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伴随着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中国建筑史》的编撰完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术兴趣逐渐发生转移，借助费正清夫妇寄来的国外最新研究资料，他们开始积极思考战后重建的工作。1945年10月，重病中的林徽因翻译整理了一篇题名为《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的文章，刊登在《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2期，也是这份汇刊的最后一期。

这样的转变，从表面看，是学术计划的循序进行——经过战前大量的田野调查、文献整理，林徽因和梁思成自认为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可以暂告一段落。不过，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他们身为建筑师、知识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2期的主编，林徽因在“编辑后语”里指出：“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成为民生问题中重要的问题之一。”她的女儿梁再冰说：“我妈作为女性，她的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强。她当时真的病得快死了，但是在床上她想的是，抗战以后中国怎么建设，甚至想到廉租房这些东西，你们看这两篇文章你会很感动的。”从这种种细节，不难看到一位身居茅屋病榻还心忧天下的学者的良知。

这篇长达4万多字的文章是林徽因在翻译美国社会住宅活动家凯瑟琳·鲍尔·沃斯特的住宅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针对中国建筑现实所做的一项研究。不同于林徽因以前的诗意笔触，这篇文章用笔素朴、平实，文章以大量篇幅集中讨论了战后中国建设低租住宅的问题。林徽因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战后社会的建设，以往建筑学不重视住宅问题的倾向必将改变。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探索建筑史方面虽是志同道合的伴侣，但具体到个人的学术方向、喜好，两人之间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就像前面提到的她的学生王其明、茹竞华的一段回忆：“林先生很早便对民间建筑很重视了。听到有这样一件往事，梁、林先生只有一台照相机，梁先生要照斗拱，林先生要照民居，时常为此争执不下，后来还是林先生做了让步。”这件小事，既反映了他们夫妻的相处模式，也体现了两人趣味的差别。相比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史宏大叙事的执着，林徽因显然是较早关注民居建筑的那一个。早在20世纪30年代与费正清夫妇同赴山西峪道河考察晋汾古建筑时，林徽因就注意到了当地的民居，并在由她执笔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一文中特意着墨去描写。这也是早期《营造学社汇刊》为数不多的论述到民居的研究。

不过，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民居建筑并不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研究重点。在西方古典主义的定义中，只有神庙、宫殿、城堡才堪称建筑，由无名建筑师建造的民居并不在建筑艺术的视野范围内。从这个逻辑而言，它自然也不在以建立和西方抗衡的中国建筑学体系为理想的营造学社的研究视野内。按费慰梅的说法就是：“学社对研究住房建筑只给予很少的注意。”

这种状况一直到南渡后，“从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里的内地乡村，晚上就宿在村里，在艰苦和疲惫的条件下的旅行打开了研究人员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居在建筑学上的特殊重要性”。走出“窗子”，融入民间社会、乡村社会的林徽因开始认真地思考民居建筑问题。在昆明时期，她为云南大学设计的女生宿舍映秋院（由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夫人顾映秋捐资修建）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映秋院的设计中，林徽因创造性地运用了民居的手法和风格，以不对称和院落组合布局，使用了游廊和望楼这两种中国民居的典型要素作为该建筑的水平与垂直交通空间的构成。居住昆明时期，林徽因和梁思成还在昆明郊区龙头村设计并建造了自己的房子。费慰梅感叹道：“这居然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这座建成于1940年的农舍，在费正清的描述里充满了田园的朴素、自然：“本地的土坯墙和瓦房顶，内部是轻质的木结构和粉白的石灰墙。后面则是在桉树丛中漂亮的小花园。”梁再冰回忆，建设龙头村住宅时，“特别是上梁和立柱时，妈妈常要我和弟弟到工地去看看，了解中国房子的建造过程”。

在这样的思考下，待到抗战即将结束，大规模的建设即将到来，林徽因自然就有了将自己的思考付诸实践，以此改良社会的想法。《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一文的出炉，在林徽因，正是这样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除了探讨居住区配置问题，还特意谈到了城市旧区改造和新城区建设之间的“大规模全盘筹划”。

这段论述，让我们看到了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关于将北京分为新、旧两个城区的“梁陈规划”的影子。也说明，无论是古建筑还是城市规划，作为建筑学者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学术理念上，长期以来，一直是彼此影响、互为一体时。这也决定了他们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是真正意义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从“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造幸福”的民居建设，到城市功能的新、旧区大规模全盘规划，这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为即将到来的战后建设所做的学理上的准备。1945年以后，他们所有的研究、工作思路，都以此为中心，次第展开。

1945年，随着教育科研机构陆续回归，人事也出现大的调整。这一年，李济辞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一职，推荐梁思成来担任，梁思成婉言推辞。7月，接替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建议，由梁思成出面继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同样谢辞不就。内心深处，梁思成早有打算。早在《清式营造则例》中，他和林徽因就曾经指出：中国古老建筑的新生命要靠新的建筑师和建筑学生，只靠过去学社吸收少数建筑系毕业生和招考吸引一些青年学徒是不行的。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看来，虽然中国古建筑还有很多课题有待深入研究，但是各个时期的体系沿革、历史源流已基本厘清。与此同时，战后的百废待兴，急需大量的建筑人才。

两相比较，薪火相传才是当务之急。他们没有丝毫的纠结和犹疑。

1945年3月9日，梁思成自李庄致信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呼吁清华大学尽快增设建筑系，为战后的城市复兴造就人才。

“抗战军兴以还，各地城市摧毁已甚……及失地收复之后，立即有复兴焦土之艰巨工作随之而至……由光明方面着眼，此实改善我国都市之绝好机会。”1945年，继解读天书，完成《中国建筑史》的书写之后，梁思成又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宏大的志愿：他要培养新型的建筑人才，然后和他们一起，在祖国的满地焦土上，建一个秩序井然，像发达国家一样高度专门化、组织化、机械化的新城市、新国家、新生活。“举凡住宅，分区，交通，防空，等等问题，皆可予以通盘筹划，预为百年大计……”

当然，这个“百年大计”，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心里，也连着营造学社。8年间，营造学社财力已空，老社长朱启钤家资散尽，陆续变卖收藏的古书、字画、册页、手卷，饶是如此，也难维持生计。而流亡岁月的患难与共，学社成员和梁思成、林徽因早已形成同进退的默契。1946年，重回昆明的林徽因在费慰梅陪同下，前往西南联大校园拜会梅贻琦。病中的林徽因恳请梅贻琦再创办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所，组成人员为原营造学社的成员，在培养学生的同时继续古建筑的勘察研究工作。

梅贻琦接受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所有建议，但也提出，清华大学一直有夫妻二人不能同时聘任的原则，加之林徽因的身体状况，恐无法胜任教职工作，因此不能正式入编，林徽因表示理解。

就这样，营造学社结束了它的使命，被编入新成立的中国建筑研究所。这个民间的学术机构、费慰梅口中“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从1930年正式命名成立，到1945年结束，前后共存在15年。这15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和学社彼此成就，共同成长，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如今，它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开启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另一段使命。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教工北返，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家也跟他们一起，乘一架从重庆直航的飞机飞往北平。1946年秋，清华大学建筑系如期开学，梁思成担任建筑系主任、建筑研究所所长。同年10月，梁思成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赴美国考察战后建筑教育，并应耶鲁大学邀请，做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普林斯顿大学也邀请梁思成参加1947年4月“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

1946年11月，在20年的阔别之后，梁思成回到美国。20年前，他和林徽因在这里留学。当时，他们选择的建筑学在自己的祖国几近空白，鲜有人知匠造之事也能登大雅之堂。20年后，当他重新踏上这片土地，已经是世界瞩目的建筑史学家。迎接他的，是潮水般的荣誉和掌声。

梁思成先到达耶鲁大学，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耶鲁大学开讲中国建筑史。他由此成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界系统讲授中国建筑史的第一人。耶鲁大学的美术图书馆至今仍珍藏着梁思成教学用的400张幻灯片。

在美国近一年的时间里，梁思成访问了莱特、格罗皮乌斯、沙里宁、斯坦因等建筑师和规划师。1947年2月，梁思成受聘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其间得以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建筑师，在和他们的讨论中，他感觉“茅塞顿开，获益匪浅”。

1947年4月，普林斯顿大学庆祝建校二百周年，梁思成应邀参加了“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的活动。来自全世界的60多位专家、学者到会，其中包括费正清夫妇、瑞典的奥斯瓦尔德·喜龙仁教授、牛津大学的E. R.休斯教授以及中国的陈梦家、冯友兰、陈达、屈栋子。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专家乔治·劳利教授和中国、日本古建筑研究专家亚历山大·索佩尔教授对梁思成非常熟悉。劳利曾在20世纪30年代访问过北京，对梁思成不惮繁难考察古建筑遗存一事早有了解。索佩尔教授则一直通过《营造学社汇刊》追踪梁思成在学术方面的新发现。在战火漫天、民不聊生且远离西方视线的远东，梁思成凭着自己默默无闻、脚踏实地的研究，赢得了他们一致的认同。他们邀请梁思成以会议主席的身份做了“中国唐宋雕塑”和“建筑发现——四川大足石刻”两个学术演讲，举办了一次中国建筑图片展。研讨会结束时，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授予莱顿大学杜维文达克教授和梁思成荣誉博士学位。仪式开始，以身着大礼服的校长和教职员为前导的大学生列队入场。身材高大、白发苍苍的杜维文达克身着长袍，佩戴中世纪头饰，和比他瘦小、看上去显得年轻、身着普林斯顿大学提供的过大的黑色长袍和帽子的梁思成，一高一矮，成鲜明对照。校长宣读对梁思成的赞词：“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同时又是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和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普林斯顿大学的档案里，至今保存着梁思成接受荣誉学位时写给校长的一封信，信中，他不无谦逊地把自己比作一个“满足其闲情逸致的好奇者”。他说：“对一个只不过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来追寻、也许仅仅是满足其闲情逸致的好奇者而言，这样的奖赏实在是过高了！”

坐在台下的费正清、费慰梅知道，为了这个“闲情逸致”，他付出的是毕生的心血、豁出性命的努力。

战时的寂寞、萧条变成了1947年的荣誉。生命中灼灼其华的时刻，梁思成却担心着远在清华园的林徽因。她全力支持梁思成的这一次远行，自己以病弱之躯和最先受聘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共同担起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起步阶段的一应事务。

吴良镛回忆第一次在清华园见到林徽因的情形时说：“这一次看到林先生跟在重庆的时候看她，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天阳光很好，她也好像已从漫长的里程中休息过来，容光焕发，‘欢迎你来’，接着就问我的学习、兴趣……总之，第一次与她谈话，她那谈锋一点不像病人，我也极其兴奋，猛想起她是病人，立即辞去。临走时，她还说：‘等你好久了，你来了，太高兴了。’建筑系设在水力楼二楼上，只是几间空房子，学生已到校，要忙开学，教室、图板、画图凳已有了，其他什么也没有，于是赶紧把图书馆五种柱式的书调来，描示范图，晒蓝图，先把《画法几何课》开起来，《素描》课上起来……”

多少年后，吴良镛都还记得那天的阳光。阳光下的林徽因，忘了自己是个病人，全力支持吴良镛的工作。她的女儿梁再冰说她：“把全部心血拿出来帮吴先生把建筑系搞起来，从桌椅板凳、行政工作，一直到课程的设置，甚至第一次学生怎么上课，全部都参加，真是花尽心血。但是当时她既不是清华的教授，也不是清华的职员，什么都不是，也不领任何工资。”

战后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就这样燕子衔泥一般地创办起来，度过了1946年的第一个学期。1947年年初，原营造学社社员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一起北上，加盟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队伍开始扩大。建筑系的青年教师把林徽因看作长者前辈，凡事都与她商量。林徽因则不问具细，有求必应。这里有这样一件小事。一次建筑系的速写课要画真人裸体像，模特儿已经请好，却有三个女生“闻风而逃”，没去上课。教美术的李宗津教授事后十分气愤地找来逃课的学生说：“你们去问一问你们的林先生，她当时上不上人体写生课？”然后跑去林徽因那里告了一状。林徽因对这三名女生不免又是一番开导：“为了艺术，为了提高表现力，应当上这堂速写课，大学女生哪能如此封建……”一件小事，给这三名女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师，重提往事，还犹自感慨不已。

林徽因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付上了残余的心血、精力。而创办初期的建筑系，也处处体现着她和梁思成的学术理念、艺术观点。

清华大学建筑系在创办之初，提出“住者有其房”“一人一床”等诸如此类的口号。这些语句真实地反映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当时的心境与愿望。8年的流离生活，挣扎在贫病的边缘，混迹于下层社会的经历，增添了他们对民间疾苦的认识，也增加了他们和普通民众共命运的感情。这样的心态到了抗战后就尽数表现在建筑系的排课、授课以及学术计划中。林徽因在建筑系就专门开设有住宅设计的课程。建筑系第一班学生朱自煊回忆：“当时的建筑系设在水利馆二楼，台阶很高，生病的林先生根本上不去，我们就到她家里听她讲课。她不在系里挂名，完全是义务讲课。”住宅设计在当时属于新课题，相关资料很少，林徽因对学生要求很严。茹竞华和王其明调查圆明园附近的营房，回来后向林徽因绘声绘色地描述：“在干涸的黄土地上零乱的村舍间，忽然出现一片绿树丛，穿过树丛，透过倒塌的围墙，看到一排排的四合院，进入里面，又有办公事的厅、小庙、水井、仓库、学校等设施。那些突然出现的意外景象真有《桃花源记》中叙说的感受……”可两人写成论文初稿时，林徽因问：“怎么写的没有你们看见的那么好？”

凡此种种，其实都体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对清华大学建筑系寄托的理想。就像他们建系时为自己制定的目标：“建筑是要为了大众的福利，踏三轮车的人也不应该露宿街头，必须有自己的家。”1948年印在《介绍清华》小册子上的这个“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式的理想是他们认真想做的，也是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介书生唯一可以做的。然而，在内战硝烟日益弥漫的当时，它实际上只能是一个善良的愿望。

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初期全称为“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所定的名称。而关起门来，系内教师只承认是“清华大学建筑学系”。实际上，只懂工程、缺乏文化素养的“半个人的世界”正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极力反对的。 “建筑师的知识要很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这就是我要培养的建筑师。”这是梁思成在创系之初说过的话，一望而知是出自他和林徽因20余年建筑学研究的学术追求，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学术境界。早在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伊始，朱启钤就认为，“要研究中国营造学非通人类全部文化史不可”。梁思成和林徽因将这一学术思想也贯穿到他们的研究中。在《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明确指出：“建筑之规模，形体，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乃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影；一国一族之建筑适反鉴其物质精神，继往开来之面貌。今日之治古史者，常赖其建筑之遗迹或记载以测其文化，其故因此。盖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之动向实相牵连，互为因果者也。”

以这样的追求实践于教育，就形成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偏重建筑艺术，提倡“理工与人文”结合的学术风格。1947年5月清华大学校庆，建筑系辟出两个展室，展出营造学社的测绘成果和学生的设计作业，同时打出“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标语，向所有师生、校友传达自己的建筑学理念。林徽因带病策划了这次展览，萧乾夫人文洁若还目睹林徽因为校庆来宾讲解评议：“……她款款来到一张摊开在长桌上的一幅古画前面，热切地评论着……由于她周围堵起厚厚的人墙，我也仅仅依稀听见她在对那幅梅花图上的几个‘墨点’发表意见。”吴良镛回忆说：“我看林先生从来没有这样的兴奋，以超出一般的神采和兴趣浏览一切，预支着她的精力……”

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这一建筑理念，在当时，其实还不能为大部分人所理解。1950年，清华大学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校庆，建筑系秉承一贯的宗旨，展出了高庄的工艺品、李宗津的油画以及学生的美术作业，同时展示了城市规划的课程设计。重病中的林徽因坐在藤椅上被学生抬去看展览，却发现意见本上“集空想之大成”“不明白建筑系是干什么的”的评论。林徽因气极地说：“这些人根本不懂建筑，建筑这门学科涉及的范畴就是广泛，从大到小，无所不包。”

追求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曲解，这在林徽因和梁思成，是一生常有的苦痛。对于当时贫弱的中国，建筑学的概念毕竟是太过陌生。正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明白，更凸显了林徽因和梁思成探索的可贵。

1947年7月，“再充电”后的梁思成回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把一系列在美国学到的新理念注入教学计划中。在和美国同行的交往中，梁思成敏锐地意识到，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筑学界在建筑理论方面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就是建筑的范畴已从过去单栋的房子扩大到人类整个的“体形环境”，建筑师的任务就是为人类建立生存与发展的完美“舞台”。这种新的理念实际上和梁思成与林徽因对建筑的理解不乏相似之处，只不过它有一个远比他们最初的设想要广阔得多、大胆得多的、更大的外延。这个广阔的世界带给梁思成极大的触动，促使他回国后着手推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改革。梁思成说，所谓“体形环境”，“就是有体有形的环境，细自一灯一砚、一杯一碟，大至整个的城市，以至一个地区内的若干城市间的联系，为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建立文化、政治、工商业……等各方面合理适当的‘舞台’都是体形环境计划的对象”。基于这一认识，梁思成明确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改革轨迹，在建制上逐渐发展出一个以“体形环境”理念为核心的“营建学系”。对于“营建”一词，梁思成特意解释：“‘营’是适用与美观两方面的设计，‘建’是用工程去解决坚固的问题使其实现，是与课程内容和训练目标相符的名称。”营建学系之下，设建筑学、市乡计划学、造园学、工业艺术学和建筑工程学这些学科。课程内容上，分文化及社会背景、科学及工程、表现技术、设计课程、综合研究五大类，务求体现出浓厚的通才教育特色，使学生对“社会”“工程”“艺术”三方面都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至此，梁思成已经为未来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描绘好了一幅浩大的蓝图，只等一一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