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摸索着前进，林徽因的病情却一日重似一日。她常常是白天为系里的事务而忙，甚至忘了自己有重病在身，到了夜里又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入睡，“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辗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她是那样地孤单和无望，有着难以诉说的凄苦”。

1947年夏，梁思成收到了来自国内的电报。林徽因肺结核病情恶化，正在考虑手术。他决定提前结束行程，赶回林徽因身边。

临行前，梁思成再次前往费正清夫妇处道别，他们都预感到这将是最后一次相聚。于是，由费慰梅建议并问询，费正清夫妇对梁思成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采访，他们记录下梁思成记忆中他和林徽因所有的生活经历。这次的采访记录加上自己的回忆，成为费慰梅珍藏的史料。几十年后，费慰梅根据它写成了传记作品《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通过费慰梅的描述，梁思成与林徽因“顶着灾难取得胜利”的故事传到“各时、各处”，传到“许多不相识人的心里”（林徽因语）。

梁思成回国后，又恢复了“特别护士”的角色，除去讲演外，他尽可能抽出时间陪伴林徽因。他在美国购买的各色礼物中，最受大家赞赏的是一辆小型克莱斯勒牌汽车，它成了林徽因的天赐礼物，她可以被轻松地被载去访友。

林徽因的肺病已到晚期，经医学检查，结核菌已侵入她的肾脏，必须做单肾切除手术。但由于天气和低烧以及输血并发症，手术不得不一再拖延。

秋凉以后，林徽因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医生决定采取初步措施看她能否承受肾脏手术，她被安排在西四牌楼的中央医院里。1947年10月4日，林徽因在病房里写信给费慰梅说：

1947年12月24日，林徽因终于做了肾切除手术。手术前，为防万一，她给费慰梅写了诀别信：“再见，我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忽然间降临，送给我一束鲜花，还带来一大套废话和欢笑该有多好。”手术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林徽因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因为体质太弱，伤口几个月才勉强愈合。

林徽因手术后身体有所好转，梁家著名的“午后茶聚”又得以恢复，林徽因这时还保持着下午四时进茶点的英国习惯，每天下午三四点她都在家里举行茶会。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常来的有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其他多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以及建筑系的旧同事。茶会的形式和内容仍然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北总布胡同沙龙的风格，属于无主题的学术交流，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和林徽因一起筹划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将之形容为一个“学术殿堂”，“光彩照人，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有时简直莫知所从，但感到又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去登堂入室，道路宽阔得很”。“如金岳霖先生有哲学意味的归纳，张若奚的政治议论。他们都爱绘画，邓以蛰教授有时拿来几幅画，供大家欣赏，记得有一次拿来的是倪瓒的树和金冬心的梅等。茶聚免不了要谈一些政治，总的说来很超然，有魏晋清流的味道。也包括对时局的批评，有时谈到一个人，如传闻胡适睡在床上，被头顶上的天花粉刷泥块掉下来，打破了额，于是谈到建筑装修，又谈到胡适近来说什么，又不免议论一番。”吴良镛感慨：“‘午后茶聚’是当时教授们共同的需要，对林先生更是绝对重要的，她爱发表己见，躺在病榻上的她可以从这个茶聚中得知‘窗子以外’的社会、文化、政治，找到她感兴趣的命题，当然包括与她生命相连的建筑与文化艺术。总之，她从来未停止学术的思维。”

1948年，梁家的茶会还有一个新来的客人——福建姑娘林洙。这一年，林洙北上赴清华大学读先修班，临行前她的父亲写信给在清华大学的同乡林徽因，希望得到林徽因的帮助。

时年20岁的林洙就这样走进林徽因的生活。她忠实地记录了林徽因最后的岁月，陪伴梁思成走完寂寞孤苦的余生。这一段尘世的缘分，无论于林徽因和梁思成，还是林洙，都有着特殊的意味。尤其是林洙，从结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不知不觉地在改变。

这是一个林洙从一开始就为之吸引并深深迷恋的世界。

1948年一个初秋的早上，林洙敲开了新林院8号林徽因的家门。等待在起居室的时刻，室内的陈设给林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都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林徽因出现了。她仔细地询问了林洙的衣食住行、学习情况，如同一个亲切的长姐。接着，两人谈起了对北平的印象，林徽因如数家珍，侃侃讲来。两三个小时很快就过了，当林洙告辞出来，初次见面的震撼还令她兴奋不已：“……我不能想象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这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调皮、关心、机智、热情的光泽……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而感受到的则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她是这么吸引我，我几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

林徽因对这个沉默腼腆、聪明敏感的福建小老乡也颇有好感。第一次见面，她就对林洙说，只要林洙愿意，欢迎常来林家坐。她常常邀林洙来喝茶，茶会的一切在林洙，自然也是新鲜的。林洙记录的角度，和吴良镛又不相同。

吴良镛和林洙，一个从学术，一个从生活，共同勾勒出北还后梁家的沙龙场景。从北总布胡同，到长沙，到昆明，再到清华大学，早年的习惯，学术、文艺与清谈，在林徽因和她的朋友，已经成为一种活着的方式、姿态，成为血液里的基因。不管城头变幻什么样的旗子，报纸上宣传什么样的主义，都不能被荡涤，洗刷，彻底改变。这也决定了他们日后的路，走得必定无法顺畅。

1948年，国民政府金融改革失败，内战乌云密布，物价也随之飞涨。清华大学教职员的月薪只能维持几天的开销，教授们不得不靠卖书来维持生活，有人讽刺说：“过去是书店的书往教授家里走，现在是教授家里的书向书店里走。”昔日宁静的北平城，反饥饿、反迫害、反专制、反独裁的声音处处激荡。林徽因写信给费慰梅说：“我们的经济生活，对于那些有幸免于忍饥挨饿的人们来说，意味着头一天还有数万元家财，而第二天就又变得一文不名。当生活整个来说都乱了套的时候，我的卧床生涯就没什么意义了。”

炮火纷飞、民情鼎沸中，中央研究院在南京举行了第一届院士选举。选举时间为1948年3月25—28日，由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主持。这一次“破天荒”的院士选举，其实已筹划多时。1947年5月12日，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截至1947年8月20日，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共收到来自全国29所大学、13所独立学院、10个专门学会、19所研究机关以及其他专科学校、国立编译馆、社会团体、个人等提出的院士候选人名单510人。8月27日至10月13日，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连续召开6次会议，将名单确定为402人。至1947年10月，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筛选审定150人。1948年3月的院士选举会正是以此为基础，遴选出最后的院士名单。其中，人文组由胡适和傅斯年各拟一个名单。胡适提名17人，傅斯年提名21人，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胡适和傅斯年的名单上，相同人选竟有15人之多。有趣的是，胡适的那份名单上没有自己，傅斯年的名单中自己的大名则赫然在列，两人性格的差别由此可见一斑：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从来都是梁山好汉式的磊落痛快，“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朱家骅语），因之不惧飞短流长；胡适则性情温婉，处世灵活，宽宏包容，一生广结善缘而少有敌人。两人皆是本着自己的性情与理性，而无私心杂念。正如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所说：“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好了。”

1948年3月28日，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和四次补选，最终选出81名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最长者为83岁的吴稚晖，最年轻的是37岁的陈省身。梁思成以“主持中国营造学社多年；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物，实地搜求，发现甚多”的业绩，高票当选。81名院士中，因政见不同而为国民党当局所不悦的郭沫若、马寅初也在其中，可见评选过程已尽力抛弃学术之外的政治成见，达到傅斯年所说的“公正、像样”。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院士评比，傅斯年麾下的史语所独占鳌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董作宾、吴定良等8人悉数入选，民国学术史语境下的史语所“神话”至此也到达了巅峰。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蒙蒙细雨中，“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路一号中央研究院礼堂举行。包括梁思成、金岳霖、钱端升在内的51位院士出席了开幕礼，请假者11人，在国外不克出席者19人。张伯苓、吴贻芳等教育界名流也参加了开幕礼。评议会委托梁思成设计了书有“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四方形院士徽章，另特邀书法家沈尹默书写院士当选证书。为求节约，整个会场布置简朴，没有摆设鲜花，天气阴郁，亦不开灯。蒋介石亲临现场并致训辞。是日，鸡鸣山上因蒋介石的到来实行了戒严，“荷枪实弹的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气氛不同寻常”。

开幕礼仪式非常简单。首先，朱家骅宣布开会。然后，蒋介石致辞。蒋介石约略讲述了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才有院士选举与全国性院士会的原因，表彰了中央研究院首创者蔡元培的卓越贡献，希望院士们能以此为激励，提高学术水准的同时，传播学术成绩，提倡科学合作，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并为国家建设出力。蒋介石致辞后先行退场，身兼行政院院长与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双重身份的翁文灏代表评议会致辞。接着，张元济和声望最著的胡适作为院士代表相继发言。张元济说：

面对满堂政要、学者，张元济这一番“大煞风景”的话直戳到每个人心窝，现场一片沉默。

几乎与这场阴雨中的盛会相同时，国共两军正在展开一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生死较量。1948年9月12日，院士会议开幕前11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发动辽沈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总决战的序幕。9月24日，院士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攻克山东省会济南。不久之后，淮海战役在江淮平原打响。这些久历劫难的学术精英，连年的抗战没有淹没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耀眼光芒。当他们好不容易走出困苦，步入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却又一次遭逢历史的大变局。风雨飘摇，“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的悲叹盘桓在每个人心头。

首届院士会议闭幕后，国民党军队持续溃败，防线节节后移，蒋介石接受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秘密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撤退台湾的准备开始了，一批文化学术精英成为重点转移目标。蒋介石倚重傅斯年和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具体执行则由傅斯年、蒋经国以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三人组成小组磋商谋划种种细节。傅斯年认为有4种人必须“抢救”并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飞往北平，召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大陆学人”的实施办法。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炮火飞抵北平，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一时间，去还是留，追随国民党还是跟从共产党，成了名单上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的抉择。

傅斯年自不必说，能够临危受命，主持史语所及其重要文物迁台，紧锣密鼓地布置“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本身已经将自己的态度昭告天下。对国民政府，傅斯年虽有诸多不满，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并不接纳。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傅斯年和共产党之间，始终有一条无法逾越的政治信仰的鸿沟。在他看来，国民党才是他心目中的正朔。北平解放前夕，面对国民政府的溃败，傅斯年悲伤、绝望、痛不欲生，几近自杀。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只是施政出现偏差和一些客观情况造成的，并不是领导人本身出了问题。对蒋介石心存知遇之恩的傅斯年内心深处一直期望尽一己之力，辅佐其完成大业。因此，他不肯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坚决无比。

和傅斯年大致持相同立场的，还有胡适。身为平津文化界的领袖、带头大哥，胡适在去留问题上，虽无傅斯年那般决绝，但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傅斯年一般无二。围城之初，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得意门生吴晗两次登门劝其留下，胡适都拒绝了。此后他更是托人回复已是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的吴晗：“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师徒二人终至不欢而散。对于这位昔日弟子的选择，胡适充满遗憾：“吴晗可惜，走错路了。”吴晗则认为自己拥有一个无限光明的未来，对抱残守缺、仓皇辞庙的胡适则不无鄙薄，就此与胡适划清了界限：“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

在胡适面前受挫的不止一个吴晗。一日，季羡林去办公室找胡适商谈校务，一个学生闯进来告诉胡适，前夜解放区广播电台对胡适专线广播，只要他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北平解放后，他仍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职务。季羡林说：“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

虽然是大厦将倾，去路不明，但胡适心中早有成算。

1948年12月12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电报，电文说：“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12月13日，人民解放军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弹弹片飞落到北平机场。12月14日，国共在城外激战，这天早晨，胡适还没有出门就接到陈雪屏电话，力劝他南行，说马上有飞机接他南去。胡适不再犹豫，决定乘机南飞。离开北平前夜，胡适给陈垣写信，讨论陈垣考定的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期间不停有电话打来，被电话不断催促的胡适意识到，今后可能再也难有安静的治学环境了。末了，他在信中长叹：“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

12月14日上午10点，胡适赶到北京大学，焦急地等了大半天，对秘书郑天挺说：“看这样青天无片云，从今早到现在，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飞机已不能来了！”心浮气躁的胡适12点到东厂胡同家中，仍无消息，午后1点半，才接到“剿总”电话，要他下午3点携陈寅恪一家到中南海勤政殿集合。他们到勤政殿后，飞机仍一再拖延。胡适与陈寅恪一家只好暂时返回东厂胡同。12月15日，国共在城外激烈交战。傅作义下令城外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南苑机场。这一天，天气暖和，许多北京人站在金鳌玉栋桥上看三海冰融的奇景。快冬至了，已冻的冰却又融化，这在北平是多年不见的怪事。胡适却无暇欣赏，蒋介石亲自下手谕命人再飞北平，在南苑机场等候。胡适从家中拣了父亲的遗稿、自己的著作手稿以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便和陈寅恪匆匆登上飞机。临行前，他留下一张便条给北京大学的同事汤用彤和郑天挺，便条的内容如下。

这一去，便是永别。自此起，终其一生，胡适再未踏上过他依恋的这座古城的土地。

12月15日傍晚6点半，胡适与陈寅恪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同机者尚有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蒋经国、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杭立武前往迎接。和胡适同机到南京、被列为学人“抢救”头号人物的陈寅恪次日又赴上海，一个月后再到广州，此后虽经多次奉召，最终没有南下，留在了岭南大学。

12月17日，胡适到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由北京大学南京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致辞说：“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陈雪屏会后致电北京大学同人：“今日校庆，此间校友集会，校长讲话，痛哭失声，会场凄然断绝。”

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赴南京。

每天都有人离开这座城市，可更多人还是选择了留下，静静等待着易帜的那一天。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季羡林感慨道，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让胡适苦等不到、大哭一场的老朋友里，不知有没有梁思成和林徽因。1948年，这一对饱经患难的夫妻如同《射雕英雄传》里死守襄阳的郭靖和黄蓉，婉拒了外国朋友的出国邀请，谢绝了周围人“南迁”的建议，固执地决定留在北平。

选择留在北平，留在国内，他们有自己的理由。

1948年8月，梁思成以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身份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创建20周年庆。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一个月前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的教授共404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制造屠杀东北学生的“七五血案”。

1948年下半年，整个清华大学的氛围越来越激进。国民党开始出动大批特务在北平各大学疯狂搜捕进步学生和教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首当其冲。清华园内这时满是身穿黑褂的暴徒，拿着棍棒到处抓人，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新林院8号的家也未能免于被搜查。

虽然一直以自由主义的态度疏离于政治，但当政治腐败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事实上，他们的不满早在敏锐地感知到内战即将爆发时就有所表现。1946年1月，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信说：

和林徽因一样，梁思成对即将发生的内战也不无忧心。梁从诫回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那天我正好和父亲乘江轮‘长虹号’从李庄返回重庆，船还未到重庆，依靠在江津码头过夜。我听见岸上汽笛长鸣，极其兴奋。而父亲却靠在船栏边望着江水长叹一声，说：‘又要打内战了，我是忧从中来啊！’”梁从诫说：“我不懂他的意思，但在举世欢庆的时候听他说了这么一句悲愁的话，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后来，我从妈妈1946年春给威尔玛（费慰梅）的一封信中也看了类似的话，才知道那是当年他们共同的心情。”

当然，让他们忧虑和担心的，还不仅仅是内战。他们的好友费正清在给劳克林·柯里的信中曾经说：“留美归国的自由主义型学者，是美国体制与科学准则培养的最好典范，但至今依然没有为中国的进步提供多大动力。他们正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好时光的再次来临。”经过8年的抗战、苦熬，梁思成和林徽因对战后的重建和复兴寄托了太殷切的希望，他们迫切地期待着一个“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好时光”，期待一个盛大的学术社会。可是，触目所及，他们能看到的只有国民政府掠夺式的战后接管、失控性的政治腐败、近乎崩溃的经济秩序。一边是达官显贵在匮乏时代大发国难财，一边是教授们食不果腹，靠美国救援面粉维持生命。一边是风起云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一边则是对民主残酷血腥的镇压……

费慰梅曾说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艺术的熏陶中长大”，思想上“崇尚理性”，“对政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但是，再单纯的人也知道，腐败、不公正的后面必然是政治的不清明。就像考古学家李济对费正清所说的：“委员长自己出面支持限制物价的行动近乎可笑，仿佛经他个人要求就会改变经济规律，那是荒谬绝伦的。现在老百姓都在挨饿，这些年来，我已经死掉了两个女儿，陶孟和也死了配偶。如果我们为国家做贡献并且能够被重视，在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都在同甘共苦，那么即使挨饿也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就会让人感到心灰意懒。”

李济的一番话，只怕也道出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心声。他们可以忍受贫困，也并不缺乏患难中与国分忧的道德担当，但对于腐朽的政治，对于越来越多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平等、不公正，却是接受无能。尤其，这不平等、不公正还是在国难当中，那刺激可想而知。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苦痛现实，自己以及身边朋友的际遇、经历，一点一滴，都在改变林徽因和梁思成旧有的认知，一点一滴，都在消解一个合法的中央政权在他们心目中的庄严权威。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特务围攻、血洗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学生死伤无数。年轻人的血再次震撼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促使这一对不问政治的学术夫妻开始进行严肃而认真的政治思考。

1945年2月，苏联和美国、英国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以维持外蒙古现状和控制东北铁路及军港为交换条件，换取苏联出兵日本占领下的东北。此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公开宣称旅顺港及大连港区域、满洲铁路权益为“新的苏维埃领土”，迟迟不从东北撤军。苏军拆运东北厂房、机器，把东北重工业当成战争的战利品运回苏联的事实也屡见报端。1946年年初，《雅尔塔协定》曝光，举国震惊。1946年2月下旬，重庆各大学校纷纷举行反苏游行示威，号召政府维护主权，要求苏联从东北撤军，坚决反对《雅尔塔协定》里有损中国主权的部分。由于群情激愤，国民政府一时无法平息，国民党右派则大喜过望，认为这是打击共产党的好机会，乘机挑唆游行队伍反对共产党进入东北，并将游行扩展到全国。身在重庆读书的梁从诫也没能置身事外，怀着一腔爱国热血加入游行队伍中。事后他兴奋地给正在昆明的林徽因写了一封长信，详加形容。没想到，消息传到林徽因处，她并不赞成，还特意写信训斥梁从诫，不许他参与和国共相争有关的政治活动。

梁从诫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一二·一’运动后的昆明，使母亲在政治上有了新的认识。次年三月，我这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在重庆被哄去参加了反苏游行。母亲知道后，从昆明来信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说我是上当受骗，当时我还不大服气。这是我们在政治上的第一次交锋。”疏离政治的林徽因，竟然在风口浪尖，在群情激昂的学潮风波中，看出隐藏在后面的政治的角力、权力的博弈，可见政治的腐败实在已经到了人人休戚相关的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除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费正清的判断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梁思成和林徽因。身为美国情报协调局的驻华首席代表、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对日益走向专制的国民党的看法逐渐发生了改变，并在自己的著述、文章中留下大量对国民党政治前景的悲观预言，他说：“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信赖人民大众，在行政上又效率太低，实际上无法为民众做什么有益之事，而骇人听闻的苦难和灾祸总是跟随它的踪迹。它之所以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只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民众拿起武器反抗它。”他还说：“革命在中国是难免的，1945—1946年城市经济的崩溃，国民党政权显而易见的腐败和对人民的镇压，更坚定了我这一看法。当马歇尔的调停也开始宣告失败时，刻不容缓的是应及时提醒美国公众，不要再支持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右派，他们正在自掘坟墓，并且打算把我们也拖进去。”他还由此得出结论：“蒋介石标榜的民主不是我们所信奉的那种民主，恰如毛泽东的民主同我们的民主毫无二致一样……国民党中国的败落看来将会加快。从美国获得的物质援助不能制止这一进程。当一个中国政府如此明显地失去民众的默许和认可——用过去的说法，失去天意时，用外国武器和粮食供给警察来维持这政权，是无济于事的。”

以费正清的学术经历、学术眼界，以及他作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代言人的特殊身份，不难想象，他的这些言论、观点，对中国革命、国共关系洞若观火的分析，在当时之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影响。林徽因就曾经直白地说过，因为自己“对许多事情的无知”，“非常感谢费正清对中国生活、制度和历史中的许多方面的高瞻远瞩、富有教益的看法”。如果说，此前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还仅仅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那么费正清则无疑适时地推波助澜，极大地印证并强化了他们心里还并不十分确定的认知。

1948年，费正清的新书《美国与中国》出版，这是费正清积数年之功的心血之作，书成后第一时间便寄给了远在中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1948年12月，费氏夫妇收到来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林徽因评价这是一部“用西方人能够懂得的方式解读中国，而中国人又可以从新的视角去看他自己的国家”的书，并明白地表示：“说到政治观点，我完全同意费正清。这意味着自从上次我们在重庆争论以来我已经开始接近他的观点——或者说，因为两年来追踪每天问题的进展，我已经有所改变，而且觉得费正清是对的。我很高兴能够如此。”至此，可以说，国民党之为正统的观念已逐渐在林徽因心里土崩瓦解。

不过，对旧政权彻底失望还不是林徽因和梁思成要留在大陆的根本原因。在1948年冬，促使他们做出这一选择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骨子里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父亲留在大陆的经过时曾经说：“父亲之所以选择留下，并不是因为哪个政权，而是因为他爱国，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爱国是个非常具体的概念，就是爱脚下的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爱他们的父母之邦。”

林徽因和梁思成同样如此。他们的女儿梁再冰曾经讲过一件发生在昆明的旧事。林徽因一家由北平初迁昆明后，梁再冰与梁从诫就读于昆明恩光小学，梁再冰读四年级。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叫陈璧君的广东女人，要给学生做演讲。当时梁再冰并不知道她是汪精卫的妻子，只清楚地记得，父母坚决不让她去：“当时我还跟他们辩，说同学都去了，为什么我不能去？他们说就是不能去。第二天他们又问我，除了我还有谁没去？我说我们班就我和张文朴（张奚若之子）没去，他们就笑了。”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心里，民族大义是不能逾越的底线，家国情怀则是安身立命的背景。他们的一生，无论是视为志业的建筑学研究，还是为人立世的基本准则，无不以此为出发点。真到了退无可退，必须抉择时，那自然也是他们最后的依据。

有几件事可以为说明。

第一件事发生在1946年。抗战已经胜利，有一次林徽因与其子梁从诫谈起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匀、直逼重庆的危局，梁从诫问母亲：“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林徽因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林徽因握着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回答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

第二件事是关于病痛、生死。1940年冬刚到李庄时，林徽因即因肺结核症复发而一病不起，梁思成也患颈椎灰质化病。两夫妻苦熬在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李庄，病况日益严重。其时，梁思成的建筑学研究已经蜚声中外，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写信邀请梁思成到美国去访问讲学，费正清夫妇以及一些美国朋友也力劝他们到美国工作并治病，但都被林徽因和梁思成拒绝了。梁思成复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林徽因也表示决不愿做中国的“白俄”。1945年年底至1946年年初，费慰梅在重庆替林徽因联系医生检查身体后，又一次劝说林徽因和他们一起回美国长住治病，林徽因和梁思成则又一次婉拒了他们的好意。

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决定，身边人有不解，有讶异，也有赞赏。林徽因的好友李健吾就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写了篇文章：“现在，到什么场合寻找她的音容？她和丈夫，抛弃闲适的客厅生活，最先去了昆明。这一对身体残弱的学者，有的是饱满的精神。我最初听到他们的信息，是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当留在祖国吃苦。他们享受惯了荣华富贵，如今真就那样勇敢，接受上天派给祖国的这份苦难的命运？林徽因在她大勇若愚的忧患中，贫病中，倔强中，没有写出类似下面的美好的词句：心此刻同沙漠一样平，思想像孤独的一个阿拉伯人？”

在李健吾看来，林徽因对忧患、贫病的接受，不离故土的执着和勇敢，已近似于“大勇若愚”。“大勇若愚”，在当时的情境下，你当然可以把它当作赞美，不过，这赞美也未尝不包含着深深的惋惜和遗憾。和那个无畏而闪光的抉择相比，每一个爱她的人，她身边的至亲好友，可能更愿意她好好地活着。

更不用说梁思成。支持林徽因，并和她一起做出这样的决定，梁思成的内心深处不可能没有纠结和挣扎。毕竟，那是以牺牲林徽因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1947年，梁思成出访美国和英国，返国前曾给费慰梅写过一封短信，信中说：“亲爱的慰梅，数次在富兰克林拜访的经历如此美好，真希望徽因也在这里。我害怕说再见，未来难再团聚的感觉总是隐隐袭上心头，如果还有机会来美国，我一定要带徽因同行，但我怀疑她今生是否还有体力远行。所以我们只能期待你们来看我们，可这和我们团聚美国太不一样了，这是徽因数年的一个梦想。每当想到这里我就非常难过，我觉得是我……是我的忽视，我的不够尽心尽力造成了徽因现在的状况，我永远也无法原谅我自己……”

这一段文字里的梁思成，应该是沉寂在心底最深处，最怕去细想、深想的那个自己。做出这个共同的决定，如果说林徽因凭借的还只是一种“大勇若愚”的、豁出去的浪漫和热血，梁思成要面对的则是无数次暗夜惊醒后的心悸，是日复一日的失去爱人的恐惧，是“此别何人识此情，当知后会在他生”的悲凉，以及生死两别，漫漫余生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蚀骨的自责。

只是，尽管如此，尽管背负着这么沉重的心结，他们终究还是没有回头。回首往事，梁思成说：

明知等在前头的，是个悲痛的未来，仍要迎面而上，不做他想。在一个外侮不息、战乱不止、动荡流离的年代，爱国于他们，最终成为一种命运。

因此，他们早都选择过了。到1948年，他们坚决不离开，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中。据说，林徽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曾在朋友面前激动地表示：我深信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会也不该选择在这样的时候离开祖国的。而对于不坚持这个原则的人，她始终是不能理解也不肯原谅。

1948年年底，“似是阳历除夕”，已被蒋介石派专机由北平接到南京的胡适与傅斯年共同守岁，两人相对凄然，一边饮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诗。

一首吟罢，师徒二人感时伤怀，潸然泪下。

1949年4月23日，南京易手。

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身着灰布军服，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办公楼看望陶孟和。事先并不知情的陶孟和着长袍至会客室与其相见，互道姓名后，方知眼前来客便是陈毅。陈毅因早年在中法大学读书时读过陶孟和的文章，深受启发，也了解陶孟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义举，两个月后，他向党中央力荐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49年6月17日，中央研究院被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正式接收，取而代之的是这一年11月1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据统计，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中，成建制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总办事处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所全部留在大陆。至于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迁往台湾的仅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10人，远走海外的有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1949年1月在美国去世）共12人。其余50余人，均留在大陆。

1949年8月，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文中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1949年的去从依归，映射的是知识分子群体对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认同，与此同时，也决定了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此后半生的人生轨迹。1949年之后，少数人迎来了更大的荣耀，大部分人则饱经磨难。他们将自己的学术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1949年。

大师云集的中央研究院自此隐入时间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