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路高低起伏平缓有致，与美国的公路相比，空旷得可怕。其他车辆气势汹汹地冲过来，快如子弹，骑跨在路的中央。路边，阳光所及之处，穿着五颜六色柏柏尔人[柏柏尔人：北非民族。]。服装的小姑娘们伸出一束束鲜花——紫罗兰？罂粟？——我们害怕，不敢停下也不敢接受。我们怕什么？陷阱。抢劫。怕钱给少了或给太多。法语不太懂，阿拉伯语或柏柏尔语全不会。“别停车，爸爸，别！”孩子们叫道。真的，当我们在集市上停下时，好奇的人从各处冒出来，聚集在我们租来的雷诺汽车旁，盯着车里，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邀请。

一九六九年，我们是生活在英国的美国人，四月间我们来到摩洛哥，天真地以为来这儿绝对跟每年此时东部美国人奔向加勒比海岸的阳光一样。

雷斯廷加荒凉多风，一家跟我们一样对它的当季气候一无所知的英国旅行社把我们送到了这里。旅店呈半圆形，是积极进取、注重旅游业发展的国王刚刚下令兴建的。入夜，七弯八绕的走道门砰砰合上，一位身着带帽兜斗篷的孤独保安守卫着空荡荡的房间以及旅游旺季之前就来的这家奇怪的美国人。白天，海浪太大不适合游泳，地中海不是葡萄酒那般醇厚的深红，而是墨黑得如同石油。沿着海滩漫步，我们双脚会沾上焦油块。躺在海滩上，风把沙子吹进耳朵。远处，粉红色的水泥公寓楼慢慢建起来，看得出，不出一个月，这些空旷的广场、木栅栏围住的拱廊里就会挤满各处拥来的游客。但是现在，这儿只有狂风、有气无力的太阳，以及不远处孤单、懒散、沉默的——阿拉伯人。或许，他们是柏柏尔人？不管怎样，是披着袍子的黑皮肤，他们吓着了我们的小宝贝吉纳维芙。现在的她穿着镶着亮片的迪斯科舞服，那么高那么可爱，可那时只有八岁，胖乎乎的，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卡莱布十岁，马克十二岁，朱迪斯正是含苞待放的十四岁。

“真可惜，”我对雷斯廷加旅馆的经理说，这是个穿着蓝色毛衣的年轻人，四处走着关上被风吹开的门，“风太大，无法去海水浴。”[“风太大，无法去海水浴。”：原文为法语]

“风太大。[“风太大。”：原文为法语。]”他笑着表示同意，仿佛让我们安心，我们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蠢。

“孩子们真倒霉，我太太也是。风太大，没法出门。这家旅馆，在夏天真漂亮。[“孩子们真倒霉，我太太也是。风太大，没法出门。这家旅馆，在夏天真漂亮。”：原文为法语。]”我本该用虚拟语气和未来时的，而且不该试图解释。

对我们的离开，经理送上了淡淡的祝福，但又用一连串的财经法语解释，为什么他无法把我们在伦敦预付的钱退还给我们。结果我只剩下极少量现金、一张赫兹信用卡、四个孩子、妻子以及还要将我们困在摩洛哥十来天的机票。

我们坐公共汽车去丹吉尔[丹吉尔：摩洛哥北部古城、海港，丹吉尔省省会。]。中午时分站在空旷的公路边上，六个漂泊的美国人，矮矮胖胖、脆弱不堪，穿着英国羊毛服装，行李箱里塞满了在白百合[白百合：英国著名体育用品专店。]买的欧洲大陆户外装、企鹅出版社的旅行读物。太阳烤晒着我们，还有大风。路向两端延伸出去，融化在远处的粉红色流云之中。“我简直不敢相信，”妻子说，“我想哭。”

“别吓着孩子们。”我说。“我们能怎么办？”我问，“没有出租车，没有钱。”

“一定有别的办法。”她说。不知怎么，记忆中那时的她戴着一顶海军蓝贝雷帽，样子真的不敢恭维。

“我害怕。”吉纳维芙宣布道，紧紧抓着她的背包。她穿着厚厚的灰色外套，看起来热得难受，满脸通红。

“小宝贝。”她的姐姐不屑地说。她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引起当地男人的注目，因此觉得自己相当有力量。

“汽车会来的。”当爸爸的保证道，目光越过他们的头顶，望向公路尽头。公路消失在应国王之命缓慢修建的粉红色建筑群中。

一个身着肮脏土耳其长袍的瘦黑男子突然现身，用拖得很长的鼻音和我们说话。他摊开手掌，仿佛要让人看手相。

“爸，这人在跟你说话。”马克很难为情地说。当时他还那么稚嫩，现在已是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

“我知道他在跟我说话。”我无可奈何地告诉他。

“他说什么，爸？”吉纳维芙问。

“他在问这里是不是汽车站。”我撒谎道。

那个人，还在说着，更靠近了些，口气中有一股浓厚的穆斯林味道——当地辣椒的味道、牙齿腐烂的气味，还有虔诚斋戒后口腔发出的焦干的味道。他说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急迫，但是他充血的眼里的光芒却慢慢淡了下去。

“让他走开。”这个建议来自卡莱布，我们沉默、淡定、理智的孩子，现在他是大学动物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

“我想他会的。”其实我也没把握，但他冲我们这群没有反应的白痴摇摇瘦骨嶙峋的头，真的走了。我们这个小家庭聚拢在一起，松了口气。沙子吹进我们的鞋子里，那座我们刚刚离开的旅店、在这片陌生土地上我们唯一的家，它那些半圆形大厅在我们身后咆哮着，像某种低沉、笨拙的乐器。

巴士！去丹吉尔的巴士！我们挥着手——我们拼命挥着手——巴士将信将疑地停下了。车顶上绑着枯萎了的绿草、装着鸡的鸡笼以及一卷卷地毯。车里都是摩洛哥人：灰尘满面、弓着腰、耐心的陌生人，头上戴着、脚上穿着针织小饰物，身子裹在长袍里。女人们全身素黑，有的还蒙着脸。看到拥上来这样一群满脸通红、孩子气的美国人，所有人的眼睛都变得闪烁，全往上翻，既警惕又惊异。

司机迟疑地收了车费，几个迪拉姆[迪拉姆：摩洛哥货币单位。]。他留着纳赛尔[纳赛尔：纳赛尔（1918—1970），埃及第二任总统。]式的小胡须，下巴也很像纳赛尔。巴士最后面还有点位置。当我们吃力地把笨重的行李箱搬到走道上时，车子摇晃着开动了。我真害怕我们无辜的庞大体积会让这辆脆弱的车以及刚好达到微妙平衡的货物散架。车厢深处，那股当地气味，像是绳索在燃烧的味道，更浓烈了。

在丹吉尔，摇晃的巴士换成了超载的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自作主张，把我们载到了赫兹[赫兹：赫兹是全球最大的租车公司。]公司门前，还试图进去帮我们交涉。感谢真主，他的帮助其实并无必要：我出示的黄色塑料赫兹卡就包办了一切。要是我也能出示灰绿色的美国运通卡就好了，那我们悬而未决的漫长旅途，从丹吉尔到拉巴特[拉巴特：摩洛哥首都。]到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摩洛哥第一大城市。]，然后穿越杰迪代[杰迪代：摩洛哥西部港市。]、索维拉[索维拉：摩洛哥西部城市和旅游胜地。]和泰夫劳特[泰夫劳特：摩洛哥南部山城。]的狭长街道的漫长旅途，会轻松好多，因为在每家旅馆，我们必须乞求他们接受伦敦银行开出的个人旅行支票，除了最昂贵的酒店外，没有一家旅馆愿意冒这个险。结果在逃离地中海大风的拮据行程中我们能不时奢侈一下。

当我们驶进拉巴特时，大街小巷铺天盖地的红色。看到有锤子与镰刀、列宁的海报时，我们放弃了受欢迎的任何想法。多面派的国王接待了包括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在内的苏联高级访问团，我们发现拉巴特希尔顿酒店被他们全订满了，无法收容最有需要的孩子们。

但是，一家苏联人不想住的旅馆接纳了我们。吃中饭时，饥肠辘辘的我们在铺着小地毯的圆形厅堂中落座，记忆中，四周摆着巨大的铜盘，一个笑嘻嘻的赤足女孩踮着脚在我们身后走着，朝我们头上洒玫瑰花水。马克觉得痒痒的，做了个鬼脸。

在高于海平面的草坪上，这种受到隆重接待同时又很好玩的感觉再度重现。在走过一连好多英里的空旷野地后，我们饥肠辘辘，靠着一个木制箭头的指引，看到一家极小的饭馆，几乎就是个斜搭的小棚。我们停下租来的雷诺车，排成一列纵队，战战兢兢地穿过草地，如同走向气味浓烈的巴士尾部时那样，我们再度感觉到了自己的巨大。一个男人从简陋的小棚子里扛着一张桌子出来，我们停下脚步，又一个男孩搬着椅子走出来。在一种愉快的氛围中，这些家具被安放在我们示意的地方——绿油油的草地上。葡萄酒、米饭、烤肉串和可乐被及时地从小棚子里端出来，我们面对大西洋、淡褐色的悬崖和只有一头驴子在吃草的牧场，享用着它们。我们得知，我们是这家临海饭馆接待过的唯一一群客人。

在回泰夫劳特的路上，进入下阿特拉斯山脉的石山时，汽油表居然显示为零，目力所及之处没有房屋，没有一头绵羊、山羊，只有一个小女孩站在没有铺沥青的路面低洼处，朝我们伸出一把鲜花。这条路是干涸的河床，全是石子，所以我们的雷诺车行进得很慢，慢到当她看到我们真的没打算停车时，有时间用那束花抽打我们汽车的挡泥板，还把它们从开着的车窗扔进来。有一两朵花掉在我们大腿上，余下的都落在她脚边的沥青上。从后视镜里，我看到小女孩在愤怒地跺脚，也许她哭了。她的年纪跟吉纳维芙相仿，当她在我们身后渐渐变小，直到看不见时，吉纳维芙也感同身受，流露出哀伤的神情。

在泰夫劳特，卡莱布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瘸得很厉害的男人看：男人有点像蜘蛛，用他的双手快速地在拥挤的地面上移动，小身板在两手间拖行。实际上，他并没有行乞，他四处移动，像是一位当地要员，正赶着去办什么要紧的事。

在阿加迪尔[阿加迪尔：摩洛哥西南部港市。]北部，我们在旅馆房间里等着吃中饭，时间一点一点慢慢过去，我们发觉外面马路上的车辆行人全停了下来。警察飞快地赶来了，开始对开一辆脏兮兮货车的司机展开问询。这个年轻人穿着一件浅色工作服，懒懒地靠着驾驶室，头耷拉着，当警察问话时，他一直不停地点头、点头。马路上双向交通都中断了，我们待在自己这一边，纯粹的游客，感兴趣而已。很难看清发生了什么，有捆什么东西被车轮挡住了看不见。喧闹声中，警察把一位母亲带过来，马克穿过马路去看。

马克回到我们站的路这边时，脸色苍白，也没做搞笑的鬼脸。我们问他看到了什么。“你不会想看的。”这是他的回答。

“是个小女孩。”他后来告诉我们。

这位母亲个头矮矮的，穿着黑衣服，没戴面纱。她在路对面的斜坡上来回跑着，她怪异的号丧、恸哭声划破长空。男人们在她身后追赶，想把她摁倒在地。他们失手了，兴奋的追逐人群越来越庞大，一队笨拙的人在她身后撵着她，她的悲哀里有超人的力量。没有哪个美国人能发出她那种声音。她胸腔里所有的气息直冲云霄，如此突然，如此有力，令她身躯震颤。古老的哀悼仪式支撑着她。她的表演这般赤裸裸，这般纯粹，我们扭过头去不想再看，我们不是来摩洛哥见证这种场面的。当两个男人最终捉住她，用手摁住她时，她晕倒在地。

在阿加迪尔，我们找到了想要的天气。那里的海滩宽阔，阳光、海水都很温暖，海滩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们找其他度假的人，想在他们旁边安坐下来，却一个也没看到。我们在离防波堤不远处摊开毛巾。朱迪斯离开我们走到远处，穿着比基尼的她腼腆，肌肤如珍珠般洁白细腻。她拣小石子，凝视大海，离父母兄妹远远的。吉纳维芙和卡莱布开始砌沙堡。马克仰面躺着，一门心思想把皮肤晒成古铜色。

我们慢慢才意识到三十码之外躺着一个身穿长袍的阿拉伯人，他面朝我们。他的脸——黝黑，五边形——一直冲着我们这边，从缩水的皱巴巴的袍子里凝视着我们，眼睛似乎因刺痛而充血，默默地冒着欲火。吉纳维芙和卡莱布默不作声地建沙堡，朱迪斯回到我们身边，我们都不敢冒险穿过沙滩上的垃圾、穿越那个阿拉伯人沉默摇曳的眼光走向诱人的海边。妈妈小声对我说：“别看，那个男人在自慰。”声音如此细小，孩子们不可能听见。

他真的是在自慰。从他的袍子里，冲着朱迪斯和我们。

我站起来，腿在哆嗦，领着大家飞快地从海滩撤退了。那天下午我们找到一个私家泳池，门票不过一个迪拉姆，全是欧洲人在这里游泳、晒太阳，安全地避开了周围的文化环境。我们在阿加迪尔的五天里天天都去那儿。阳光明媚，微风习习。我们找到一对法国老夫妇经营的小旅馆，旅馆包围在九重葛花丛中，庭院里有只鹦鹉，吃饭还有欧式菜单。

不到十年前，就在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阿迪加尔发生的一场大地震造成了约一万两千人死亡，这座城市也遭受重创。我们看不到这场灾难的一丝痕迹。在阿加迪尔我们重新回归了中产阶级，我们又有钱了。我给伦敦银行拍了电报，他们与阿加迪尔的一家银行达成了一项可爱的英式“协议”。这家银行建于一九六年，大理石正门相当整齐体面，可里面却有股浓烈的牲畜臭味。穿着牧羊人长袍的商人们在长而嘈杂的柜台前嘟囔着、等候着，每有一笔交易，都会有人用阿拉伯语大声叫出当事人的名字。当我的名字被喊出来时，显然从伦敦汇来的钱的金额也一道被喊了出来。嘟囔声停止了，柜台前惊异的褐色眼光全朝我这边飞射而来。我一下子膨胀得像个巨人——有钱的奇人、怪物。当我把那些色彩柔和的钞票塞进钱包时，我满脸通红，想解释一番：“我有孩子要养活。”

吉纳维芙喜欢喂那只在我们旅馆周围徘徊的狗。外国的宠物也很奇怪：想想吧，它们比你更懂法语或阿拉伯语。它们跟美国动物不大一样：斜着眼，走路的样子也有点不同。后来才发现，我们的相机里充斥着这些动物的照片，而且都没对准焦，是孩子们拿尼康相机照的。

我们好不容易才逃离阿迪加尔，逃离摩洛哥。在篮球大小的地球仪上，我们昨天开过的距离也就拇指指甲那样的一小块。在摩洛哥航空公司，他们告诉我们从阿加迪尔飞往丹吉尔的航班上没有六个空位，而我们在丹吉尔定好了当晚的酒店，还有第二天清晨飞往巴黎的航班。别无他法，只能驾车前往。这个距离我们曾花好几天穿越过，全长五百英里，八百公里，沿着非洲西北侧一路前行。

我们黎明时分出发，保险起见，我们带了一大箱橙子和巴黎矿泉水。爸爸开车，一小时接一小时。妈妈拒绝在摩洛哥开车，也许是因为租车条款并没有把她列为司机。你们这帮孩子，四个人挤在一辆小小的雷诺车的后排，很安静。孩子天性使然，你们仿佛感觉到了真正的危险，真正的困难。

在某个灰扑扑的小城市，也许是萨菲[萨菲：摩洛哥西部城市，盛产沙丁鱼。]，我没有看到红灯，便闯了过去。尖利的口哨声响起来，从后视镜里，我看到一个戴白色头盔的人平静地抄下了我的车牌号，清楚得如同我看到那个卖花小女孩在跺脚一样。白头盔离我们越来越远，可他的目光却一直追随着我们。我的心沉了下去。可是街道笔直伸向前方，穿着脏兮兮的当地服装的行人们继续若无其事地来来往往忙他们的事。再过一天我们就安全地在巴黎了。交通信号灯安放的地方不对，太靠近路边，还被广告牌挡住了。我像罪犯似的继续开着。男孩们欢呼着，女孩们则有些不安。

“也许他只想大声训你一顿。”吉纳维芙说。

“不太可能，”马克争辩道，“他也许会把爸爸关进到处都是老鼠和虱子的监狱，那种地方很可怕。”

“我看到了红灯，”妈妈温和地说，“我以为你也看到了，亲爱的。”

“非常感谢。”我则没有那么温和了。

“我没有看到，”卡莱布说，他是我们家天生的安慰者和和事佬，“也许是黄灯，后来变成了红灯。”

“谁看到了交通信号灯，而且认为是黄灯？”我满怀希望地问。

回答是沉默。

“谁看到了交通信号灯，而且看清楚了是什么颜色的？”

“红灯。”三个声音齐声响起。

“那你们想让我怎么做？掉头回去，跟那个警察解释？真抱歉，先生，但我并不是——[真抱歉，先生，但我并不是：原文为法语。]”

“不！”又一次齐声呼喊，妈妈并没有出声。

“你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朱迪斯告诉我，几乎是用一个成熟女人的腔调。

“快点开，爸。”马克说。

我们已经来到小城郊外，没有警车追上来。空旷的绿色牧场、平滑而空荡荡的道路让我们改邪归正。我们顺着海岸线艰难地开着，回溯之前的日子。这儿是悬崖边草地上的小餐馆。这儿是那个设在路边的木炭烤炉，是大家都拒绝吃独眼人为我们做的鹅肝三明治的地方。这儿是卡萨布兰卡，完全不是电影里的那样。这儿是拉巴特，红色标语已经取下，苏联人到别处去了。现在是傍晚，爸爸的肩胛骨生疼，眼里全是沙子，他越来越肯定，在这个君主统治的王国里，他的车牌号通过秘密警察网络传遍了整条海岸线。警笛随时会响起，他会被抓起来、逮捕，扔进令人痛苦而真实的摩洛哥；这个真实的摩洛哥他本不想理会，他只想偷享这儿的阳光和异域风情。

也许警察会在丹吉尔的酒店前台等候他。从雷斯廷加到那些只住过一夜的旅馆，再到阿加迪尔银行支票上的签名，他们一路追查着他的名字。抑或在机场可能会出现这样一幅场景：入境护照检查处的手铐。噢，为什么口哨声响起时我不停下来呢？

如果我的法语不那么初级，我可能会停下来。

如果我们最近没有在旅馆的《新闻周刊》上读到一篇有关无辜的美国人在非洲、亚洲监狱里慢慢死去的文章，我可能会停下来。

如果不是美国在越南被打得没有招架之力、无法脱身的话，我可能会停下来。

如果不是拉巴特的红旗、海滩上自慰的男人、卡车轮下死去的女孩……不管怎样，我没有停车，我拒绝停车，我胆小，害怕停车，这成为我关于摩洛哥的记忆中的一个污点。

当我们驶进丹吉尔时天已经黑了。必须经过迷宫似的单行道才能到达酒店，不过酒店前台早已善良地登记下了我们预订的房间，而且并没有递给我们逮捕令。国王本人也不会比这家酒店更善待游客了。头发灰白的酒店侍者（他看起来有点像奥玛·沙里夫[奥玛·沙里夫：奥玛·沙里夫（1932—2015），埃及演员，曾出演过很多好莱坞电影，代表作有《日瓦戈医生》等。]）接过我递给他的一小把乱七八糟的迪拉姆钞票时，满脸堆笑。酒店侍者们深深地鞠躬，仿佛我们是那儿唯一的客人。当我们到达那儿时，在那个季节，我们差不多真是唯一的客人。这趟行程总共耗时十五个小时。我们吃光了整袋橙子，喝光了所有巴黎矿泉水。第二天清晨，我们难过地与忠心耿耿的雷诺车分别，它从来没坏过，但我们把它还回去时它已是灰头土脸。赫兹租车行里的人正忙于算账，几乎没有抬头看一眼，也不知道他们的车牌有了这么严重的犯罪记录。一个月后，这些账单被送往伦敦，大约有覆盖地球的臭氧层那么厚。我们逃脱了。

孩子们，还记得巴黎吗？在杜乐丽花园[杜乐丽花园：原为皇家花园，位于卢浮宫和协和广场之间。]，春寒料峭中我们挤作一团。雷诺车的后座空间不够你们四个孩子坐，所以你们中有一个，通常是吉纳维芙，只好靠前坐着，呼出的气息吹到我耳朵里。妈妈呢，系着安全带坐在我旁边，分发橙子和水。卡莱布和马克不知疲倦地争辩谁在“挤”谁。朱迪斯靠着窗户，做梦游离。在摩洛哥，我们一家人曾经那么紧密地在一起，可我们就是从那以后开始疏离四散的。长大成人，走出家门，目睹父母离婚——全发生在那之后的十年间。但是，在埃菲尔铁塔光芒四射的顶部平台上，我觉得我们被永远地印铸在了一起。