办机构中国营造学社，自然属于国民政府“弃之不顾”之列。无奈之下，梁思成、刘敦桢和营造学社老社长朱启钤商量暂时关闭营造学社。因为事出仓促，他们先将重要图籍文物分别检束寄顿，贵重图籍仪器及历年工作成绩，一部分寄存中山公园，一部分运存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所定提取手续，需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位名叫林行规的律师共同签字，三人缺一，不能开启。梁思成和刘敦桢南行，于长沙组织临时工作站，研究调查西南古建筑，并与中央研究院合作。而朱启钤却没有离开的意思，他要坐镇北平，守着眼前这座老城。他对自己任内外城警察厅厅丞时的换帖兄弟、当年北京警察厅督察长、同仁堂当家乐达义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别的都不担心，就担心北平这座古城。北平就像一个珠宝店，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且无可挽回。

朱启钤说，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都难逃500年一轮回的大劫之灾，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结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

要守护同仁堂的乐达义和朱启钤一起选择了留下。沦陷期间，相传朱启钤的这位拜把子兄弟对提出合股经营的日本商人大笑一声说：“谢您了，可是同仁堂不缺钱。大清朝廷还欠同仁堂十八万七千多两银子，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三十四吊制钱没还呢，我们都懒得要。宣统现在成了满洲国皇帝，您要是能让他把这笔银子还给同仁堂，我一定好好酬谢您。”

留下的还有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陈三立在“七七事变”后表示，绝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陈三立必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日军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陈三立永远地留在了他想留的位置。

清史专家孟森身染沉疴，难以行走。郑天挺临行前辞别孟森：“他当时已患胃癌，生命垂危，但他见到我，尚以病榻日记相示。日记中无时不以国事为念，并以诗讽刺郑孝胥。临别时尚执手殷殷，潸然泪下，我深受感动，为之动容。”1937年冬，孟森病逝于北平，享年69岁。

1937年，接到署名“东亚共荣协会”请柬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仓促决定即刻离京。梁从诫回忆说：“日本人进城了。父亲收到一个什么‘东亚共荣会’之类的请柬。父母知道，除非当汉奸，北平已不可留。民族的气节使他们毅然抛下这个温馨的家……”20世纪30年代的北总布胡同留下了太多东西，一朝结束，能带走的几乎无已，林徽因跟费慰梅念叨：“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钟头了。沿着生活的轨迹，居然积攒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看着这堆往事的遗存，它们建立在这么多人和这么多的爱之中，而当前这些都正在受到威胁，真使我们的哀愁难以言表。特别是因为我们正凄惨地处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之中，前途渺茫……”她还向沈从文倾诉：“东西全弃下倒无所谓，最难过的是许多朋友都像是放下忍心地走掉。端公太太、公超太太住在我家，临别真是说不出的感到似乎是故意那么狠心地把她们抛下，兆和也是一个使我顶不知怎样才好的，而偏偏我就根本赶不上去北城一趟看她。我恨不得是把所有北平留下的太太孩子一块儿走出到天津再说……”

万般不舍，也只能舍下。

出发前夜，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登门求助。他担心放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大约50毫克放射性镭被日军发现并抢走，这份极其珍贵的高能物理材料是他从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成归国时，知名物理学家卢瑟福博士特别赠予他的。如果落到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心急如焚的赵忠尧想起梁思成有一辆雪佛兰小轿车，决定找他帮忙，一同入清华园取回。黄昏时分，梁思成和赵忠尧二人开车出城，冒着生命危险一路狂奔入清华园，到人去楼空的实验室取回那50毫克镭，再趁着夜色悄悄驶出清华园，返回城中。在一个偏僻的胡同口，赵忠尧向梁思成道谢作别，天明时分，他找到一个咸菜坛子，把装镭的铅筒放在咸菜坛子中，自己打扮成老百姓，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起向长沙进发。一路上，为躲避日军的盘查，他昼伏夜出，只挑人迹罕至的荒野小路走，风餐露宿，几乎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形影不离。经过一个多月的行走，他总算到了长沙，原本斯文清秀的大学教授这时已变成一个破衣褴履、蓬头垢面的乞丐。当他手提咸菜坛子来到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时，工作人员竟未加理睬。这位“乞丐”将咸菜坛子慢慢放下，声称要找梅校长单独说话。梅贻琦正从内室出来送客，听到赵忠尧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

当赵忠尧混杂在逃难的人群中时，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南迁之路也刚刚开始。离开北平前，夫妻俩曾前往协和医院做过一次身体检查。常常背部疼痛的梁思成被诊断出患有颈椎软骨硬化和颈椎灰质化症，从此要在衬衣里穿上一副金属背心，用来支撑他的上半身。对于时常要外出测绘的梁思成来说，穿上这件金属背心意味着增加了诸多的限制和困难。比如要完成侧身扭头这样的简单动作，他只能将整个身体转过来，方能观察到身后的情形。梁思成向妻子自嘲说，抗战刚开始，他就穿上防弹背心了。

和梁思成相比，林徽因的病情更严重。医生在她的肺部发现了空洞，警告她目前的身体难以承受迁徙路上的颠沛流离之苦，却不知对林徽因而言，病痛能忍，被异族奴役之苦难忍，哪怕清楚地知道“寿命是由天的了”，她也要义无反顾地去选择。这就是命运吧，从血液里，家族的传统里自带的命运。1937年9月5日清晨六时，林徽因、梁思成扶老携幼，走出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大门，踏上前途未卜的南下之路，同行的还有金岳霖以及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当时的北平城，三面均有日军、日伪军把守，只剩平汉铁路一条通道，而这条紧挨卢沟桥的大动脉因战争爆发被切断，因此逃亡者只能从北平乘火车到天津，再转水路南下。长137公里的京津铁路就成为唯一一条通往自由的生命线。即便如此，这一路途也是生死难料。因为随时会遇到搜身检查，并被盘问去处，一言不合就可能命丧黄泉。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后来回忆在这条铁路线上的情形时，印象最深的，就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

9月5日当天，林徽因、梁思成到达天津。梁家位于天津的意大利租界的房子成了他们临时的避难所。一家人在这里稍事喘息，处理了一些未尽事宜。梁思成把他此前用英文写就的几篇关于古建筑的学术论文寄给费慰梅，请她设法在国外发表，并附上一张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总之我们都是好好的，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到达天津，将要坐船到青岛，从那里再经过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其间的空袭要尽可能的少。到那时候战争就打赢了，对我们来说永远结束了。”

10多天后，林徽因一家登上停泊在塘沽的“圣经号”轮船，启程前往青岛，同行有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望着眼前逐渐远去的港口、码头，林徽因和梁思成，以及站在甲板上的每一个人都盼望着回来，盼望用一场洗刷民族屈辱的胜利，重回往日的生活轨迹，他们乐观地以为：“到那时候战争就打赢了，对我们来说永远结束了。”没有人预计到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全国战争，也没有人想到此去经年，他们还要由长沙辗转昆明，最后落脚在一个平生从未听说过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所在，就像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在许多年后回顾这段往事时所说的，他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