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田的营造学社院内有一棵大桂圆树，梁思成一住下来，就在树上拴了一根竹竿，每天不辞辛苦地领着几个年轻人练习爬竹竿。为的是日后一旦有条件外出测绘，不至于丢掉爬梁上柱的基本功。

迁到李庄的营造学社人员骤减，仅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1940年夏，梁思成以营造学社的名义在宜宾《金岷日报》上刊出一则招员广告，招收一名擅长美术、书法的练习生，协助专家们整理资料和测绘古建筑。在报考的几十名考生中，没有任何古建筑基础的16岁少年罗哲文幸运地被录取了，这让他喜出望外。

投入营造学社门下的罗哲文，先是为刘敦桢抄写《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文稿，练习为报告画一些插图。不久林徽因看出他有绘画天分，将他调到梁思成手下，进一步学习画古建筑的平、立、剖图，并教他学习古建筑的知识。林徽因对罗哲文的培养特别用心，专门送罗哲文一本梁思成著《清式营造则例》，罗哲文回忆：“她说这是学习中国建筑的入门书，是梁先生根据清工部工程做法和其他专书资料，并采访请教了许多老工匠师傅们整理出来的，许多名词术语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弄清楚，你把它的文字和图版对照看就容易懂了。60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地在翻阅、查询这本书。”

几乎在罗哲文到来的同时，李庄头面人物罗南陔也找到梁思成，希望他刚从同济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女婿洪慰德能被收在梁思成的门下。梁思成兄弟自安居李庄，罗南陔便时时关照，不但腾出自己的住房让病中的梁思永一家入住，还常与梁思永闲聊文史。每有新鲜蔬菜下地，他总会精选两份，一份送梁思永，一份送梁思成，接济他们艰难的生活。面对罗南陔的请求，梁思成不好推脱，答应下来。在洪慰德的拜师酒宴上，梁思成面带酡红，笑着说：“罗哲文给我写、测绘，增加了我手的功能，外出时我腿脚不好，洪慰德好扶助我，助我脚力。两位仁兄合起来就叫手足徒弟。”

1944年1月，营造学社又新招了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王世襄。出身望族、父母皆系权门的王世襄，原本一心想去傅斯年的史语所工作。因王世襄的哥哥王世富与梁思成是同学，所以找到梁思成代为引见。傅斯年对史语所进人要求极严，见到王世襄，第一句话便问：“你是哪里毕业的？”王世襄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斯年毫不留情地回复道：“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无奈之下，梁思成只好带着王世襄赧然告退，并将王世襄收留在营造学社工作，王世襄说自己，“名义是助理研究员，实际上是学徒。在学社我有机会阅读《营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则例等，增加了我对传统家具的兴趣，对我后来的研究方向起了引导作用”。

三人中，罗哲文后来随梁思成和林徽因去了北京，成为建筑学界泰斗级人物，也是文物古建最忠实的守望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曾撰文说：“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能有今天的成就，除国家昌盛、政通人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一批能人志士为之鼓呼奔走，罗哲文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洪慰德留在宜宾，担任建筑工程师。据说，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专家帮助修建宜宾金沙大桥，计算失误，桥身怎么也合不拢。一筹莫展之际，洪慰德悄悄将一纸计算结果呈献给指挥部，一下子就顺利解决了工程难题。

王世襄则成了知名的文物收藏大家。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世襄经梁思成、马衡（故宫博物院前院长）举荐，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北上开展被敌伪劫夺的文物追还工作，一年中奔走交涉，追还、征购数批文物，总数达2 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的《后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一律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管。1946年年底，王世襄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赴南京参加文物清损会议时，他见到傅斯年。傅斯年居然还记得王世襄，并对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应当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积极勇敢）。”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办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营造学社给予他们的，是一生的安身立命。

尽管薪金微薄，研究经费微乎其微，营造学社的一应工作还是如常开展。由于营造学社在历年野外考察中调查了近3 000处古建筑的实例，梁思成对于唐、宋、辽、金几朝的木构殿堂及楼阁、塔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看法。他决定开始整理北宋的《营造法式》。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梁思成与助手完成了《营造法式》中的“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大木作制度”的现代工程制图及部分文字的注释工作。这些成果成为大约20年后的《营造法式注释》的基础。

留学时要解读“天书”的愿望，就在这样的一丝不苟、涓滴汇集中，一点点靠近。

1943年初夏，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知名学者李约瑟受英国文化委员会派遣，来华援助战时中国科学，李庄成为他行程中的重要一站。

在西方学术界，英国人李约瑟和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大重镇。李约瑟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工作，是他从1954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共7卷本34分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一个西学成为大势所趋的世纪，在席卷一切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洪流里，李约瑟用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告诉世人，尽管希腊人和罗马人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在文艺复兴前，中国人在科技上的发明创造远远领先于世界。

西方媒体评论说：“在20世纪，没有哪位学者像李约瑟一样，改写了人们脑海中的固有观念，他把中国过去1 500年的历史描绘、梳理，如画般清晰。”

这样的梳理，源于他长久以来对东方文明浓厚的兴趣。1943年的李庄之行，则是这个宏大的研究计划启动的发端。

和费正清一样，李约瑟同样是飞跃驼峰，先到昆明，再赴重庆，最后，由乐山五通桥搭乘一条盐船顺岷江漂流而下，抵达李庄。

在李庄，李约瑟先拜会了多年前相识于比利时的契友——生物胚胎学家童第周，两人用法语彻夜长谈。童第周此前频频在国外刊物上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引起西方科学界的普遍关注。好奇心起的李约瑟执意要看看童氏的实验室，谁知，触目所及，只有几个鱼缸，仔细搜索，才又见到一台被小心摆放的显微镜。这台已经有些陈旧的仪器来自镇上的旧货店，是童第周夫妇咬牙举债买回的，将显微镜请回家，才可以开始做实验。李庄没有电，他就用自然照明，晴天到太阳下做实验，雪天则利用雪地的反光。镊子是他自己动手磨的，居然磨得很细，没有手术杯，他就将四川人喝酒的小酒杯消毒后用来盛实验胚胎。

李约瑟不禁感叹，童第周是做金鱼实验的，而他本人又何尝不是一条被抛弃在沙漠中的金鱼。

不仅是童第周，所有死守李庄的科研人员都是被困在沙漠里的金鱼，在不过方寸的精神世界里勉力支撑。

1943年6月，李约瑟给妻子写信，告诉她自己即将拜访营造学社，“该社由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一个儿子主持”，并提醒她，“你会记得有一次和你从苏格兰回来的火车上，我读过梁的书，并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和自己的父亲梁启超一样，梁思成也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约瑟登门，家徒四壁的梁思成思来想去，最后宰杀了养在院中的两只鸭子来款待客人。这是梁家自春天就开始喂养的几只本地鸭，本想养大后给林徽因补充营养，也让营造学社的同事改善一下伙食，现在贵客临门，也只好忍痛割爱。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里说：“李约瑟教授刚来过这里，吃了炸鸭子，已经走了。开始时人们打赌说李教授在李庄时根本不会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会让客人过度兴奋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期待一个在战争时期不辞辛苦地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早期科学而来到中国的人会笑一笑。”

她的期待没有落空。事实上，正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出现给李约瑟的李庄之行平添了几分惊喜。尤其，美丽的林徽因还讲一口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地道的英式英语。“这位著名的教授在梁先生和梁夫人的陪同下谈话时终于笑出了声。他说他很高兴，梁夫人说英语还带有爱尔兰口音……”林徽因兴致勃勃地给费慰梅详尽描述，她不知道，李约瑟正是在爱尔兰上的中学，爱尔兰对于李约瑟，代表着一段难忘的少年时光，他乡遇乡音，自然是意外的大惊喜。

从1943年春至1945年秋，两年多时间里，李约瑟的足迹遍历中国10个省，行程超过2.5万公里，总计考察访问了近300所教育和研究机构。其中的西南考察之行中，以从未想到过的清苦的姿态出现在他眼前的营造学社、史语所以及同济大学，在李约瑟内心掀起巨大波澜。在接受重庆《大公报》记者采访时，他说：“我对于中国科学家们之毅力和决心，表示不断的惊羡，因为他们能建筑实验室于各乡村中继续工作……倘若英国科学家在苏格兰荒野地区建筑他们的科学实验室以图击败轴心之暴政，我们不知道是否也可以工作得这样出色。由于我在实验工作中与中国科学界同仁八年（原文如此）合作的经验，并由于我来到中国后所见的许多情形，我深信中国科学家无须怕不能与世界任何国家的科学家相匹敌。”

近20年后的1962年，李约瑟在他新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一页郑重介绍了中国营造学社。他把梁思成称为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他自己关于中国建造工程研究的最主要的资料基本上都来自营造学社。通过李约瑟的引介，营造学社名声大噪，从初成立时那个试图和欧洲以及日本学者竞争发言权的本土代言人，变成了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拥有充分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

不过，李约瑟并不知道，他到访的1943年，营造学社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943年年初，作为营造学社两大支柱之一的刘敦桢宣布离职，转赴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刘敦桢和梁思成早在1932年就开始合作。1932年8月，刘敦桢辞去南京中央大学教职和在建筑事务所中的兼职，移居北平，正式加入营造学社。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出任“文献部主任”，由于野外研究和文献研究在操作上分不开，他们基本上是两样都干，十余年来，两人彼此扶助，默契配合，共同支撑起中国营造学社的事业。刘敦桢的离去对于营造学社而言，无异于坍塌了半壁江山。据说，刘敦桢离开李庄的前一天晚上，梁思成和他促膝长谈，两人边谈边流泪，直至号啕痛哭。

如此不舍，仍执意离开，个中原因莫衷一是。梁思成遗孀林洙在《建筑师梁思成》一书中云：“到1943年因学社缺少经费，研究工作难以开展，刘遂决定离开学社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曾在营造学社兼职的古建筑学者单士元则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回忆》一文中称，营造学社“主要成员梁思成、刘敦桢由于当时环境，在工作上意见相左，遂造成不能合作之局，其他同仁亦有相继离去者”。与梁思成夫妇共事的陈明达外甥殷力欣在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陈明达生前说过，梁、刘不能合作，生活艰苦是一个方面，主要还是刘敦桢认为林徽因过于霸道，对营造学社事务干涉过多，最后不得不离开李庄另谋他职。

“北梁南刘”当年的各奔东西，固然是极大的遗憾。然而一桩纠纷演绎到后头，林徽因的个性被归结成主因，未免叫人唏嘘感慨。林徽因素来强势，性格中的瑕疵人尽皆知。梁思成与刘敦桢合作十余年，刘敦桢更是应该清楚不过。若说相处，人谁无瑕，林徽因身边的朋友多能优容理解，也并不因此而见怪。要说磨合，刘敦桢与梁、林此前共同创业，外出考察，一起风餐露宿，应该早已找到共处之道。何以他们的合作，能经得起北平的筚路蓝缕，却熬不过李庄的患难与共。难道，只是因为林徽因的心性？

相比刘敦桢一方的怨念，在可见的文字记载里，林徽因对刘敦桢却并无太多微词。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也直接吐槽过刘敦桢的出走：“刘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负责任的人。全部账目以及思成力不能及的复杂的管理工作都托付给他。现在这些将要全部落在思成肩上了！……这还不算。如你所知，自从我们南迁以来，营造学社干活的人一共只有五个。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字里行间，更多的，是对刘敦桢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担忧。

真是，孰是孰非，恩怨难断。

在1943年的李庄，出现人事纠纷的，不仅是一家营造学社。在给陈岱孙的信里，林徽因描述：“近一年来李庄风气崇尚打架，所闻所见莫不是打架；同事与同事，朋友与朋友，职员与上司，教授与校长，interinstitute（机构之间），inter-family（家庭之间）。”她感慨说：“各人生活之苦及复杂本来可以增加大家之间彼此同情，可是事有不然者。据我们观察，大家好像愈来愈酸，对人好像倾向刻薄时多、忠厚处少，大可悲也。”

林徽因在刘敦桢出走后，一度忧心忡忡于营造学社的未来。事实证明，她的担心并不多余，刘敦桢离开营造学社后不久，陈明达也离开了营造学社，赴西南公路局就职。紧接着，卢绳和叶仲玑也相继离开。营造学社遭遇了自创建以来的最大的危机。

不过，也许是哀兵必胜，接二连三的人员出走后，营造学社非但没有就此作鸟兽散，反而抱团合力，相濡以沫，形成一个更紧密的团体，做了很多此前一直想做却未能做的事。

1943—1944年，中国营造学社集中力量对周边的古建筑做了考察。刘致平“调查了李庄一带的住宅，以及岷江流域的古建筑及各种住宅建筑，也写了几十万字及数百张图片的关于寺庙、住宅等方面的调查报告，并在成都发现了一座风格特殊而精美的清真寺建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四川民居》至今仍是研究四川古建筑的经典。1944年，新加盟的燕京大学毕业生王世襄先后调查测绘了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及李庄宋墓。梁思成带领莫宗江、卢绳、罗哲文测量了李庄镇旋螺殿。1944年，梁思成、林徽因甚至恢复了停办7年之久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自迁徙到西南后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他们深知：“一个学术刊物是一个学术机关的生命线，如果一个学术机关、学术团体没有自己的学术刊物，它也就难以存在了。”为此，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恢复这一刊物”，将学社成员数年积累的学术成果集结发表。

复刊后的第一期经费来自建筑学界同人及学社社友的捐助。李庄只是一个小镇，不具备现代印刷的设备和能力，“没有白报纸、新闻纸之类的纸张，也没有铅字，更谈不上铜版、铅版之类的东西”，筹集到的经费也不足以支付高质量制版及印刷所需费用。梁思成决定因陋就简，改用原始的石印，“将插图直接绘版，而不用照片，只希望这简单图解，仍能将建筑结构之正确印象，略示梗概”，文字也放弃铅字排版，直接抄录。从制版、印刷到装订、发行，全部由学社同人亲自动手。最紧张的时候，林徽因甚至动员自己的母亲何雪媛参加“折页子的‘战斗’”。罗哲文回忆这一过程说：“当然思成师的决策很重要，而实际的主持和推动是徽因师，她的功劳不可不记。”“如果我们今天翻开七卷两期的土纸汇刊，可以看到当时在学社的刘致平、莫宗江、卢绳、王世襄等人的笔迹。自己的文章自己抄写、印刷、装订成书，可说是彻底的自力更生了。”

和所有的从前时光相比，李庄的几年大概是林徽因情绪上最抑郁的时期。她被战争和疾病无情地击倒，几乎失去与所有朋友的联系，心境自然悲凉。辗转于病榻的时候，阅读成了她最大的享受。《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之路》、《狄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传》、《元代宫室》（中文的）、《北京清代宫殿》、《宋代堤堰和墓室建设》、《洪氏年谱》、《安那托里·费朗西斯外传》、《卡萨诺瓦回忆录》、《莎士比亚全集》、《安德烈·纪德全集》等都在其涉猎范围之内，此外还有梁思成的手稿、小弟（梁从诫）的作文以及孩子们喜爱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译本。每读一本好书，她都要和孩子们交流。她用英文为梁再冰和梁从诫读英国著名童话作家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的儿童诗《小熊温尼》，英文版《米开朗琪罗传》对于小孩子来说太过深奥，林徽因就读一章，讲一章，讲到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大教堂穹顶作画时的艰辛，林徽因很动感情，米开朗琪罗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引起了她深深的共鸣。

在李庄的日子，一家人聚在一起还常常诵读诗词文章。林徽因长于朗诵，在昆明时，她曾把《战国策》里的《唐雎不辱使命》一文读给梁再冰姐弟听，当时梁从诫才7岁，林徽因厉声读道：“‘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接着她语音一顿，突然柔缓，低沉下来：“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梁从诫说：“一篇古文，被她读得绘声绘色：唐雎的英雄胆气，秦王前倨而后恭的窘态，听来简直似一场电影。五十年过去了，我仍觉得声声在耳，历历在目。”到了李庄，林徽因仍习惯当着孩子们大声朗诵。一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诉尽家国黍离的悲恨忧伤。她还从史语所借来劳伦斯·奥利弗的莎剧台词唱片，在家中模仿这位英国名演员的语调，大声“耳语”：“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梁思成和孩子们热烈鼓掌。

1944年10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复刊后的第1期，也就是第7卷第1期终于正式出版。整整一年后，即1945年10月，在费正清夫妇争取的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资助下，第7卷第2期得以出版。梁思成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说：“我还在竭力勉强维持营造学社的运行，靠着最原始的办法爬行。今年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推出了两册我们学社的汇刊，算是学社曾经出版的那本季刊的原始粗糙版本。”《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出版让梁思成百感交集，在复刊词中，他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出版的时候，正值七七抗战爆发。此后本社南迁到长沙，到昆明，又到了四川南溪的李庄。虽然在建筑调查研究及服务方面，我们都极力不使中辍，但本社刊物则因印刷方面的困难无法解决，停顿至今已满7年了。我们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从“我们都极力不使中辍”到“本社刊物则因印刷方面的困难无法解决，停顿至今已满7年了。我们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几句话，思量之间，让人辛酸。

菜油灯的微光里，梁思成还在撰写酝酿多年的《中国建筑史》，这是他和林徽因留学时就立下的志愿。进入营造学社后，他们走遍千山万水，进行了一次次考察，测绘、摄影、绘制了2 000余件建筑与文物，解读大量的文献，关于中国建筑演变的宏伟巨构在他心中有了粗略的轮廓。

用梁思成的话，这个编写工作，就是“试图把我和中国营造学社其他成员过去十二年中搜集到的材料系统化”。

林徽因、莫宗江、卢绳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卢绳负责收集元、明、清的文献资料。莫宗江负责绘制插图。病榻上的林徽因负责收集汉、辽、宋的文献资料，同时还承担《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润色工作，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六章，即宋、辽、金部分。为了这部书稿，梁思成和林徽因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梁思成这时身体大不如前，日益严重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画图的时候，只好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即便是这样，他仍然梦想着战争结束后再到全国各地去考察。梁思成对林徽因说，如果他今生有机会去敦煌一次，就是“一步一磕头”也心甘情愿。

林徽因的肺病也越来越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咯血，稍微好一点就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一张小小的行军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中外文书籍，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有段时间，因为资料需要，她集中阅读了大量关于汉代的书籍，以至满脑子都是汉代的人和事。梁思成和金岳霖各自就此给远在美国的费慰梅写信。梁思成写道：“徽因对于你在汉墓结合其拓片方面的研究极感兴趣。或许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已经陷入汉代不能自拔，而且和各类汉代人物私交甚笃。比如汉代皇帝、皇后、大臣们的好恶，她讲来头头是道，好像在谈论隔壁的好朋友一般。这还不算，她把他们的习惯、服装、用具至脾气秉性都能联系起来，如果她照现在这样持续研究下去，她将会成为当代一位博学的年轻女汉学家。就是现在，她还在有声有色地详细讲述西汉大部分历史人物的故事。”金岳霖还是一贯地言简意赅：“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

在林徽因撰写的第六章中，她介绍了宋、辽、金时代中国宫室建筑的特点和制式，以及宗教建筑艺术，中国塔的建筑风格，辽、金桥梁的建设，城市布局和居民考证。在不足两万字的篇幅里，林徽因旁征博引，参考有关史籍和著作50多种，又融入她和梁思成数年来考察中国古建筑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仅是砖石塔幢，就列举了江苏栖霞寺舍利塔、杭州灵隐寺双石塔、开封繁塔、苏州虎丘塔、河南法海寺石塔、四川宜宾白塔、开封祐国寺“铁塔”、涿县北塔及南塔、泰宁寺舍利塔、洛阳白马寺塔、正定临济寺塔、湖北当阳玉泉寺铁塔等百余种，细心研究了它们各自的建筑风格、宗教意义。史料之翔实，论证之精到，不仅是前人所不曾做过，就是后来者，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经过两年的艰苦编写，《中国建筑史》终于在1944年完稿。梁思成和林徽因实现了“《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这是中国“第一本由自己编写的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建筑史”，梁思成兴奋地表示：“这是同类书中的第一部。我为了出版这么一本书已经等了多年。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然而徽因和我在某种意义上还真高兴，因为我们至少已从狂乱的野外考察和对年代的随机研究中构筑出我们想象中工作的基本框架。”

几乎在编写《中国建筑史》的同时，国立编译馆又委托梁思成编写英文版“中国建筑史图录”。这是一部“借助若干典型实例的照片和图解说明中国建筑结构体系的发展及其形制的演变”的著作。全书以图版和照片为主，加以简要的文字说明，所有图注都采用英汉对照形式。这仍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梁思成、林徽因甘之如饴。费正清说：“思成只有102磅重，在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以后显然很疲倦，他和一个绘图员（指莫宗江）以及徽因都必须工作到半夜。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野心勃勃，并且具有那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行事的矜持和魅力。”在孩子们心中，梁思成从来不愁眉苦脸，他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那简陋的办公室去。写作过程中，他和林徽因“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20年前的英文打字机色带用尽，梁思成和莫宗江就用中国墨汁和煤油自己研制，调制墨汁，涂在旧带上继续使用。他们一起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梁从诫回忆说：“记得一天晚上，父亲一面听着空军朋友留下的‘呲啦，呲啦’响的老式留声机放着的古典音乐，一面在看书里的佛像插图，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听音乐，看雕像，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学术研究、写作让他们短暂地脱离了眼前的苦厄，物我两忘，获得了极大的快慰。

《图像中国建筑史》完成后，费正清帮助梁思成把其中的图画制成缩微胶片。1946年，梁思成携书稿到美国，因印刷成本太高，找不到出版人，因此暂存费慰梅处。1950年，梁思成应一刘姓留学生之请，嘱费慰梅将书稿转寄给素不相识的刘某作为毕业论文的资料，没想到寄出后就再无音讯。直到1979年，费慰梅几经周折向正在新加坡的刘某索回书稿，该书稿才得以重见天日。这时梁思成、林徽因都已故去多年。1984年，《图像中国建筑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获得极高的评价。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化史教授莫特、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馆长劳敦、哈佛大学东方美术教授雷尔等专家都表示了高度赞赏，认为它“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做出了最宝贵的贡献”，“不仅是对中国的叙述，而且可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文献”。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也因此获得1984年全美最优秀出版物奖。梁思成的同窗兼同行陈植说：“这名著是中国建筑学家第一次以英文撰写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建筑简史。它以近代的建筑表达方式，分析了中国建筑结构物的基本体系及其各类部件的名称、功能与特点，叙述了不同时代的演变，阐明了主要建筑的类别，图文并茂，相互印证，深入浅出地做出系统性的论述，使中国建筑史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这些迟来的荣耀，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没能看到。当他们拖着残病之身在李庄辛苦著述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不惜生命的努力，他们也没有预期会有什么样的荣耀，只是凭着满腔热爱和心中的理想去做，也许还遗憾想做的还远远做不到。书稿完成的1946年，抗战刚刚结束，回顾过去的流离、病困以及著述的艰辛，回顾与林徽因相濡以沫的日日夜夜，梁思成不免感怀。在即将告别李庄时，他执笔写下这样的文字：“……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以后，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患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是梁思成1946年4月在《图像中国建筑史》前言中所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平实坦白，20多年的风雨同道，深情尽在其中。1945年，梁思成陪同林徽因前往重庆就诊，被告知林徽因将不久于人世。他把医生的话深藏在心底，没有告诉任何人。在前言中写下“虽罹患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实际上暗含着梁思成无尽的悲凉与哀伤。

同在1946年，经过战争的煎熬的林徽因则这样写道：“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什么新品质。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