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梁思成和陈占祥为“梁陈方案”苦苦争取的时候，围绕“以天安门为中心建设行政中心”的方案，围绕建设生产城市的规划总纲，一场大破大立的拆除与兴建工作开始了。妨碍这一目标的一切事物——象征着封建帝王统治的城墙、城楼，影响马路取直拓宽的塔、寺、牌楼，都面临去留存废的抉择。1950年11月，北京市决定拆除明清北京皇城的西城门——西安门，以改善交通。准备会都开了，西安门却意外地于当年12月1日凌晨被一场大火烧毁。

这把火帮了拆除工人的忙。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由此拉开帷幕。

最先要拆除的是天安门前的“三座门”，即长安街上建于明代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它们和天安门城楼、中华门组成了一个T字形广场，因为每座城楼都有三个门洞，因此又称“三座门”。明清时期没有汽车，这三个门洞对于交通没有丝毫阻碍，但到民国以后，随着汽车的频繁出入，“三座门”时常发生交通事故。1949年以后，门洞更是影响到游行队伍。“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梁思成和林徽因闻讯大惊。在他们眼里，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是中轴线不可或缺的组成，“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他们坚决反对，说这就破坏了北京全长8公里大殿雄峙、盖世无双的中轴线。性情刚烈的林徽因更是既气又急，文化界至今仍流传着一个说法，林徽因说，如果要拆除“三座门”，她就到那里上吊！

1952年8月11—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三座门”拆除的问题。会上，北京市委还找了几个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说好多人在那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将“三座门”拆掉。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原《北京日报》记者杨正彦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回忆说：

但是，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早就下定决心拆除这两座“三座门”，施工力量都已经就绪，单等表决通过就动工。和行政命令相比，林徽因的“煽动”实在改变不了什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考虑到会场的情绪，怕拆除的决定在表决中一时难以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开会，要求大家一定要顾全大局。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拆除的决定便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被夷为平地。

“三座门”被拆除之后，相同的命运轮到了牌楼。北京的牌楼始建于元代，明、清两代陆续增建。据专家统计，北京城内城外前后曾建过300多座牌楼。至清末民初，尚有牌楼60多座，多坐落于皇家园林、寺庙和城区的一些街道。林徽因和梁思成认为，城门、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和标志物，也是老北京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深爱着北京城的每一座牌楼。据他们的女儿梁再冰回忆，1946年，他们结束流亡生涯，回到北平。一天，梁再冰和妈妈坐三轮车路过北海团城。当时那里有两座很漂亮的牌楼，一座叫金鳌，一座叫玉栋。梁再冰说：“当我们从西向东经过‘金鳌玉栋’时，在我后面的妈妈突然向我大声喊道：‘梁再冰，回头看。’我回头一看，刹那间恍若置身于仙境；阳光下五彩缤纷的‘金鳌玉栋桥’同半圆的团城城墙高低错落，美丽极了。”

1952年以后，这美丽的画面变得岌岌可危。195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首先提议拆除牌楼，理由很简单：由于牌楼横跨街道，影响交通，导致经过该处的车辆经常发生事故，必须拆除。

1952年5月4日，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西、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同时表示，过程中有可能遇到阻力，但是是可以克服的。5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同时提醒北京市委：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取得人民的拥护，以克服某些阻力。

梁思成和林徽因成了城市建设中的“阻力”。

根据中央的批示和北京市委的意见，拆除牌楼工作蓄势待发，而正式动工之前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设法清除“阻力”，北京市委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副市长吴晗。于是，围绕牌楼的拆和废，梁思成与吴晗这一对昔日的同事，开始了正面的交锋。

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总理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也回忆：

林徽因也和吴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陈占祥回忆，1953年夏，时任文化部社会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郑振铎邀请林徽因、梁思成、刘敦桢、陈从周等一些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吴晗也参加了这次聚餐。席间郑振铎对乱拆古建大为伤感，说推土机一开动，老祖宗留下的文物就寿终正寝了。吴晗却不以为然，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那种味同嚼蜡的官话，连比他位高权重的彭真都不屑一讲，吴晗却大言不惭、津津乐道。林徽因虽已病得弱不禁风，听后仍当即拍案而起，点着吴晗的鼻子，疾言厉色怒斥的声势如击鼓骂曹。

这一场景震撼了在座的陈从周：“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嗓失音，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他后来说：“她生长在北京故都，又与梁先生长期外出调查古建筑，她对古建筑是处处留恋，一砖一瓦都滴过汗，这种难以遏止的声色，我们是同情她，钦佩她的。”

1953年8月20日，吴晗主持召开“关于首都古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薛子正、梁思成、华南圭、郑振铎、罗哲文、马衡、俞同奎、叶恭绰、林徽因、朱兆雪等应邀参加了会议。林徽因在会上发言说：“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艺术从来就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她批评北京市不注意对民间建筑的保护，没有就全市文物建筑情况做深入的调查，因此难以开展工作。“新建设和旧文物的保护是一件事，没有旧文物就不知道怎样创造……”

参加会议的罗哲文回忆：“在这次座谈会上，思成师、徽因师均在会上做了发言，特别是徽因师的发言内容很是丰富。这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是她最后一次对文物古建筑保护理论、保护原则、保护范围、保护作用的全面性阐述，我认为实在太重要了。”

然而，吴晗的态度非常强硬：“人民政府重视、爱惜文物，可以征求专家的意见，但不是所有专家的意见都是可以依据的，还需要从各方面考虑。”

这次会议后，考虑到牌楼拆除问题在学术文化界引发的强烈反响，以及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的执着坚持，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做专家、学者的工作。梁思成和周恩来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并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周恩来则引用了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婉转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953年12月28日，吴晗再次在市政府主持召开“关于首都古文物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这一次会议，林徽因因病请假，张奚若声明不参加，出席者有薛子正、梁思成、郑振铎、王明之、林是镇、叶恭绰、朱欣陶、罗哲文、马衡、侯仁之、朱兆雪、李续纲、俞同奎、华南圭、萧军等。吴晗在总结发言中谈到了几处取得一致意见的古建筑物的处理：第一，景德坊先行拆卸，至于如何处理另行研究；第二，地安门存废问题以后再行研究，目前可将地安门四角附近的房屋拆去十间，以解决交通问题；第三，东、西交民巷的牌楼无历史、艺术价值，可以拆除。

1954年1月，历代帝王庙景德坊被拆除。此后两年多时间内，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牌楼、长安街牌楼、大井砖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大高玄殿牌楼、正阳桥牌楼、金鳌玉栋牌楼等先后被拆除。到1956年6月，北京城内跨街牌楼仅剩4座，即成贤街两座和国子监两座，其余都被拆除或迁移。

罗哲文回忆说：“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来的一堆料也不知去向……”

如今，在北京再说起牌楼，老北京人都会“嘬牙花子”，怎么了您呐？全拆光了……

20世纪50年代初，和牌楼一样面临存亡之争的，还有旧城的城墙和城楼。对城墙的毁弃，历来有之，伦敦、巴黎、罗马都在革命胜利后早早地拆除了自己的城墙，梁思成想留住这世界上已经幸存至20世纪50年代的最后杰作。面对甚嚣尘上的拆墙的声音，以及已经“兵临城下”的推土机，身处病中的梁思成在执笔都困难的情况下写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文章里，梁思成用心良苦，强调“苏联斯莫冷斯克（斯摩棱斯克）的城墙，周围七公里，被称为‘俄罗斯的颈环’，大战中受了损害，苏联人民百般爱护地把它修复”，以此类推，“北京的城墙无疑地也可当‘中国的颈环’，乃至‘世界的颈环’的尊号而无愧。它是我们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城墙内心都是“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岩石”，“约有一千一百万吨”，“假使把它清除，用二十节十八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八十三年才能运完……这些坚硬的灰土，既不能用以种植，又不能用作建筑材料……完全是无用的废料……”

关于这城墙，林徽因曾提出一个绝妙的构想，她吸取西方大都市无限蔓延的教训，设计北京以城墙和护城河为隔离带分区建设：留下内城全部城墙，外围疏通护城河道，河内绿化到城根；护城河加宽，蓄水通航，把旧城与市区用这个绿翡翠色项链隔开；城墙则全部改建为立体公园。这个设想，梁思成在《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里，也有动情的描述。

这是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幻想，梁思成为此还画了示意图，但是仍然没用。在那个一切新的都好、一切旧的都糟的时代，除旧布新的权威意志、大干快上的建设激情，“都可仰仗各种强大的政治权力，轻易僭越城市规划的基本理性规则”。 1952年开始，北京外城城墙被陆续拆除。林徽因和梁思成心痛不已。梁思成不断痛呼：“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掉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林徽因为此专门和北京市委领导当面辩论：“……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那么精心保存起几块出土的残砖碎瓦，同时却又要亲手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的这处雄伟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你们拆的古董至少有八百多年历史，有一天后代子孙懂得它们价值之时，你们再建的就是赝品、是假古董！”

没有人回答她。他们为时代所挫败。一天，梁思成从城内开完会回到系里，讲到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以后的20年中，小规模的城墙拆除活动一直没有停止。1969年起，北京市掀起了全民挖防空洞的热潮，每天动员万人参加义务战备建设，拆城墙，取城砖，修建防空工事。角楼和城门不见了，护城河不见了，五百年完整的古城墙不见了，“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终于彻底消失了。林徽因没有看到最惨烈的一幕，她的生命已经为数不多了，来不及看到古城最后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