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入秋以后，林徽因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不能入睡。她的眼睛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林徽因人生的途程至此已经走到最后的关头。

其实，对于林徽因而言，自从1945年被医生警告最多只能活5年后，她的生活就已经时时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而她之所以能奇迹般地坚持到1955年，分分秒秒都是以精神做支撑，从死亡边缘所努力争回。

1945—1955年，生命的最后10年里，随时面对死亡，林徽因的心境虽无太多悲观，下意识中却在为人生之终了做着某种准备。

1945年，抗战刚结束，外界就有传闻说林徽因病逝。李健吾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咀华记余·无题》感叹：“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

1947年，林徽因肺病已到晚期，肾脏严重感染，当年10月住进中央医院，病床上林徽因拖人带话给张幼仪，请求一晤。张幼仪携徐志摩之子徐积锴赶往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望着张幼仪母子，却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次见面所求为何，林徽因没有说，张幼仪也不知道。但以当时的情境，她应该是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一件临终的心愿。20多年的情感纠葛到这里落下了帷幕。

这一次住院，林徽因还写信给费慰梅做了最后的道别。

1949年以后，林徽因以欣逢盛世的喜悦投入地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忘了病痛。然而，那并不代表她的病情好转。在20世纪50年代，所有熟悉她的亲友都知道，拜访她的时候要带上一个说话会刹车的人，能及时收住话头，告辞而去，以免使她过度劳累。她的学生也总是要打听清楚她睡眠怎样，晚上开夜车了没有，才决定要不要“打扰”她听她讲课。

病卧床榻的林徽因常常是孤独的。她当时的邻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着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1949年，钱钟书、杨绛夫妇由上海到清华大学任教，住宅与林徽因和梁思成家毗邻，是以有这样一段故事。杨绛随手记下，借以说明钱钟书的“痴气”，惟妙惟肖，又妙趣横生。而同一件事，置于林徽因身上，人们却很难笑得出来。以林徽因生命最后几年不惜透支身体的劳碌，养猫自然不是“家庭主妇”打发时间的百无聊赖，而称之为一家人“爱的焦点”，更多的也只能是林徽因自己病中的慰藉和陪伴。

进入20世纪50年代，她生命中的每一次荣耀都伴随着健康的进一步恶化。

1953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遇到萧乾。萧乾坐到林徽因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林徽因感伤地说：“哎呀，还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样子了。”萧乾安慰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不会老。”

同年12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请了学生来庆祝他们的银婚纪念日。事后，林徽因因天气寒冷先进卧室休息，梁思成感慨地与学生们提到林徽因近年疾病缠身，憔悴了许多，但她心灵却仍旧那么健康，充满创作的生命力，仍不停地用心工作，对生活充满热爱。

1954年冬，林徽因病危，需要进城就医，一度从清华园移居到城内的陈占祥家。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放学回来去探望林徽因，只见她已经形销骨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陈愉庆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了“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批判了“设计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并点名批评了梁思成，称“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少数建筑师在‘民族形式’的掩盖下走向了复古主义的道路”。

1955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指出：“建筑中浪费的一个来源，是我们某些建筑师中间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往往在反对‘结构主义’和‘继承古典建筑遗产’的借口下，发展了‘复古主义’‘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拿封建时代的‘宫殿’‘庙宇’‘牌坊’‘佛塔’当蓝本，在建筑中大量采用成本昂贵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沥粉贴金、大屋顶、石狮子的形式，用大量人工描绘各种古老的彩画，制作各种虚夸的装饰。”

一场批判“大屋顶”的运动开始了，当时被点名批判的大屋顶建筑包括国务院西郊招待所（即今天的友谊宾馆）、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还有正在建设中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当针对复古主义的大批判开始的时候，这座办公大楼的两栋配楼已经完工，主楼的大屋顶正准备安装，迫于形势，只好“脱帽”完工，这就是今天还能看到的没有大屋顶的中国科学院大楼。

平心而论，跟风而起的“大屋顶”建设造成的浪费固然和梁思成、林徽因有种种关系，却并非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力量所能导致的。正如清华大学关肇邺所说：梁思成提倡“民族形式”，更多的“是学者式的而非行政式的，主要通过做报告、写文章和参加评图讨论。是讲道理、学术性的，而非如以后某些人的硬性规定、行政命令式的做法”。全国各地的盲目跟风、水平参差不齐的“大屋顶”设计，究其根本，还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特定的政治语境和盲目学习苏联的风气。这一点，不管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只怕心里都如明镜一般。因此，即便在1955年的政治高压下，清华大学建筑系仍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为梁思成抱屈。有些教师在会上说：“苏联专家、领导干部都有问题，为什么光批评梁思成？”“梁的错误是机械相信苏联的缘故，苏联也称赞大屋顶。”“梁最初还不是这样强调民族形式，他曾称赞过北京农业科学研究所大楼，但后来民族形式忽然在建筑系红起来，梁到底是怎样转变的值得研究。”过去搞“大屋顶”时，一些领导干部也大力支持，事后这些领导干部不好好检查自己，把复古主义的责任都推到梁思成身上，是不公正的。

旁观者尚且不平，可想而知作为当事人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感受。多年后，梁思成回忆道：批判开始，他“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没意识到自己就是这问题的罪魁祸首，还认为那是苏联专家极力主张的，是建设单位这样要求的，设计人员也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我只是把我所知无保留地‘帮助’他们而已……”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他们心里百味杂陈。为了向党靠拢，向工农大众看齐，他们一直在进行最深刻、最真诚的思想学习和思想改造，认真到甚至不惜将自己于1930—1949年构建起来的以“现代式”“国际式”建筑为内核的学术根基连根拔掉，宣称那是对“一切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否定，是“资本主义要统一、要垄断全世界的经济文化的法西斯思想在形体上最具体最老实的供状”。他们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指引，最大限度地兼顾“一边倒”国策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建筑原则，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可以立身的学术体系，此刻却发现，支撑这个学术体系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而他自己，则从一心向前的“急先锋”，变成一个缺乏发展观的“复古主义者”。

毛泽东和梁思成之间一直有着复杂而微妙的交集。最初，因为父辈梁启超的关系，因为梁思成本人的学术研究，毛泽东对梁思成非常看重，给予相当的礼遇。梁思成的学生杨鸿勋曾说过一件事：“毛主席从苏联回来，车站人山人海，排了长队迎接。见到梁先生，毛主席停下来握手说，‘梁先生最近身体可好’……梁先生回来说得很激动，‘跟那么多人握手，在我面前竟然停住了’。”

但是，随着新中国建设的全面推开，梁思成的观点与主流观点相悖，此即决定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55年被批判的命运。

面对这场批判，林徽因和梁思成一样，心里充满疑问、惊讶和困惑。她曾经感慨：“彭真同志教训了梁思成一顿，也不让他争辩。”只是，她已经再也没有力气说些什么了。1955年1月2日，梁思成因感染肺结核住进了同仁医院。紧接着，病危的林徽因住进了梁思成隔壁的病房。陆续有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前往病房探望。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关肇邺说：“我记得林先生有一次跟我说，她说梁先生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搞学问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学问里头，可是现在要否定他的学问，要否定他研究的学问，他还剩什么了呢，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林徽因为梁思成心痛，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早年在给胡适的信里，她曾经说自己最怕就是“平庸处世，做妻生仔地过一生”。她的一生，一直在执着地追求艺术和美。点燃自己，发光发热，在有限的生命里做无限努力，是她生命的内核；建筑与学术，是她生命的表现。一旦否定了这两样，她们人生还剩下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了。

就像1947年秋她写给费慰梅的信里所说：“你看，我就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1955年2月，清华大学建筑系副主任吴良镛特意去同仁医院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见吴良镛，林徽因就说：“你看我们这对难夫难妇。”过后不久，梁思成特意请北京名中医施今墨为林徽因诊病。施今墨是北京“四大名医”中名气最大者，曾应邀为孙中山、汪精卫、杨虎城、何香凝、溥仪、李宗仁夫妇等人诊病。施今墨来了后，把了脉，看过片子，指出林徽因的肺大部分都坏了，已无力回天，只能开一些调养的中药尽人事罢了。后来，林徽因就拒绝吃药……

吴良镛在林徽因入院前，曾特意往北京市委秘书长薛子正为林徽因安排的一套城内装有暖气的四合院去看望。彼时，林徽因没有多谈自己的病情，而是问了一些关于建筑思想和理论的问题。吴良镛感慨：“林徽因明显地在困惑与彷徨，她似乎已疲惫不堪……失去原先的锐气了。我劝她养好病再说，别去多想，但她怎会不去多想呢？”直至林徽因拒绝服药，他唏嘘不已：“如果没有建筑思想批判，林先生的精神还能维持，她的一切动力是她的信念、她的学术、她的精神。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大的方面她也可能知道一些事情，知道一些学术思想批判，她感觉到无能为力了。”

1955年春，一次批判会后，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吴景祥陪同梁思成一起回同仁医院。吴景祥后来说：“那时林夫人重病在身已是气息奄奄。见到梁先生，谁都说不出话来，二人只是相对无言，默默相望。”陪同在旁的吴景祥见状也不觉凄然泪下。

类似的一幕，陈占祥也曾见到。当他去同仁医院探望时，命悬一线的林徽因只是以生命中最后的力气用力注视着梁思成和陈占祥。陈占祥说：“我只见林先生的嘴唇轻轻动了动，说不出话来。看见她和携手一生的梁先生默默对视，久久无语，那种诀别前的相依不舍，真让人肝肠寸断。我别转头冲出门，才敢让泪水流下来。”

1955年3月下旬，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到同仁医院看望父母。因为其间生小孩，坐月子，她已经有近两个月没有见到他们。林徽因见女儿来了，格外振奋，向护士们说：“这是我的女儿，看她多健康啊！”梁再冰却暗自心惊，在她心里，妈妈一直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虽然病得很重，但从不把自己当病人，要干什么事立刻就爬起来干了。但是这一次，梁再冰说：“一看我妈那脸色，我知道不对了，知道她要走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她将离开我们了。”梁再冰想把孩子抱给林徽因看，医院说什么也不同意，因为肺病会传染，婴儿是无论如何不许进医院的。

1955年3月底，林徽因一直发高烧，精神昏迷。医院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医生进行抢救。可是，她的肺部已经大面积感染，身体极端虚弱，生命已到了油尽灯灭的时候。3月31日深夜，处于弥留状态的林徽因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林徽因已经没有力气再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之前，她陷入深度昏迷之中，再也没有醒来。3月31日最终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那想说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口。

1955年4月1日凌晨，梁再冰所在的单位新华社的电话铃声大作，是同仁医院通知她母亲病危的电话。梁再冰急匆匆赶到医院，只见医生和护士们正紧张地抢救中，但林徽因毫无反应，表情平静而安详。梁再冰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心里不住地叫着：“妈妈……妈妈……你快点醒来啊！”当医生停止抢救，问她要不要请梁思成过来时，她才像猛地醒了过来一样，立即疯了似的喊：“要！要！要啊！”梁思成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走进病房，从不流泪的他哭得不能自已。他坐在林徽因的床边，嘴里只是不停地重复着：“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

1955年4月1日清晨6时20分，林徽因静悄悄地离开了人间，走完了她51岁的生命旅程。

得知林徽因离世，一向冷静而理智的金岳霖也悲伤得肝肠欲断。在办公室里，他留下了自己的学生周礼全。当整间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金岳霖先是沉默，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号啕大哭。周礼全回忆说：“他两只胳臂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么沉痛，那么悲哀，也那么天真。我静静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

这年4月，听闻噩耗的萧乾立即给梁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萧乾为林徽因的早逝而叹息：“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天资禀赋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一辈子病魔缠身，战争期间颠沛流离，全国解放后只过了短短六年就溘然离去人间，怎能不令人心酸！”

1955年4月2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刊登讣告，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薛子正、柴泽民、陈岱孙、崔月犁、金岳霖、杨廷宝、赵深、吴良镛、陈占祥、钱伟长共13人组成。这13人中，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杨廷宝、赵深、吴良镛、陈占祥、钱伟长都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知交老友。北京市委秘书长薛子正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京市委最常打交道的领导，工作中也曾多次维护梁思成和林徽因。柴泽民是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崔月犁原来是彭真的秘书，彼时担任统战部部长兼北京市政协秘书长。

一向惜才的彭真让薛子正、柴泽民、崔月犁这三位在北京市委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担任林徽因治丧委员会成员，就是为了在非常时期表达他对梁思成夫妇的格外看重和关照。

1955年4月3日，林徽因的追悼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众多的花圈和挽联中，彭真送的花圈摆在醒目位置。挽联中，以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题写的一副最为特别。

追悼会上，梁再冰代表家属向同仁医院的大夫、护士致谢，感谢他们为挽救母亲的生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会场一片唏嘘之声。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林徽因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作她的墓碑。墓体则由梁思成设计，他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了他们夫妻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林徽因最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为墓碑题写了“建筑师林徽因之墓”的字样。“文革”中，红卫兵砸掉了墓碑上的刻字，砸掉了墓碑的一角，使那座墓碑成为一座残损的无字碑。直到2003年，梁再冰和梁从诫重新将墓碑修好，“建筑师林徽因之墓”这几个字才再一次得见天日。

这一切，都是长眠于地下的林徽因所不知的。一向激赏林徽因的“疾恶如仇，才高如天”，称赞她“敏捷锐利，鞭辟入里，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的陈占祥曾经为此感慨：“她是个多么率真的性情中人，敢怒敢言，快人快语，从不会审时度势，曲意逢迎。”

就这一点而言，早逝在于林徽因，竟是一种造化。

林徽因病逝后，对梁思成“复古主义思潮”的批判已是山雨欲来。1955年5月初，彭真把梁思成从医院接到家里长谈，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们收到九十多篇批判你的文章，决定一篇也不发表，因为报上正在批判胡适、胡风、梁漱溟，你的问题的性质同他们根本不一样，你完全是学术问题，他们是带有政治性质的问题。”谈到“大屋顶”问题时，梁思成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两人争论得很厉害。最后，彭真给梁思成看了一些统计数字，证明“大屋顶”给经济带来了惊人的浪费。彭真恳切地对梁思成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应当精打细算，处处节约。”梁思成表示愿意公开检讨。

和彭真长谈后不到半个月，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政负责人刘小石、李德耀和吴良镛去医院看望梁思成，梁思成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只讲艺术，不顾经济，没有从整个国家对建筑的要求出发，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他讲了一段很重的话：“我承认自己很狂妄，如毛主席所说‘知识黑手’，以为自己是先进者，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五十年后便知分晓，实际上才两年就见分晓了。事实证明自己是错了，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的思想与党是对立的，并形成小集团，连党员都被拉进来了，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严重的。”

让刘小石他们惊讶的是，临走之前，他们听见缩在病床上的梁思成嚷嚷了一句：“对拆城墙想不通，古代遗留下的城墙，夕阳西下，垂柳一角，十分好看，为什么一定要拆掉？”刘小石等人默然不语，悄然出了病房。

1955年5月27日，在全国报刊、建筑界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片声讨声里，梁思成抱病写出《大屋顶检讨》：“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翻了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我像一个对学校没有信心的母亲一样，‘不放心’把自己的‘宠儿’‘建筑’交给党……必须在思想上同我过去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复古主义、形式主义设计思想划清界限，坚决地向它进行无情的斗争。”

梁思成为“复古主义”造成了国家的财政浪费而痛心疾首，表示要“重新开始我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实际上，1955年以后，各种运动不断升温，学理的论争频频上升到政治的批判，梁思成左右为难，如履薄冰，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自信自如、创意迭出了。他作为建筑师的生命在1955年就随着林徽因的去世、大批判的开始而结束了。而作为普通人的一己生命，他还要忍受无穷尽的屈辱和内心深处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