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和卡秋莎走到吵闹的地方，看到了如下的情形：一个身强力壮、留着很长的淡黄色唇髭的军官，这时候正皱着眉头，用左手揉搓右手的手心，原来他刚用右手打过一个男犯人的脸，把手打痛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下流话。他面前站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犯人，剃掉了半边头发，身上穿着很短的大衣，下身穿着更短的长裤，一只手擦着挨过打而在流血的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小女孩，她缠着一块头巾，在尖声地哭号。

“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军官骂了一句下流话，“叫你尝一下强辩的味道……”他接着又骂一句。“把孩子交给那些娘儿们，”军官嚷道，“你戴上手铐。”

军官硬要给被村社判处流刑的一个农民戴上手铐，可是那个农民一路上得抱着他的小女孩走路，他的妻子已经在托姆斯克害伤寒病死掉，把小女孩留给他了。犯人就声明说他戴着手铐不能抱孩子，这句话惹恼了当时心绪恶劣的军官，他就举手毒打这个没有立刻服从命令的犯人[这是经德·亚·李涅夫在《在旅站上》一书里所描写过的一件事（作者注）。——按：德·亚·李涅夫（1853—1920）是俄国小说作家和政论家，笔名达林，著有许多关于监狱生活的速写和小说。《在旅站上》是他在一八八六年印行的一本速写集，基本上是描写监狱当局和押解人员对待犯人的残暴态度的，那些犯人正在从一个解犯监狱转到另一个解犯监狱，有的是奔赴流放地点，有的是去受审。托尔斯泰所描写的这件事摘自该书第十八章。]。

在这个挨了毒打的人对面，站着一个押解兵和一个生着黑胡子的男犯人。男犯人的一只手上戴着手铐，眼睛阴沉地从眉毛底下时而看一下军官，时而看一下抱着小女孩的挨了打的犯人。军官又对押解兵下命令，要他把小女孩带走。犯人们当中的埋怨声越来越响。

“从托姆斯克起，一直走到这儿，从来也没叫他戴过手铐。”一个沙哑的说话声从人群的后排传来。

“她又不是小狗，她是孩子嘛。”

“这可叫他拿小妞儿怎么办？”

“这样办事，不合法律。”另外一个人说。

“这是谁在讲话？”军官仿佛被蛇咬了一口，向人群那边扑过去，嚷起来，“我要叫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法律。是谁说的？是你吗？是你吗？”

“大家都在说。因为……”一个宽脸膛、矮身量的男犯人说。

他没有来得及说完他的话。军官举起两只手，朝着他的脸打过去。

“你们要造反！我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看你们还敢造反不。我要开枪把你们像狗一样统统打死。上司知道了，反而会向我道谢。快把小妞儿带走！”

人群静下来。一个押解兵把死命哭叫的小女孩夺过去。另一个押解兵开始给犯人戴上手铐，犯人顺从地伸出手。

“把小妞儿送到娘儿们那边去。”军官对押解兵嚷道，整理一下他那根挂军刀的皮带。

小女孩极力从头巾里伸出小手来，不住地哭号，涨得满脸通红。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从人群里走出来，往押解官跟前走去。

“军官先生，请您允许我来带领这个小姑娘。”

抱着小姑娘的押解兵停住脚。

“你是什么人？”军官问。

“我是政治犯。”

显然，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的美丽的容貌和她那对好看的暴眼睛（军官接管犯人的时候已经见过她），对他起了作用。他默默地瞧着她，好像在斟酌什么事情似的。

“我倒无所谓。您愿意带领她，就由您带去也行。您怜惜他们倒好办，可是万一他逃跑了，那由谁来负责呢？”

“他抱着小女孩怎么能逃跑？”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

“我没有功夫跟您闲谈。要是您乐意，那您就把她带去吧。”

“您吩咐把这个小妞儿交给她吗？”押解兵问道。

“交给她吧。”

“到我这儿来。”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竭力把小女孩哄到她这边来。

可是小女孩在押解兵的怀里往她父亲那边探出身子，继续尖声哭叫，不愿意到玛丽亚·帕夫洛夫娜那边去。

“您等一等，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她会到我这边来的。”马斯洛娃说着，从袋子里取出一个面包圈来。

小女孩本来就认得马斯洛娃，这时候瞧见她的脸和面包圈，就到她那边去了。

所有的人都静下来。大门敞开了，那批犯人走到门外，排好队伍。押解兵又清点犯人的人数。大家把背包放在大车上，捆扎在一起，让那些体弱的人坐上车。马斯洛娃抱起小女孩，走到妇女的队伍那边去，跟费多霞站在一起。西蒙松一直在一旁观看刚才发生的事，这时候迈着坚决的大步走到军官面前，军官已经料理完一切事情，正要坐上他自己的四轮马车。

“您做的不对，军官先生。”西蒙松说。

“您回到您的队伍里去，这不关您的事。”

“我的事就是要对您说明您做的不对，而且我已经说过了。”西蒙松说着，眼睛从两道浓眉底下凝神瞧着军官的脸。

“准备好了吗？队伍听着：开步走。”军官不理睬西蒙松的话，喊一声，然后扶着赶车的士兵的肩膀，上了他的四轮马车。

犯人的队伍走动起来，伸展得很长，在两条水沟中间顺着布满泥浆和车辙的道路，穿过茂密的树林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