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冬的空袭中，同济大学机械科的学生项瑞荣在小坝附近被日本人炸死。噩耗传来，在昆明的流亡师生一片惊恐悲愤。此前打算在昆明地区筹措建校的同济大学开始重新审视这里的安全性，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征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决定改在四川山区寻找一个可以落脚安家的地址。与此同时，对昆明的频繁空袭不胜其烦的傅斯年也在酝酿迁徙。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

李庄是长江上游南岸一个重要的水路驿站，当时属南溪县管辖。它上扼金沙江、岷江、符江河口，下控涪溪与长江汇合点，上宜宾或下南溪都是25公里，镇区为平坝，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这里气候宜人，地形平坦，水陆交通便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水陆大码头。

作为长江上游第一古镇，李庄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僰人时代，距今已有2 400余年。清人翁霪霖在《夜宿李庄》中写道：“入境依然泊夜航，人烟最数李家庄。地沿僰道寻孤驿，江合戎州记一塘。别渚蒿芦秋淡荡，隔堤牛马水苍茫。双渔藉手劳相问，深愧扶筇父老行。”前朝的风尘里，无数赶路的旅人，漂过一重又一重的寒山，夜色里行船至此，望着岸上影影绰绰的树木，行将散去的集市，灯火阑珊处的酒楼、茶肆、书馆、驿站、客栈，暗影里的寺庙、道观，就算是阅世无数，也依然生出“人烟最数李家庄”的感慨。

史语所和营造学社的同人也有同样的感慨。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王利器惊讶地记录了在李庄发现乾嘉大师段玉裁手迹以及各种古迹的经过。

梁思成称赞李庄镇尾那高高挑起的临江楼阁——奎星阁，“是上海到宜宾二千多公里长江江边建造得最好的亭阁”，并把它和旋螺殿、百鹤窗、九龙碑并称为“李庄四绝”。

随处散落遗珍，随处都是历史的李庄让傅斯年惊叹不已：“晚来南溪（李庄），暂获栖止，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后先相踵。”

对李庄来说，这些读书人并不是它的第一批流亡者。明末兵燹之后，经历过战乱的四川“丁口稀若晨星”，荒凉残破、千疮百孔。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奏请川省招流返籍，移民复垦。这以后，“湖广填四川”，李庄迎来各地移民，四方杂处，繁衍生息，形成了号称“九宫十八庙”的古镇格局。由奎星阁踱步而上，就可见到一字排开的东岳庙、王爷庙、张爷庙、天上宫、慧光寺、禹王宫、巧圣宫、川祖寺……雕刻精美，结构巧妙，“颇足傲于世”。

庙多香火盛。旧时，每逢农历子、卯、午、酉年的3月27日，也就是传说中东岳大帝的生日，镇上都要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东皇会。李庄人会给众神做身新装，高高抬起，环游全镇……待到神像回庙，山门前的戏台早已摆开阵仗，那是乡民们一年一度最期待的热闹。

1940年冬，东岳庙的神像被抬出，再也没有被抬回来。这一年的冬天，同济大学经历6次迁徙，最终落脚在李庄。乡民们将几所庙宇里的神仙、菩萨统统请了出去，用滑轮吊出，集中安置。冒着被族人指为“数典忘祖”的非议，乡绅们还各自捐出自家的祠堂，祖先的牌位则被移到各个支祠。这在当时，不啻为石破天惊——专管着一方土地命运的“神仙”、祖先被请出正殿，手执教鞭的师长和莘莘学子则高坐前堂，崇文重教的李庄人用自己的行为朴素地向世人诠释着，“师为重，神为轻”。

摧枯拉朽的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中，数千年耕读文化的基因仍然顽固地在他们的血液里传承。

其实，同济大学迁校，最初的选址并非李庄。赴川前，同济大学方面曾委托校友——四川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钱子宁代为寻找新址。钱子宁托人到处考察。彼时宜宾、泸州等市区内迁机构如过江之鲫，人满为患，已无立足之所。宜宾南溪县有条件和能力，但不肯援手，理由是“小庙供不起大菩萨”，恐数千人迁入引发物价上涨和社会动荡。左右为难之际，消息传到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乡绅罗南陔处。罗南陔自幼聪颖，勤功书史，擅书法金石，长于交游，在当地有“小孟尝”之称，是难得的开明乡绅。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同大系著名高级教育机关，政府非常重视，千里流亡，亟待整理。且该校迁来之后，对于地方文化、经济、卫生各方面均属裨益不小”。

然而，那时李庄核心区方圆不足1平方公里，人口约3 000，经济以码头商贸为主，南溪县担心的物价上涨、社会动荡确实是李庄不得不面临的问题。1940年8月的一天，罗南陔在李庄羊街8号的府邸约请代理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以及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张访琴等乡绅、袍哥同聚，商议同济大学来李庄一事，结论是利大于弊。几天后，李庄派人乘船到宜宾请钱子宁。经初步洽商，罗南陔代表李庄向同济大学发出一封16字的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短短16个字，改变了这个小镇的历史命运，也让流离中的读书人感受到了雪中送炭的温暖。

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后来说：“父亲去李庄，都是通过张官周、罗南陔、张访琴等人，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根本不会搬到李庄。”

1940年8月，教育部下令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从昆明迁往南溪县李庄镇。营造学社也随之一同入川。林徽因和梁思成内心并不十分情愿，对饱受战火煎熬、不停搬迁的他们来说，这又将是一次艰难的跋涉，也意味着要和相交多年的朋友再度离散。梁思成为此专门写信给费正清诉苦。

梁思成的书信代表了许多学者的心情，颠沛流离却无可奈何。离开了史语所的大批藏书，营造学社的一应研究就无法展开。窘迫的现实没有给林徽因和梁思成更多的选择，他们只能随史语所一同入川。

就在梁家又一次开始收拾行装时，一个噩耗从敌占区传来，上一年夏秋间海河大水，天津城区被淹，营造学社保存在天津租界英资银行地下室的测绘稿、底片惨遭洪水浸泡。抗战以来辗转几千里的逃亡途中，林徽因和梁思成几乎丢掉了所有的家当，而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一张也没有遗失。只有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和一些珍贵的文献，被存在了他们以为最安全的地方，谁知却毁于一旦。林徽因和梁思成失声痛哭。

梁再冰回忆说：“从来我这辈子都没有看到过我父亲流过泪，他是不哭的，我从来没看过我父亲哭。但是这次听到这批照片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伤心得不得了，我父亲当时都哭起来了。”

后来，留在北平的朱启钤将学社资料从天津取出来，带领乔家铎、纪玉堂等将已泡毁的测绘稿逐页晾干，裱在坐标纸上，找到赵正之，请他将一些重要的测绘稿描下来。底片已毁，朱启钤将过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思成和刘敦桢。

多亏了这些资料，梁思成和刘敦桢在李庄的研究工作才能够继续进行。

1940年10月25日晚，住在龙头村的林徽因、梁思成邀请金岳霖、曾昭燏等到家中吃饭，算是告别的晚餐。席间，众人尽量避谈离别的伤感，只讲历史传奇、花边新闻。在林徽因的“诱导”下，一席人“谈鬼至深夜”，直至天光微亮才各自散去。

1940年11月，梁思成被任命为中国营造学社社长，营造学社从此正式附属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1月29日，4个机关的人员和家属坐着带篷卡车分批从昆明出发。临行前，梁思成因足部患破伤风，不得不留下治疗。林徽因只好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跟随大队人马一起先行出发。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上有70岁的老翁，下有咿呀学语的婴儿。空间逼仄，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裆式”，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那时的卡车，汽油配给很少，有的用酒精做燃料，甚至还有烧木炭的，启动不易，速度甚缓，途中经常抛锚，有民谣记之：“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全车人就这样在颠簸的车厢里苦熬时日，其中困苦，难以备述。1940年10月21日，先于林徽因往李庄的董作宾在给石璋如的信里说：

董作宾的夫人有先生同行，尚且无法抵御旅途的颠沛。可想而知，林徽因一人，以单薄之身，担起照顾全家老小的重责，一路上经历了何种艰辛。行走到威宁时，梁从诫生病发烧，林徽因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梁从诫求医问药。“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围着车厢嗥了半宿。”由威宁到毕节，逗留三日，梁从诫高烧不退，林徽因不得已使用当地土法，将鸡蛋放在中药里煮，而后在梁从诫额头揉搓，果真有点效果。买药时，经过文庙改成的学校，林徽因想带梁再冰一同进去看看里面的古建筑，奈何梁再冰坚决不肯，母女俩僵持在门前，互不让步。林徽因忍不住对女儿发火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要参观，一定要看看这地方的县政府、重要机关、学校、孔庙以及街道布置法、城墙的建筑法才对，并不是单看看铺子卖什么东西就算完事的。”梁再冰事后分析原因说，母亲之所以恼火是因为父亲不在身边。“我相信那天要是我父亲在，他们俩一定进去大大考察一番……”

没有梁思成在旁的林徽因，变成了孩子眼中易怒的母亲。孩子却很难想到，在他们看来无所不能的母亲，不过也是个病弱的女子，他们更无法体会，这一路之上，寒风苦雨，她内心深处的孤单、恓惶和无助。

迁川路途上的艰辛，不仅是人的颠沛流离。俗语说，搬一次家如失一次火，对于南渡的机构，尤其是史语所，每一次的迁徙都意味着图书、古籍、文物的再一次打包、运输。如何将上百箱物品安全无虞地送到目的地，这是个巨大的挑战。1940年11月23日，史语所的货物行经宜宾改水路转运时，因驳船超重颠覆，140箱珍贵书籍尽数滑落长江。江流湍急，当地船队得到通知立即赶往下游截阻打捞，不幸中的万幸是所有的木箱最终都被打捞上来，但书籍遇水，受损已是无可避免。三年后，梁思成因此而被误会损坏了史语所的藏书，史语所为此还特意致函梁思成，提醒他珍惜图书。

爱书如命的梁思成接函后，当即挥笔疾书，为自己正名。

都说战火中文脉不断，衣冠南渡，然而自北而南，这一路的迁徙奔波，最终觅到一张安稳的书桌，无论于人于物，都已是惊人的折损与耗费。

1940年12月13日，经过半个月的跋涉，林徽因独自一人把母亲、两个孩子带到人地两生的李庄，她自己却再也支撑不住。入川后不久，林徽因肺结核症复发且病势凶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缺乏起码的医疗条件，不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这是梁家从未有过的凄清的日子。两个孩子看着母亲挣扎在病痛中，既担心，又害怕，以为母亲随时会离开他们，常常在背地里哭。每次有船到李庄，梁再冰和梁从诫便会到码头，翘首以盼，等待爹爹的到来。但是爹爹迟迟未来。在日记里，11岁的梁再冰写道：爹，你为什么还不来。明天是除夕了，后天是元旦，我靠在桌边，心里很想念爹爹，希望他明天或后天来到这里。

1941年4月14日，梁思成终于从重庆抵达李庄，他后来给费正清夫妇写信说：“发现徽因病得比信中告诉我的要严重许多，家徒四壁，混乱不堪。徽因重病数月，卧床不起，令我十分痛心。”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回忆这时的母亲说：“她的病情一天天沉重，却得不到像样的治疗。眼看着她消瘦下去，眼窝深陷，面色苍白，几个月的工夫，母亲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焕发美丽的面容，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地咳喘的病人。”1940年秋冬，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先后抵达李庄，李庄的“九宫十八庙”悉数被腾出，挪作同济大学各个院系的教研室。同济大学校本部设在禹王宫（今慧光寺），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在祖师殿。乡绅罗用光的一座大院刚落成没有几年，一经磋商就平价卖给了李庄小学，李庄小学的原校址祖师殿则腾作同济大学医学院的解剖、细菌实验用地。当地驻军18师的一个团部，经劝说也移迁它处，将地方调给同济大学使用。师生们的住宿靠租赁私房来解决。为了给抱病在床的梁思永腾住处，罗南陔还把已成婚的大儿子一家赶回了乡下。

由于同济大学联系在先，稍迟赶来的中央研究院已无可能在镇上栖身。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搬到了江边的张家祠堂，社会科学研究所分置在镇外的石崖湾和门官田，营造学社在距镇上一公里处的李庄上坝一个名叫月亮田的地方，史语所在离镇上几里路的板栗坳栗峰书院，即镇上望族张氏的祖宅。由镇上往史语所，需爬山上坡，走很远的山路。

因身体原因不能爬山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李庄上坝的月亮田租住了当地老乡张乔英家一前一后两个相连的农家院落，自己翻修改建成十余间平房。前面大院中间的房子作为办公室。梁思成和刘敦桢在当地找了木匠制作了几张桌子、条凳，算是办公用具，又做了几张半原始的白木头绘图桌，作为工作平台，放在那几间四面透风的简陋办公室里。院子左、右两侧分住着梁思成、刘敦桢两家人。进院的几个小房间里住着中国营造学社年轻的工作人员——刘致平、莫宗江、卢绳、王世襄、罗哲文。条件虽然艰苦，但他们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可以恢复工作。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对于长江上游的李庄人来说，来自长江下游的同济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众师生是毋庸置疑的下江人。只是，在李庄人眼中，这些穿长衫、着西服的先生在当时不像是溯长江而上，倒更像是穿越时空而来。一如林徽因和梁思成考察古建筑时所感叹的巨大的城乡差距，李庄和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之间同样隔着上百年的距离。他们的到来，让李庄的样貌登时丰富起来。再不是晨钟暮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机械单调的重复。小镇上，现代化的电灯取代了菜油灯——同济大学迁至李庄不久，工学院即从宜宾架引电线，李庄用上电灯的时间比县城南溪还早10多年。木鱼声、诵经声以及喧闹的市声中，多了琅琅的读书声。舵把子、袍哥议事的茶馆、话事堂里出现了学术讨论，川剧变脸的舞台上开始上演《雷雨》《原野》，供着各路菩萨神仙的庙堂里随处可见各种科学实验。各种脑洞大开的新鲜元素冲击着李庄人的耳目，给他们茶余饭后的龙门阵平添了无数新话题……

“一切需要，李庄供给。”李庄人实现了当初的承诺。罗南陔的曾外孙女阚文咏回忆，母亲罗铭丁生于1938年，外公是罗南陔的六子罗季唐。因为家里腾房待客，多数儿孙都被打发到乡下农场，年龄尚小的罗铭丁因为乡下没有“茅斗”（方便用的卫生设施），甚觉不适。罗家长子罗伯威掌管农场，成天往镇上家里送鸡送鸭，不时喟叹：“父亲太大方了，罗家要被吃空了。”

不过，毕竟是两个世界的人，下江人和李庄人的狭路相遇，有喜，亦难免有惊。1941年年初，一则“下江人吃人”的传言在李庄不胫而走，直搞得人心惶惶，天昏地暗。有人鸣锣驱鬼，有人提议撵走刚搬入的学术机构。传言的开端莫衷一是，流传着多个版本：一说史语所雇工人搬物资，一箱考古头骨滚落，工人不解，遂生疑惑；一说有送菜农民和玩耍孩童进了板栗坳，择他门而出，被传“有去无回”；还有一说，有泥瓦匠在房顶，见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搬入尸体解剖，以为在“吃人肉”。

一时之间，民情汹涌。政府担忧文物和专家的安全，调军进驻，并派专员到李庄南华宫召开紧急会议，下令一有变故，立即镇压。民间越发惶恐。在这一节骨眼上，罗南陔站了出来，这位迁入机构的决策人，在危机面前再次展现了他的开明、决断和举重若轻。罗南陔提议：“人骨头引起的事件，就应用人骨头去解决。他们认为很神秘，就把它公开，请他们看个究竟。”罗南陔的建议得到傅斯年的认同，“堵不如疏，展览会需尽快筹备”。于是，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在偏远的李庄各自举办了科普展览，殷墟的甲骨、商周的青铜器、龙山的黑陶、石器、兵器，乃至引起民众误解的古人类骨骼、骷髅和化石等，一一被展出。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凌纯声亲自解说。此举立即轰动四方。绝大多数为文盲、一辈子活动半径不超10公里的李庄人大开眼界，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扶老携幼，像赶东皇会一般从四处涌来。国共双方的媒体《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都发了消息，远在成、渝两地的学者，如郭沫若、曹禺也慕名前来。“下江人吃人”的谣传不攻自破。村民们增长了识见，消除了疑虑，看到下江人也不怕了，有不少村民去学者家中帮佣或抬滑竿，傅斯年的家佣龙嫂后来甚至跟着他们去了台湾。

第一次，李庄因为这些下江人而轰动全国。那几年，李庄的教育状况是，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直到硕士，所有学业都可以在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镇上完成。寄自海外的邮件、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便能准确送达。李庄成了中国整个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多少年后，甚至还有人评价它是“民族精神的涵养地，传统文化的折射点”。

当初决定接收下江人落籍李庄时，罗南陔曾经预言：“对于地方文化、经济、卫生各方面均属裨益不小。”历史很快证明了他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