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徽因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另一个沉重的打击来自对“大屋顶”的批判。这一批判活动虽然主要是在林徽因去世后，针对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展开的，但诚如其子梁从诫所言，这种建筑思想历来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所共有的，而批判的迹象更是早在林徽因去世之前就有显现。

作为中国建筑史、建筑学筚路蓝缕的领路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的驱使下，林徽因和梁思成一直在试图寻找、探索一条融合中西的途径。林徽因和梁思成早年在留学时期，接受的是严格的古典主义学院派的建筑学训练。1928年回国创立东北大学建筑学系时，他们也是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学术体系为参照，“把在美国所学的课程照排一遍，设计仍以欧洲古典和近代建筑为标准”。20世纪30年代开始，欧美建筑学界开始风行“国际式新建筑”，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建筑理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布杂古典主义向“国际式”靠拢。1934年和1935年，他们还联手以现代主义的建筑手法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和女生宿舍楼。不过，对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虽然他们赖以研究的手段经历了从布杂古典主义训练到现代主义建筑语言的蜕变，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寻找中国建筑“文法”的执着。内心深处，他们始终以为，现代建筑的材料与结构原则完全有可能与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创出一种新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风格。“今日中国之建筑……势必有一种最满意之样式，一方面可以保持中国固有之建筑美而同时又可以适当于现代生活环境者。”

以西方的专业技术、价值标准剪裁中学，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学科的本土化，解决本土的学术问题、社会问题，这是林徽因和梁思成走过的路，也是民国一代知识分子普遍走过的路。

在这样的情感背景、思想背景下，不难想象，1948年，当梁思成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内心的激动。据梁思成的学生、建筑师张镈回忆，清华园解放的时候，为了了解共产党，梁思成“早已拜读了毛主席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反复阅读之后，对论新民主主义文化一章，最有感受。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点总结感受极深……梁师特别强调了‘民族的’这三个字”。

犹如黑暗中突然见到一盏灯火，这句话醍醐灌顶，瞬间为梁思成点亮了通向新时代的路。原来，他在专业上一直以来的追求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内里的价值观竟有相通之处。梁思成兴奋不已。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届学生朱自煊说：“因为梁先生过去的那套，都是西方的理念……解放之后，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梁先生觉得自己所长的、所喜欢的东西，又符合了马列主义理论，实际上找到一个思想武器。”

1949年9月，到北京传经送宝的苏联市政专家小组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口号。苏联专家组成员和梁思成初次见面，就建议建筑要做“民族形式”，“要像西直门那样”，还画了箭楼的图给梁思成看。苏联专家穆欣批判北京新建的和平宾馆和西郊办公楼，说它们“都是方盒子、大玻璃窗的结构主义作品”，这证明中国建筑师“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流毒太深……”并断言“在解放了的中国，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唯有建筑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梁思成后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这样为我们指出，正是毛主席所说的‘大喝一声，你有病呀！’使我们‘出了一身汗’。”

苏联专家组的这些意见，在“一边倒”的国策指引下，成为领导层的共识、金科玉律，在国内建筑界掀起了一股“民族形式”的建筑潮流。一心要追随新时代脚步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政治进步的旗帜下，和他们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便一直追随的现代的“国际式”建筑做了切割，并把它看成是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的。1951年7月，他们在合写的《城市计划大纲》序言里说：“解放以来，经过不断的学习，尤其是经过近一年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我们诚恳地批判了以往的错误。我们肯定地认识到所谓‘国际式’建筑本质上就是世界主义的具体表现；认识到它的资产阶级性；认识到它基本上是与堕落的、唯心的资产阶级技术分不开的；是机械唯物的；是反动的；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教政策基本上不能相容的。”一个月之后，梁思成又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汇报自己的思想转变，表示“到解放后我才认识到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的集合，痛悔过去误信了割断历史的建筑理论”。

1952年，《新观察》第16期发表了梁思成和林徽因联合署名的文章《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文章阐明了他们关于“民族形式”的建筑所持的观点。

1953年2—5月，梁思成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他脑海中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形式的想象，在苏联得到了印证。访苏期间，梁思成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即今圣彼得堡）、基辅、塔什干等城市，接触了一批苏联建筑界、美术界、理论界、哲学界的权威人士，他们无一不提倡“民族形式”。苏联建筑学界对“民族形式”的追求虽然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批判，但也有其合理的学理内核。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夫对梁思成说：“假使全世界到处都是玻璃方匣子，我们将生活得枯燥而乏味，生活得非常痛苦。”“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民族形式……”这些观点都引起了梁思成的共鸣。通过自己的观察，他也看到在“民族形式”指导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容和谐的一致性：“那统一考虑的整体，带有民族风格美丽的建筑群，保护完整的古建筑。再和英美城市的杂乱无章相比，使我深刻体验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自此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新时代构筑自己的建筑理论的基石。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对建筑学从现代主义到古典主义的回归，对民族形式的追求，除了出于政治上和专业上的需要，也出于感情上的需要。按照北京建筑事务管理局地用组组长王栋岑的说法，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完整保留北京古城的方案失败后的“退而求其次”。“把旧城当成博物馆或把行政中心放到西郊建立新城的方案，他已经放弃了……对于文物，过去是‘烂杏三筐，一个不舍’……现在是承认必须拆去一些了……这些改变，基本上是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的……但是，实质上他的思想是否改变了呢？没有。只是‘退而求其次’罢了！”

什么是“退而求其次”，无非是在牌楼、城墙逐一遭到拆除后，寄希望于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旧城风格。这既符合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治国理想，符合苏联专家对“民族性”的要求，又能兼顾梁思成和林徽因对旧城建设的理想，看起来是一条再完美不过的出路。

可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毕竟是一个庞大的命题，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内宏大的政治命题，要用建筑学的学术语言在短时间内论证清楚，形成科学而全面的认识，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梁思成就曾坦言：“创造我们的新建筑。这是一个极难的问题。老实说，我们全国的营建工作者恐怕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去做。”一面是理论界在争论、思考、探索，另一面却是时不我待的建设热潮。等不及一个官方的、正确的创作公式，各地开始陆续兴建一批以“大屋顶”为主要标志的仿古新建筑。

关于“大屋顶”，埋首于古建筑研究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自然是深有心得。1932年3月，林徽因专门撰文论及中国建筑的特征，提出屋顶、台基、斗拱、色彩以及匀称的平面布置等几个基本要素。其中，她最看重的还是屋顶，“屋顶本是建筑上最实际必需的部分，中国则自古，不惮繁难的，使之尽善尽美。使切合于实际需求之外，又特具一种美术风格”，“在外形上……最庄严美丽，迥然殊异于他系建筑，为中国建筑博得最大荣誉的，自是屋顶部分”。

不过，赞美归赞美，对于民国时期跟风而起的宫殿式大屋顶建筑，无论从学理还是实践上，他们都并不认同。梁思成批评它们“注重外形的模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地加在一座洋楼上”，不仅达不到审美的统一，还“靡费侈大”，“不常适用于中国一般经济情形”。林徽因的观点也同样，早在20世纪30年代，她就曾指出中国建筑用料过费的缺陷，并直言：“中国的匠师对木料，尤其是梁，往往用得太费。他们显然不了解横梁载重的力量只与梁高成正比例，而与梁宽的关系较小。所以梁的宽度，由近代的工程眼光看来，往往嫌其太过。同时匠师对于梁的尺寸，因没有计算木力的方法，不得不尽量放大，用极大的Factor of safety（安全系数），以保安全。结果是材料的大靡费。”

转变发生在1950年对“民族形式”的追求之后。实际上，对梁思成和林徽因而言，当“民族形式”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理想形态，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对从前的建筑思想重新梳理。比较起来，屋顶、台基、斗拱、屋身这些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里，最能和现代建筑相结合的，似乎还是屋顶。他们开始重新反思自己过去对于“大屋顶”的批评。梁思成说：“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

在后来的批判“复古主义”的运动中，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座谈会上的一份材料披露了梁思成和林徽因推行“大屋顶”的心态。

1954年，在中央科学讨论上，梁思成详尽阐述了“建筑是有民族性的”，“中国的建筑有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做法与风格”，并特意设计了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作为在我们开始学习运用中国古典遗产与民族传统的阶段中所可能采用的一种方式的建议”。一张是一个“十字路口小广场”，另一张是一座“三十五层高楼”。说明中写道：“第一，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第二，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和建筑物的总轮廓，其次在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花纹装饰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

这两张图，无一例外，都有一个中国式的建筑屋顶造型。

梁思成的本意，并不一定是想为全国树立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设想，推行“大屋顶”是为了“和旧的建筑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北京市旧城区的建设，尤其是长安街两侧的新建建筑，梁思成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明确建议要“按照民族形式设计”。梁思成本人主持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审批图纸时，“设计符不符合‘三段’特色，难免有时就成为批不批准的原因”。但对一般的建筑物，如远离中南海区域的宿舍、办公楼等，则还是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为标准。比如，他曾经盛赞过的林乐义设计的电报大楼、捷克建筑师设计的电影洗印厂，这些建筑就没有大屋顶，“也谈不到‘民族形式’，只是构图严谨、细部简洁耐看而已”。

就此来看，他们的初衷，更多的应该只是抛砖引玉，希望以一个宽泛的“民族形式”的示范，引起建筑学界广泛的争鸣，推出更成熟的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方案。林徽因本人更是早在《清式营造则例》中就谆谆告诫人们“尽信书不如无书”，“规矩只是匠人的引导，创造的建筑师们和建筑学生们，虽须明了过去的传统规矩，却不要盲从则例，束缚自己的创造力”。

不幸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建筑创作的复古主义浪潮中，林徽因的这些话没有人听到。梁思成对中国建筑特色的总结，直接成为各地建筑师创造民族形式的统一公式。各个修建单位一哄而起，互相攀比，抄袭模仿。于是，亭台楼榭、沥粉贴金、大屋顶建筑层出不穷。这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所始料不及的。“大屋顶”的建筑正像林徽因曾经指出的那样，给经济依然困难的新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比如，《人民日报》曾专门撰文报道，较早采用民族形式建造的中央民族学院校舍，由于施工工艺复杂，建造和维护费用都较普通的平顶建筑高出很多，其中1951年开工的13 000平方米建筑的建设成本高了，每年的维修费用超过1 000元。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基建工程中的浪费现象：“不少的基本建设工程还没有规定适当的建设标准，而不少城市、机关、学校、企业又常常进行一些不急需的或者过于豪华的建筑，任意耗费国家有限的资金。”

1953年，斯大林去世，建筑思潮突变，苏联开始对斯大林时期建筑领域倡导的所谓“复古主义”进行批判，中国建筑界闻风而变，加之“大屋顶”造成的浪费现象，最终酝酿成为1955年对“大屋顶”的批判。作为建筑学界的权威、“民族形式”的倡导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梁思成首当其冲，成为这场大批判的标靶。1955年1月，北京市高校党委会内部发布本学年度工作要点，头一条就是：“推动有关各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适当地开展对梁思成、杜威、胡适、梁漱溟、王斌、胡先骕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梁思成的名字被列在名单的首位，且排在胡适、梁漱溟之前。另外，据于光远回忆，在中宣部召开的一次部长办公会上，陆定一部长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精神，决定对梁思成的建筑思想进行批判。因为梁思成的许多事情发生在北京，建议由彭真同志负责。

在这场大批判发动前夕，林徽因和梁思成双双病倒。1954年12月，王栋岑和陈占祥前往清华大学探望。病重的林徽因仍不忘为梁思成辩护。王栋岑后来将林徽因的谈话内容以写信的方式报给北京市委秘书长薛子正。

末了，王栋岑略微不安地向薛子正总结了他对这次会面的感觉：“林徽因谈话时态度方法很镇定，不像每次那样激动……”

当王栋岑写下这些文字时，内心深处应该是有隐隐的预感，这种反常于往日的“镇定”，像是生命之火行将熄灭前的平静。自知时日无多的林徽因是在通过他，为自己，也为梁思成，做最后的陈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