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监狱那边受到挫折，涅赫柳多夫却仍然怀着原先那种生气蓬勃、兴奋昂扬的心情，坐着马车来到省长办公厅，查问一下他们那边是否已经收到马斯洛娃的减刑公文。那份公文还没有寄到。因此涅赫柳多夫就回到旅馆，一刻也没有耽搁，立刻匆匆地写信，把这件事通知谢列宁和律师。他写完信，看一下怀表，已经是赴将军宴会的时候了。

在路上他又想到不知道卡秋莎会怎样对待她自己减刑这件事。他们会指定她在什么地方住下来？他会怎样跟她共同生活呢？西蒙松会怎么样？她会对他抱什么样的态度呢？他回想她内心所起的变化。紧跟着他又回想起她的过去。

“那些事应当忘掉，一笔勾销才是。”他暗想，又赶紧把种种关于她的想法从自己脑子里撵出去。“到时候一切自会见分晓的。”他对自己说，开始考虑该对将军说些什么话。

将军家里的宴会铺排得极尽奢华，合乎阔人和大官们的生活格局。这种奢华的排场原是涅赫柳多夫习以为常的，不过长期以来他不但被剥夺了这种奢华的享受，甚至被剥夺了最起码的舒适条件以后，他就觉得这样的宴会特别称心了。

女主人是彼得堡老派的grande dame[法语：贵妇。]，以前在沙皇尼古拉的宫廷里做过女官，讲法语很顺口，讲俄语倒不自然。她总是把身子挺得非常直，不论她的手做什么动作，胳膊肘却从不离开腰部。她对她的丈夫流露出平静的、略微带点忧郁的尊敬态度。她对待客人们异常亲切，不过这又显出因人而异的不同分寸。她把涅赫柳多夫当做自家人，对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细致的、使人觉不出来的奉承态度，这结果使得涅赫柳多夫重又体会到自己的种种优点，感到愉快和满足。她使他感到她了解他到西伯利亚来的这种行动虽然奇特，却是正直的，总之她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这种微妙的奉承，再加上将军府里那种极其优美豪华的生活排场，使得涅赫柳多夫只顾欣赏漂亮的陈设，吃下可口的菜肴，同他熟悉的那个圈子里的有良好教养的人们轻松愉快地周旋，完全沉迷在一种飘飘然的舒畅状态里，倒好像最近这段时期他在生活里所经历的种种事情，无非是一场大梦，如今他刚从梦里醒过来接触到了真正的现实生活似的。

在宴席上，除了将军家里的人，即将军的女儿和女婿以及将军的副官以外，还有一个英国人，一个开采金矿的商人，一个刚从外地来到这里的、西伯利亚边远城市的省长。涅赫柳多夫感到所有这些人都和蔼可亲。

那英国人是个身体健壮、脸色红润的人，法语讲得很差，不过讲起英语来好得出奇，像演说那样娓娓动听。他见识很广，讲了许多关于美洲、印度、日本、西伯利亚的事，因而是一个有趣的人。

开采金矿的商人年纪很轻，本来是农民的儿子，如今穿着在伦敦定做的燕尾服，衬衫上配着钻石的袖扣。他有大量的藏书，为慈善事业捐助过很多钱，信奉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成为欧洲文化通过教育而移植到土生土长的健康农民身上的全新的优秀典型，所以依涅赫柳多夫看来，这个人是可爱而有趣的。

那个遥远的城市的省长，原来就是当初涅赫柳多夫在彼得堡盘桓期间听到人们纷纷议论的某局前任局长[请参看本书第二部第二十一章。]。他是个体态丰满的人，头上生着稀疏的鬈发，脸上闪着温柔的天蓝色眼睛，两只细皮白肉的手上戴着许多戒指，下身很胖。他的脸上带着惹人喜爱的笑容。省长被这一家的男主人所器重，因为在喜欢受贿的人们当中，惟独他不接受贿赂。女主人十分爱好音乐，而且她自己就是很出色的钢琴家，她也看重那个省长，因为他也是出色的音乐家，常常同她四手联弹。正巧涅赫柳多夫的心境极为温和，就连这个人今天也没有惹得他讨厌。

兴高采烈、精力饱满、下巴铁青的副官，不住在各方面为别人效劳，他那种好心肠是招人喜欢的。

不过使得涅赫柳多夫感到最愉快的，却是那一对年轻可爱的夫妇，也就是将军的女儿和女婿。女儿是个相貌不美、心地单纯的年轻女人，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她的头两个孩子身上。她跟她的丈夫因恋爱而结婚，而且是在同她父母进行过长期斗争以后才成功的。她丈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获得候补博士的学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为人谦虚，头脑聪明，在政府机关里做官，担任统计工作，特别是有关异族人的统计工作。他研究异族人，喜爱他们，极力要把他们从绝种的危险里拯救出来。

所有的人，不但对涅赫柳多夫亲切殷勤，而且分明把他看做有趣的新相识，乐于同他结交。将军穿着军服出来主持宴会，脖子上套着白色十字章，对涅赫柳多夫就像对老朋友那样打个招呼，然后立刻请客人们到旁边一张小桌上去喝白酒，吃冷荤菜。将军问起涅赫柳多夫从将军家里走后做了些什么事，涅赫柳多夫就讲起他到邮局去过一趟，了解到他今天上午说起的那个人已经减刑了，于是这时候他又要求将军批准他到监狱里去探望犯人。

将军显然不满意在吃饭的时候谈公事，就皱起眉头，没有开口说话。

“您愿意喝点白酒吗？”他转过身去用法语对走过来的英国人说。英国人喝完白酒，说起他今天去参观过一个大教堂和一个工厂，不过他另外还想看一个大型的解犯监狱。

“那正好，”将军转过身去对涅赫柳多夫说，“您可以跟他一块儿去了。您给他们开一个许可证吧。”他对副官说。

“您打算什么时候去？”涅赫柳多夫问英国人说。

“我倒情愿傍晚去参观监狱，”英国人说，“所有的人都在监狱，而且没有做什么准备，一切都保持着本来的面目。”

“啊，他是想看看那儿的种种美妙之处吧？让他自管去看好了。我给上边写过呈文，可是他们不听我的意见。那就让他们从外国报刊上去领教一下吧。”将军说着，往餐桌那边走过去，女主人指点客人们在餐桌四周各自的座位上坐下。

涅赫柳多夫在女主人和英国人中间坐下。他对面坐着将军的女儿和某局的前任局长。

吃饭的时候，大家的谈话断断续续，一忽儿谈到英国人讲起的印度，一忽儿谈到东京远征[指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八年间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越南北部所进行的殖民地战争。“东京”是越南北部的旧称。]而遭到将军的严厉批评，一忽儿又谈到在西伯利亚普遍流行的欺诈行为和贿赂风气。对于所有这些谈话，涅赫柳多夫都不大发生兴趣。

不过饭后大家在客厅里喝咖啡，英国人和女主人谈起格莱斯顿[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当时的首相，执行殖民地扩张政策。一八八二年他的政府强占了埃及。]，开始了一场很有趣味的谈话。涅赫柳多夫觉得他自己在这场谈话里出色地表达了许多聪明的见解，连那些同他交谈的人也注意到了。涅赫柳多夫吃过一顿好饭，喝过一点好酒，到喝咖啡的时候，又夹在亲切和蔼、有良好教养的人们当中，坐在柔软的圈椅上，他的心情就变得越发愉快了。等到女主人答应英国人的请求，跟前任的局长一块儿靠着一架大钢琴坐下，开始弹奏他们以前用功练习过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涅赫柳多夫就生出一种很久以来都没有经历过的、十分满意自己的心情，倒好像他现在才看出他自己是一个多么好的人似的。

那架大钢琴挺好，交响乐也弹得出色。至少，涅赫柳多夫这样觉得，他是喜欢和理解这交响乐的。他听着那段美妙的行板，感到鼻子里发酸，因为被自己以及自己的种种美德感动了。

涅赫柳多夫向女主人道过谢，说是他很久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快乐了，然后正要告辞走掉，不料女主人的女儿带着果断的神情走到他跟前，涨红了脸，说：

“您刚才问起过我的那两个孩子；您愿意去看一看他们吗？”

“她以为大家都想去看她的孩子呢，”母亲说，看到她女儿这种可爱的鲁莽而微微地笑着，“公爵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刚好相反，我很感兴趣，很感兴趣呢，”涅赫柳多夫说着，被这种溢于言表的幸福的母爱所感动，“请吧，您带我去看一看。”

“她领着公爵去看她的小娃娃了，”将军在牌桌那边叫道，笑起来，他正在跟他的女婿和金矿业主、副官一块儿围着牌桌打牌，“您去吧，去尽一尽您的义务吧。”

这当口，那个年轻的女人想到马上就要有人来评断她的孩子的好坏，分明心情激动，就迈着快步，在涅赫柳多夫的前头走到里边的房间去。他们走到第三个房间站住，那个房间很高，糊着白色的壁纸，点着一盏不大的灯，上面扣着一个深色的灯罩。那儿并排放着两张小床，有一个乳母在两张小床中间坐着，上身穿一件白色小披肩，生着西伯利亚人的高颧骨，神态忠厚。乳母站起来，向他们鞠躬。那个母亲就在头一张小床边上弯下腰，床上安宁地睡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张开小嘴，鬈曲的长发披散在枕头上。

“这就是卡佳，”母亲说，拉了拉带浅蓝色条纹的线毯，因为有一只小小的白脚从线毯底下伸出来了，“她好看吗？要知道她才两岁呢。”

“真可爱！”

“这个叫瓦秀克，是他爷爷给他起的名字。他完全生得另一副模样。他是个西伯利亚人呢。不是吗？”

“挺好的小男孩。”涅赫柳多夫说，瞅着那个背脊朝天睡熟了的小胖子。

“真的吗？”母亲说，意味深长地微笑着。

涅赫柳多夫想起那些铁锁链和剃掉半边头发的脑袋，想起那边的殴打和堕落，想起了垂危的克雷利佐夫、卡秋莎以及她的全部身世。他不由得生出羡慕的心情，巴望他自己也能有这种目前依他看来显得优美纯洁的幸福才好。

他把那两个孩子夸了好几次，至少算是部分地满足了贪婪地听着这些称赞的母亲，然后就跟着她走回客厅。英国人正在客厅等他，好按照他们先前约好的那样一同坐车到监狱去。涅赫柳多夫就向老一辈和小一辈的主人们告辞，同英国人一起出去，走到将军府的门外。

天气变了。鹅毛大雪正下得紧，已经盖没了街道，盖没了房顶，盖没了花园里的树木，盖没了门前的台阶，盖没了车篷，盖没了马背。英国人自己有一辆轻便马车，涅赫柳多夫就吩咐英国人的马车夫把车赶到监狱去。他自己一个人坐上他自己的那辆四轮马车，心情沉重，感到他自己正在去履行一种不愉快的责任。他就这样坐着他那辆柔软的四轮马车，跟在英国人的轻便马车后面，沿着难于行驶的雪地往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