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梁思成一袭布衣、一叶竹筏，悄无人知地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这一年，战争开始出现曙光，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任命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为主任，梁思成为副主任，主要的工作就是“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出位置”，包括寺庙、宝塔、博物馆等，以尽量避免战争的毁坏。这是梁思成第一次受命于政府，却远不是最后一次。10多年后，梁思成又出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两次副主任的任命之间，是天地玄黄、换了人间的大变化，梁思成却始终如一，把他在旧朝里的思考，带到了新都。

到达重庆后的梁思成被安排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工作。为尽快完成任务，梁思成又特意邀请了刚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吴良镛和他一起参与制图。用了短短三个月时间，他们就手绘编成了中国第一本文物保护目录——《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该目录以中英两种文字编制，附有照片，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阐释了“木建筑”、“砖石塔”以及“砖石建筑（砖石塔以外）”三类古建筑的简要鉴别原则，第二部分收录了沦陷区396处古建筑。营造学社此前在华北调查发现的古建筑基本被囊括其中。因此，这份目录实际上还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他们身后的中国营造学社历年研究成果的一个缩影。目录完成后，据费慰梅说：“有一份还送达了周恩来，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几年后，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秘密派人潜入清华园，请梁思成绘制一份全国重点文物地图，或许正是缘起于此时。

在做文物编制工作时，梁思成想到了日本的古都奈良和京都，那里有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质建筑。交送地图时，他对接收资料的美方代表史克门建议，如果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不可避免，希望能避开京都和奈良，那里是日本文化的血脉。后来，他也曾对第二任太太林洙讲起此事：“因为给我的任务范围仅限于我国大陆，不包括日本，所以我提出的保护名单，不涉及日本本土。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向史克门建议不要轰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

明知声音微弱，仍要陈情请命，梁思成的执着、对文物和古建筑的痴迷和热爱，始终如一。日后关于北京城保护的“皮肉之论”，这时起，便已露出端倪。

1945年，关注京都、奈良的，不仅有梁思成。

几乎与梁思成同时，1945年5月，时任美国战争部部长亨利·史汀生直接向负责原子弹项目的美国将军莱斯利·格罗夫斯以及时任美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建议，把京都从原子弹投放目标名单中删除。史汀生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艺术和历史的看重——美军中有人把京都戏称为“史汀生的宠城”，他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京都的历史和文化的魅力，他自己就亲身体验过。史汀生在做菲律宾总督期间曾多次到京都，对京都的一草一木皆有很深的感情。他直接找到杜鲁门总统，劝说其删掉京都的名字，并将它列入禁止轰炸的城市名单。

一删一增之间，京都有了生机。

1945年夏，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上集结大军，对日本进行猛烈轰炸。仅对东京一城就轰炸3日，投下炸弹2 000吨。东京之外，其他67个城市、府、县也遭到美军大规模轰炸。日本人开始拆卸京都和奈良的古建筑，想把它们藏进深山，待战后再按原型恢复。然而，让他们意外的是，由始至终，京都都没有遭遇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空袭，距京都36公里外的奈良也幸免于难。

周作人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总有一些价值超越合纵联盟的角力，超越国仇家恨，知音人都懂得。

1945年5月，费慰梅作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联络官，被派遣再次来到中国。此时，距离1935年的圣诞节早上，她和费正清在北平前门火车站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的道别，已相隔整整10年。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怎能不叫人百感交集？

得到消息的林徽因喜极而泣。一家人如逢重大节日般，联手给费慰梅寄去书信。信中，梁思成的喜悦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最亲爱的慰梅，我们刚刚收到一封激动人心的电报，说你已经抵达新德里了！尽管过去十年来我们天天念叨，什么时候慰梅突然降临，但当一切终成现实，还是让人难以置信。孩子们已经长大，所以现在梁家有四名成员以同样的心情在盼望你的到来。”林徽因的喜悦，是“漫卷诗书喜欲狂”：“慰梅亲爱的，一年前的这一天是诺曼底登陆日，今年我们获知这一天你将抵达重庆，而这一天——六月十日是我的生日，所有所有这一切加起来，意味着一件事情：我们在欢庆慰梅到来！”下一代的梁再冰则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最亲爱的费姨，收到你寄来的信，妈咪和我高兴得都快哭了。知道吗，我正在学习使用打字机，你看，我正用打字机给你写信呢。这个打字机的色带，是一位叫作费正清的先生送的，你认识他吧，他是一位很不错的先生。妈咪还是那么年轻可爱，但她总认为自己在变老变丑，我总是不同意的她的观点，我想你来以后你一定会站在我这一边的。”

1945年7月3日，费慰梅抵达重庆，当时正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小楼里标记文物古迹的梁思成早早等在重庆机场迎接她的到来。这一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向用广岛、长崎分别投掷了原子弹。中国报刊到处是关于原子弹的报道，英国驻华大使馆的科学参赞李约瑟举行了一次室外讨论会，“来解释核子时代的到来并回答仍感迷惑的听众许多问题”。

8月10日下午6时左右，日本天皇裕仁顶住日本军方强大压力，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并通过瑞典、瑞士，将投降之意转达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据蒋介石侍从室专门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唐纵的日记记载：“下午七时许，对面美军总部在马路上欢呼，移时馥华（唐纵长女）归来报告，谓日本无条件投降。不久，鞭炮之声相继而起，美人在马路上跑跃，中国小儿围绕而呼，广播电台播出嘹亮之音乐…”

重庆顿时成为欢乐的海洋。

傅斯年也夹杂在欣喜若狂的人群中。罗家伦回忆当晚的傅斯年，头一句就是：“孟真疯了。”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大叫大闹了好一会，等到叫不动闹不动了，回到原处睡觉……”第二天罗家伦去探望傅斯年，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

傅斯年冲上大街的时候，梁思成和两位作家正在美国大使馆与费慰梅共进晚餐。重庆的夏夜，酷热难当，吃完饭，他们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小山顶的台地上去乘凉，等着看长江对岸的山上群灯亮起，梁思成讲述着好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费慰梅说：

当梁思成穿过沸腾的人群，回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学者们同样也在高兴地笑啊、跳啊，喝着一瓶久藏的白酒庆祝胜利。众人的狂欢中，梁思成的喜悦有点孤寂，和林徽因一起苦熬了8年，日日夜夜盼望着胜利，胜利到来的时候，他们却各在两处。没人分享，再大的快乐也不圆满。梁思成归心似箭。

第二天一早，经费慰梅请求，一位美军飞行员用C—47运输机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往宜宾。然后他们转乘一艘小汽船下行数英里到李庄。

胜利的消息已先于梁思成到达这个偏僻的小镇。小镇上的人们奔走相告，相拥相泣，龙狮与彩灯聚集，在街上游了一圈又一圈。“下江人”纷纷下馆子，吃光了所有的花生，喝光了所有的酒，每个人都酩酊大醉。

林徽因的庆祝方式是特别的。她拖着病躯，由费慰梅步行陪同，坐了轿子到镇上的茶馆。蜗居在李庄6年，因为病痛，她几乎从未到过一里外的镇上。

经历过多年的离别，费慰梅眼中的林徽因“又苍白又瘦削，但毫不气馁”，“她经历的生活艰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开始想，回顾起我们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离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差不多和我们外国人一样遥远。但这些年来一切都改变了”。

一切都改变了，当林徽因写下“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了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她就再也不是抗战前自叹与社会下层总隔着一层窗子的自己。时代在剧变，还要有更大的改变，林徽因以个人的际遇思考时代与社会，不知不觉中，走出了“自己无形中习惯的窗子”。

1945年10月，被任命为美国新闻处主任、主管美国对华宣传指导工作的费正清又一次来到中国。费正清的到来，让林徽因雀跃不已。她给费慰梅写信说：“这开始有些像旧时了。但是你不能够想象现在的寂寞，与你来李庄的时候我们在院子里度过的热闹时光的差距有多大……如果太阳能再出来，而我又能恢复到我那样的健康状况，我就会不管天气冷不冷，哪怕就是为了玩玩也要冒险到重庆去……”再见费慰梅、费正清，她又成为20世纪30年代那个期待着冒险的、浪漫的女生，迫不及待想要一次远行，离开李庄，和朋友们相聚。

一个月后，在梁思成的陪伴下，林徽因终于坐船来到了重庆。费慰梅用白描式的素笔描写了刚到达的林徽因，重庆已经成了她眼中的大城市，“她觉得每一件事都很新鲜有趣……坐在吉普车上眼睛就离不开我们经过的新衣服、车流”。走进费正清夫妇在美国新闻处宿舍的家，两间小房间，角落里一个小壁炉，一张窄的帆布床推到隔断墙边，盖上一条手工毛毯，充当沙发，上面再挂上一幅从西安带回来的唐马大拓片。不过是战时因陋就简的简单装饰，费慰梅说，林徽因走进去的时候吸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

同样爱美，爱漂亮，追求雅致的、艺术的生活，这位闺中密友比任何人都知道，一别的10年，林徽因付出了什么。

费慰梅联系了在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美国著名胸外科专家里奥·艾娄塞尔博士，请他前往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给林徽因做简单的检查。艾娄塞尔告诉费慰梅，林徽因的两个肺和一个肾都已经感染，最多5年，就会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个结果”，费慰梅说，“我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问。我想她全知道。”

1946年春，林徽因跟随费慰梅乘飞机再访昆明。在那里，林徽因又见到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她形容重逢的喜悦，是超过了“一个人在李庄最大的奢望”，“我们用了十一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庄这种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情况弄清楚，以便现在在我这里相聚的朋友的谈话能进行下去……两天左右，我们就完全知道了每个人的感情和学术近况。我们自由地讨论着对国家的政治形势、家庭经济、战争中沉浮的人物和团体，很容易理解彼此对那些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和想法。即使谈话漫无边际，几个人之间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

重访昆明时的住所是军阀唐继尧后山上的祖居，房间宽阔，窗户很大，还有盛大的花园。林徽因以她特有的诗人气质感受着这幢“梦幻别墅”的动人，“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在雨中，房间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浪漫氛围——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了下来，一个人在一个外面有个寂静的大花园的冷清的屋子里。这是一个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林徽因前往重庆后，梁思成又回过一次李庄。寓居李庄的文人已开始陆续搬离。他需要替自己，也替林徽因，向这个战争中和他们患难与共，同悲同喜，记录下他们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时光的小城，做一次郑重的告别。他和史语所的傅斯年、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53人凑钱刻了一块石碑，由陈盘撰文，董作宾题额，劳干书。这块题名为“留别李庄栗峰碑”的碑铭里，刻着他们对战时的李庄所有的情感：“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6年来，尽管贫病交加，“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费慰梅语）。然而，在这里，他们也邂逅了李庄人竭尽全力的礼遇，以及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城，碑铭的撰稿人陈盘完成了他的《左氏春秋义例辨》等论文，碑额“山高水长”的题写者董作宾完成了《殷历谱》，书写碑文的劳干写成《居延汉简考释·释文》，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与此同时，史语所的同人还石印了两册学术论文专辑，内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每一篇都是学术史上的扛鼎之作。这两册学术专辑，他们为它取名《六同别录》，“六同”是南朝梁武帝在李庄设立的戎州辖郡名，李庄正是郡治所在。

如同钱穆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的《国史大纲》的扉页上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说：“国人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揪然而悲，奋然而起。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

一段历史就此落下帷幕。

1946年10月下旬，最晚动身的史语所也离开了李庄。罗南陔伫立江岸，目送“下江人”乘坐的“长远号”一点点远去。“下江人”迁来的几年中，他的女儿罗筱蕖嫁给了史语所的逯钦立，另一个女儿罗群荪嫁给了同济大学学生洪慰德，外甥女张素萱嫁给了史语所的李光涛。如今，随着各机构撤离，他们也都一起离开了故乡。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1950年，罗南陔被划为土豪劣绅，并被处决。曾经，罗家在鼎盛时期，几代同堂，人丁兴旺，家业丰厚，良田千亩，李庄有半条街的房子都属于他们。抗战胜利后，当他送别这些教育、科研机构时，已耗尽家财。传说1946年，罗家几兄弟分家，罗氏上千亩田地，屡经变卖，只剩不足百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