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离监狱很远，时候却已经不早了，所以涅赫柳多夫雇了一辆街头马车到监狱去。马车夫是一个中年男子，脸容聪明而善良。马车走到一条街上，他转过脸来对着涅赫柳多夫，指了指一座正在动工修建的大厦。

“瞧，他们在造一所多么大的房子。”他说，倒好像他自己多少也要算是合伙造这所房子的人，因而扬扬得意似的。

确实，那所房子造得很大，格局复杂，新奇别致。用大松木搭成、再用铁绊扣紧的坚固脚手架，围绕着高耸的建筑物，由一道薄板墙把它同街道隔开。工人们周身溅满石灰浆，在脚手架上像蚂蚁似的走来走去，有人砌墙，有人劈碎砖头，有人把沉甸甸的灰篓和木桶提上去，再把空的放下来。

有一个老爷，大概是建筑师，身体壮实，装束讲究，站在脚手架旁边，用手指点着上边的什么东西，在对一个弗拉基米尔县的包工头讲话，那个人恭敬地听着。大门口有些载着货物的大车走进来，有些空车走出去，都经过建筑师和包工头跟前。

“他们大家，不论是那些做工的人还是那些驱使他们做工的人，多么坚定地相信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尽管他们的妻子在家里怀着胎，做着力不胜任的工作，而且他们的孩子戴着小圆帽，显出老相，微微笑着，乱蹬着细腿，不久就要饿死了，可是他们自己却应当为一个愚蠢而无益的人，掠夺他们和驱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么一座愚蠢而无益的宫殿。”涅赫柳多夫瞧着这所房子，心里暗想。

“是啊，这是一所荒唐的房子。”他把他的想法说出口。

“怎么会荒唐呢？”马车夫不高兴地反驳说，“谢天谢地，这所房子使得大家都有活干了，它可不荒唐。”

“可是要知道，这种工作是无益的。”

“既然人家在造它，可见它就有用处，”马车夫反驳说，“老百姓靠了它才有饭吃。”

涅赫柳多夫沉默下来，特别是因为车轮发出辘辘的响声，使人很难谈话。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这辆马车从石子路上拐一个弯，走上一条大路，因此谈话方便了，马车夫就又跟涅赫柳多夫闲谈起来。

“如今老百姓纷纷涌进城里，多得不得了。”他说着，在赶车座位上转过身来，对涅赫柳多夫指了指一伙从农村来的工人，他们正迎面走来，肩膀后面背着锯子、斧子、短皮袄、袋子。

“莫非比往年多吗？”涅赫柳多夫问。

“多得没法说！如今各处都挤满了人，简直多得要命。那些雇主把老百姓丢来丢去像刨花一样。到处都是满满的。”

“怎么会这样？”

“人越来越多嘛。哪儿都容不下了。”

“哦，到底为什么人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他们不待在乡下呢？”

“待在乡下没活儿干。没有地嘛。”

涅赫柳多夫经历到凡是受伤的人常会发生的那种情形。这种人觉得别人仿佛老是故意来碰他疼痛的地方。其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无非是因为只有疼痛的地方才能感到别人在碰他。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他暗自想着。他就开始问马车夫，他们的村子里有多少土地，马车夫家里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到城里来生活。

“我们家里的地，老爷，合到一口人一俄亩。我们家里有三口人的地，”马车夫兴致勃勃地谈起来，“我家里有父亲，有弟弟，另外还有一个弟弟出外当兵去了。他们干地里的活。可是那一点点活一干就完。所以，我那个弟弟也想到莫斯科来。”

“那么不能租点地来种吗？”

“如今上哪儿去租地呢？原来的那些地主都已经把家业吃尽卖光了。商人们把所有的地都抓在手里。从他们手里你可休想租得到土地，他们自己经营土地。我们那儿有个法国人，独霸一方，把我们旧日东家的地全买下了。他不肯把地租出来，谁也没法办。”

“那是个什么样的法国人呢？”

“那个法国人姓杜法尔，您也许听说过。他在一家大戏院里给演员们装假头发。那是个好差事，所以发了财。他把我们女东家的田产都买下了。现在他压在我们头上，由着性儿卡着我们的脖子。谢天谢地，他本人倒还是个好人。可是他那个俄国老婆是一只母老虎，我的上帝啊。她搜刮老百姓。可厉害了。得，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车？在大门口吗？我看他们不会放我们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