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学社安营扎寨的上坝月亮田距李庄镇只有一公里，傍山依水，山上长满了橘树，还有大片的竹林。竹林深处一个院落内有两间低矮、阴暗的陋室，竹篾抹墙为泥，梁柱已被烟火熏得漆黑，顶上席棚日深年久，常有蛇鼠出没，床上的臭虫成群结队；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要节约使用，夜间读书写字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1940年冬到1946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这里生活了6年。6年的贫困、疾病，6年的隔绝，一日日苦捱，其间的挣扎、煎熬，或低沉、苦闷或乐观、豁达的情绪，实在是一言难尽。而林徽因的心血与精力，也在这6年中被消磨殆尽。到了1945年抗战结束，林徽因终于有机会前往重庆就诊，诊断的结果是她将不久于人世。沿循林徽因的生命轨迹至此，有太多辛酸的坚持叫人不忍卒睹。战时的悲壮，绝不仅仅是在前线，也不仅仅是豪言壮语。

在李庄，营造学社作为一家被政府“弃之不顾”的民间学术机构和史语所的附庸，艰难而顽强地生存着。作为一家私人性质的研究机构，迁到李庄后的营造学社彻底陷入困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不再提供补贴，营造学社研究经费枯竭。大约自1941年起，梁思成每年都要到重庆向行政院及教育部申请经费。然而，“乞讨”所得也只是杯水车薪，甚至难以保障学社成员的基本生计。梁思成经过和傅斯年、李济协商，经朱家骅同意，决定将学社主要成员的薪金分别编入史语所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编制内，以维持学社同人的生计。其中，梁思成因为在1934年成为史语所通信研究员，此次转为兼职的正式研究员，其他5人转为中央博物院编制。

物资紧缺，物价飞涨，经济的困窘无处不见。梁思成每月的薪金到手后必须立即买油买米，稍迟几天，这些钱就会迅速化成废纸一堆。所有的储存均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他们不得不斤斤计较于家中现有的一切东西。1941年8月，林徽因写信告诉费慰梅，他们现在“幸运地有了一个又好又忠实、年轻而又好脾气的农村女仆”，却又惧怕于她的精力过于旺盛。“如果在五口之家中只有七个旧枕头套和差不多同等数目大小和质地不同的被单，而街上的白布又是和金叶一样地不可能买到，你就不会喜欢为一半的被单和两个枕套在一次认真的洗涤以后成了碎片而感到惊讶。你也不会喜欢看到每次洗涤后一半的衬衫扣子都从衬衫前片上耷下来而旧衬衫洗完后就烂得不成样子。现在任何一件衬衫都要值四十元甚至更多。对于食物和落入这个女仆手中的器皿也是同样。当然我们尽量使用不碎的，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是不碎的，而一切都是那么昂贵或是无法替换的。”

林徽因的病情越来越重，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床不起，而家里能提供她养病的“软床”只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偶尔有朋友从重庆或昆明带来一小罐奶粉，就是她难得的高级营养品。整个李庄没有一所医院、一位正式医生，唯一一只体温计被儿子梁从诫打破后，林徽因竟大半年无法测量体温。梁思成这时当起了林徽因的“特别护士”，还学会了非专业人员极难掌握的静脉注射技术。

为了省钱给林徽因治病，两个孩子也吃了不少苦。家里买不起鞋，梁从诫几乎长年穿着草鞋或打赤脚，只有到了最冷的冬天才换上外婆给他做的布鞋。一次，梁从诫的脚后跟被草鞋磨破，化了脓。梁思成让他趴在椅子上，问他：“怕疼不怕？”梁从诫咬着牙说：“不怕！”梁思成咔嚓一剪刀，把一片坏死的肉生生剪了下去，然后往伤口上倒碘酒，疼得梁从诫眼前直冒金星，但他一声没吭。梁思成只说了句：“好孩子。”林徽因给费慰梅和费正清写信说：“我们的两个孩子越来越像狄更斯小说中贫民窟里的难童，从诫腿上满是各种蚊虫叮咬的疤痕，看上去已经不像腿了。”

林徽因吃得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几乎不成人形。梁思成的体重也降到只有47公斤。为了变换伙食花样，梁思成不得不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用橘皮做果酱。李庄的博物馆里还保留着当年他送给孩子们的一幅画，上面画着一个精致的小碗，盛着番茄鸡蛋汤，旁边写着：“希望在胜利后，能喝这样一碗。”林徽因这时学会了做针线活，每天强撑着病体给孩子们缝补那几件小得几乎穿不下的衣服，她自嘲：“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生活到了贫困的边缘，“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偶尔回望北平高朋满座、岁月静好的北总布胡同，常叫人怀疑是否真的曾经身历过那样的往事。“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隔生。”梁思成在信中说：“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

物资的匮乏，梁思成可以坦然面对，但使他无法释然的是亲人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抗战后期，与梁思成苦熬在李庄的还有供职于史语所的三弟梁思永。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学和人类学专业的梁思永在20世纪30年代以主持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而闻名一时，是国内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1940年冬，梁思成、梁思永两兄弟同时随史语所入川，两家住所也相隔不远。1941年2月，梁思永感冒不愈转为肺病，因当地条件太差，虽经妻子李福曼细心照料，终究无法恢复健康，只能终日躺在床上。梁思永的助手石璋如说：“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结果林徽因和梁思永相继病倒。

眼看着兄弟与妻子挣扎于病榻，梁思成心如刀割，他不能争取到更好的医疗条件，也无法改善现有的生活状况，除了竭尽一己之力去照料他们，剩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天祷告了。梁思成这时常在心底呼喊：“神啊！假使你真的存在，请把我的生命给她吧！”

仿佛听见了梁思成的呼喊，1942年，有一个人适时地出现在梁氏兄弟和林徽因的生活中，并暗暗给了他们雪中送炭的帮助。这个人便是史语所的所长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出身名门望族，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师从黄侃、刘师培等，打下坚实的国学底子。1920年，傅斯年入伦敦大学，随史培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兼及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物理学、化学等。1923年9月，傅斯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习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彼时，留学生在海外多的是生活荒唐，学业荒废的，傅斯年却专注学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为此称他和陈寅恪为“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傅斯年一生行藏介于学人、政客之间，是史学大家，亦是出色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能有今日之辉煌，都有他当年的一份功劳。1928年起，傅斯年把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学术行政，创建并长期主持了中国第一个史学研究专门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说在20世纪40年代，中央研究院筹备成立民族学研究所，拟聘史语所李方桂出任所长，李方桂坚辞不就。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委托傅斯年前去说服，结果李方桂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斯年听后当下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本可成为第一流学者的傅斯年，选择了办所。在一个动荡流离、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傅斯年以史语所为旗帜，汇聚了近世实证最有成绩的一大群史学名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亲手缔造了一个站在世界学术最前沿的汉学重镇。

从史语所的发展来看，由平空出世到取得辉煌的成绩，它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傅斯年出色的行政天才。胡适评价傅斯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斯年的办事和组织才干尤其体现在他的八方联络之能。在政府关系方面，傅斯年与国民党的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形同莫逆，且共同具有在中国建立一个学社社会的理想。他与国民党内自由派官员关系密切，并得到蒋介石的尊重。在基金会方面，朱家骅是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负责人，而与傅斯年谊兼师友的胡适，则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其结果是，不仅史语所的诸多经费——尤其是安阳发掘的庞大费用，能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挹注，傅斯年实际上也常常成为广大学者与政府及基金会间的桥梁。以这样四通八达的人际网络，在行政领域的巨大能量，加上超强的学术眼光、鉴赏力以及傅斯年本身的霸气，致力于建设学术社会，自然是事半功倍。

不过，傅斯年办史语所的成功，靠的还不仅仅是他逸出于众人之外的组织才干和学术眼光。身为学术领袖，傅斯年最难得的一点还在于，他做到了别人不屑做，或者不情愿做的事，那就是为“第一流的人才”而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助他人成就学术事业。历史学家王汎森以为，傅斯年治史语所的成功，得益于几大策略：第一，不拘一格识拔人才；第二，尽量将人才放在手边；第三，如守黄金般守住人才；紧跟着这三条的便是，以侍候一群有学问的人在身边尽情工作为职责。在待人接物上，傅斯年是个直肠子，人送绰号“傅大炮”。不过，这位疾恶如仇的“傅大炮”，为学者们服务时却无微不至，心细如发，真真是可做细密的绣花针功夫。在李庄时，“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字彦堂），学术到了厚积薄发期，为著作《殷墟文字乙编》和《殷历谱》，不舍昼夜。傅斯年为助董作宾一臂之力，从重庆特批煤油灯和洋油，供其“开夜车”，并严令其他任何人不得“揩油”。傅斯年的学生任继愈还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5岁，一个8岁。5岁的打不过8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向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还边作揖。此事后来在李庄传播开来，史语所的先生们还编了一副对联调侃：“李徐樱（李方桂夫人名徐樱）大闹牌坊头，傅孟真长揖柴门口。”任继愈慨叹说，傅斯年处理这事看似“低三下四”，实则是为了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研究，不为家庭琐事分心。傅斯年的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在四川李庄的6年间，通货膨胀，物资供应困难，大量知识分子贫病交迫，傅斯年此时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解决手下干将的温饱问题上，成了“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四川省南溪县的档案馆至今仍藏着大量傅斯年签字的粮食发放函件。为改善研究人员的生活状况，傅斯年常和地方政府官员交涉，打躬作揖也是常有的事。他在给地方长官的一封信中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夙仰吾兄关怀民物，饥溺为心，而于我辈豆腐先生，尤为同情——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泻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有求于父母官者。”

以这样惺惺相惜的识才、爱才之心，关注到梁思成兄弟和林徽因，在傅斯年，自然是再顺理成章、自然不过的事。事实上，早在1940年春营造学社尚安扎在昆明之际，傅斯年就已经留意到学社的困境。其时，营造学社因庚款资助下降，同人皆忧心于学社未来，恐朝不保夕，一时间哀声一片，人心浮动。为帮梁、林解困，傅斯年曾主动给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好友胡适写信，希望胡适帮助学社在海外筹集一些款项。

不过寥寥数百字的信函，傅斯年的陈述，从梁思成的身体到朱启钤的近况，从“中基会之困难世人皆知，然减款似不当自此社始也”到“此乃私立之机关，自降生即在捐款中（且多是零捐）度日”，一一道来，作为学术机构的管理者，实在无法设想还有谁能做到比他更详尽的了解，更周到的关心。并且，傅斯年的关心，还不仅是出于管理者的大局意识。

194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随史语所入川，境况越发艰难。傅斯年偶尔听闻梁思成、林徽因“整天在算豆腐钱”，当即忍不住给董作宾写信念叨：“在此物价高涨中，在李庄友人，恐受打击暴力者为思成兄……此常人所苦，岂病人所能胜任乎？”他的关心，更是一份同此甘苦、将心比心的体谅和体察。因为具体而微，所以更显难得。

1942年，林徽因、梁思永相继病倒，营造学社工作无以为继，傅斯年再次上书他的顶头上司——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也是后来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恳请朱家骅为梁家兄弟拨款救济。信中还特别提到了林徽因。

不同于前次写信给胡适求募款，只盼偶得。这一次，在林徽因和梁思永病入膏肓、性命堪忧之际寄出这封信，在傅斯年，是抱着必成的决心。为此，傅斯年还将同样的信寄给了时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地质专家、和梁任公颇有私交的翁文灏，以期达到双保险的效果。信尾，顾虑到读书人的自尊，为免去梁思成的尴尬，傅斯年更提到“弟写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此叮咛周至，足见细心与诚意。

幸运的是，傅斯年为周全起见的双保险最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同样惜才的翁文灏将傅斯年的嘱托放在了心上，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言陈情。1942年9月，翁文灏的日记两次提到梁思成、梁思永兄弟。

1942年9月16日，翁文灏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为受训的干部演讲“最近之经济建设”，中午请荷兰驻华公使等人午餐。下午，在接见来访的穆藕初等人后，他专程登门走访了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第一件事就是“托梁思成、思永事”。12天之后，蒋介石派人送来两万元，翁文灏当即就转寄给身在李庄的傅斯年：“委座拨赠梁思成、思永二兄医药暨学术补助金共二万元整，命为代收，转交，敬将此款照数汇奉。”至此，傅斯年为梁思成、思永兄弟要来了整整二万元，出钱的不是别人，正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当局——蒋介石本人。

傅斯年收到了给梁氏兄弟的款项，代为写了收条，并将款项如数送到梁氏兄弟手中。傅斯年一番心意，到这里才为梁思成、林徽因所知。知道内情后的林徽因又是感动，又是惭愧，当即回信给傅斯年。

一个是痛惜人才，抱打不平，一个是感与愧并，恨为负累。傅斯年、翁文灏与梁氏兄弟和林徽因的故事，是苦难时人情的温慰，暖暖地感动人心。仔细品味，却能觉出几分苦涩的沉重来。1942年，由傅斯年代讨回来的“活命钱”对梁思成一家意味着什么，梁思成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有所透露：“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大概你们都无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吃力……当然秘密就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让人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在过去二个月中增加了八磅半。”除了为学社的存在不得已“乞讨”经费，梁思成与林徽因把自己的病困从来都当作“抗战生活之一部”而理所当然地承受。一旦能“按时上班从不间断”，“操持家务也不感吃力”，就是极大的满足，偶受关照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他们的要求，实在不可谓高。傅斯年信中说：“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傅斯年看到了他们的苦，挺身而出，但一个傅斯年，力量终究有限。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李庄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以精神支撑着生命，这样的支撑，到底能持续多久，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后来者也许可以从费慰梅的一席话中有所了解：“我们比他们多活些年原不足为奇。他们的生命通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民族主义革命、日本侵略、残酷的内战以及严厉的管制，都耗费在追求他们的理想目标上，最后被他们自己的严重疾病所压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