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涅赫柳多夫说，这时候他同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律师在整理他的皮包，“这样一个极其清楚的案子，他们却在形式上挑毛病，把它驳回了。这真是可怕！”

“这个案子已经让原来的法庭弄糟了。”律师说。

“连谢列宁也主张驳回。可怕，可怕！”涅赫柳多夫继续反复地说，“那么现在可怎么办？”

“那我们就向最高当局上告。趁您在此地，您就自己去递状子。我来给您写好。”

这时候，矮小的沃尔夫身穿制服，佩戴着几枚星章，走进接待室，朝涅赫柳多夫这边走过来。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那些理由都不充分。”沃尔夫说着，耸起窄肩膀，闭上眼睛，然后走掉，到需要他的地方去了。

沃尔夫来过以后，谢列宁也来了。他已经从枢密官们那里听说他旧日的朋友涅赫柳多夫在此地。

“喏，我没有料到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涅赫柳多夫跟前说，唇边露出一点笑意，同时眼睛却仍旧现出忧郁的神情，“我甚至不知道你到彼得堡来了。”

“我也不知道你当了检察长。……”

“副的。”谢列宁纠正道。“你怎么会到枢密院来了？”他问，神色忧郁、无精打采地瞧着他的朋友，“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指望找到正义，挽救一个无辜定罪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的案子里的那个女人。”

“哦，马斯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了，说道，“那个诉状是完全缺乏根据的。”

“问题不在于那个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遭到了惩罚。”

谢列宁叹一口气。

“这很可能，不过……”

“不是可能，而是确确实实……”

“可是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就是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哪一方面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你应该声明一下才对。”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当把它写在一个呈文里。要是把那个呈文随着上诉的状子一起递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素来忙碌，很少出入社交场所，显然丝毫也没有听说过涅赫柳多夫旧日的恋情。涅赫柳多夫注意到这一点，就决定不谈他同马斯洛娃的关系。

“是的，不过就是照现在这样，原判的荒谬也还是一目了然的。”他说。

“枢密院没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假如枢密院竟然根据它对原判是否公正的观点来撤消原来法庭的判决，那么姑且不提枢密院会失去一切立足点，不能维护正义而反倒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回想刚才的案子，说道，“现在姑且不提这一点，首先陪审员们的裁决就会丧失它的全部意义。”

“我只知道那个女人完全没罪，可是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里挽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也丧失了。最高的机构批准了完全不合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而且也不能追究案子本身的是非曲直。”谢列宁眯细了眼睛说，“你大概住在你姨母家里吧，”他添了一句，显然有意改变话题，“我昨天听她说你在此地。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块儿参加一个外国传教士传教的集会。”谢列宁说，唇边露出一点笑意。

“是的，我去听过，可是我厌恶得走掉了。”涅赫柳多夫气愤地说，由于谢列宁改换话题而懊恼。

“哦，这又何必厌恶呢？这毕竟是宗教感情的一种表现，虽然它有点偏颇，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那是一种荒唐的胡闹。”涅赫柳多夫说。

“哦，不然。只有一件事倒是说来奇怪的，那就是我们对我们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很少，因而往往把基本的教条错看做某种新启示了。”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向他的老朋友表白他以前所没有的新见解。

涅赫柳多夫惊奇而注意地瞅着谢列宁。谢列宁没有低下他的眼睛，他那对眼睛不但现出忧郁的神情，而且流露出恶意。

“莫非你相信教会的教条？”涅赫柳多夫问。

“当然，我相信。”谢列宁回答说，直勾勾、死僵僵地瞧着涅赫柳多夫的眼睛。

涅赫柳多夫叹一口气。

“奇怪。”他说。

“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谢列宁说，“我就去。”他转过头去对一个恭敬地走到他跟前来的民事执行吏说，“我们一定得再见见面才成，”他补充一句，叹了口气，“不过你什么时候在家？至于我，每天下午七点钟吃饭的时候，我总是在家。我住在纳杰日津斯卡雅街，”他说出他的门牌号数，“从那时候起，过去了很多的岁月啊。”他添了一句，又像先前那样光是嘴唇露出一点笑意，走掉了。

“要是我抽得出功夫，我就去看你。”涅赫柳多夫说，感到当初为他所亲近热爱的这个谢列宁，经过这次短短的谈话以后，即使没有成为仇敌，至少也忽然变得生疏，隔膜，不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