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没有按照先后次序，而是提前接见了涅赫柳多夫，立刻讲到梅尼绍夫母子的案子。他已经看过案卷，认为他们的罪状缺乏根据，因此感到愤慨。

“这个案子简直岂有此理，”他说，“纵火罪多半是屋主自己干出来的，存心捞到一笔保险费。不过问题在于梅尼绍夫母子的罪行根本没有得到证实。一点罪证也没有。这都是因为侦讯官特别热心，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只要这个案子不是在县里而是在此地审讯，我就担保他们的官司一定会打赢，而且我不取分文报酬。好，现在再谈另一个案子：由费多霞·比留科娃呈给皇上的诉状已经写好了。如果您到彼得堡去，您就自己把它带去，亲自往上递，再托一下人情。要不然他们就随便问一声司法部，那边就敷衍了事地回答一下，赶紧把这个案子推出去，也就是把诉状驳回，弄得事情一无结果。您要设法托一托地位最高的人才行。”

“去见皇上吗？”涅赫柳多夫问。

律师笑起来。

“那可是最高一级，高到无可再高了。我说的‘最高’指的是上告委员会的秘书或者主任。那么，现在算是一切都办完了吧？”

“不，这儿还有一些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涅赫柳多夫说着，从他的口袋里拿出那些教派信徒写来的一封信，“如果他们写的都是实话，那可真是一件怪事了。我今天要设法跟他们见面，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您变成一个漏斗或者瓶口，监狱里所有的冤情都从您这儿流出来了，”律师含笑说，“这可未免太多，您会承担不了的。”

“不，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案子，”涅赫柳多夫说着，把这个案子的实情大略叙述一遍：有个村子里，某些人聚在一起读《福音书》，不料一个当官的走来，把他们赶散了。下一个星期日那些人又聚在一起，于是当官的派来乡村警察，写了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交付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他们的罪状，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结果他们被判了流刑。“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涅赫柳多夫说，“难道这会是真事？”

“可是这件事在哪方面使您觉得奇怪呢？”

“各方面都奇怪。喏，乡村警察是奉命捕人，这我倒能理解，可是写起诉书的是副检察官，他毕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嘛。”

“错就错在这儿。我们习惯于认为检察官和一般的法院工作人员都是所谓的新人，都是自由派。他们以前倒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却完全是另一种人了。他们是官僚，只关心每月的二十号[帝俄官衙每月发薪的日子。]。他们领薪水，希望加薪，他们的全部原则就是这么一套。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然后审问他，定他的罪。”

“可是难道会有那样的法律：一个人只因为跟别人一块儿读《福音书》，就能判处流刑吗？”

“只要能够证明这种人读《福音书》的时候敢于不按照规定向别人讲解《福音书》，因而违背了教会的解释，那就不但可以把他流放到不那么远的地方去，而且可以把他送去服苦役刑[“不那么远的地方”指西伯利亚以外的地方。服苦役刑通常是在西伯利亚和更远的地方。]。当众诋毁东正教的信仰，按照第一百九十六条，就要判处流刑，而且在流放地永久落户。”

“这不可能。”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我平素总是对那些法官老爷们说，”律师接着讲下去，“我一见到他们就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如果我，您，我们大家，没有被关进监牢，那都多亏他们仁慈。褫夺我们每个人的特殊权利，流放到不那么远的地方去，那是极其容易的事。”

“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一切事情都随检察官和那班人的心意发落，而且他们能够应用法律，也能够不应用法律，那么要法院有什么用？”

律师快活地扬声大笑。

“您提出来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哎，老兄，这可是哲学了。行，就是哲学也未尝不可以谈一谈嘛。那么，请您星期六到舍间来吧。您会在我家里遇见学者、文学家、画家。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谈一谈一般问题，”律师说，用讥诮的辛辣口吻讲出“一般问题”这几个字，“您认识我的妻子。那您来吧。”

“好，我会想法子来的。”涅赫柳多夫回答说。他感到他说的是假话。如果他真要想什么法子的话，那只能是想法子不来参加律师的晚会同聚在他家里的学者、文学家、画家周旋。

刚才涅赫柳多夫讲到如果法院工作人员可以随自己的高兴应用或者不应用法律，审判就没有任何意义，律师却报之以哈哈大笑，而且律师用那样的口吻讲出“哲学”和“一般问题”这些字眼，这一切都向涅赫柳多夫表明他同律师而且大概也同律师的朋友们对事情的看法是完全两样的。涅赫柳多夫却觉得，尽管他现在跟申博克之类的旧友们已经有了距离，然而他跟律师以及律师那个圈子里的人们的距离却还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