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赫柳多夫从枢密院出来，同律师一起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开始对涅赫柳多夫讲起方才枢密官们说过的某局局长的那件事，讲到他的事怎样败露，他非但没有受到依照法律应该判处的苦役刑，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做省长去了。律师讲完这件事的经过以及种种丑恶的内情以后，还特别津津有味地讲起另一件事，说是有好几个地位极高的人怎样吞没一笔钱，而那笔钱原是筹集起来建立这天早晨他们坐车路过的那座一直完不了工的纪念碑用的。他又讲起某人的姘妇在证券交易所里发了几百万的横财，还讲起某人把自己的老婆卖出去，另外某人就把她买去了。此外，律师又讲了些故事，说到政府的高级官吏们怎样营私舞弊，怎样犯下种种罪行，可是他们都没有被关进监狱，却坐在各机关的长官的圈椅里。律师的这类故事显然是取之不尽的，他讲得眉飞色舞，因为这类故事充分清楚地表明他律师用来赚钱的方法同彼得堡的高级官吏们用来达到同样目标的方法相比，是十分正当而清白的。因此，临到涅赫柳多夫没有听完他所讲的高级官吏们的罪行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另外雇了一辆街头马车，回到堤岸街他姨母家里去的时候，律师不由得感到很惊讶。

涅赫柳多夫心里很愁闷。他所以愁闷，主要是因为枢密院驳回上诉就确定了无辜的马斯洛娃必须忍受毫无意义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这件事使得他准备把他自己的命运同她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种不可更改的决定变得越发艰巨。再者，他想起律师那么高兴地讲到风靡一时的为非作歹的可怕故事，此外他还不住地想起谢列宁以前是那么可爱、坦率、高尚，现在他的眼光却这样不和善，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些都使得他的愁闷越发加重了。

涅赫柳多夫回到家里，看门人多少带点鄙夷的神情把一张字条交给他，按照看门人的说法这张字条是由一个什么女人在看门人的房间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写的字条。她写道，她特意来向她女儿的恩人和营救者道谢，此外她要求他，恳请他务必光临瓦西里岛第五条街某某住宅去看她们。她在字条上写道，这对薇拉·叶夫列莫夫娜[不是她的女儿，而是上文叙过的托涅赫柳多夫营救舒斯托娃的女革命者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希望他不必担心她们会用道谢的话打搅他，她们不会谈起她们的感激，纯粹是愿意同他见见面而已。要是可能的话，他明天早晨就来一趟才好。

另外还有一张字条，是涅赫柳多夫的旧同事，现在担任宫廷侍从武官的博加特廖夫写的。涅赫柳多夫曾经托他亲自把涅赫柳多夫准备好的那些教派信徒的状子递交皇帝。博加特廖夫用一笔果断有力的大字写道，他要按照他应许过的那样把状子直接面呈皇帝，不过他忽然想到，如果涅赫柳多夫先去拜望另一个能够左右这个案子的人，当面托他一下，岂不更好。

涅赫柳多夫经过最近几天在彼得堡停留期间所得到的种种印象，生出了一种任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全然绝望的心境。他那些在莫斯科拟定的计划，依他看来像是青年人的梦想，人们带着那样的梦想走进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大失所望。不过既然他目前住在彼得堡，他就仍然认为他有责任办理原来打算要做的种种事情，因而决定明天先到博加特廖夫家去一趟，然后再按他的忠告行事，去拜望那个能够左右教派信徒们的案子的人。

现在他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们的状子，正要重读一遍，不料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听差敲他的房门，走进来，请他到楼上去喝茶。

涅赫柳多夫说他马上就去。他把文件放回皮包里，走出门外，到他姨母那儿去。在上楼去的路上，他看一眼窗外的街道，瞧见了玛丽叶特的那对栗色马，忽然出乎意外地高兴起来，不由得想要微笑。

玛丽叶特头上戴着帽子，可是身上不再穿着黑色连衣裙，而是穿着一件花花绿绿的浅色连衣裙。她在伯爵夫人的圈椅旁边坐着，手里端着一杯茶，正在尖声尖气地谈着什么，闪着她那对美丽而含着笑意的眼睛。正当涅赫柳多夫走进房来的时候，玛丽叶特刚刚说完一句逗笑的话，而且是一句又猥亵又逗笑的话，这是涅赫柳多夫凭笑声的性质听出来的，那句话招得好心肠的、生着唇髭的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扬声大笑，整个发胖的身体都不住地摇晃。玛丽叶特现出特别mischievous[英语：调皮的。]神情，微微撇着带笑的嘴，把精力旺盛、兴高采烈的脸歪过去，默默地瞅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

涅赫柳多夫凭他所听到的几个字，理解到她们谈的是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西伯利亚新省长的故事，玛丽叶特正是在这方面讲了一句极其逗笑的话，这才招得伯爵夫人很久都忍不住笑。

“你要叫我笑死了。”她说，笑得咳嗽起来。

涅赫柳多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批评玛丽叶特举动轻浮，她就已经看出他脸上严肃和略带不满的神情，于是立刻不但改变了她脸上的表情，也改变了她的整个心境，为的是讨他的欢心。自从她同他见过面以后，她就有意要引得他喜欢她。她忽然严肃起来，不满意自己的生活，像是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似的。这倒不是她假装出来的，而是确实使得她的心里恰好生出涅赫柳多夫当时那样的心境，不过要用话语表达出来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在她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她问他办的事结果怎样。他就讲了讲他在枢密院的失败，还讲了他同谢列宁的相遇。

“啊！他可真是一个纯洁的灵魂！简直是个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法语：十全十美的骑士。]。纯洁的灵魂啊。”那两个女人都引用了上流社会里人们经常用来称呼谢列宁的这个绰号。

“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涅赫柳多夫问。

“她吗？哦，我不想说她的坏话。可是她不了解他。怎么，莫非他也主张驳回上诉？”玛丽叶特带着真诚的同情问他说，“这真可怕，我多么替她难过啊！”她补充道，叹一口气。

他皱起眉头，打算改变话题，就讲起舒斯托娃，她本来监禁在要塞里，经她说情才放出来。他向她道谢，感激她在丈夫面前说情。然后他打算说明这件事想起来多么可怕，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人所以受苦，只是因为谁都没有想起她们罢了，然而她没有容他说下去，她自己倒先表示了她的愤慨。

“您不要跟我说这些话，”她说，“我丈夫刚刚告诉我说她可以放出来，我简直就怔住了。既然她没有罪，那为什么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涅赫柳多夫所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看出玛丽叶特在向她的外甥卖弄风情，暗暗觉得有趣。

“你猜怎么着？”她等到他们沉默下来以后说，“你明天傍晚得上阿林家去，基泽维捷尔要在她那儿传教。而且你也得去。”她转过头来对玛丽叶特说。

“Il vous a remarqué，[法语：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对他说了，他告诉我说，你所说的那些话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近基督身边的。你务必要到阿林家去。你玛丽叶特叫他一定要去。你自己也去。”

“我呢，伯爵夫人，第一，我没有任何权利敦劝公爵做任何事情，”玛丽叶特说，瞧着涅赫柳多夫，用她的目光表示他和她之间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这些话方面，一般地说在对待福音派的态度方面，已经建立一种充分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大喜欢这个……”

“你干什么事都顶牛，总是自己有自己的主张。”

“我怎么会是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呢？我是像最普通的农妇那样信教的，”她含笑说道，“而且第三，”她接着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你已经看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说。

玛丽叶特说出那个著名的法国女演员的姓名。

“你务必要去看一下，她演得好极了。”

“那我先去看谁好呢，ma tante，先去看女演员呢，还是先去看传教士？”涅赫柳多夫笑吟吟地说。

“劳驾，别挑我的语病。”

“我想还是先去看传教士，后去看法国女演员的好，要不然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致去听传教了。”涅赫柳多夫说。

“不，顶好还是先去看法国戏，然后再去忏悔。”玛丽叶特说。

“得了，不准你们拿我取笑。传教士是传教士，戏是戏。人为了拯救自己，根本用不着把脸子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人应当信仰，那他就快活了。”

“您，ma tante，比所有的传教士都善于传教呢。”

“您看这样好不好，”玛丽叶特想了想，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我担心我去不了……”

有一个听差走来，打断他们的谈话，通报说有客人来访。那人是一个慈善团体的秘书，伯爵夫人就是那个慈善团体的主席。

“哦，这位先生乏味极了。我还是到那边去招待他的好。等一忽儿我再到你们这边来。您给他斟点茶，玛丽叶特。”伯爵夫人说着，迈开她那急促而摇摆的步子往大厅里去。

玛丽叶特脱下一只手套，露出一只有力的、相当扁平的手，无名指上戴着戒指。

“您要喝茶吗？”她说着，伸出手，从酒精灯上拿起一把银茶壶，古怪地翘起她的小手指头。

她的脸色变得严肃而忧郁。

“虽然某些人的见解我是很尊重的，他们却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我一想到这儿，我就总是非常非常难过。”

她说到最后几个字，仿佛准备哭出来。虽然这些话，如果分析起来，要么没有任何意义，要么只有极为含混不清的意义，可是涅赫柳多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恳切，善良。这个年轻美丽、装束考究的女人讲这些话的时候，她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射出来的目光，把涅赫柳多夫完全迷住了。

涅赫柳多夫默默地瞧着她，没法叫自己的眼睛离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人人都知道。C’est le secret de polichinelle.[法语：这是公开的秘密。]我钦佩您的作法，我赞成您。”

“老实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叫人钦佩的，我做的还很少。”

“那也还是一样。我了解您的感情，也了解她……哦，好吧，好吧，我不再提这件事了，”她发现他脸上露出不愉快的神情，就打断自己的话，“不过，此外我还了解一件事，”玛丽叶特说，一心一意只巴望着把他迷住，而且凭她女性的敏感已经猜出他认为重要和宝贵的一切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您见过监狱里发生的种种苦难和种种惨状以后，您打算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他们在另一些人的支配下，受到他们的冷漠和残忍的折磨，痛苦得要命，痛苦得要命啊……我明白，人是能够为这种工作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我自己就愿意这样。不过各人有各人的命运……”

“莫非您不满意您的命运吗？”

“我？”她问，仿佛居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她不由得感到惊讶而且震动似的，“我不能不满意，所以也就满意了。不过，我心里正有一条虫子醒过来[意思是：“我心神不安。”]……”

“那就不要再让它睡觉，要相信它的呼声才对。”涅赫柳多夫说，完全落进她的圈套里去了。

事后，涅赫柳多夫有许多次羞愧地想到自己同她的全部谈话，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做假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心理的话，想到她听他讲起监狱的惨状，讲起他对乡村的印象的时候她脸上流露的感动而关切的神情。

等到伯爵夫人回来，他们谈得不但像是两个老朋友，而且像是两个与众不同的朋友，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独独能够互相了解。

他们谈到权力的不公正，谈到不幸的人们的苦难，谈到人民的贫困，然而实际上，在谈话声中，他们的眼睛却在互相看着，不断地问道：“你能爱我吗？”而且回答说：“我能。”性的感觉采取最意外、最快活的方式把他们两个人互相吸引到一块儿去了。

她临走告诉他说，她永远准备尽她的能力为他效劳，并且要求他明天傍晚一定到剧院去找她，哪怕只去一分钟也是好的，说是她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要跟他谈。

“是啊，要不然我什么时候才会再见到您呢？”她补充一句，叹一口气，开始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她那戴着好几个戒指的手上，“那么您就说您一定来吧。”

涅赫柳多夫答应了。

当天晚上，涅赫柳多夫独自一人待在他的房间里，在床上躺下，熄了蜡烛，可是很久睡不着觉。他想起马斯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仍旧决心跟她一块儿走，想起他放弃了土地的所有权，忽然，仿佛来回答这些问题似的，他眼前浮现出玛丽叶特的脸，现出她说“我什么时候才会再见到您呢？”的时候她那种叹息和目光，还现出她的笑容，那么真切，倒好像亲眼看见她了，他自己也微微一笑。“我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我做得对吗？我丢掉了我的财产，这我做得对吗？”他问自己。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夜晚，窗幔没有挡严，月光从那儿透进来的时候，却是不明确的。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他在心里唤起他以前的心境，回忆他以前的思路，然而那些思想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说服力了。

“万一这一切都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没有力量照那样生活下去，我对我做得对的事后悔了，那可怎么办？”他对自己说。他没有力量解答这些问题，心里生出一种很久没有感到过的苦恼绝望的心情。他没有力量把这些问题分析清楚，睡得很不安稳，就像以前打牌输了一大笔钱以后所常有的情形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