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顺便问一句，您住在哪儿？在久科夫旅馆吗？哎，那儿可是糟得很。您到我这儿来吃饭吧，”将军一面送走涅赫柳多夫，一面说，“下午五点钟。您会说英语吧？”

“会，我会说。”

“嗯，那就好了。您要知道，这儿来了一个英国人，是旅行家。他在研究西伯利亚的流放情况和监狱。喏，今天他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您也来吧。我们是五点钟开饭，我的妻子要求严守时刻。到那时候，关于怎样处置那个女人的问题，还有关于那个病人的问题，我都会给您一个答复。说不定可以留下一个人来照料他也未可知。”

涅赫柳多夫辞别了将军，感到心绪特别兴奋，精力特别旺盛，就坐上马车到邮局去。

邮局是一个低矮的拱顶房间。那儿有一张斜面办公桌，靠里边坐着几个官员，把邮件散发给拥挤的人群。有一个官员偏着头，熟练地把一个个信封拉到他跟前来，不停地在那上面打邮戳。官员们没有让涅赫柳多夫久等，听到他说出他的姓名，就立时把相当多的一大堆邮件交给他。这里面有汇款，有几封信，有几本书，有最近一期的《祖国纪事》[俄国当时的一种学术、文学、政治性的刊物。]。涅赫柳多夫收到那些信，就走到一条长木凳那边。长凳上有一个士兵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等着取一件什么东西。涅赫柳多夫挨着他坐下，翻看收到的信。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套着漂亮的信封，用鲜艳的红色火漆盖了一个清楚的印。他拆开信封，见到谢列宁写的信，另外附着一份什么公文，感到他的血涌上脸，他的心顿时收紧了。这就是关于卡秋莎的案件的批示。这会是什么样的批示呢？莫非是批驳吗？涅赫柳多夫匆匆地看了一遍那些写得很小、难于辨认、笔迹有力而又潦草的字，不由得高兴地吐出一口气。原来这批示是个好消息。

“亲爱的朋友！”谢列宁写道，“我们上次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关于马斯洛娃的案子，你所说的都是对的。我仔细审查了这个案子，看出她遭到了令人愤慨的冤屈。这件事只能由你递过诉状的上告委员会来补救。我就设法在那边协助他们对这个案子做出裁决，现在随信附上减刑公文的副本，根据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告诉我的通信地址寄上。这份公文的原本已经送往她当初在受审期间的监禁地点，大概会立刻转到西伯利亚总署去。我赶紧把这个愉快的消息通知你。友好地握你的手。你的谢列宁。”

公文的内容如下：“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案由某某，案卷某字某号。某某科，某年某月某日。奉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主任命令，兹特通知小市民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皇帝陛下业已披阅马斯洛娃御状，特体恤下情，恩准所请，着将该人苦役刑改为流刑，在西伯利亚较近之处执行。”

这个消息令人高兴，而且意义重大：凡是涅赫柳多夫为卡秋莎以至为他自己所能希望做到的事情，如今果然实现了。不错，她的地位发生了这种变化，就给他和她的关系造成了新的复杂情况。这以前她是苦役犯，他要求同她结婚，就无异于一句空话，仅仅在改善她的处境方面有意义而已。现在却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来妨碍他们共同生活了。可是涅赫柳多夫没有为这件事做好准备。再说，她同西蒙松的关系呢？她昨天所说的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假定她同意跟西蒙松结合在一起，那么这究竟是好事呢，还是坏事？他怎么也理不清这些思想，现在就索性不去想它。“这一切以后都会弄清楚，”他暗想，“现在要办的事是赶快见到她，把这个喜讯告诉她，让她释放出来。”他认为，只要有了他手里拿着的这份公文的副本，就足以做到这件事。于是他从邮局的办公室走出来，吩咐马车夫把他送到监狱去。

尽管今天上午将军没有批准他去探监，可是涅赫柳多夫凭经验知道，在高级长官那里断然办不到的事，在低级属员那里倒往往很容易办成，就决定现在不管怎样也要设法到监狱去，把这个喜讯告诉卡秋莎，或许可以把她释放出来也未可知，同时他也想了解一下克雷利佐夫的身体怎么样，而且把将军讲过的话转告他和玛丽亚·帕夫洛夫娜。

此地的狱长是一个身量很高而又很胖的人，气度威严，留着唇髭和一直弯到嘴角上的络腮胡子。他很严厉地接待涅赫柳多夫，直率地声明说：不经长官批准，他不能放外人进去探监。涅赫柳多夫讲起就连在京城他也常常得到许可进入监狱，狱长就回答说：

“这很可能，然而我不容许这种事。”他讲这话的口气仿佛在说：“你们这些京城的老爷们，自以为能够唬住我们，弄得我们惊慌失措，然而我们虽然是在西伯利亚东部，也还是懂得奉公守法，而且还能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呢。”

连皇帝陛下的办公厅发下的公文的副本也没有对狱长起什么作用。他断然拒绝把涅赫柳多夫放进监狱去。涅赫柳多夫本来天真地以为他一拿出那份公文的副本，马斯洛娃就能当场释放，不料狱长只是鄙夷地微微一笑，申明说，要释放任何人都得有他的直接上司的命令才行。他所能答应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会通知马斯洛娃说她的减刑公文已经发下来，而且他一旦接到上司的指令，就会立刻释放她，不会多留难她一个钟头。

关于克雷利佐夫的健康状况，他也拒绝提供任何消息。他说他甚至不能讲出这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犯人。于是涅赫柳多夫一无所获，坐上马车，回旅馆去了。

狱长所以这样严格，主要是因为监狱里容纳了比正常的容量多出一倍的犯人，拥挤不堪，而且目前正在闹流行性伤寒。给涅赫柳多夫赶车的马车夫，在路上告诉他说：“监狱里死的人可真多。他们得了一种什么瘟病。每天总有二十来个人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