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做渡江准备，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协助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在平津两地招收了一万名青年学生参军。正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读三年级的梁再冰毅然决然地报了名，并在这一年四月启程南下。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期，梁再冰经常被进步的同学看作逍遥的教授家的小姐，被疏远隔离。“他们多少有个圈圈……是地下党，做地下工作，当然有很多保密的东西，很警惕，不是随便阿猫阿狗都可以参加的。”对于梁再冰而言，革命是一道不无神秘的门，充满道德的召唤力和青年的浪漫激情，她却不得其门而入。这样的落差和距离，在旧时代也就罢了，至少还可以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来说服和安慰自己。但到了新社会，当人人都满怀激情地投入建设，尤其是清华大学解放后，她亲眼见到一支有纪律、有信仰，全无半分骄横霸气的革命军队，从前被疏远、被回避的那段经历就成了巨大的遗憾。这位远离革命的教授家的女儿，变得前所未有地渴望了解、融入那个她一直想融入的世界，并且快速而果决地选择了她认为最直接的路径——参军、入伍，到部队的革命熔炉中去淬炼、去打磨。

不过，虽然找到了和新世界对接的方式，在内心深处，这位教授家的女儿还是有隐隐的担心，担心自己，也担心那个焕然一新的时代在未来有可能会将自己的父母远远落下。“我离开北大和清华时思想斗争很激烈，新生活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我担心我会和爹爹妈妈在思想上产生隔阂。我预感到参军以后我的思想会发生变化，担心他们不会像年轻人那样容易地接受新的思想和生活。”

站在女儿的立场，梁再冰的担心并不多余。对于一向疏远政治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未来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他们的确不太能说得清楚明白。梁思成曾经坦言：“一直到解放前夕……对于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我连一点点起码的概念也没有。”林徽因也一样，北平解放前夕，她写信给费正清夫妇，表示“我们这里事情将发生很大变化”，她将这种变化模糊地理解为“也许再难书信来往”或“很久不能见面”，心中不无惆怅。但与此同时，她又乐观地表示：“只要年青一代有有意义的事可做，过得好、有工作，其他也就无所谓了。”

在1949年，这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于新时代的全部认识，也是梁再冰为他们紧张、担心的理由。只是，梁再冰的关注点难免集中在她为之紧张、顾虑的部分，身为年青一代，她很难切身理解，对于父母那一代在内忧外患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而言，一个推翻腐败的国民党统治、赶跑帝国主义、带领全国人民赢得独立的新政权，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样一个新政权到底意味着什么，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朋友、素来率性而为的金岳霖表现得最生动。金岳霖曾经将自己生活的时代用“瓜分恐惧”来形容。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留学美国的金岳霖闻讯坐在校园的路边痛哭流涕，自问：“中国难道就这样亡国么？”和梁思成、林徽因一样，他对共产党的最初认识，也是基于这样一份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感。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之际，金岳霖在会计处碰见黄子卿教授，后者问他：“回到北平后，倘若共产党来了，怎么办？”金岳霖回答得很干脆：“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这样的理解，自然算不得深。但是，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现场，当听到毛泽东以他熟悉的家乡话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他在大雨中的天安门前兴奋得几乎跳起来。1958年3月底，金岳霖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副团长，和周培源、冰心等赴欧洲做学术访问。在牛津大学一个学术俱乐部的欢迎会上，一位从东欧逃到西方的前共产党员、教授质问金岳霖：“共产主义有什么好？我原来是共产党员，现在我是脱离共产党到西方来的。你知道我的思想感情吗？你是一个教授，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呢？”金岳霖回答：“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翻身。我从一位教授变成共产党员，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的活力增加了！这种思想感情我有深深的体会。至于一个共产党员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祖国，这种思想感情只有叛徒才有体会。”

金岳霖孩子气而任性的表达方式，在梁思成和林徽因身上自然难得一见，但是，他们心底对新政权的感情却与金岳霖一般无二。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梁思成给老友童寯写信，劝他北上，语气中不无自豪和骄傲：“清华比北平城早获解放一个月，从解放的第一天起，解放军的纪律就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接着与中央方面的种种接触，看见他们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耳闻目见，无不使我们心悦诚服而兴奋。中国这次真的革命成功了，中共政策才能把腐败的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里拯救出来，前途满是光明，这不是jargon（行话、套话），而是真诚老实的话。”私底下，梁思成还情绪激动地表示：“我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全国人民站了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是谁解决了四亿多人民的吃穿问题，是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了安定，是谁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从明代就积存下来的垃圾，是共产党。”林徽因也不无骄傲地说：“中国‘大病’了一百一十年，现在我们的病基本上已被我们最伟大的‘医师’治好了。新生的中国正在向康复的大道上走。”

思想上的改造，从来都不容易。然而，站在结束“瓜分恐惧”的1949年，这样一种由民族立场出发的感激之情、情感上的高度认同和皈依，已足够推动他们从各个途径去学习、去接近。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他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想：

新中国如同一个充满魔力的场，将这些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皈依的知识分子化为天安门城楼下那一片红色海洋中的一滴水，置身其中，他们心甘情愿奉献自己，做出改变。

1949年的清华大学，革命文学充满各个地方，师生们自发组织各种阅读会、诗歌朗诵会，学习解放区以及苏联的文学作品。虽然其中有很多作品很能打动人心，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热情有余，艺术不足。对于这些作品，林徽因并没有因其艺术形式的粗陋就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像块海绵一样，认真地吸收和思考。1949年年初，清华大学演出大型歌剧《杨勇立功》和《血泪仇》，林徽因知道后，认为机会难得，叮嘱林洙为她早点在礼堂占个位子。梁思成和金岳霖顾虑天气寒冷，劝阻林徽因不要冒险，但她执意要去，后因喘息不止，只能半途而返。一天，林洙和林徽因谈到文工团的演出，林洙说：“把它和管夫人（即喻宜萱）的演唱相比，它简直不像音乐。但我听了《秋收》和《翻身道情》的演唱后，的确感到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林徽因听后说：“一个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真实，要忠实地反映生活。内容是占首位的，艺术形式是表现内容的手段，是第二位的。当然对于一个文艺作品来说，两者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当听说林洙喜欢沈从文和曹禺的文学作品时，林徽因欣慰之余，又对林洙说：“革命文学并非天生就排斥艺术。不能因为它的革命性就用大喊大叫的政治口号来代替，历史上各个革命时期都有优秀杰出的文学作品。”她还推荐林洙读解放区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在她看来，虽然是迥然不同的题材和人物，但看得出赵树理受沈从文影响非常深，两人的叙事同出一脉。

曾经，在“京海之争”的时候，林徽因表达过自己对浮于口号、政治先行的普罗文学的看法，强调不囿于阶级立场、政治表达的真实才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所在。这也是她在自己的生活之上形成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到1949年，带着对新政权的感激、拥戴，她开始尝试重新认识曾经被自己质疑过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并试着用自己的审美，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阅读那个朝气蓬勃、充满生命力的新时代。从文工团的演出到解放区的作品，从沈从文到赵树理，乃至沈从文与赵树理的比较，一点一滴，她每一步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诚意。

林洙后来说，正是受林徽因的启发，从她推荐的赵树理开始，自己逐步认识了共产党。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后，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晗作为清华大学的负责人邀请陈毅等人讲话，终年卧病在床的林徽因也参加了大会。吴晗在主席台上，见林徽因席地而坐，担心她身体受不了，邀请她去主席台就座。林徽因不肯，说：“人家革命二三十年，我算什么？”

凡此种种，点点滴滴，都是梁再冰参军离家时没有料想到的。1949年9月29日，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梁再冰收到一封父亲的来信，信中说：

梁思成的信在战友中传递，梁再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围着毛主席唱国歌、兴奋无比的父亲，还有父亲信中的母亲，让她陌生意外，也颇觉安慰。她为他们担心了大半年，却不知道，她的父母因为对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感激，不满意自己对新政权只停留在感情上的感性认同和肤浅的了解，一直不遗余力地再造一个全新的自己，而且走得远比她想象得更远。

1953年3月17日，林徽因在给梁思成的信里说：

从信中的语气来看，政治理论的学习、交流已经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日常生活的常态。而记录在这封信里的这段感受，或者称之为学习心得，实在是已近于世界观的反省和改造。林徽因的这一转变，对她自己而言不可谓不大。其子梁从诫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也说：“以她那样的出身和经历，那样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而能在短短几年里就如此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信任、智慧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这新的国家、新的社会，甘愿为之鞠躬尽瘁，又是那样恳切地决心改造自己旧的世界观，这确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

其实，追寻林徽因的心路轨迹，从出于爱国主义的立场而留下，到因为文化价值被肯定而认同，再到为朝气蓬勃的时代氛围所吸引而决意改造自己旧的世界观，林徽因的转变并不突然，也并不令人费解，可以说，她是一步一步靠近了她原本陌生的社会主义。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也是很多旧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金岳霖就公开宣称，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改造了以前的学院哲学，而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林徽因而言，因为全无半分世俗功名的考量，这一过程可能还更加纯粹。可以说，她的转变因时代而起，却不是为了迎合时代。事实上，林徽因一身傲骨，从来就不曾主动迎合过谁。她的转变，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没有半分做作。而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做人的品质、艺术原则、审美趣味以及学术立场，依然没变。1949年以后，林徽因就是以这样的自己，把最后的光和热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气象一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