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之初的林徽因，病情没有起色，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却发生了一连串令人惊讶的变化。1949年，她先后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并当选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这一切，对林徽因，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就像梁从诫所说：“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写过诗，发表过学术文章，也颇有一点名气，但始终只不过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份。”新政权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地位，并请她来参与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建设工作，尤其是参加并指导北京市全市的规划工作。这是她以前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林徽因兴奋极了，她感觉自己找到了作为建筑师在新社会的位置。

在和梁思成共同执笔的文章中，她这样定义自己：“我们是为祖国的和平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建设，也是为世界的和平建设的一部分而努力。我们集体工作的成果将是这新时代的和平民主精神的表现。我们的工作充满了重要意义，在今天，任何建筑师，无论在经济建设或文化建设中，都是最活跃的一员。我们为这光荣的任务感到兴奋和骄傲。”

如同梁思成的感慨，“以国士待之，以国士报之”，他们没有理由不鞠躬尽瘁。

那几年，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最为后人所记住的，是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1949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设立第六小组，组长是马叙伦，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7月9日，第六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国旗、国徽评委会8人，分别是：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7月1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上登载了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要求国徽设计应该符合三点：（一）要有中国特征；（二）要有政权特征；（三）形式要庄严富丽。8月5日，第六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聘请梁思成、徐悲鸿、艾青三位政协委员为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同时组织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参加国旗和国徽图案的设计，“大家怀着对新中国无限热爱的心情，夜以继日地精心构思，绘制了几十个国旗图案和十多个国徽图案送去政协筹委会”。截至1949年8月2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共收到国徽提案120件，图案900余幅。这些图案不少是模仿国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更有一些花花绿绿的，缺少庄严富丽的品质，最后都被否定。

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和国歌4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国徽图案不再组织面向社会各界的征集活动，而是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并组成两个专家小组：由梁思成和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和由张仃领导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其中，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的主要成员包括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朱畅中、李宗津、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罗哲文等人，后期高庄、徐沛真等人亦加入其中。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的主要成员包括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人。双方围绕完成国徽设计这一重要政治任务而展开一场技术竞赛。

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国徽，这也许是一个艺术家一生所能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了。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希望使中国的国徽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征，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自己国家悠久的文化传统。他们曾担心，有人会主张像某些东欧“兄弟国家”那样，来一个苏联“老大哥”国徽的“中国版”。用林徽因的话来讲：“怎么能用外国的东西来体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精神呢？”在最初的构思中，看过许多应征的国徽图案后，林徽因心里有了一些想法，她找了一些中国古代的铜镜、玉杯、玉璧等工艺美术作品作为参考资料，启发灵感，并亲自捉刀在病床上画了第一个草图，虚弱的她“每画一笔就要调整一下才能喘出一口气来”（其学生王其明语）。就这样，1949年10月23日，林徽因拿出了第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由林徽因、莫宗江设计，梁思成、邓以蛰、王逊、高庄等提供了技术意见。其说明文字云：

应该说，1949年10月的这一稿设计方案，基本贯穿了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初对国徽设计的全部设想，那就是民族形式、传统文化和新政权的政治、革命特征的契合。以中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玉璧作为国徽的基本图案，象征中华民族的团结、丰裕与和平。璧上浅雕卷草花纹和国名字体也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风格。与此同时，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吸收进国徽图案，用五颗星来表现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国徽图案底部金色齿轮代表工，旁饰金色嘉禾代表农，红绶穿缓成结象征革命人民大团结。这种把国徽和国旗联系在一起的创意，以及齿轮、嘉禾、红缓和玉璧的造型，被后来正式颁布的国徽采用。

但是，从方案整体来看，林徽因的设计在国家权力、政治属性层面的展现力仍显不够。政权特征仅“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玉性温和，象征和平”来表达，不免失于薄弱。对于学者气质浓郁的林徽因和梁思成，要在国徽设计上表现出令中央满意的政权特征并非易事。林徽因的这一方案提出后即遭否定。

林徽因的方案提出8个月后，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提出了修改后的国徽图案。他们的这个方案显然汲取了林徽因的设计灵感，保留了五星、齿轮、嘉禾、红绶带，但去掉了圆形的璧，缩小了五星，增加了天安门。说明文字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意义。

两个方案相比，后者将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标志吸收进来，并置于核心位置，显然更能体现新政权缔造者的思路。其间的差别背后，其实是设计者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经历。毕业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的张仃，抗日战争甫一爆发就投身“抗日宣传队”，以漫画为武器宣传抗日。他于1938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被称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以这样的经历设计国徽，张仃的艺术表现自然更容易接近中央高层的想法。林徽因和梁思成虽然也积极参与新政权创建工作，但直至清华园解放，他们都极少直接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然没有张仃领会得深刻。张仃之子张郎郎后来提及此事时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央美院组的人，明白当时新中国的领导阶层，是向苏联坚决一边倒的，那时候流行唱：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以林徽因的知识结构框架和生活的实际环境，当时尚且还在暂时是世外桃源的清华园里，因此她也许都没有听明白过这首歌，或者至少不会完全理解这个国策。”

从两个方案的设计思路来看，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是否采用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标志。梁思成对国徽中加入天安门这一意图一开始持反对意见，因为他“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张仃则以为，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又是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阐述与党中央表明的政权特征是一致的，也得到了张奚若、沈雁冰等人的赞成。在政协讨论国徽方案时，张奚若指出：从内容上来说，天安门“代表中国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同时亦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地”。沈雁冰也发言称：“对采取天安门图形表示同意，因为他是代表中国五四运动与新中国诞生之地，以及每次大会都在那里召集的。最好是不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看起来有点太俗了。”

1950年6月11日，国徽评选小组“原则上同意天安门图形”。通过决定的当晚，周恩来亲自出面，说服了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教师重新开始构思。

这一次，对清华大学教师而言，首先要确定的是天安门的表现形式。林徽因派朱畅中去画天安门的透视图，彼时清华大学营建系拥有独一无二的一份天安门实测图，那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等人供职中国营造学社时期对天安门进行的当时全国唯一一次测绘而制成的实测图，能满足国徽设计图案精确、合于比例、宜于制作使用的需要。这自然是极大的优势，毕竟当时除他们之外的设计者所绘制的天安门无一例外都是基于目测。在中央提出要把天安门的形象放进国徽的意见之后，林徽因首先想到利用天安门的正投影来取代别家方案中的斜透视图，这样，从美术效果上看，国徽图案一下子就有了一种与商标或纪念章全然不同的庄严感。

其次要确定的是华表的高度和位置。林徽因建议把天安门前的两个华表向左右方向拉开距离，这样既能增加整体的开阔感，又能使构图比较稳定。华表的高度和尺寸也被大大缩小，其高度未超过城楼，整个画面中，华表融入天安门，成为一个整体。

最后是国徽的色彩。林徽因自己在设计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些五彩的国徽草案不仅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诸国的国徽类似，而且和某些商品的商标也很相像，于是在设计小组中就“国徽”和“商标”的区别问题加以讨论，并提出精辟的见解。

这次讨论使设计组成员明确了设计创作思路。他们决定放弃用多种色彩绘制图案，转而采用“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传统喜爱的金红两色”。这两种颜色是中国古建筑中最常用的颜色，用于国徽，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丽，而且又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随着这些问题的厘清，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国徽设计也逐渐有了明确的方案。而整个过程中，林徽因无疑是设计小组从设计思想到美术灵感最主要的源泉。当年参加过国徽设计的许多位先生后来都一致认为，林徽因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所提出的意见，对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方案的最后胜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950年6月15日，国徽评选小组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主席为马叙伦，出席人有周恩来、张奚若、沈雁冰、郑振铎、陈嘉庚、李四光、张冲、田汉、梁思成。与会人员在听取了梁思成等人的设计报告后，经研究决定：“将梁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根据评选小组会议的决定，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同事开始了国徽设计的最后冲刺。“国徽设计小组的同志们，在系主任梁先生领导下，人人动手画草图，绘正式图，大家从各方面进行探索，不断讨论，归纳集中。”据陈占祥回忆，林徽因最先设计的是一个充斥画面的大天安门造型，但当她看到高庄的小天安门造型时，非常惊喜地说：“小天安门的创意比我那个大的好，这样的空间感反而使进深更辽远，天安门更宏伟壮观。”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自己的方案，向周恩来总理推荐了高庄的创意。在加进高庄的小天安门的创意后，他们最终把国徽的内部设计成5颗五角星映照下的天安门造型，外圈则为齿轮和麦稻穗。

1950年6月17日，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工作，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拿出了修改后的国徽图案。不同于前一次以林徽因和莫宗江为设计人提交方案，这次方案的设计署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林徽因和梁思成共同起草了国徽设计说明书，请营建系同学黄报青用毛笔誊写，随国徽图案送往全国政协常委会国徽小组审阅。

这份完整地表达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以及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所有成员关于国徽设计方案思路的说明书，连同它的封面，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1950年6月20日，国徽评选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最后一次讨论、评选国徽方案。梁思成和林徽因因病未能出席，由朱畅中代表。会议厅中间白墙上挂着两个国徽图案。右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方案，天安门图像是一幅彩色风景画。视点在一侧，天安门形象一头大一头小、一头高一头低，有强烈的透视感。华表只画一个，立于一侧。蓝天、黄瓦、红柱、红墙，加上金水桥的白石栏杆和白石华表，铺地的大石块依稀可见，石缝里还画着青草。左边的是清华大学的方案，图案外圈环以稻麦穗，下端用红绶带绾结在齿轮上，国徽中央部分和下方是金色浮雕的天安门立面图，上方绘有金色浮雕的五星，衬在红色底子上，正是一面在天空中飘展的五星红旗。这一点设计人开始也未意识到，后被参加国徽评审会议的李四光一语道破。用国旗以及国旗映照下的天安门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显然比只用天安门要好得多，这也是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组对国徽设计的最大贡献。

朱畅中的回忆为后人再现了评选的全部过程。

第二天一清早，朱畅中立即奔赴梁家，向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设计小组其他成员报告喜讯，并把周总理的指示进行传达。林徽因和梁思成立刻亲自动笔和大家讨论改进稻穗细部处理的方案。被调回新华总社国际部做翻译工作的梁再冰恰好在这个时候回到北京，她赶到家中的第一感觉就是，家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作坊”，桌椅板凳上到处是国徽设计图案，林徽因眯着眼睛正将它们加以比较研究，以便完成最后的制图。梁再冰自嘲地说：“本来我想，这下回到北京，我妈看到我应该是非常高兴，非常愉快，一定是热烈欢迎吧。但是我回到家看见他们，她正在那全神贯注设计国徽的图案。当时我进门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我刚上街买了一棵白菜，或者买了一块豆腐回到家那样，非常平常，一点也没有热烈欢迎的意思。”

1950年6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在毛主席提议下，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过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主持并参与设计的国徽图案。林徽因被特邀列席这次大会。当全体代表起立时，她禁不住热泪盈眶。为了这个设计，她付出了太多心血。在设计过程中，许多新的构思，包括把国旗上的5颗五角金星引入国徽图案，都是由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由于身体原因，她常常是只能半卧在床上，伏在一个特制的能在床上用的小几上写写画画，对每一个细节反复推敲，累了就往后一躺，稍事休息又接着工作。设计期间，她曾多次亲自带着图版，抱病乘车到中南海向周恩来等政府领导人汇报，听取修改意见。当大功终于告成时，她已经虚弱到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了。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了公布国徽图案的命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此令。主席毛泽东。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同时公布的还有国徽图案、图案说明、使用办法以及制作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说明文字里，写着：“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紧接着国徽的设计，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大会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全体代表一致赞同将“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以纪念死者，鼓舞生者。傍晚时分，毛泽东与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破土奠基典礼。接着，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不久即收到各地寄来的方案约180份，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一）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碑应有亲切感，方案采用平铺地面的形式；（二）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三）用高耸矗立的碑形或塔形，以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至于艺术形式，有中国传统形式的，有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现代”式的。

经过建筑师、艺术家的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很快被否定了。采用雕像形式还是碑的形式成为争论的中心问题。有人提出，纪念碑的设计要搞成巨型人物雕像，参加评议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致反对。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会被某种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抄得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掉”。为了坚持民族形式的追求，他们竭力主张以中国传统碑的造型为设计的主导思想，即应以碑为主，而把群像做成浮雕围绕碑座。林徽因直率地指出：“任何雕像或群雕都不可能和毛主席亲笔题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及周恩来亲题的碑文相比。”然而当时，这样的坚持却让他们陷入重围，被嘲讽、否定，成为孤掌难鸣的少数派。应梁思成邀请参加纪念碑设计工作的陈占祥晚年在其回忆录里说：

接下来是碑形的设计问题。彭真在听取了相关意见的报告后，说中央首长比较认可颐和园的“万寿山昆明湖碑”，还说北海白塔山脚下不是也有一座“琼岛春阴碑”吗？于是，碑形设计开始向这一方向靠拢。

1951年5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继叶剑英市长和聂荣臻市长之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市第三任市长。按照惯例，北京市市长兼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彭真于是成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的顶头上司。

1951年夏，梁思成受感冒侵袭，居于清华园内，几个星期没去城内的都市计划委员会。这段时间，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设计了三款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图案，并将其中一款制作了模型，送呈彭真。它的特点是将纪念碑碑身下的平台加高，下面开三个门洞，类似天安门的台座。这个方案和以往的方案相比，因高大而显得格外醒目，据说北京市的领导人对此方案格外青睐。

方案的设计者名叫陈干，时年32岁，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1951年起任都市计划委员会资料组组长。据说陈干刚到北京时对梁思成很是尊敬，几次被邀请到梁家做客。但时间一长，梁思成的指点在年轻气盛、总想有番作为的陈干心里，就变成了种种束缚。开国大典时，陈干负责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规划，包括升国旗的位置等。他认为，只要旗杆一竖起来，加上还要设天安门城楼观礼台，金水桥边两对华表和狮子就显得摆得不是地方。但如果挪动它们，就会和梁思成的原则相抵触，因为按照梁思成的意思，新的行政中心都要为保护旧城让路，怎么可能允许在故宫范围内挪动华表和狮子，影响其固有格局。为难之际，陈干只能从专业以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中寻找依据。最终，他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找到了自认为合理的理论支撑，并巧妙地绕过梁思成，使华表和石狮双双向斜后方挪动了位置。

这一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陈干趁梁思成生病不在之际，将自己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呈送给了彭真。

梁思成和林徽因得知陈干的方案后，大为吃惊。他们认为，陈干的方案很不成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最重要的一点是缺乏科学性，纪念碑的重量有五六十吨，把如此重量的石碑置于三座虚空的洞门之上，违反了建筑结构的常理，安全问题堪虞。梁思成还为此事征询过陈占祥的看法，他们的意见一致。且不说陈干的设计方案的种种弊端，单只一条——设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全国政协决议中对“碑”的定义，在此范围内进行创意，不能信马由缰，陈干就没有做到，而这一条是一个建筑师起码的职业操守。

1951年8月29日，梁思成致信彭真，言辞恳切地指出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方案“万万做不得”。

梁思成的信有理有据，情真意切，很快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陈干的三个门洞式的方案被否定，梁思成在信中随手画出的方案得以实施。据知情人说，陈干的方案被否定后，内心十分痛苦。

1954年，陈干在与高汉合写的第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里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并表示，他相信像梁公这样的大学者，一定会有容忍不同意见的雅量。这篇文章后来被刊登在《文艺报》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梁思成一病不起，病中还委托林徽因到西单横二条宿舍看望陈干，并送去一袋牛奶。

这时，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在家里走动都得扶着桌沿了。

陈占祥晚年时，他的女儿陈愉庆对他说道：“陈干大舅真不走运，可梁伯伯又太走运了。国徽、纪念碑，梁伯伯做什么成什么。”

陈占祥感慨说：“哪里是什么走不走运？这里没有任何偶然性。越是简洁的造型，越能表现出设计者的功力。简洁是穿越了无数纷繁复杂之后的凝练与升华。我们在海面上看到小小一角冰山，海面下有无比庞大的山基在支撑着。贝多芬《欢乐颂》的旋律简洁不简洁？林徽因的侄女林璎，她设计的美国越战纪念碑简洁不简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案也并不复杂，但林徽因和梁思成主持设计的国徽就能在全国的专家、艺术家中独领风骚，难道这都是运气、是偶然？这就是才气灵气，就是才气灵气后面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功底。应该庆幸国徽、英雄纪念碑有这样两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参与并主持，这样的作品才有资格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水平。”

1952年4月29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北京市市长彭真亲自担任主任，郑振铎和梁思成担任副主任，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担任秘书长。委员会下设几个小组，梁思成任建筑设计组组长，莫宗江任副组长，刘开渠任美术工作组组长，王明之任土木施工组组长。此外，由范文澜召集成立史料专门委员会，由梁思成召集成立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林徽因作为雕饰学专家也被邀请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员。“林徽因在‘碑建会’里，不是动口不动手的顾问，而是实干者”，尤其是梁思成出国时，她实际上成了整个设计组的实际领导者，做了大量具体工作，这一点，在她1953年5月写给梁思成的信中看得很清楚。

除了对纪念碑的整体设计把关，林徽因还承担了纪念碑须弥座浮雕设计的任务。她本人因沉疴难愈，这时已到不能起床的地步，很多设计构思都无法绘制分析，因此便借调了刚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关肇邺为助手。

关肇邺原本是燕京大学理学院的学生。1948年，刚从美国回来的梁思成在燕京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中国建筑的特征”的学术演讲，关肇邺听了之后为之深深折服，立刻终止了在燕京大学的学业，重新报考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成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弟子。

像关肇邺这样因为梁思成或林徽因的一次演讲就受益颇深，甚至于改变人生轨迹的人，还有很多。

1947年，张镈领着辅仁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陶宗震去梁家拜访。梁思成向陶宗震介绍他创办建筑系的主导思想及建筑系的宗旨是“住者有其房”。卧病在床的林徽因在室内与外屋的他们搭话，让陶宗震深深感到：“建筑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事业，所以见过梁先生后我便决定转学建筑。”新学期开学不久，陶宗震转学于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学习，1949年正式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1934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慕名去听林徽因关于“中国的塔”的学术演讲。事后他回忆说：“没想到，这一次精彩的讲座，却启发了我对古典建筑艺术的感受……饮水思源，除颉刚老师（即顾颉刚）外，我是更加受益于思成先生和徽因先生的。”

1953年春，关肇邺被借调往梁思成和林徽因身边参加绘图设计两个月，之后长期留在清华大学任教。这位日后的工程院院士至今想起那段经历，都为在疾病中挣扎工作的林徽因心疼。林徽因在离自己病室只一米之隔的起居室兼书房里安放了两张绘图桌。每天清晨，梁思成进城之前先和林徽因共同定出一日的工作，由关肇邺执笔绘制，并随时拿到床前由林徽因指导修改。

身为雕饰学专家，林徽因对装饰纹样的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1950年，她曾在病中将自己从事敦煌边饰研究的成果做了初步总结，撰写了《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的初稿，文章“包涵了有关中国佛教艺术，敦煌壁画总的内容与风格，中国与外国装饰纹样的比较及其融合等一系列的内容，学术含量极为丰富”。以这样的素质和基础，设计纪念碑自然是得心应手。关肇邺回忆：“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林先生全靠记忆列出一个书目，令我去图书馆借来，有不少是古碑的拓片，从中指出几个不同时代的碑边图案，她随即讲解分析了不同风格特征，看我大致体会了，就令我按纪念碑两层须弥座各个部位的形状尺寸，依选中的题材绘成适合的图案，并演变出二三种风格来加以比较并教我如何改进提高。”为了方便比较，每绘一个图样，都要多层次渲染。每绘一例，都要逐级放大，从小比例尺全图直到大样，并在每个图上绘出人形，保证正确的尺度。一次，关肇邺有一个线条轮廓画得过于圆滑，林徽因当即半开玩笑地说：“啊，这是乾隆趣味，不配表现我们的英雄！”

经过反复比较，他们选定了一种以唐风为主的风格。在林徽因看来，这种处于盛唐文化全面发展高涨时代的艺术，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类似的人文主义特质，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

选择设计底座上的一系列的花圈时，她更是耗费了一番心思。为了这个设计，林徽因对世界各地区、各时代的花草图案进行了反复的对照、研究，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床边的几乎每一张纸片都有她灵感突来时匆匆勾勒下来的某个图形。

在上千种花卉中，他们最后选定了以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设计，并采用了牡丹、荷花、菊花三种，象征高贵、纯洁和坚韧。

须弥座正面设计为一主两从三个花环，侧面为一只花环，同基座的8幅近代史浮雕相互照应，静静地传达着英雄的精神。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终于建成，若从1949年9月通过政协决议算起，已经经过整整9年的时光。此时，林徽因离开人世已经三年，在疾病中苦熬的她，最终没有看到这个她为之付出精力和心血的设计成为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