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列宁做大学生的时候，涅赫柳多夫就认识他，当时谢列宁是个很好的儿子，忠实的朋友，依年龄来说是上流社会里具有良好教养的人，周旋应对极有分寸，永远潇洒而英俊，同时又异常正直诚实。他没有特别用功就学习得很好，所写的论文获得过金质奖章，却又丝毫不带一点以才子自居的习气。

他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把为人们服务做为他青春生活的目标。他认为这种服务不能采取别的方式，而只能是在政府机关里工作，因此他刚刚大学毕业，就把他能够贡献力量的各种活动做了一次系统的考察，断定他在掌管制订法律事宜的某部大臣办公厅第二处工作最为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极其准确而勤恳地办理各种要求他办理的事，可是他觉得这种服务没有能够满足他要做一个有益的人的要求，也没有能够在他心里引起他在做应该做的事的感觉。再加上他同他的极其浅薄、虚荣心重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那种不满就更为强烈，结果他脱离第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了。在枢密院里他觉得好一点，不过那种不满的感觉仍旧跟踪着他。

他时时刻刻感到一切都跟他所期望的迥然不同，跟所应该有的情形迥然不同。在这儿，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们为他奔走，谋到宫中侍从的位置，于是他必须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围，坐上轿式马车，到各式各样的人家去道谢，因为他们给他谋到一个听差的职位。不管他怎样左思右想，也还是找不到这种职位的合理解释。他比在机关里任职更加深切地感到这个职位“不对头”，不过从一方面来说，他又不能拒绝这种任命，否则就会伤那些人的心，而那些人是相信他们做了一件使他大大高兴的事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任命却也迎合了他天性中低劣的品质，他照着镜子看到自己身上穿着用金丝线绣成的制服，又受到这种任命在某些人心中引起的尊敬，这在他是颇为愉快的。

在婚姻方面他也遇到同类的情形。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的观点看来要算是很体面的婚事。他所以结婚，主要也是因为他拒绝亲事就会得罪巴望亲事成功的新娘，得罪撮合亲事的人们，使得大家难过，另外还因为娶一个年轻俊俏、门第显贵的姑娘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使他感到愉快。不过这门婚事很快就证实比机关里的工作和宫廷里的职位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过第一个孩子以后，不愿意再有子女，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参加进去。她生得不算特别好看，对她的丈夫是忠实的，可是姑且不提她用这种生活方式毒害了她丈夫的生活，就连她自己，从这样的生活里除了消耗大量的精力、换来过度的疲劳以外，似乎也一无所获。话虽如此，她仍旧辛辛苦苦地照那样过下去。他打算改变这种生活，可是他的一切尝试碰到她的信念，就像撞在石头墙上那样粉碎了，她相信生活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她所有的亲戚和朋友也都支持这种信念。

他们的孩子是一个小姑娘，生着长长的金黄色鬈发，裸露着两条腿。这孩子在她父亲心目中是完全陌生的，特别是因为她不是按他所希望的那样带领大的。他们夫妇之间经常互不理解，甚至不愿意互相了解，他们之间默默地进行着一场暗中的、不动声色的、瞒过外人耳目的、由礼貌节制着的斗争，这就使得家庭生活对他来说变得极其沉重。因此他的家庭生活比起他在机关里的工作和宫廷里的职位来，显得越发“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如同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随着智力的成长，不费吹灰之力就打破了他受过熏染的宗教迷信的枷锁，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到自由的。在他年纪很轻、在大学里读书、同涅赫柳多夫相好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严肃正直的人，并不隐瞒他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然而随着岁月流逝，随着他的禄位步步高升，特别是随着保守的反动势力当时在社会上抬头，这种精神的自由就开始妨碍他了。且不说家庭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他父亲死后要为父亲做安魂祭的问题，也不提他母亲希望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多多少少要求他这样做的问题，单是在机关里工作就不得不接连不断地参加种种祈祷式、供奉式、谢恩式以及诸如此类的礼拜式，难得有一天不同宗教的外在形式发生某种关系，要避开是不可能的。他要对付这些礼拜式，就得在两条道路当中选择一条：那么假装信仰他所不信仰的东西（凭他诚实的性格，这在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要么承认所有这些外在形式都是弄虚做假，然后把他的生活安排得使他无须乎参加他认为虚伪的事情。然而为了做到这件似乎不那么重大的事，却必须做很多的事。除了要同他接近的一切人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以外，他还必须改变他的整个地位，抛弃他在机关里的工作，牺牲他自以为靠了这种工作目前正在为人们带来利益，并且指望以后还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再者，为了做到这件事，他就得坚定地相信自己正确。他也确实坚定地相信自己正确，就如同在我们这个时代，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略微知道一点历史，大体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教会的起源和分裂，就不可能不相信这种合理的想法的正确性。他不可能不知道他不承认教会的教义是真理，那是正确的。

然而在生活条件的压力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却纵容自己生出一点小小的虚伪想法。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不合理，就必须先研究这种不合理的事。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然而它却把他引到大虚伪里去，目前他就已经陷在那里面不能自拔了。

他原是在东正教的势力下出生和长大的，他四周所有的人都要求他信奉它，而且他不承认东正教就不能继续从事他那种对人们有益的活动，于是临到他对自己提出东正教是不是正确的问题，他已经事先决定好答案了。所以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他并没有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1]的著作，却读黑格尔的哲学书和维奈、霍密雅可夫[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瑞士神学家维奈、十九世纪俄国斯拉夫派理论家霍密雅可夫，在不同的立场上承认并论证基督教教条和仪式。]的宗教论著。自然，他在那些书里找到了他恰好需要的东西：一种类似宽慰的心境以及对于宗教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到熏染的宗教教义，早已为他的理性所否定，然而缺了它，他的整个生活就充满种种烦恼，只要承认它，所有那些烦恼就会一扫而空。此外他又接受了种种通常的诡辩，例如单独一个人的理性是不足以领会真理的，真理只向一群人显示，领会真理的唯一手段就是神的启示，而神的启示又是由教会保存下来的，等等。从这时候起，他就能够心安理得，不至于感到自己在弄虚做假地去参加祈祷式、安魂祭、礼拜，能够持斋，能够对着圣像在自己胸前画十字，能够继续在机关里工作，而他是靠了这种工作才感到他自己有益于人们，并且在缺少欢乐的家庭生活里得到宽慰的。他认为他信仰东正教了，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全身心地、比什么都强烈地感到，他的这种信仰是完全“不对头”的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睛才总是那么忧郁。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见到涅赫柳多夫以后，才想起他认识涅赫柳多夫的时候，也就是所有那些虚伪还没有在他的心里生下根的时候，他自己原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在他向涅赫柳多夫匆匆地暗示了他的宗教见解以后，他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到所有这些都“不对头”，他的心情就忧郁极了。涅赫柳多夫见到了这个老朋友，在最初的一阵高兴过去以后，也生出了同样的心情。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虽然互相约定以后还要见面，却都没有寻求会晤的机会，于是涅赫柳多夫在彼得堡盘桓的这段时期，这两个人就此再也没有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